重建「世界之中國」的核心價值觀

重建「世界之中國」的核心價值觀

作者：石斌 來源：學術中國

作者簡介：石斌，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主要從事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及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

　　一、今日之中國乃「世界之中國」

　　梁啟超曾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個時期。與此對應，中國的身份或地位也可分為三個階段：「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載《飲冰室文集》卷34，商務印書館1925 年版，第25 頁）。無論這第三階段始於何時（梁氏大概是以18世紀末的「海通」為開端），至少，自中國的孤立狀態被西方堅船利炮強行打破以後，中國就已被迫捲入現代國際體系，進入「世界之中國」的發展階段。這個歷史經驗，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價值體系與國際觀。在中國人看來，這個西方主導的外部世界所奉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國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自強不息甚至通過革命打破這個秩序，舍此別無他途。原本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的中國人，從此將民族大義置於頭等地位，每遇外來壓力，民族主義情愫便油然而生；一向提倡重義輕利的中國人，自此也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邏輯，甚至變得有些「憤世嫉俗」。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變化。

　　換言之，儘管中國早已進入國際體系，卻不僅沒有「融入國際社會」，相反從根本上是很反感這個西方主導的社會的。因此確切地說，我們今天自稱要「融入」的，其實是國際社會，而不只是國際體系。國際體系是國家間作用的系統，其存在的前提僅僅是國家間有足夠頻繁的聯繫，以至各國的政策行為彼此構成影響。國際社會則是有共同的利益、規則、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國家群體。據此，如果一個體系成員並不認同該體系的主流價值和規則，則未必會被所謂主流國際社會（實質上是其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視為該「社會」的成員。

　　在西方社會看來，1949年以後的中國先後經歷了國際體系的「挑戰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維持者」等角色的轉變。50年代，中國被視為對西方的一個主要挑戰，60年代甚至一度被視為國際體系中最具激進色彩的革命主義國家。隨著中國在70年代初嘗試打破孤立狀態，並在70年代末啟動意義深遠的改革計劃，這種形象開始發生變化。至少可以說，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正式邁出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冷戰結束以來，這個步伐無疑是加快了。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在國際體系和地區層面，周邊和安全等領域都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舉措和新成就，中國外交總體上表現出積极參与國際事務，努力開展國際對話與合作，日益重視多邊主義的特徵，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意願相當明顯。

　　然而，這種外交態勢似乎並未打消外界的顧慮和猜疑。中國的國際身份在西方人眼裡反倒變得複雜起來。「強大但不確定的中國」，成為近些年來議論中國時的一種流行話語。「負責任的大國」則似乎成了判斷中國是否具備國際社會成員資格的主要標準。

　　然而，究竟何謂「負責任的大國」？外人的理解大概與我們很不一樣。按照西方的觀點，國際體系中的大國負有共同「提供」和維持國際秩序的特殊責任。中國是否支持現行國際秩序中的「主導性規範」(dominant norms)，換言之，是否願意維持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現狀，是佔主導地位的西方大國（dominant powers）對所謂「負責任」的定義。（Rosemary Foot, 「Chinese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2001）而且，國際社會的「門檻」在冷戰結束後似乎又被抬高了，這就是與人權和民主治理等概念有關的所謂「新文明標準」。一些西方輿論仍然拒絕將中國視為「負責任的國家」，理由是無法確定未來中國將如何運用自己日益增長的實力，並認為中國的國內政治和人權狀況增加了這種不確定性。有些人甚至認為，中國要滿足這些「新標準」將極其困難，因為在他們看來，人權、民主治理與法治等觀念尚未成為中國核心價值理念的一部分，或者與我們現有的主流價值觀相抵觸。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撇開出於傳統權力政治觀和自身利益考慮而刻意扭曲中國形象的意圖不談，對中國的「真實」與「合理」疑慮，說到底是基於這樣一種邏輯：如果你自稱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那麼你對這個社會賴以存在和運行的基本規則、制度、主流價值持什麼態度？一個強大起來的中國願不願意、能不能夠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與義務？除了利益目標與物質追求，中國的價值目標與精神追求是什麼？要言之，當代中國作為「世界之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和相應的外交價值取向是什麼？

　　二、「世界之中國」需要核心價值觀

　　現代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國家核心價值觀。國家核心價值觀不僅是凝聚全民共識、維繫國家認同的精神紐帶，也是處理對外關係、塑造國家形象的思想坐標。沒有核心價值觀的凝聚與感召，一個民族就會精神渙散；一個「魂不守舍」的國家，人們有理由擔心它究竟能走多遠，走向何方。

　　現代中國曾歷盡滄桑巨變，如今又處於一個重大的轉型時期。中國過去幾十年所發生的變化之大，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相提並論。經濟成長既使數億國民脫離貧困，同時也再造了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態。急劇的變革導致傳統與現代價值的激烈衝突，國家或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視線已然模糊。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確乎也只能是「世界之中國」，這不僅因為中國已成為影響世界的重要力量，更因為中國的持續發展離不開世界。因此我們尤其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外交價值觀。外交價值觀作為國家核心價值觀在對外關係領域的延伸，實際上也是內容更為廣泛的國際觀的核心。

　　如果說在建國之初，中國對自身的定位很明確，我們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共產黨國家，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行為準則也很明確，那麼我們今天似乎已沒有這種清晰的自我判斷，故而時常處於某種猶疑、彷徨甚至自相矛盾的狀態，很難表現出前後一致的對外形象。如果國際身份不明確，外交價值取向不清晰，在實踐中不能保持核心原則的一致性與一貫性，那麼許多積極舉措就可能被視為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的權宜之計。

　　中國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但實力增長並不自動導致國家形象的改觀——倘若真有如此方便，那麼實力最強的美國應該也是形象「最美」的國家了，事實卻不然。對中國而言，經濟健康、國家統一、周邊安全等最重要的戰略問題，無不與國家形象息息相關。這個「形象工程」的建設，固然需要從多方面入手，但從長遠和根本上看，仍然有賴於國家核心價值觀和外交價值觀的建設。

　　中國的崛起想必也不能單指經濟增長，還包括政治進步與文化復興。文化復興當然包括價值體系與道德秩序的重建，因為道德價值觀正是文化的核心。其實，自近代中國出現「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來，中國人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危機了。這個危機本質上是價值危機，惜乎迄今尚未「解困」。

　　外界渲染的所謂中國「形象危機」，未必純屬杞人憂天或聳人聽聞。2005年美國佩尤研究中心的國際民意測驗結果曾經顯示，由於伊拉克戰爭，美國的海外形象一落千丈，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歐洲盟國，對中國比對美國更有好感。2007年發表的年度《全球態度調查》報告則認為中國的國際形象有下滑趨勢。英國外交政策中心的一項研究還指出，儘管我們自認為是最值得信賴的民族，海外對中國卻缺乏信任感。

　　這些研究結論到底有多少客觀性和科學性，當然大可商榷。國際政治錯綜複雜，海外輿論自然也是泥沙俱下，其中難免有誇大其詞的成分。但惟其是逆耳之論，這才值得重視。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把批評完全歸咎於對中國的無知與誤解、冷戰「餘孽」的敵對心態，或者對中國經濟成就的酸葡萄心理，無疑也是不客觀的。對於最近海外關於「中國製造」的議論，亦當作如是觀。揆諸身邊的事實，凡有良知者恐怕都不敢說自己是個毫無顧慮的消費者，或者誠信問題在中國已無改進的餘地。近期沸沸揚揚的「黑磚窯事件」，難道還不足以彰顯中國社會的價值錯位與制度闕失？

　　總之，重建國家核心價值觀和外交價值觀以適應全球化潮流和中國自身的變革，已經刻不容緩。中國外交不但需要進行攸關利弊得失的政治權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如果只講前者，「負責任」的國際形象與「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從何談起？

　　利益與價值其實並不矛盾。韋伯就曾指出，直接支配行動的固然是利益而非價值觀念，然而「觀念所塑造的『世界表象』卻經常充當轉換器，決定著利益的動力所運行的軌道。」物質利益與文化價值觀往往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外交政策。西方大國的思想與政策的深處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以美國為例，其國家安全戰略力圖維護的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而不僅是「核心利益」。後者更多提示的是那些有形的、具體的、物質的東西。美國人在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時，很少狹窄地將其限定在領土、經濟等民族國家賴以安身立命的物質基礎方面，舉凡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民主價值觀、民族認同或國家凝聚力等等，都在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需求的範圍之內，意識形態和道義原則與國家利益是相輔相成的。這是美國政治文化與戰略文化的突出特點。從根本上講，美國政治精英既是現實主義者，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懂得用權力來追求理想。從「工具理性」的消極意義上講至少是懂得道德言辭、道德旗幟的實際功用。例如杜勒斯就曾說過，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僅可以互為補充，而且相互依賴，美國「幾乎是唯一有足夠力量講求道義的國家」。 他還認為，掌握道德主動權是獲得影響力的途徑，蘇聯的巨大影響力，就曾得益於其所採用的「與美國的信條如出一轍的」道德旗幟。里根政府的口號是以「實力」求「和平」，今天的新保守派更是公然宣稱要用實力甚至武力來推廣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

　　面對這樣的事實，那些喜歡武斷地把政治人分成理想派與現實派，或者把利益與價值對立起來的理論家們，可以幡然醒悟了。

　　三、「兩隻眼睛」看世界

　　歷史上的大國，無不對國際社會的基本觀念和價值體系產生過重要影響。要激勵自身，吸引世界，中國外交同樣需要有價值創新。然而，只有當自身的主流價值體系清晰、完善之後，才有可能從中提煉出最本質的、從而有可能為其他民族所認同的價值觀念。國家核心價值觀，不僅要反映在政治文化與制度層面，還必須體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國核心價值觀的成功建構及其社會凝聚與秩序整飭功能的有效發揮，必須基於廣泛的社會共識，有賴於政治領袖、社會菁英與全體國民長期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單靠國家權力或少數人的意志強行灌注，畢其功於一役。茲事體大，其過程必定是異常複雜、艱難甚至痛苦的。

　　「世界之中國」的核心價值觀究竟應該由哪些要素構成，筆者當然無力回答。但毫無疑問，它必須「上承舊統下啟新運」，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充分吸納合理的現代價值；既能夠反映自身的歷史經驗、現實需要和價值取向，又能夠適應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類共同的需要與「類」價值；既重視權力與秩序，也強調公平與正義。總之，我們必須「兩隻眼睛」看世界。

　　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建設首先必須依託自身的文化傳統。倘若完全拋棄傳統，缺乏文化自覺，則可能出現「自性」（identity）危機。連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中國性」（Chineseness）都喪失了，何談獨具特色的價值創新？

　　中國外交實現價值創新的本土資源其實異常豐厚。我們民族的許多優秀思想文化傳統，與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根本需求也是一致的。例如，「講義氣」，「重然諾」，抑強扶弱的俠義精神；崇尚和平、鄙視爭戰的「和為貴」精神；尊「王道」而反「霸道」的傳統；「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觀念；「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厭惡極端、避免絕對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世界觀與自然觀，等等。其中，作為中國文化之精髓和首要價值的「和合」主義，可謂相當系統而富有生命力。和合文化所倡導的「和諧」思想與「和而不同」理念，不是工具-技術理性所推崇的「問題-解決」理論，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性和普適性的交往規範、生存原則與人文精神，也是我們民族特有的一種思想氣質和文化態度。這個基本的文化態度，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對於處理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衝突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各民族必須理解和珍視自身的文化傳統，同時了解並樂於肯定異域文化的長處，在對話與溝通中取長補短，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實現多元共處、協同發展的局面。中華民族在多元基礎上形成一體的歷史經驗，對於世界各民族逐步認同於一個人類共同體，也不無參考價值。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範圍之廣，包括漢族本身所包容凝聚的民族來源之多，環顧世界無出其右者，這主要就得益於文化上的包容性。「夫物之不齊，世之情也」，然而「口之於味，有同耆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文化價值觀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現實世界只能是多樣性的統一，這正是「和而不同」的觀念所賴以立足的關鍵理由。

　　但另一方面，我們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能完全靠古人替我們說話，還需要用現代觀念去闡釋、「激活」傳統，賦予傳統價值以現代化的表述方式和表現形式。例如，世界各主要宗教、民族的倫理傳統中都有類似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思想，中國人尤其重視這一原則。我們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顯然並不贊同國際社會中常見的那種「己所欲，施於人」的邏輯，因為這實際上是假定人們所欲求的東西完全相同，結果不免會強人所難。因此對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表達方式，就必須有現代的詮釋。此外，對於許多外國人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指向我們的過去，而傳統中國既可能意味著優秀的文學與藝術，也可能讓人聯想到小腳和鴉片。他們更感興趣的還是當代中國人的貢獻與創新，因此我們必須根據現代社會的需要推陳出新。

　　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實現自身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價值的合理對接，從而順利走向世界。但令我們為難的是，眼前這個西方所主導的世界，存在諸多嚴重弊端，西方大國的對外政策及其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觀，也在若干方面與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舉其大端，首先是交往規則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西方國際體系的全球擴展，原本就始終伴隨著對弱者的剝削、壓迫、強制和暴力，殊少正義可言。至今在國際政治中仍不難看到這種「強權即公理」或「需要即至善」（No Virtue Like Necessity）的政治邏輯。這種邏輯還表現為外交上的雙重標準和生存戰略上的利己主義，例如把己所不欲的生態環境破壞轉嫁到第三世界國家；其次，是文化價值觀上的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將自己的價值觀等同於普世價值觀。當代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不加節制的干涉主義；第三，是物質吞噬精神，技術壓倒人文。環境污染、臭氧層破壞、生態失衡、淡水資源匱乏、疾病流行等全球性問題，價值扭曲、信念匱乏等人類現代「病症」，率多與西方工業文明有關。西方文明並非如福山所言已是眾望所歸，再無改進的必要。實際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即使願意效仿，也不可能重複歐美資本主義所走過的道路，因為它們無法再次以全世界的資源作為自身積累的基礎。正如一位印度學者所指出的：「印度資產階級能夠搜刮誰的礦產來發展自己的經濟呢？只有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陳燕谷：「歷史終結還是全面民主？」，《讀書》1998年第12期）

　　總之，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及其所蘊含的核心價值觀，既不能改變國家、民族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不平等，也不能消弭全球格局中的壟斷、霸權與戰爭，更無法解決全球急速工業化所導致的各種「現代性隱憂」，使人類擺脫日益加劇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危機。全球化潮流中的發展本質上是國際壟斷資本治下的發展。「核心」與「外圍」在國際觀上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更注重秩序與穩定，後者更強調變革與正義。如果人們寄望於核心國家的自我約束與自我矯正能力，以為這些問題可以在某種強勢的價值體系與文化範疇內獲得一勞永逸的解決，或者竟以為只要趨附強者、接受現狀，便可順利進入「核心」，輕易分享大國秩序的「紅利」，未免太過天真。「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魯迅：《論睜了眼看》）。任何社會或政治共同體的發展皆如此，國際社會又何獨不然？既然如此，人們產生新的價值訴求，希望改良國際社會的政治與道德秩序，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如前所言，西方對中國是否履行「國際責任」，是否具備國際社會成員「資格」的判斷，一個並不那麼隱晦的前提是中國是否按照西方的利益、規則和價值觀行事。這實際上是中國外交產生「困惑」的一個外部根源。我們既不能坦然接受現狀，又無法迴避或者改變現實，加上國際身份和價值取向不夠明確，於是不免陷入兩難境地，對國際社會產生若即若離的矛盾心理。

　　對於西方的「文明標準」與外交價值觀，特別是就中國加入國際社會所預設的條件，我們的態度無疑只能是有選擇的接受。我們顯然無法苟同文化價值觀上的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如果把強國的利益等同於國際社會共同利益，把西方的價值觀等同於普世價值觀，無異於為文化霸權主義張目。不過，「世界之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也不是相對主義或特殊主義，不是要排斥或取代現代人公認的普世價值，或者提倡「中國中心主義」。導致中國變革的因素既有內部動力，也有外部壓力。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建構，已不可能在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中進行。不同的國家或民族雖有差異，但在生存狀態、生存環境與基本需求等方面也有許多共性。不同民族、文化、宗教的倫理信念雖有多樣性，但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總是普遍而永恆的。因此儘管具體途徑可能不同，但人們不能在原則上拒絕諸如自由、平等、民主、憲政、法治、人權以及經濟繁榮和生態保護等人類基本價值理念。它們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並不專屬於哪一個民族或哪一種「主義」。

　　因此，對於一切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價值和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行為準則，我們不妨從善如流，欣然接受，無須有任何的躊躇與含混；對於那些經由歷史形成、有自身合理性的多元價值，我們不妨以求同存異的態度予以尊重；對於那些假國際社會共同價值之名而圖一己私利，或者違反人類良知與道德底線，為大多數民族所不能認同的政策行為，則應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絕。接受誠心誠意，拒絕更能理直氣壯。原則性原本並不排斥靈活性，不過我們的問題往往是過於靈活，以至於架空原則從而導致進退無所依歸。國家間關係的常態是共識與分歧、合作與衝突、妥協與競爭並存，絕對的和諧或衝突，都不符合實際。有原則，有是非，才能有分辨、有選擇，也才可能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一個相對「確定的」中國形象。

　　總之，面對多樣的世界和多元的價值，我們不能不有所選擇，要選擇就必須有標準，既包括利益標準也包括價值標準。這最後和最高的尺度，無疑便是我們有待釐清和完善的核心價值觀。

　　（本文主要內容原載《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