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壇|學術觀察|李建軍：當代作家的精神困境與思想局限 ——以陳忠實為例進行考察

當代作家的精神困境與思想局限

——以陳忠實為例進行考察

李建軍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摘要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依然處於不夠充分的狀態，無論是作家的主體精神，還是作品的內在價值，都存在許多不足和殘缺。即便像陳忠實這樣優秀的作家，也存在始終沒有解決的思想問題和始終沒有克服的精神危機，這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本文通過對材料的充分佔有和典型個案的解剖，從人格傾向、思想狀況和價值立場三個方面，考察了陳忠實及中國當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困境和局限，以期對人們認識當代作家的精神困境，提供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和判斷。

關鍵詞 ：陳忠實 ；當代作家；精神困境 ；人格傾向；思想能力；價值立場

中國當代文學，整體上看並不成熟，缺少思想深度和精神力度，缺乏那種超越地域和時代局限的普遍而永恆的價值。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但是，作家的主體修養和精神素質方面的缺陷，似乎也是不容迴避的問題。具體地說，從作家的人格、思想和價值立場的角度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積極的「動態人格」，缺乏成熟的思想，缺乏穩定的價值立場。正是這樣三個方面的「缺乏」，造成了當代文學寫作的精神困境和嚴重局限。

陳忠實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成就最高的小說家之一。他的《白鹿原》吸納了20世紀俄羅斯文學、北美文學、拉美文學等世界文學的偉大經驗，借鑒了柳青、路遙、王蒙、張煒等中國當代作家的敘事經驗，超越了包括《創業史》在內的「十七年文學」的敘事模式，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種種文學局限，從而將當代的長篇小說創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在《白鹿原》之後，陳忠實卻未能擺脫「成功即終結」魔咒，深深地陷入了創作上的無力狀態。他先後完成了從起步階段到《白鹿原》寫作階段的兩次「蝶變」，但卻沒有更進一步完成從《白鹿原》到新的創作的「豹變」——一種更具批判性、啟蒙性和內在深度的文學創作高度。他在創作上逡巡不進的問題，甚至可以被稱作「陳忠實難題」。

造成陳忠實創作停滯的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其中既有內在的個人原因，也有外部的社會原因。本文試圖從他的人格、思想和價值立場等方面入手，來分析並解答這個文學上的「陳忠實難題」。由於這些問題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對它們的研究就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陳忠實個人所存在的問題，也有助於我們認識許多中國當代作家所存在的問題。

一 人格的傾向：在認同型與批判型之間

人格，按照通常的界定，是指一個人整體的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傾向性的和比較穩定的心理特徵的總和，反映著他的性格、氣質、品德、品質、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嚴、魅力等個性特點。它是由先天獲得的遺傳素質與後天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人格是一個含義複雜的概念，既屬於社會學和倫理學的範疇，也屬於心理學和美學的範疇。它的第一個義項，屬於自然人法的範疇，指的是每個人生來就有的個體生命和精神的屬性，天然享有的個體權利和地位，通常被稱為「人格尊嚴」。它的第二個義項，主要是指個體經過家庭影響、學校教育和社會影響所形成的自我個性化的情感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風格，最終體現為一種總體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控制力。人格集中地體現著一個人的教養和道德水準。人們經常用「健全」「偉大」「高尚」和「美好」等形容詞來評價積極狀態的人格。

人格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行為方式。它意味著人對尊嚴、自由和權利的理解，也意味著人如何處理與他者的關係，尤其是與權力、金錢和利益的關係。就此而言，它本質上是一個倫理學範疇，反映著一個人的道德境界和道德勇氣。所謂健全的人格，就是指能夠在權力和一切壓迫性的力量面前表現出高貴態度、高尚行為和自由意志的人格境界。

在我看來，人格似乎可以分為日常狀態下的靜態人格與非常狀態下的動態人格。前者是一種沒有壓力前提下的人格反應和人格狀態，後者則是處於壓力和考驗情境的人格反應和人格狀態。一切創造性的人文精神活動，本質上都是承受著壓力的人格反應。作家的創作活動，就屬於典型的非常狀態下的人格反應。它要求作家克服日常狀態下的人格惰性，勇敢地承受來自現實的壓力，積極地實現自己的精神意志，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表達對社會的批判性認知。

就與現實和權力的關係來看，人格還可分為認同型人格和批判型人格。認同型人格是指那種完全接受現實的人格類型。它從不懷疑，也不拒絕，隨時準備服從外部的指令，傾向於同現實建構一種同一性關係。對作家來講，這種人格類型的人，就是一個沒有對抗勇氣和批判激情的人，就是一個在淺薄和虛假的意義上表現生活的人。相反，批判型人格就是指那種與生活保持理性距離甚至緊張關係的人格。它從不被動地服從外在的指令，也不接受任何未經反思的意見和思想。它試圖建構一種與現實積極對話的關係甚至對抗關係。這種積極的批判型人格，是文學寫作的決定性的精神基礎。可以這樣說，一個毫無批判性人格傾向的人，是不可能寫出有深度和力量的作品來的，因為，他會像精神上的瞎子一樣，看不見心靈的道路，看不見精神的光芒，看不見被遮蔽的真理。

文學是一種典型的人格現象，它是人格在文本中的一種詩意化和象徵化的投射。有什麼樣的人格，就有什麼樣的文學。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寫出精神健全的文學；人格偉大的人，才能寫出境界高邁的文學。作為一種充滿正義感和批判精神的高級文化現象，文學的使命是致力于思考那些與人們的生存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並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和思想化的敘事，照亮幽暗的現實和被遮蔽的生活場景，向社會提供啟蒙性的精神資源。文學要求作家必須在自己內心培養一種成熟的理性意識，一種獨立的精神，一種批判型的人格。

▲春上春樹

村上春樹也曾談到自己作為作家的人格問題。他對人格的分類和比喻很有趣。他說：「假如將人分成『狗型人格』和『貓型人格』，我覺得自己堪稱徹底的貓型人格。聽到『向右轉』的口令，會不由自主地轉向左邊。雖然這麼做的時候常常心生歉疚，但好也罷壞也罷，這是我的天性使然。人有形形色色的天性。只不過我體驗過的日本教育體系，在我看來，其目的似乎是培養為共同性效命的『狗型人格』，有時更是超越此境，甚至要製造出將整個集體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事實上，一切偉大的作家都屬於「貓型人格」。這是一種獨立的、具有批判傾向的人格類型。

然而，偉大的人格卻是一種極為稀缺的精神資源。也就是說，人格成熟而偉大的作家，是非常罕見的。更多的時候，尤其是在過渡時代混亂的精神環境里，作家的人格往往顯得複雜而斑駁，表現出一種隨時變化、極不穩定的人格狀況。變化的時代造就了大量的人格上的變色龍。

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作家一樣，陳忠實的人格狀況，也呈現著時代所賦予他的複雜性。如果心懷非凡的文學理想，充滿實現這文學理想的激情，那麼，陳忠實就會進入情緒飽滿的創作狀態，在一個時間段內，他就具有反思的勇氣和批判的鋒芒，就會進入動態人格和批判型的人格狀態，例如，在寫作《白鹿原》的時候，他就是這樣。

《白鹿原》是一部挑戰性質的小說。它充滿了批判歷史和還原歷史的激情，本質上是一部解構之作、去蔽之作，徹底超越了同一題材小說幾十年來形成的敘事模式。它以充滿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寫出了歷史的弔詭和人性的複雜，展示了人的悲慘遭遇和悲劇命運。它體現著作家巨大的熱情和非凡的創造力。寫作《白鹿原》的陳忠實，簡直就是一個義無反顧的勇者，心無旁騖地專註於自己的寫作，不考慮是否能夠出版，是否能夠被認同和讚賞，表現出一種積極的動態人格。

然而，一旦結束這種非凡性質的寫作，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里，他的人格便重又回到了靜態人格的水平，表現出對現實和生活的認同意識和妥協姿態。他接受了很多原本應該拒絕的外部干擾和社會指令，做了一些徒然費時勞力的無價值的事情。在文學寫作方面，隨著批判人格的萎縮和批判精神的弱化，他的現實主義寫作的內在熱情和突進力量，也隨之喪失。

如果從人格發展的角度來考察，我們會發現，許多年前，準確地說，是在自己文學寫作的起步階段和前期階段，陳忠實有時會在重大而又明顯的是非面前，失去判斷力，甚至會做出令人驚訝的錯誤判斷和錯誤選擇，有時，則會錯誤地理解平等而正常的社會關係，近乎隨便地表達自己的讚美態度，甚至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感恩衝動。1981年6月25日，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在西安舉行茶話會，祝賀陝西三十多位作家的三十六篇（部）文學作品獲獎。陳忠實在這個會上有一個發言，後來以《回顧與前瞻》發表了出來。他表達了對自己的創作現狀的不滿，表達了自己深入生活和繼續努力的決心，很動情地抒發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我的創作，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是令人臉紅的。作品少，思想藝術水平也不高，基本上屬於習作的小故事，還不是真正剖析生活，剖析社會的藝術品。但不管怎樣，我這樣的「醜小鴨」，能夠寫出這樣一些作品，卻是我的父母那一輩庄稼人無論如何無法做到的。這不是他們沒有天資，而是他們沒有我這一代人的學習和追求某種事業的社會條件。而這個條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浴血奮戰取得的，這是鐵鑄一般的事實。人總不能忘本。在紀念我們黨誕生六十周年的時候，回顧自己成長的歷史，自然地想到黨的恩情。沒有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我的一切，包括現在從事的文學事業，都是無法設想的。」

常存感恩之心，滴水報以湧泉，陳忠實的德性和為人素來如此。這是由他的性格和家教決定的。面對現實與體制，陳忠實顯然融入了豐富而濃烈的情感因素。這個似乎也不難理解。他出身平民，家境貧寒，對現實和命運有一種幾乎與生俱來的被動心態。來自他者的哪怕一點點眷顧，都會讓他心懷感激，念念不忘，甚至會將細小的善舉放大為無量的恩德。

然而，對一個從事精神創造活動的作家來講，必須努力克服自己內心的惰性和恐懼，甚至要克服自己內心的過於強烈的感恩衝動。因為，如果不能讓理性引導感情，或者說，不能將自己的感情升華到更為深沉和博大的境界，那麼，一個寫作者的自由意識、批判勇氣和創造能力，就會受到極大制約和壓抑。所以，即便在日常生活情境里，一個人格成熟的作家，也要表現出冷靜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識，而不能輕易加入群體性的狂歡之中。

事實上，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是一個下意識地迎合現實甚至與現實妥協的人。在兩個高考作文題中，他順應時代潮流，錯誤地放棄了《雨中》，而選擇了自己並不擅長的《說鬼》，結果使自己的高考作文寫得一塌糊塗。這多多少少顯示著他早年壓抑自己個性的「靜態人格」傾向。許多年後，在《我經歷的鬼》中，陳忠實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當年的逢迎心理：「後來自我檢討，之所以選擇我並不擅長的論文體去寫『說鬼』，原是出於一種錯誤的判斷；之所以發生判斷的失誤，說穿了是自作的小聰明所致成；再紮實說來，是不無投機心理的。我讀高中的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本名為《不怕鬼的故事》的書，不僅風靡全國，而且成為高中生的必讀物，是政治課的補充教材……我那時候似乎在私下裡隱隱聽到一點風聲，便自作聰明地選擇了論文『說鬼』的題目，以為正合拍於社會的大命題，肯定要比『雨中』這類抒情的敘述文更切社會熱點……不料卻栽倒在『說鬼』上。」

邢小利深刻地分析了陳忠實這一失誤的深層心理動機：「『雨中』，寫記敘文，偏於形象思維，雖為自己擅長，但較為抒情，屬於個人性的，難以成為重點，更不會成為熱點；『說鬼』，側重抽象思維和思考的深度，自己並不擅長，但這個神秘的題目背後關連著深層的社會熱點，容易引起關注，說不定會一鳴驚人。陳忠實自我檢討說他這樣選擇『不無投機心理』，但若從深層的寫作心理分析，也可以看出，陳忠實寫作的題材興趣和思想傾向，不在個人抒情，而在社會層面特別是社會熱點。」陳忠實自我批評時所說的「投機心理」，無疑體現著一種消極的人格現象——與世浮沉，和光同塵，審時度勢，投其所好。在中國，這樣的人格現象，長期而普遍地存在著，實在不足為奇。而陳忠實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尚未走出校門的少年，有此心思，也很正常，無須苛責。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陳忠實在西安以奧運火炬手的身份，參與了奧運火炬傳遞。

事實上，陳忠實的「靜態人格」，以及在此人格影響下的對社會生活的簡單化認同和參與，直到晚年，仍然時時可見。他是個體育迷，而且迷得有點太深，幾乎要到失去自我的程度了。2008年7月4日，在《心中的聖火》一文中，他這樣表達了自己參與「聖火」傳遞的豪邁心情：「今天，我舉著從奧林匹亞山上采來的聖火火炬，在從小雁塔通往大雁塔的道路上跑過，無論距離長短，都會鑄成永久的最神聖的記憶。這聖火已經蕩滌記憶里的泥濘。這聖火必然溫暖我踏過還可能遭遇的泥濘。聖火留在心中，就是在心中留駐著太陽。」

舉辦奧運會，當然不失為一件盛事。陳忠實的情感也許是真誠的，但是，他的修辭和表達，卻是誇張的，充滿了似曾相識的陳詞濫調，缺乏最起碼的理性和剋制。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很多時候，陳忠實的個體人格很容易被集體人格所裹挾，很容易融入群體性的狂歡，很容易喪失距離意識和理性精神。

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感傾向，但是，真正偉大的愛國情感，則是理性的、包容的，甚至要有一個批判的向度，就像喬治·桑塔亞那所說的那樣：「人們喜歡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對身邊的東西有某種親切感，這是正常的。但是，這樣的事實，甚至民族責任感，就像年齡或性別取決於自然命運，都可能是偶然的，因此不能作為永遠追求的目標和炫耀的旗幟。」

2005年8月15日，陳忠實寫了一篇《也說中國人的情感》。他談論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但是，他的視野是狹窄的，也缺乏應該有的思想深度。過於簡單的認知和過於情緒化的表達，嚴重影響了這篇文章的說服力。他的愛國主義熱情固然是熱烈的，但是，再熱烈的情感也無法代替理性的認知。例如，針對「西方右翼勢力的言論」，他發了這樣一通議論：「我納悶不解的問題是，中國窮時他說你不行，中國剛剛發展起來又說你『威脅』，那麼，中國如何是好？如何才能使現在這一撥右翼政客閉上鳥嘴？」

在這段文字里，我們沒有讀到新穎的觀點，沒有看到深刻的思想，沒有看到平靜而有力量的修辭表達，只感受到作者簡單而直突的情緒發泄。像「鳥嘴」這樣的詈罵之語和貶損修辭，恐非一個作家所應該選擇的語言風格，因為，它既不得體，也沒有力量。對話情境中的語言表達有兩種風格，一種是主動風格的積極表達，一種是被動風格的消極表達。前者是言說者的對話，態度是積極的，能夠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緒，能夠選擇最好的語體和修辭來展開對話，具有觀點新穎、態度冷靜、修辭妥帖等特點。後者則相反，言說者被對話者的語境和觀點所牽制，在思想和情緒的表達上缺乏積極的應對能力，表現出觀點陳舊、情緒銳躁、修辭低效等問題。從修辭效果來看，主動風格屬於積極性質的修辭表達，被動風格屬於消極性質的修辭表達。陳忠實此處的語言風格和修辭表達，就屬於被動風格和消極修辭。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陳忠實這樣說道：「我甚至妄斷猜想，那些落馬的貪污腐敗官員，如若能在伸出貪婪掠取的巴掌之前，讀一讀這些抗日英雄的事迹，也許會把伸出的手收回來，不致成為國家和人民的罪人，也許還能悟到手中的權力真正神聖的使命。」這樣的蒼白說教，簡直天真得使人吃驚。對那些慷慨赴國難的民族英雄，我們當然要世世代代隆重紀念，對他們的功績當然也應該永永遠遠銘記在心。但是，想用先輩們的偉大事迹感動那些「貪腐的官員」，感化他們的良心，使他們「把伸出的手收回來」，並領悟到「手中的權力真正神聖的使命」，卻無疑是一個良好而虛幻的願望，甚至可以說，簡直就是與虎謀皮，對牛彈琴。試圖通過對外國的「右翼分子」的譴責，喚醒中國的「腐敗分子」的良心，這不僅偏離了文章的主題，而且也違背關於人性的基本常識。作家的愛國情感，應該達到更高的理性水平和倫理境界，而不應該停留在低層次的情緒發泄和一般性說教。

斯丹達爾

愛倫堡

在《斯丹達爾的教訓》中，愛倫堡高度評價司湯達成熟的理性的愛國精神：「斯丹達爾愛法國，但是他不能忍受虛假的讚美，也不能忍受偽愛國主義的叫囂。他太純潔了，他不能在歐洲的十字街頭捶胸高喊自己祖國的優越性。」一個成熟的作家，要以理性的方式愛自己的祖國。這是一種用冷靜的分析態度來表達的愛，也是一種充滿深刻思想的愛。

2010年1月23日，陳忠實參加了在西安市長安區舉行的紀念《創業史》發表50周年座談會，談了自己讀《創業史》的回憶和感想。晚上，他打電話給邢小利，問他今天會上的發言合不合適，有沒有不妥之處。他只說了他讀《創業史》的過程，對《創業史》如何喜愛，沒有對柳青和《創業史》進行評價。他在電話里，談了自己對柳青以及《創業史》所敘寫的那段歷史的評價：「我覺得，我讀《創業史》的理解和感受，《創業史》對當時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的反映，基本上是真實的。它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真實。我讀《創業史》的時候，已經上初三了，對世事基本上有了自己的感知。50年代初，農民對於合作化，基本上是真誠地擁護，積極地加入……對《創業史》不管怎樣評價，我認為，柳青當時是寫出了那個時代農民和農村的真實狀況。它首先不是虛假的，或者說不是有意地要搞假大空。」

這樣的辯護，或許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但是，它不是一個作家該做的事情。首先，人的動機是很難直接揣度和還原的，一旦陷入「動機」的泥潭，最後必然是各執一詞，無法得出可靠的結論；其次，他的「它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真實」「柳青當時是寫出了那個時代農民和農村的真實狀況」的判斷，是不符合事實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蔣善在《史記彙纂》中說司馬遷在寫《伯夷列傳》的時候，「忽無端發一段楚情騷致，如行寒山，萬木不禁蕭森，如仰神龍噓雲，驚閃千疊，不善迎之，幾東句西句，罵座狂醉矣。」比較起來，陳忠實的意識中，就少了司馬遷的懷疑傾向；他的言論與文章，則顯得過於心平氣和，缺乏太史公的「楚情騷致」。

《史記彙纂》

「忽無端發一段楚情騷致，如行寒山，萬木不禁蕭森，如仰神龍噓雲，驚閃千疊，不善迎之，幾東句西句，罵座狂醉矣。」

——《伯夷列傳》

那麼，為什麼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陳忠實在談論這些問題的時候，還會表現出如此消極的「靜態人格」，甚至會得出如此悖理的判斷？

首先要到他的人格的基本狀況上去找原因。就人格的基本狀況來看，陳忠實的人格屬於認同型人格，而不是批判型人格。認同意味著喪失距離和接受一切。過度的認同意識會極大地瓦解一個作家的懷疑精神和認知能力。相反，批判則意味著距離，意味著對一切問題和現象都保持理性的質疑態度，甚至要保持一種「駕之而東」的超越心態。然而，陳忠實卻不是一個具有徹底的批判精神和反思勇氣的作家。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接受可疑的判斷，甚至會勉為其難地為它辯護。由於性格、成長背景、生活習慣和文化意識等複雜的原因，陳忠實與舊的文化體制和文學體制的剝離，並不是完全基於內在自覺的理性行為，而主要是被迫和被動的，是時勢造成的。變化了的生活和現實，推動著他改變自己的觀念，就像他談到自己20世紀80年代的「進步」時所說的那樣：「如果要說是進步的話，那也是時代在推動著我進步吧。」這就決定了他與歷史告別的過程，必然是一個極為被動、沉重甚至痛苦的過程。這也不奇怪。畢竟，從很小的時候起，他接受了那些「克里斯瑪」（charisma）人物的影響，接受了那些曾經不容置疑的絕對觀念。他從自己所認同的人物那裡，獲得了一種認識生活和人生的絕對觀念和固定標準。

陳忠實為什麼沒有在《白鹿原》之後寫出有分量的作品？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但是，「靜態人格」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沒有繼續保持寫作《白鹿原》時的「批判型人格」狀態。一旦失去了這種積極的人格精神，一個作家就會墮入平庸的生活狀態——失去了發現真理的勇氣，也失去了表達真理的批判激情。他只能維持低水平的寫作，會以毫無壓力和風險的方式，炮製一大批不痛不癢的平庸之作。

事實上，除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些散文，除了被迫回到「原下」以後所寫的為數不多的散文和小說，陳忠實堪稱佳妙的作品，實在不多。

人格是影響作家寫作的重要因素。人格最終制約著作家的寫作。如果沒有積極的批判型人格，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文學。最後的結論，只能是這樣。陳忠實的《白鹿原》為我們提供了正面的經驗，而他的消極性質的寫作，則提供了大量的反證。

二 分析的難度：在經驗與思想之間

思想與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人格是思想的動力，思想是人格的投射。一般來講，沒有健全的人格，也就不大可能有偉大的思想。思想與經驗的關係則是相輔相成的。經驗使思想豐富，思想使經驗深刻。倘若沒有思想的照亮和整合，經驗便有可能停留在混沌而散亂的狀態，就很難成為文學的敘事內容。

如果說，路遙既是經驗型的作家，也是思想家型的作家，那麼，陳忠實則主要是一個經驗型的作家，而很難說是思想家型的作家。

陳忠實曾經這樣強調直接的感受和經驗對於寫作的重要性：「在我個人的創作實踐里，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東西，就是對生活的直接感受和直接體驗。如果既保持活躍豐富的想像，又對具體一部小說所描寫的生活背景和人物生存環境有直接的體驗和感受，我就會進入最踏實最自信也最激情的寫作狀態。」對小說寫作來講，這種對生活的具體感受和經驗，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這種具體而細微的感受，就不會有對細節和氛圍的精細而準確的描寫，就有可能使敘述流於空洞和蒼白。但是，也要認識到，如果沒有思想的引導，作家的描寫和敘述，就有可能失去方向和內在深度，而所謂細節描寫，就有可能流於瑣碎和蕪雜。

到了晚年，陳忠實反覆強調思想對於文學寫作的意義。他在《解讀一種人生姿態》中說：「作家必須是思想家，這是不需辯證的常理。」但是，他卻很少說明，什麼樣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什麼樣的作家才算真正的思想家。在我看來，真正的思想至少應該具備四個條件：批判性、現實性、重要性和建構性。批判性是指它要有懷疑的勇氣和否定的意識，要把理性的反思內化為一種穩定的態度；現實性是指它要直面當下，回答當代現實生活中的那些極為迫切的問題；重要性是指它所思考的問題是一些關係到一個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建構性是指它要通過深刻的論述或敘事，提出一些新的判斷和足以影響或改變舊的認知結構的結論。

依照這「四個條件」來解讀陳忠實的作品，我們就會發現，他本質上是一個樸實而又誠實的經驗型作家，雖然有一定思想能力，但卻很難說是一個思想家。例如，他在《文學的信念與理想》中說：「從一個作家創作的角度講……作家的能力、解析當代社會和歷史生活的思想穿透力，關鍵還在這方面。現在大量歷史題材的小說、皇帝小說（也沒看很多、從電視上看），大多局限在權力的訴說之中，甚至有一種對封建權力的崇拜和陰謀權力的某種興趣……作為一個作家，我只問他的思想和立場是什麼？作家透視歷史宮闈的力量有沒有？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封建制度確有它輝煌的一面，但其作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一段，畢竟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社會制度，回頭看看歷史，我覺得作家首先要有穿透封建權力的思想和對獨裁製度批判的力量，但是現在看不到，全部是把歷史當作對有所作為的皇帝的歌頌，甚至在歌頌有所作為的那一面的同時，把其對老百姓非常殘忍的一面或隱而不提，或全部抹殺了。作家的思想穿透力遠遠沒有達到『五四』時代新文化先行者對於歷史認識的力度。」他對「思想」的認識，都是常見的流口常談，實在說不上有多麼深刻。他既沒有對「思想」概念作必要的界定，也沒有說明作家的思想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性質和特點。他將「認識」與「立場」關聯起來，但卻沒有說明什麼樣的「立場」，才是作家應該選擇的，才有助於「認識」的深化。他所談論的「思想」，似乎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而不是具有哲學意味的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思想雖然也包含著對具體問題的認識，但卻遠比這種「認識」要豐富和博大。

用這樣的「思想標準」來衡量，陳忠實的《白鹿原》無疑是有深度的，甚至可以說，是富有思想含量的：它改變了人們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簡單化認識、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刻板印象，豐富了人們對「人性」和「革命」的想像和理解。但是，他的思想意識並不成熟，思想能力也不穩定。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和言論，就很難說是有思想的。例如，針對關於關中人和陝西人「封閉保守」的批評，陳忠實晚年寫了一篇題為《為城牆洗唾》的辯護文章：「我所知道的史實，重要的有這樣幾個，西安是響應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幾個城市之一。陝西的共產黨人在陝西傳播共產主義幾乎與全國同步。陝西農民運動開展的廣泛和深入程度只次於湖南，僅藍田一個縣就有八百多個村莊建立了農民協會……『西安事變』怎麼看都是扭轉中國局勢的大手筆。且不說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這樣人人皆知的史實了。我便簡單設問：在這些標誌著中國現代史的重要歷史階段，西安、關中乃至陝西人的舉動都毫無疑義地顯示著最新思維最新觀念和最果決的行動，城牆把哪一位先驅者封閉捂死了？怎麼會把改革開放以來的封閉的淵源，突然瞅中了古城牆？」

陳忠實似乎完全忽略了人們批評「城牆」的參照體系和評價尺度。用二十一世紀社會發展的現代性尺度來衡量，就當下的情形來看，陝西（包括陝西之外的很多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確實顯得有些保守和落後，缺乏生氣和活力。然而，陳忠實的辯護，卻完全是「後視性」的，即用歷史上的僅僅局限於個別方面的「輝煌」，來證明陝西和陝西人不僅不落後，而且，還在整體上顯示著「最新思維最新觀念和最果決的行動」，就像人家批評你家現在的馬養得不好，實在太瘦了，你卻強辯說，我家過去的騾子養得特別好，個個膘肥體壯。因為完全脫離了當下語境，所以，這樣的辯護是無效的。它是情緒，而不是思想；它是情緒性的發泄，而不是思想性的表達。什麼時候陝西用真正的新文化和新精神，證明了自己的開放性和現代性，那麼，那些所謂的「唾」，也就不洗自消了。

在《我們沒有史詩，是思想缺乏力度》中，陳忠實也談到了「思想」問題：「作家獨立獨自的思想，對生活——歷史的或現實的——就會發生獨特的體驗，這種體驗決定著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準確性和獨特性，註定著作家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的獨到的深刻性。這也應該是文學創作的常識。」陳忠實準確地揭示了「思想」與「體驗」的關係——「思想」決定著作家體驗生活的「深刻性」。他也注意到了「思想」的政治維度，但是，他將思想與「建設性的政治的熱情」混為一談，卻從根本上取消了「思想」的「建設性」。

本來，釐清思想的正誤和道德的善惡，是有著可靠的普適性標準的；據此標準來認知和判斷，也並非難事。但是，對陳忠實來講，徹底否定一個已被接受和認同的觀念體系，是一件非常複雜和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為，他的情感因素侵入了理智之中，影響著理性活動的純粹性和徹底性。於是，他便陷入了依違兩難、唯唯否否的矛盾狀態。他說：「我對生活的回嚼類似『分離』，但又不盡然，在於精神和思維的『分離』……反覆回嚼反覆判斷也未必都能獲得一個明朗的選擇；尤其是在這個回嚼過程中，對於昨日既有且穩定了不知多少年的理論、觀念，且不說審視、判斷和選擇的艱難，即使做出了劣和優的判斷和選擇，而要把那個『劣』從心裡和精神的習慣上滌盪出去，無異於在心理上進行一種剝刮腐肉的手術。我選用『剝離』這個詞兒，更切合我的那一段寫作生活。」他的「剝離」之所以艱難和痛苦，是因為，他表達自己思想的態度不夠明朗和堅決，否定「劣」的思想的態度不夠徹底和決絕。面對那些「劣」的思想，他甚至還有點溫情脈脈，以至於直到晚年，從他的文字里，人們還可以看到對「劣」的思想的「輸誠性抒情」。

總之，在考察陳忠實價值立場的時候，我們要根據事實來下判斷，就像邢小利所說的那樣：「陳忠實經常講作家要有思想性，而作家的思想性與思想家的思想——成一定體系的哲學性思考是不同的，有人說老陳是思想家，這個問題可以探討。比如對於他所熟悉的農村、農民、農業來說，他實際更多的是從生活的經驗的角度看問題……一點感悟，一些生活經驗，甚至一些聽起來也不乏精警的看法，只能說是思想的火花，很難說就是什麼思想，更不敢說就是什麼思想家。作家要用作家的標準去衡量和評論，亂戴高帽子有時反而不好。」雖然，陳忠實對某些具體的問題有著深刻的思考，但不能因此便將「思想家」的高帽子，戴在他的頭上。與其說他是一個思想家，不如說他是一個樸實的經驗主義者。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深刻的生命體驗成就了他的寫作，幫助他成功地實現了自己最直接、最具體的文學理想——寫出了一部可以傳世和「墊棺作枕」的傑作，從而為自己贏得了極高的文學聲譽和牢固的文學地位。

是的，陳忠實的寫作更多地依賴於他的感受和經驗。他的經驗是豐富的，認識有時也是深刻的。當他將這些經驗與深刻的認識結合起來的時候，他就可以寫出像《白鹿原》這樣的傑作。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對沉重的歷史和複雜的現實，缺乏批判性的分析和思想性的把握，所以，他的寫作就失去了方向和活力。可以說，生活的經驗成就了他，但思想的貧乏卻限制了他。

思想的匱乏必然導致寫作的碎片化和浮泛化。陳忠實晚年的大量實用性寫作，就給人一種蕪雜而無意義的感覺。他率爾操觚，隨意為文，寫了大量的人情文章和應景文章。他談吃，談體育，談足球比賽，談聽完報告的感受。作為一個成就巨大而德性朴茂的小說家，他幾乎變成了「序言」和「讀後感」的不厭其煩的寫作者。他甚至會為一個幾乎完全不相干的人寫好幾篇「序言」。一個思想家只會對意義世界的事情感興趣，而不會在這些近乎無聊的事情上枉拋心力，浪費時間。

▲布羅茨基

布羅茨基在《空中災難》中說：「如果俄羅斯散文有任何傳統的話，那就是尋找比現有可獲得的更偉大的思想，對人類狀況的更徹底的分析，尋找可舀取的更好的資源，以便忍受現實的圍困。」其實，這不應該僅僅被視為俄羅斯文學的傳統，而應該被當作整個人類文學的一項重要的使命。一個有偉大的文學抱負的作家，就應該是具有人類情懷和現實意識的作家。他為人類的生存境遇而焦慮，試圖通過艱難的努力，為人們提供偉大的新思想，以便人們用它來對抗沉重的現實。

倘若今天的中國作家想寫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那麼，他就應該在陳忠實止步的地方向前邁進。他要有自己的批判性和建構性的思想，要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有深刻的理解，只有這樣，他才能在更加開闊的精神視野里，創造出真正具有思想價值、倫理價值和美學價值的偉大作品。

三 折衷主義者：價值立場與價值整合

文學寫作是一種表現價值訴求的創造活動。作為一種價值選擇和價值建構，它離不開一定的價值立場。價值立場決定了文學寫作的基本方向和精神風貌。

完全沒有價值立場和價值傾向的文學寫作是不可想像的，就像愛倫堡在談到司湯達時所說的那樣：「斯丹達爾和一切大作家，從但丁到托爾斯泰一樣，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有傾向性。傾向性是強烈的情緒，它不會干擾作者，而那些反對傾向性的作家的作品，他們的傾向性不會比斯丹達爾的少。」立場和傾向意味著價值主張和寫作態度。它甚至包含著形而上的信念，就像米沃什所說的那樣：「對創作者來說，除了相信某種內心的召喚之外，別無他法；甚至為了表達他覺得是真理的東西，可以付出一切代價。這種內心的召喚如果沒有以一種形而上的信念作為依據，便是荒謬。這種形而上的信念就是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為因素的永恆不變的價值。」

那麼，陳忠實有沒有明確而牢固的文學立場呢？他的內心，有沒有這種形而上的「永恆不變的價值」呢？這是一個問題，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這不僅是陳忠實的問題，也是絕大多數中國當代作家的問題。

缺乏「傾向性」「價值立場」「形而上的信念」和「永恆不變的價值」，正是中國作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我們的文學很難達到理想境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布羅茨基在批評20世紀的俄羅斯敘事文學的時候說：「不管是在創新方面還是在總體世界觀方面，今日俄羅斯散文都沒有提供任何質量上的新東西。」今日之中國文學，似乎亦可作如是觀。

陳忠實起步階段和前期階段的價值立場是依附性的。這與他接受的教育程度有關，也與他的身世和成長經歷有關。他終其一生，都是一個站在農民立場來寫作的人。持有「農民立場」的作家，貼近底層，作品中總是彌散著濃郁的田園氣息，具有令人愜意的親切感。但是，陳忠實始終是一個農民作家而不是知識分子作家。他所選擇的價值立場，也基本是農民立場，而不是知識分子立場；是族群主義立場，而不是人類主義立場；是國家主義立場，而不是世界主義立場。他是中國的柯爾卓夫，而不是中國的托爾斯泰；放到中國語境里來看，他既不是陶淵明，也不是杜甫，更不是司馬遷。他沒有陶淵明的超脫和散淡，沒有杜甫的沉鬱和頓挫，更沒有司馬遷批判權力的遊俠般剛猛的勇氣。邢小利對他的價值立場和精神矛盾，有極為深刻的分析：

▲邢小利

「從中國文化和精神的譜繫上看，陳忠實既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也不屬於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的經歷，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經歷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觀念和思想觀念，都更接近於中國農民的生活觀念和思想觀念……總之，無論是文人還是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堅持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說陳忠實既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也不屬於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著眼點就在於此。」

在十年浩劫期間，他像幾乎所有的人一樣，缺乏現代的文明修養和公民意識，沒有正確地理解公民與政治人物的關係，曾發表過不少崇拜和熱愛領袖人物的文章。他的情感非常投入，態度極端虔誠，顯然存在情感過甚而理性不足的問題，足以見出他早先的心性與性格。邢小利曾經通過對陳忠實青年時期的經歷和文學觀的考察，揭示了他前期作為「工農兵業餘作者」的特殊的心理狀態與人格狀態。

在很長的時間裡，陳忠實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幼稚和不成熟的，並沒有形成自己的明晰的價值理念和牢固的價值立場。但是，他也會接受時代風氣的影響，與時俱進，認識和態度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就此而言，他是一個游移不定的「折衷主義者」（eclectic）。至於向哪個方向「游移」，按照什麼尺度來「折中」，則決定於時代的風氣。

在陳忠實的理解中，中國的「傳統」，由三個體系構成：一個是「孔子的東西」，一個是「五四」，一個是「後來的階級鬥爭觀念」（這個命名其實並不準確，因為它背後的意識形態體系的內容構成，遠不止「階級鬥爭」這一點），「那麼，你究竟定點在哪一個傳統上頭？我覺得哪一個也是不可靠的。」其實，對這三個傳統，陳忠實在不同的語境里，都有認同和接受。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解釋他為什麼要用讚賞的筆調描寫朱先生和白嘉軒身上的古風與厚德。凡此種種，足以說明，陳忠實終其一生，都是一個被動而游移的「折衷主義者」，而不是一個主動而堅定的「建構主義者」。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很長時間裡，他接受民粹主義文學理念，並自覺地按照這種理念來寫作。雖然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他會不自覺地突破這種理念的約束，但是，就基本的價值立場來看，他似乎很少清醒地懷疑和否定它。在1976年之前，他全盤接受那種工具主義的文學理念和寫作規範，自覺地將自己的寫作納入時代的整體性框架中。就像邢小利所分析的那樣，他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寫作立場，都存在工具主義的問題：「傳統文人和知識分子認為『人』或『我』是獨立的『個人』，而作為工農兵『業餘作者』時期的陳忠實，與傳統文人和知識分子對人的認識不同，他認同的是那個時代的普遍意識，沒有獨立的『個人』的存在，只有作為『人民』一員的『群眾』的存在。」在他這個時期的意識里，對自我、個人、自由和尊嚴等問題，並沒有認識，對文學的根本使命和基本價值，也缺乏了解。他自己的文學態度和價值立場還遠遠沒有形成。

2011年7月18日，為了給《陳忠實評傳》做準備，陳忠實建議邢小利提出一些問題，他來回答。邢以書面形式向陳忠實提了8個問題：

邢以書面形式向陳忠實提了8個問題：

這些問題，問得很有水平，也很尖銳，涉及到了「思想」和「人格」等許多重要問題，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文化選擇和價值立場的問題。邢小利臚列了五個文化選項和五種價值立場：「儒道釋」三家，再加上西方的「兩種思想」——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他所提出的最具挑戰意義的問題是：「您的思想觀念，您的文化立場，歸屬於或者說傾向於哪一個或哪幾個思想資源？或者，您有自己的另外的表述？」

據我所知，關於這些問題，陳忠實沒有任何回應。他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持他回答這些問題。他的特殊經歷和身份，也影響他回答這些問題。

在我看來，對「儒道釋」諸家，他缺乏系統的知識儲備，也沒有深刻的體認，所以，很難全面地接受和認同。由於長期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對自由主義等現代價值體系，也缺乏理解的同情，所以，在態度上是排斥的，在認知上則是不甚了了。

就價值立場來看，他大體上是一個樸素的民粹主義者。只不過，作為折中性的補充，他後來給自己的價值立場下面，墊了兩塊「五四」的石頭——一塊是「反封建」，一塊是「人道主義」。當然，經過他的切割，這兩塊石頭的大小，並不相等：前一塊有磚頭那麼大，後一塊卻只有饅頭那麼大。

▲電影《白鹿原》中的田小娥

他對「女性」的同情態度，對女性地位和解放問題的關注，對男權思想的批判，都與「五四」的「反封建」影響分不開。他的《沉重之塵》《貞節帶與斗獸場》等散文，所表達的就是對女性命運的關注，而《白鹿原》中最打動人心的地方，也是關於田小娥等女性命運的敘事。

他的「人道主義」，也被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只是一種具體情境里的態度和情感反應，並沒有上升為一種堅固的價值立場和完整的思想體系。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有限定的人道主義者，而不是普遍的人道主義者。真正的人道主義，像大地一樣無垠，像天空一樣遼闊，是沒有任何狹隘的歧視意識和階級偏見的。

至於「五四」的另一個核心理念「自由」，他就更加隔膜，既缺乏深刻的理解，也缺乏強烈的共鳴。他有「解放」意識和「反抗」意識，但沒有權利意識和自由意識。個性在他的意識中，並沒有紮下根來。在他的意識世界，整體性意識遠比個性意識更具主宰性。

像許多中國當代作家一樣，陳忠實的價值立場是依賴性的，是由他者來建構的。他也許會在局部和細小的地方，吸納別的價值觀，甚至接受別的文化立場的影響，例如，在小說敘事中接受《靜靜的頓河》的人性化描寫和《百年孤獨》的歷史意識。但是，就主體來看，他的文化意識和價值圖景，並不十分清晰，因為，他並沒有形成屬於自己的堅牢而可靠的價值立場。他之所以未能在「蝶變」之後，實現文學精神上的「豹變」，究其原因，蓋在於此。

即便如此，他也是一個創造了奇蹟的偉大的作家。他必將因為《白鹿原》這部傑作而垂馨千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