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記: 古人到底有多「腐」：談談明清小說中的同性戀描寫

或許是由於精神分析學的滲入，及同性戀研究在中國的「解凍」，再加上近年來發表空間向網路拓展的緣故，從五四至七十年代末幾為空白的同性戀文學，先於1970年代末在台灣「復出」並形成一股潮流，又於1990年代延伸至大陸，迄今為止，已產生不少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復出」，經歷了八十年左右的空白。

但這並不能說明同性戀文學在中國是無根之木，它也並非全從外國橫向移植而來。要看到，在如此漫長的空白之前，中國古典文學中一直存在著描寫同性戀的部分。所以研究現當代的同性戀文學，不能不追溯到古典文學。

而古典文學中，又以明清時期最多，且大都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對明清小說中此類題材的研究，便成了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本文擬就明清小說涉及同性戀的部分加以論述，其中或有紕漏之處，還望方家們指教。

先看一下明清以前的情況。

周朝民歌，如《詩經》中的《鄭風》，「子馻」一章的不少內容，經考證都被認為是「兩男相悅」之詞，其它如「山有扶蘇」、「狡童」、「褰裳」、「揚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維予二人」之類詞句，均可能和同性戀有關。《戰國策》之魏策、楚策，《韓非子》之《說難篇》，以及《漢書》之《佞幸傳》，分別記載了為後人熟知的「龍陽」、「安陵」、「分桃」、「斷袖」等故事。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可能是因為社會上男風較前為盛之故，這類題材的詩歌開始多了起來。阮籍的《詠懷》中的那首「昔日繁華子」，明顯是歌頌同性戀的。此外，劉遵的《繁華應令》，梁簡文帝的《孌童詩》，以及晉張翰的《周小史詩》，梁劉永的《繁華》，劉孝綽的《小兒采菱》，無名氏的《少年》，昭明的《伍嵩》等，都是對男風的歌頌之詞。

唐朝出現了這方面的傳奇，李翊《陳子高傳》專門記載了陳茜（陳武帝）與陳子高的故事。宋代可能是理學興盛的原因，這類題材較少見到。元代，林載卿的《誠齋雜記》記載了春秋戰國的潘章和王仲先「共枕樹」的故事。這些都為明清小說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傳統，有的還是明清小說直接採用的題材。

從上文不難發現，明清以前描寫同性戀的作品以詩歌居多，這與明清兩代大異其趣。明清自然也有此類詩歌出現，如鄭板橋《縣中小皂隸有似故仆五鳳者每見之黯然》，吳梅村《王郎曲》等，還有人把女詩人吳藻獻給煙花女林姑娘的《洞仙歌》，也列為同性戀作品。

珊珊瑣骨，似碧城仙侶，一笑相逢淡忘語。鎮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見個依幽緒。蘭針低照影，賭酒評詩，便唱江南斷腸句。一樣掃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許。正漠漠煙波五湖春，待買個紅船，載卿同去。（《吳藻《洞仙歌·贈吳門青林校書》）

吳藻與林姑娘，作者未知，圖侵刪

可能是小說更宜於充分鋪展的原因吧，與詩歌的數量比起來，這類小說即便不算蔚為大觀，也足以令詩歌的數量顯得微乎其微。在這些小說中，對同性戀的描寫比詩歌更為淋漓盡致，甚至不惜流於下作。這應與明清艷情小說異常繁榮，而明清兩代男風繼續盛行不無關係。

劉達臨在《中國古代性文化》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對明清男風之盛有著詳細的介紹。明代尤其是明後期，同性戀在社會上已很普遍。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都是「分桃之士」。他們除了妻妾外，還有年少俊美的書童，這些書童除伴主人出外或遠遊，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侶。當時社會上這股男風，在明武宗時最盛，可以說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係。到了清朝，清王朝為汲取前朝荒淫腐朽而亡國的教訓，曾嚴禁官吏狎妓，所以同性戀又成了一種洩慾方式。明代覆亡後，不少遺臣和文士既不願靦顏以事新主，又感到回天無力，於是披髮佯狂，寄情聲色以自娛，狎婦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而清王朝的統治者也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溺於聲色之好就不大會起來造反了。

另外，

「明代中後期，在倡導『心學』性情的口號下，產生了一大批的艷情小說，這些小說適合了晚明的腐敗政局，統治者亦曾深為憂慮，但由於明朝的迅速滅亡，這個後遺症久留給了清朝，進入清代以後，這些艷情小說作為媒介，變相發展，於是造就了清朝這些小說的肆意泛濫，如果清聖祖不力加禁毀，其蔚為大觀的景象更加難以想像得到。」[1]

在這種背景下，同性戀描寫在小說的大量出現實數必然。很多作品都有同性戀描寫穿插其間，如《金瓶梅》、《紅樓夢》、《續金瓶梅》、《初刻拍案驚奇》、《石點頭》、《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憐香伴》、《情史》、《艷異編》、《明珠緣》、《怡情陣》、《肉蒲團》、《綉榻野史》、《浪史》、《桃花影》、《杏花天》、《梧桐影》等。更有一些專門描寫同性戀的小說，如《斷袖記》、《龍陽逸史》、《弁而釵》、《宜春香質》、《品花寶鑒》等。其中，有的致力於性行為的描寫，文中多有自然主義的流露，有的則以同性愛情為主題；有描寫男同性戀的，也有寫女同性戀的；有反映歷史上社會風俗百態的，有的則文學性更強一些……或兼而有之，不一而足。

這些小說中，偏重於性行為自然主義描寫的居多。《金瓶梅》中的金道士、金的徒弟、陳敬濟、花子飛天侯林兒、西門慶、西門慶的書童、王經等人的同性行為，純屬性慾的自然描寫，沒有感情可言。《初刻拍案驚奇》之《西山觀設籙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追活命》中，西山觀道士黃知觀，平時養著兩個小道童，耽溺男風；《奪風情村婦捐軀，假天語幕僚斷獄》中，講了一個老和尚和徒弟搞同性戀，又與徒弟相爭一農婦的故事。《怡情陣》中，白琨與窗弟井泉及藍應賢三人皆為同性戀者，而井泉與白琨及白妻、丫鬟等又行極為混亂的男女亂交之事。《梧桐影》，全名《新編梧桐影詞話》，又名《新編覺世梧桐影》，其中述及王子嘉與叄拙和尚的同性性行為。王與高氏通姦，高氏淫性甚高，王本領不濟，抵擋不住，聽說叄拙和尚采戰有術，便主動獻身做龍陽，從叄拙學習采戰之法，兩人遂如夫婦，或同床奸宿，或分頭漁色。《宜春香質》分風、花、雪、月四集，《弁而釵》分情貞、情俠、情烈、情奇四集，每集五回，兩者合計有八個中篇小說，而《龍陽逸史》則是二十個短篇小說的合集。這三部明末的同性戀小說，格調極為卑下。《龍陽逸史》的作者甚至抱著「雞姦一事，只可暫時遣興，那裡做得正經」的態度寫作，落筆時極盡誇張之能事，涉及身體器官和性行為處，毫無保留，雖然這樣的書不能說沒有任何文獻參考價值，但全書幾乎皆以肉慾為導向，未免使之偏頗。《宜春香質》誇敘少年孫義與「一十八人輪流衝突」的荒謬事迹，《弁而釵》則寫翰林鳳翔化名混跡其間，專營苟且勾當。其餘如《桃花影》之丘慕南對魏玉卿實行先騙後誘的姦情，《綉榻野史》中的東門生與趙大里，《浪史》中的梅素先與陸珠，都不過是對肉體的貪戀。

也有一些寫同性愛情的小說。如《石點頭》卷十四《潘文子契合鴛鴦冢》，文筆雅潔，沒有一點色情描寫，即便是潘文子、王仲任的定情之夕，也寫得很含蓄，不像《金瓶梅》等作品那樣赤裸裸。可故事中男主角追求男性，竟是源於「偷婦人，有損陰德；分桃斷袖，卻不傷天理」的態度，且不惜暗設陰謀，「苦苦哀求」，只為得「一個可意種，來慰我饑渴」，最後雖然「自掘生壙」、「雙雙同逝」，但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為著後庭花的恩愛，棄了父母，退了妻子，卻到空山中」，真乃「人類中大異事，古今來大笑話」。

清陳森的《品花寶鑒》，被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目為清末狹邪小說之首，較《九尾龜》、《海上花列傳》等嫖妓文學猶有過之，可能是因為它寫的主要是「鬧小旦」，即達官貴公與男優的同性戀。書中所「品」之「花」全是男戲子。與那些只寫同性性行為的小說不同，它力在讚揚一種比較潔凈的同性之愛，作者讓梅子云、徐子云諸名士，對喜愛的優伶「發乎情而止乎禮」，絕不涉及同性性行為。梅、徐們的態度，正如華星北所說的那樣：

「這些相公的好處，好在面有女容，身無女體，可以娛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歡樂而無慾念。這不是兩全其美么？」

在小說中，杜琴言和梅子玉幾乎很少見面，別提產生淫念了，就連任何一種肌膚之親，都會給他們的戀情留下污點。這樣柏拉圖式的同性戀，未免有些矯揉造作，使《品花寶鑒》的人物顯得滑稽可笑。

比較而言，較為含蓄得體的同性戀描寫，當數《紅樓夢》。《紅樓夢》中同性戀的人物比較多，但賈寶玉、秦鍾、柳湘蓮等人的同性戀，作者著墨不多且閃爍其辭。僅在第九回《戀風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頑童鬧學堂》里，說及賈寶玉、秦鍾「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一個「靦腆溫柔，未語先紅」，一個「性情體貼，話語纏綿」，並在鬧學堂一段提及一些蛛絲馬跡。薛蟠的同性戀傾向就較為明顯一些，他對柳湘蓮的愛慕與追求令人可笑可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未讓描述沾上一點污穢之詞。

柳湘蓮痛打薛蟠

另外，書中不得不提的，是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痴理》中一段著墨較多的同性愛故事。曹雪芹通過芳官之口，向寶玉，也向讀者們講述了藕官與葯官、蕊官的愛情。藕官三人同為賣入賈府梨香院習藝的女伶，藕官是小生，葯官是小旦。

「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裝著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裝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葯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

後來補了蕊官，她同樣假戲真做，也跟藕官同性相愛。同伴問藕官「為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藕官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以至於令寶玉「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曹雪芹寫同性戀，與《紅樓夢》中其他部分一樣，雅潔而含蓄，常借局外人語，或事後補筆，委婉陳述；且很少加以褒貶，只是讓已發生或可能發生之事自然發生，而令美醜自現，既能點破應說之事，又避免了污穢，不愧為傳世經典之作。

除《紅樓夢》中藕官三人的故事外，女同性戀的描寫在其他書中，也有少量出現。《金瓶梅》中，當西門慶留連妓女李桂姐時，潘金蓮曾修書一封，調寄《落梅鳳》，情詞真切，表達自己對西門慶的相思之意。但西門慶並未及時回家，而聽信李桂姐之詞，將潘金蓮千數落、萬數落，還偷偷地將她的一束頭髮送給李桂姐。潘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鬱悶和頹廢之中，她和教她燒紙念咒、裝神弄鬼的劉婆子，發生了同性戀關係。《續金瓶梅》中，女同性戀的性活動相當精細。《拉枯樁雙嫗夾攻，扮新郎二女交美》，及《同床美二女灸香瘢，隔牆花三生爭密約》兩回中，對金桂、梅玉二人的性愛有著大量露骨的描寫。《杏花天》第八回，《探姑母潛室夜歡，兩閨女密窺相思》中，有對玉娘、瑤娘的同性性行為的詳細描寫。李漁所著《憐香伴》中，崔箋雲和曹語花等人，也明顯地表現出女同性戀的關係。此外，《聊齋志異》中的《封三娘》中，封三娘和范十一娘的纏綿情感，也極似同性戀人關係。

這些小說有的直接取材於歷史典故，如無名氏的《斷袖記》寫的就是漢哀帝與董賢的故事，馮夢龍的《情史》，一名《情史類略》，又名《情天寶鑒》，在《情外類》中選錄了歷代同性情事。其餘則多寫同代或近代。有的在勾勒社會風俗百態上著墨較多。典型如《金瓶梅》、《紅樓夢》自不必說。其他如《龍陽逸史》，在明代男風盛況與小官生活的反映上，表現十分突出。《品花寶鑒》反映清朝官場的蓄男之風，及其原因——清朝律例對官員嫖妓的嚴禁，可稱為又一本「官場現形記」。除了《金瓶梅》、《紅樓夢》等少數作品社會性與文學性具佳外，還有一些社會性較弱，而比較注意文學性的作品。比如《弁而釵》、《宜春香質》，和《龍陽逸史》相比較，二者的社會性較弱，但文學性更強。而與此二者比較，《石點頭》中的《潘文子契合鴛鴦冢》又勝一籌。

以上筆者對明清時期涉及同性戀描寫的小說，作了一個粗淺的介紹及簡評。而面對這些獨特的文學遺產，我們應該如何將其準確定位呢？答案當然是用唯物主義歷史觀來辨正地看待。

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研究這些小說的重要性。首先，我們要看到，作為一種真實存在的文化——或用李銀河的話說，「亞文化」——同性戀的研究，對於展示一個社會的文化全貌，有著有益的補充作用。而文學作為重要的文化載體，對了解歷史上的這種「亞文化」，能提供珍貴的信息，使文化中那些鮮為人知的部分「浮出水面」。明清時期同性戀小說的繁多，與明清社會上的同性戀風氣關係密切。很多歷史沒有記載的東西，都通過小說得以不同程度的展現，並在讀者的閱讀中逼真地再現，這對我們全面而真實地了解明清社會，有很大的幫助。其次，在文學界引起廣為重視的「人性」的研究，與「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而「性」的研究，如果離開了「同性之性」，就不能做到全面深入。明清時期艷情小說較為盛行，其筆觸多為自然主義性描寫的流露，較少道德說教等遮蔽，雖然難免流於淫穢狹邪，但其中穿插的性心理描寫之詳細真切，卻不失為小說藝術的一個進步。而其中，同性心理的描寫，對於了解性的複雜性，有其獨特的貢獻，尤其是《紅樓夢》這樣比較優秀的作品的，無疑是一副細緻深入的人性「內畫」。還有，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上看，同性戀作為一種文學現象，與同性戀運動等其他現象相對應，在外國甚囂塵上，國內也日見升溫。古今中外的同性戀文學存在著一些差異和聯繫，尤其是中國文學中，五四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左右的空白更使同性戀文學在中國具備了一定的特殊性。而古代同性戀文學中，明清小說的份量又佔了大部分。因此，研究它在後代同類小說中的傳承、流變，以及與它們的差異，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還應看到，在明清小說中，涉及同性戀描寫的，有很多純粹為單純的性描寫，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內容。從美學的角度看，很多作品都缺少曲折豐富的情節，也少有感人至深的形象。從道德角度看，也少有能激揚人性美好一面的作品。如此眾多的男男相通、女女相通，甚至男女混交的場面鋪陳，在作品中大肆歌頌赤裸裸的同性性行為，格調未免流於低下，無非床上風月，野地淫行而已。誠然，這種文學描寫上的放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人雅士們的放蕩不羈，反映了對封建禮教的一種反抗，但說到底，這不能不歸為一種精神上的極度頹廢喪志。所以，在研究中，應當以謹慎的、批判的態度為主，才不失客觀公允。

註：

1.鍾雯，《四大禁書與性文化》，第9頁，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