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脫亞入歐」的邏輯 | 道田

07-14

善於節省時間的

都置頂了思考者iThink

當中國在歐洲國家面前不堪一擊時

素來善於學習且心高氣傲的日本人

另擇良師就是歷史的必然

文|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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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伴隨著西風東漸的是封建的黃昏，由德川家康在日本開創的幕府政權，也跟鄰居大清國和高麗國一樣，受到了嚴峻的內外衝擊。

外部，美國海軍將領佩里於1853年率領艦隊兩次直闖江戶（即東京），隨後迫使日本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從中國學來閉關鎖國政策的日本，國門從此被踢開；

內部，經過250多年的封建統治，日本國內積累了尖銳的社會矛盾，農民地租稅賦越來越重，工商業者受到嚴格的從業限制和外貨傾入的衝擊，武士階層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狀況不斷下降，這一切終於引發了旨在推翻幕府統治的倒幕運動。1868年，倒幕派成功發動了宮廷政變，隨後宣布「王政復古」、大權重歸天皇，15歲的明治天皇在眾人的支持下昭告天下，宣告日本新的中央政府成立。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令世界對日本刮目相看。日本新政府進行了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重大改革：

政治上仿照英國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

軍事上分別以德國和英國為模板改革陸軍和建立海軍，

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大力引進歐美先進工業技術，

教育上建立西式教育體系，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國家留學，甚至在文化上也倡導西式生活方式。

這一系列以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為思想的改革行動，史稱「明治維新」，日本由此成為東亞乃至亞洲第一個邁入工業化和近代化的國家。

1萬日元紙幣上的人物——福澤諭吉。他稱：「舉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強，以圖傲視亞洲諸國，其核心者，唯『脫亞』二字而已」。

「脫亞入歐」論的提出者是被稱為「日本伏爾泰」的思想家福澤諭吉。1860年和1862年，福澤諭吉隨幕府官員分別出訪美國和歐洲，親眼見識了工業革命後，西方多個國家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富有和繁華，於是意識到：打敗日本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絕不是船堅炮利這麼簡單，而是在背後有一套富國強兵的制度邏輯。相比之下，東亞的日本及鄰居大清、高麗就是半開化的蒙昧狀態，特別是日本曾經的宗主國中國，先後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敗於勞師遠征、民寡國狹的英國，天朝上國的強盛和東亞文化圈老大的威風蕩然無存。中國是日本的師傅和標杆，當中國在歐洲國家面前不堪一擊時，素來善於學習且心高氣傲日本人，在發展道路上另擇良師就是歷史的必然，正如《脫亞論》中所說，「舉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強，以圖傲視亞洲諸國，其核心者，唯『脫亞』二字而已」。

很多歷史學家對日本明治維新的選擇及其成功之道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解析，如果說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那麼日本這次改革成功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日本人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以及文化心理的驅動匯合成推進改革的強大動力，而倒幕派的成功推翻了既得利益階層，又使改革的阻力降到了最小。

日本浮世繪中的倒幕。1868年，倒幕派成功發動了宮廷政變

從利益角度看，幕府後期昏庸的統治使日本國內從農民到武士各階層都極為不滿，既然大家都不滿意，那麼推翻本來就沒有道義（長期架空天皇）的幕府政權就是共同的選擇。在明治維新中，對上還政於王強調了天皇的君權，中間層面實行積極的商業經濟政策，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並通過工業化和商業化做大蛋糕，使下層農民負擔的減輕成為可能，同時，以西式國防和軍事建設帶動武士階層轉型，滿足他們更受重視和有更大用武之地的訴求，比如下級武士出身的福澤諭吉就主張脫亞入歐後以歐洲人對待東亞人的做法去「對待」大清和朝鮮。因此，這次改革首先契合了當時大多數日本人的利益。

在文化心理層面，日本民族強烈的危機感和自卑感是改革的另一種內在動力，而這兩種心理又是相輔相成的。

作為一個陸地面積不及中國雲南省大小的島國，日本人賴以生存的各種資源十分匱乏，不僅如此，島國還頻發火山、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這使日本人無時不感受到自然界帶來的生存威脅；另一方面，日本蝸居在資源豐富的中華帝國旁邊，幾乎每一個統一強盛的中國王朝，都要嘗試攻打和統一日本，經過拉鋸和博弈，雙方形成了以「封貢制」為代表的微弱平衡，人多、地大、物博的中國天生就會使日本人感到緊張；當西方人到來之後，日本人所受到的外來威脅又加重了一層。因此，人與自然、滅族與滅國的雙重威脅使生存危機伴隨著日本民族的誕生和延續。

日本的民族自卑心理則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與鄰居中國的橫向對比，國土之狹小、資源的匱乏和處於大陸的邊緣只是有形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國形成了完善的封建社會體制和領先世界的封建文明，特別是強勢的儒家文化已經輻射和影響到數十個國家，這種文化上的先進性使日本不得不納入中國的封貢體系並向中國學習，日本之於中國僅僅是眾多衛星國中的一個，正如日本的社會學家森島通夫說，中國是文化如花盛開的世界中心之國，與中國博大精深的中華思想相比，日本人常懷自卑感，常感強大的世界帝國的壓迫。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武士

從心理學的角度，無論是危機感還是自卑感，都會使人內心緊張，為了達到內外的平衡，外在行動上通常會表現出相反的映射，於是，日本人形成了崇尚強者的武士道文化，並自稱為大和民族和大日本帝國。當中國人強大的時候，他會拜師中國，當歐洲人或者美國人強大的時候，他同樣會轉投歐美——哪怕這個新師傅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於是，當歐美人帶來了新世界的文明並從裡到外折服了日本人時，日本便毫不猶豫地選擇全盤西化了，因此，從人文地理上說，「脫亞入歐」實質上是「脫中入歐」，而從社會形態上說，其實質是摒棄被打敗的封建主義，擁抱強盛的資本主義。

改革能否成功，除了要有改革的動力，還要看改革的阻力。德川幕府統治日本264年，壽命與清王朝相當，數百年的封建家族統治形成了以軍閥門閥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階層，可想而知，如果由幕府政權主導「脫亞入歐」改革，由於會觸犯當權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多半會被閹割而走向失敗，正如同一時期同樣試圖學習西方的中國，無論是主張「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守舊派還是主張「中體西用」的洋務派，本質上都是既得利益者不願對當時的體制和利益格局做大的調整。幸運的是，倒幕派獲得了成功，社會重新洗牌使得既得利益者不復存在，改革的阻力降到了最低，為年輕的明治天皇推陳出新和西方模式在日本的落地創造了絕佳的時機。

另外，日本選擇「脫亞入歐」還是國家方向上的重大轉變，相對於舊有體制無疑是一次十分激進的改革，其劇烈程度不亞於100多年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但是日本地理上更加遠離歐洲卻真正實現了「入歐」，除了「朝野一心，革除舊弊」之外，其所進行的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升級的增量改革而非存量改革亦是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