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美國達爾文式的民族主義

07-14

霍布斯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暴力是世之常態，人們的生活「骯髒、野蠻且短暫。」英國已故歷史學家艾倫·約翰·玻西瓦爾·泰勒（A.J.P. Taylor）指出，雖然人們從未真正生活在這樣一個自然的狀態中，但「歐洲列強一直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歐洲的和平完全歸因於「權力的平衡」。因此，當世界不存在原則時，就只有權力的平衡狀態或者自然狀態。我們愈發被這個沒有原則的世界所界定：烏托邦或者理想主義（列寧主義和威爾遜主義）運動，要麼被證明已經失敗，要麼在被拋棄的過程中。

在美國，威爾遜主義已經成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某種意義上的野蠻人破壞了這種精緻、文明卻脆弱的文化——這是十四世紀晚期伊本·哈爾敦理論（Ibn Khaldun』s theory）的重現，先進的定居文明被落後的部落游牧文明不斷取代，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它的軌道。

但精英文化可能阻礙了我們的發展，精英並不是國家民主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儘管有種種缺陷，但在威爾遜主義指導下的美國精英仍然為世界做出來無與倫比的貢獻。不論美國精英階層是否能在2016年大選的失利中重整旗鼓，這一事實不會改變——得益於軍事、通訊技術的發展。

美國和俄羅斯、中國的競爭逐漸顯現出與中早期、早期歐洲諸國爭奪霸權的相似之處，而維護和平局面——如果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話——只能依賴於在有限空間內力量角逐的平衡。這樣看來，地理條件展現了其雙面性，一方面，地理條件影響了霸權大國的歷史特性，但另一方面他們之間的距離也在不斷縮短，因此，當今世界權力角逐的最好類比就是過去幾個世紀的歐洲——在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和其他各種「主義」出現之前。

歐洲近代早期的權力平衡實踐

近代早期歐洲最大的政治變動是1618–1648的三十年戰爭。如果按照當時歐洲人口的比例，這場戰爭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二戰五千萬的數目。正如耶魯大學的Charles Hill所寫的那樣，不重蹈覆轍的決心使得人們就權力平衡達成共識，在這種平衡中，世俗的利己主義將取代中世紀的宗教鬥爭。換句話說，在這樣一個有限的空間里謀求和平，意味著犧牲個人的理念而採用冷酷的實用主義，這一點與新官僚國家和其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相關。這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世界。

也許沒有誰能比紅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更理解這種現象，他公開支持法國天主教和北歐新教結盟，共同反對南部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教友，這就是用國家理由壓倒道德準則的代表。不過，這種去道德的權力平衡並不完善。當時代變遷，不同力量的結盟會使得戰爭繼續。

在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波旁王朝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聯合起來反對普魯士和大不列顛，其直接結果就是「七年戰爭」。正是在這一時期，俄羅斯真正成為歐洲大陸的一股強勁的軍事力量。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和德國聯邦政府利用奧地利封鎖俄羅斯。二十世紀初，法國、英國和俄羅斯與德國、奧地利敵對，這一直持續到1945年希特勒創造他自己的「瓦格納末世」。從那以後，只有帝國不斷擴張才能保持和平。

歐洲七年戰爭地圖

帝國迅速以美國和蘇聯的霸權形式展現，他們建立在高尚理念之上的傳教般的世界體系，只是牛津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所言的「名義上的帝國」（imperial in all but name）。西方的霸權受到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支持，它在歐盟這一替代形式的帝國之中達到頂峰。儘管歐盟仍存在眾多問題，它現在構成能夠整合和穩定中東歐的唯一體系，特別是仍困頓交加的巴爾幹。換句話說，如果不使用帝國體系——威爾遜主義就是其中的一個良性變體，那麼唯一能夠終結戰爭和總體不穩定的替代方案就是權力平衡。權力的平衡是建立在去道德的國家利益之上，而不是道德原則之上。

早期現代主義在維也納會議達到頂峰，這是一個在拿破崙戰敗後去道德的權力安排的制度，但它或多或少地維持了歐洲大陸在一戰前一個世紀的和平，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成就。因此，權力的平衡本身並不是犬儒主義，而僅僅是不夠崇高，但有原則的選擇。我們需要牢記的的是：歐洲歷史，在技術的推動下，正在全球範圍內重演。

美國的戰略選擇：適度的威爾遜主義，在全球推進公民社會

當現實中華盛頓和北京或華盛頓和莫斯科比七年戰爭中的倫敦和巴黎離得更近時，我們應當如何設想這樣一個時代的戰爭和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保持克制？因為技術越是縮小距離，領土就越重要，對領土的衝動支配著思想。

想想以色列在保衛西岸和戈蘭高地時是如何的困擾，以色列面臨的是「空間的危機」。儘管這種趨勢還未顯現，但對於生活在一個洲際導彈作戰、信息技術作戰和遠程精確打擊的世界裡的我們，在受到視頻和社交媒體的煽動時是否也會面臨這樣的危機，我們需要面臨的後果可能是像窒息那樣的生理感觸。未來的七年戰爭，就像十八世紀中葉那樣，將是全球性的，但我們不會有相距萬里的感覺。

相反，二十一世紀，在國境內的網路和信息戰爭將和中國南海戰線或者能夠侵入俄羅斯波羅的海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特種作戰部隊相結合。戰爭策劃者可以從理論上設想一定的速度和及時互動性，但無法應對心理層面的變化。五角大樓的緊張感乃至草木皆兵的恐慌，遠甚於以色列人在六日戰爭時擔心被幾隻阿拉伯軍隊消滅的惶恐。

因此，想像一下，由於距離的縮短而產生的衝突，雖然信息更為熟悉、計劃更為周密、時間也更為持久，但仍然感覺純粹為了生存而戰，就像歐洲前幾個世紀的王朝鬥爭一樣。這些鬥爭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戰爭，也不是二十一世紀大國之間的鬥爭。相反，它們將是隱藏在民族主義背後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勝利將屬於那些能在國家層面進行整體戰爭動員的最佳文化。這一過程將被稱為達爾文主義。這些衝突面目可怖，所以關鍵問題在於如何防止這些衝突，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恢復我們的自由賴以確立的那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