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燕 趙桂蓮 | 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第一卷下）：外國小說研...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60年」中的子課題「外國作品研究之考察與分析」中「外國小說研究」的成果。本課題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考察與分析新中國60年我國學者對外國小說的研究範圍、研究焦點、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進程以及對其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總結研究的得失，找出現存的問題，提出解決的對策和指出未來努力的方向。總體說來，課題的研究工作分三個步驟展開。第一步是全面搜集平60年來進入中國學者研究視野的作家創作，論文搜集範圍除學術刊物、文學類期刊、高校學報以外，還包括影響力廣泛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讀書》等報刊；專著以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文獻為主要依據。這項工作歷時三個月左右。充分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為最終選擇專章作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影響。從掌握的資料來看，進入我國學者研究視野的外國小說家有兩百多人，在不同時期得到較多關注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從研究方法、關注焦點、研究的多樣性和研究水平來看，在新中國60年的外國文學研究中不難發現其較為清晰的發展脈絡。新中國成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是一個階段，包括外國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學研究遵循的是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性原則和黨性原則，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在這樣的原則指引下批判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排他性地佔據著文學批評的舞台，其重要的研究目的是更好地認清封建殘餘和資本主義的醜惡面目，更好地為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明天服務。不管是研究哪個國家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得出的結論基本上大同小異：一方面，小說家對黑暗現實的揭露與批判具有進步意義；而另一方面，由於作家的階級立場和世界觀不正確，所以在反映現實的同時具有消極性、落後性甚至反動性。由於忽視作品的藝術特色研究，作家創作的個性特點從總體上說比較模糊。十年動亂期間是一個文化斷層，學術研究處於全面停頓狀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存在一個過渡期，在主題思想研究方面傳統的思維模式依然在發揮著作用，但藝術特色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從收入本卷的作家研究來看，總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可以被看做分水嶺，為新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划出了一條更為清晰可辨的界線。如我們所說，之前見諸文字的多是現實主義小說家，尤其是批判現實主義或被歸於批判現實主義之列的小說家以及被歸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列的小說家，形成一定研究規模的小說家人數不多，基本維持在二三十位，俄蘇的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蕭洛霍夫、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艾特瑪托夫，法國的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樓拜、司湯達、左拉、羅曼·羅蘭，奧地利的茨威格，英國的狄更斯、奧斯丁、哈代，美國的馬克·吐溫、海明威、歐·亨利、傑克·倫敦，西班牙的塞萬提斯，捷克斯洛伐克的伏契克，日本的小林多喜二、井上靖，這些小說家出現的頻率相對高一些，而且多數評述集中在1978年之後。論文多為主題研究，藝術性觀照相對少一些，其中也不乏介紹性、紀念性文章。緒論//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第一卷下）外國小說研究自80年代中期開始，尤其是到了80年代末，研究的範圍急劇擴大，深層次的研究不斷問世，現實主義小說家的數量得到進一步擴充，之前幾乎沉默的現代派作家和非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家浮出水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其中包括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加繆、薩特、杜拉斯，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德國作家格拉斯，英國作家勃朗特姐妹、勞倫斯、伍爾夫、康拉德、多麗絲·萊辛，美國作家福克納、亨利·詹姆斯、索爾·貝婁、麥爾維爾、托妮·莫里森、愛麗絲·沃克、厄普代克、賽珍珠、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和兩位華裔美國女作家湯亭亭、譚恩美，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後來加入法國國籍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蘭·昆德拉，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日本作家紫式部、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論文數量可觀，而且專著頻出。

展開課題工作的第二步就是對專章作家的選擇。我們對外國小說家研究的考察與分析並不求面面俱到，但卻應該做到重點突出，具有代表性，並且考察的結果應該看出研究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所以，雖然60年來我國學者的關注面不可謂不廣，專章作家的選擇著實艱難，但在多方徵求各領域專家的基礎上，在尊重事實的同時兼顧流派和區域性，最終選擇的作家充分考慮了多方因素，應該是經得起推敲的。

首先，在整個60年里始終處於關注焦點的小說家基本都收入了考察之列。這部分作家的研究被列入名單本屬必然，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這些研究的考察能很好地發現研究角度、研究方法、關注焦點等在不同時期的特點和變化。其次，考察的對象是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巨大並且後30年里也在不同層次上受到我國學者關注的作家。這部分作家包括普魯斯特、加繆、卡夫卡、托馬斯·曼、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伍爾夫、康拉德、勞倫斯、多麗絲·萊辛、亨利·詹姆斯、索爾·貝婁、托妮·莫里森、喬伊斯、米蘭·昆德拉。第三，從總體研究情況看，俄蘇、歐美作家的研究幾乎佔有壓倒性比重，其他地區小說家的研究相對而言規模要小得多，構成一定規模的研究在時間上也晚得多。成就斐然的日本文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同本課題的研究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我國對日本文學的譯介和評論在五四運動後進入一個高峰期，但很快國人的興趣點就集中到日本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上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甚至中期。在此之前日本的一些非無產階級作家見諸文字的時候不是以「反動作家」就是以「資產階級作家」的面目出現，被片面解讀的情況比較嚴重。拉丁美洲作家的研究情形與此類似，80年代之前受到較多關注的是那些被認為政治立場正確或對華態度友好、以創作為刀槍爭取民族獨立的進步作家，比如巴西共產黨人亞馬多，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馬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智利共產黨人聶魯達。至於在國際上得到極高評價的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因為政治身份可疑或是對其政治立場不了解，研究寥寥，而且同樣多誤讀或片面解讀。日本文學之外的東方文學幾乎是一片空白，或是零散，不成規模。有專家指出，這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是「西方—歐洲中心論」，此外與人才匱乏有關：多年以來大學中小語種的課程設置多在於語言學習，很少設置文學類課程。與此相關，文學作品的翻譯自然就出了問題，數量少不說，而且問世的時間比較晚。這種情形自80年代初開始得到了改觀，東方文學的研究隊伍開始形成並日益壯大，包括論文和專著的研究成果不斷問世。為了反映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全貌，我們專門選擇了日本的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阿根廷的博爾赫斯，埃及的馬哈福茲進行考察分析。雖然就研究成果的數量而言，這些小說家都不佔優勢，但從這種不佔優勢中和研究角度的前後變化中更能發現我們研究的傾向性、影響因素以及與國際學術界的差距。

對每位專章作家的選擇依據將在本卷四章的「導言」中給出更為詳細的說明。課題的第三步是聘請專家撰寫專章作家研究狀況。我們聘請的學者基本上都是各自領域卓有建樹的研究者，不僅長期關注各自的研究對象，對自身的研究對象熟悉，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各有心得。我們的課題在進行的過程中思路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比如增加新中國成立前研究的簡要回顧，以期更好地總結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外國文學研究的偏頗和不足及其影響因素；再比如，要求在對每位作家的研究進行全方位綜合評述的基礎上增加學術性和研究性思考，適當比較中國研究與國際研究的差距，以期在今後的研究中取長補短，在國際學術領域發出中國學者獨立的聲音。這些寶貴的意見很多都是參與課題研究的專家提出來的。國人自覺地、有意識地介紹和大批引入外國作家的創作始於20世紀初期，本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時至今日已經一個多世紀了。本課題歷時三年多的研究表明，新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尤其是前30年在很大程度上繼承的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衣缽，具體而言，五四時期對外國作家作品的取捨、接受和評述角度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多年的時間段內依舊佔據主導，這是因為五四運動與新中國的歷史發展具有連續性的緣故，而且五四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對外國文學的訴求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正是本課題適當考察新中國成立前狀況的原因。我們本項研究雖名為「新中國60年的外國小說研究之考察與分析」，但在對每位小說家60年的研究進行考察與分析之前都簡要回顧了中國引入、評述該作家的歷史和主要觀點，加入這部分的內容並非一開始就決定的。但在具體考察新中國的外國作家，尤其是較早進入國人視野的作家的研究狀況時，我們的專家幾乎都不約而同地發現，新中國成立初的外國作家研究、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除受到蘇聯相關領域研究的影響之外，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化名人，比如魯迅、茅盾、陳獨秀、郭沫若、瞿秋白、鄭振鐸等人的觀點屢屢出現，被作為定論加以引用，或出現在文章開頭作為展開評論的引子，或出現在文章最後作為自身研究結論的證明。因此，為更深入地考察新中國60年外國小說家的研究脈絡、研究視角的演變及其形成原因，新中國成立前的接受狀況自然而然地被納入考察視野。19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伴隨該運動「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動機，數百年的閉關鎖國狀態還是受到了衝擊，國門終歸還是開了一條縫。京師同文館的設立、派遣童生或青年人出國留學以及極少一部分人有機會通過其他途徑接觸和感受外國文化為我國造就了第一批外語人才。設立同文館、派遣留學生這兩項官方舉措雖旨在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為經濟上的富國強國培養人才，但走出國門的青少年學成歸來帶回的不僅是先進的西方「長技」，而且中國士大夫精神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價值追求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使得部分有機會接觸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的視野不僅僅局限於科學技術，更兼顧人文科學領域的知識。20世紀初外國文學進入國人視野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展開的。籠統而言，新中國成立前對外國文學的集中觀照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這一時期的新文化人多秉承著通過教育啟蒙民眾的理念介紹和關注外國文學，其宗旨在於改造國民的劣根性，如同小說家專章作者共同指出的那樣，五四新文化人對外國小說家的取捨和評價角度與時代的需求密不可分。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激發了國民的自覺意識，反帝制、反封建禮教成為該時期思想界的主流聲音，新文化人懷著為反帝、反封建服務的初衷有意識地介紹並引入了一大批符合該需求的外國小說家的創作。在隨後的抗戰時期，得到重視的也多是契合鬥爭需求、從精神上鼓舞士氣的小說。由此則不難理解，新中國成立前在對外國小說家的選擇上，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如果不能絕對地說是排他性入選的小說家，那也是占絕對優勢的。而且有影響的評述多著眼於外國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對「被侮辱、被迫害」的人的同情以及主人公積極向上的奮鬥精神。比如，對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認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二三十年代主要關注主人公「積極的」理想主義和小說「明顯的人道主義」，抗戰時期發掘的是堂吉訶德「為大眾去冒險」的榜樣力量，亦即新中國成立前的評述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主人公及其精神實質，很少涉及小說豐富的藝術性和審美特質。50年代開始的《堂吉訶德》評論對接的正是之前的認識，只是對主人公的評價更多負面色彩，更片面，也更武斷，甚至可笑。新中國成立前的外國現代派小說家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幾乎空缺，偶有提及也是語焉不詳，多與實際不符。比如對卡夫卡的認識：沈雁冰20年代提到卡夫卡的時候說他是「抒情詩家」「現代派戲曲的創始人」，30年代的兩篇小文中「多有不實之詞」「語焉不詳」，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卡夫卡的評論文章只有區區一篇，而且作為「徹頭徹尾的頹廢作家」，「在反對現代資產階級文學、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文學的鬥爭中，徹底批判卡夫卡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唯一的一部卡夫卡小說集也是作為「反面教材」「供內部參考」的。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外國現代派作家因為不能直接地為反帝反封建效力、為社會主義建設效力而被排除在視野之外的原因。卡夫卡可以被看成是外國現代派作家長期以來在中國命運的一個縮影。必須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後的外國文學評述雖具有一定的傾向性，但評述的靈活性和自主性還是比較強的，這與當時文化人的深厚學養有關，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某些觀點和認識時至今日依然有價值。比如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認識上周作人、鄭振鐸、田漢、茅盾等都頗有見地，認識最深刻的當屬魯迅，他對陀氏最入木三分的評價是陀氏「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顯示著靈魂的深……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癒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正因為陀氏「處理的是人的全靈魂」，而「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這算是對「殘酷天才」「惡毒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種辯護吧。魯迅對陀氏的這幾段評述文字在新中國成立後，主要是開始進行藝術特色研究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論述中被引用得最多，尤其是對陀氏主人公作心理分析時幾乎是必不可少的論據。魯迅對陀氏宗教態度的認識也深刻影響著80年代前後我國學者對陀氏宗教觀的評價，但與該時期國人總體上對宗教持否定態度有關，對陀氏創作中反映的宗教觀幾乎是眾口一詞地予以否定。如果說對魯迅來說，由於「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所以「不熟悉」，但陀氏的宗教忍從「恐怕也還是虛偽」，這種認識還算是比較契合國人對基督教的總體認識，為如何理解陀氏（也包括其他宗教意識濃厚的外國作家）的宗教觀留下了進一步闡發的餘地，則受魯迅影響的新中國前30年的論者幾乎全都不留餘地，談到陀氏的宗教思想時就像約好了似的，都要在文章開頭或結尾加上諸如該作家「藝術上偉大，思想上消極或反動並因而作品存在軟弱之處和局限性」的類似表述。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宗教領域是禁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鴉片」，必須予以批判，則到了90年代，許多歐美文學學者早已經在比較深的層次上剖析文學作品與宗教的關係了，而陀氏研究的某些文章卻依然固守著這樣的認識，那不能不說在很大程度上受的是魯迅著名論斷的影響。我們前面已經說過，80年代中期可以被視為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分水嶺。之前的研究多屬意識形態研究和社會歷史批評，絕大多數論者首先重視的是作家政治上正確與否，受關注的作家也多是政治正確或被認為政治正確或認為某些觀點反動因而必須予以批判的作家。我們列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如此，其他國家小說家的研究也大致如此。比如80年代中期之前為數不多的馬爾克斯研究多「注重對馬爾克斯小說進步思想的發掘與認定，充分肯定《百年孤獨》《家長的沒落》等小說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積極意義』，指出其『揭露獨裁者的面目，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抨擊時政的流弊』的進步性。對於馬爾克斯小說的創作手法與藝術特徵，研究者則多用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評價標尺去作定位與討論」。再比如70年代末才開始得到一定程度研究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80年代初期，把文學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過度強調文學的人民性和黨性的觀點依然存在。表現在川端文學研究領域，即是簡單乃至武斷地以社會批評的方法加以評判，有些論文甚至局限於道德評價或階級劃分而做出全面否定的價值判斷……此類觀點在80年代前期的川端康成小說研究領域仍佔有相當比例」。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外國文學研究中另類的聲音不是沒有，但卻形不成系統，構不成規模，而且這樣的聲音要麼小心翼翼地冠以「散論」的名義以遮人耳目，要麼以筆名問世，如此小心的聲音也大多會隨後招致正統論者的批判和質疑。80年代中期之後的外國小說研究真正進入了繁榮期，學術自由的精神逐步深入人心，表現在學術研究領域可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與8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學說和90年代各種外國文藝理論被介紹並引入中國有關，比如形式主義理論、敘事學理論、巴赫金復調和狂歡化詩學理論、原型批評等，由此使80年代中期之後的小說研究學理性得到大大加強，各國小說家創作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得到多元化的深度挖掘。張中載對八九十年代哈代研究煥發生機的原因分析適用於80年代中期之後我國學者對整個外國小說的研究變化：「思想解放的內因以及國外引進的批評理論的外因聚匯，造就了一個嶄新的學術批評環境。」新時期的社會歷史批評依然是我國學者鍾情的領域，但與之前相比擺脫了簡單化和教條化，向縱深挺進，多數學者皆不同程度地對研究對象不同特點的產生、賴以存在的文化背景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的重點不再是描述「然」，更在於挖掘「所以然」。重讀經典作品、重新認識經典作家構成研究熱點。現代派小說家或非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家成為研究的另一個熱點，很多研究不僅是填補空白之作，而且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總的來說，80年代中期之後，尤其是最近十幾年的外國小說研究成績值得肯定，與國際學術界的距離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了中國學者獨立的聲音，體現了中國學者的研究特色。不過，隨著各種西方文藝理論的引入，運用適當的理論解讀作家創作的確可以有許多新穎的發現，但與此同時這類研究在某些研究者的論著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或許與消化不良有關，與努力另闢蹊徑、意圖重新闡釋小說家的創作有關，與跟風式研究應該也有關係，因此，有意識運用理論的研究中對理論斷章取義者有之，生搬硬套者有之，削足適履者也有之。這種情形幾乎是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研究中多數學者運用馬恩列斯文藝論的別樣翻版，都存在對引用論述的誤讀或斷章取義的曲解，都是某種程度上對理論急就章式的運用。這是今後的研究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我們知道，一種理論再好，也並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運用理論武器開掘文學作品隱藏意義的前提和必備條件是充分地、全面地、系統地掌握它，這種掌握不僅限於對理論本身的認識，同時包括對理論創造者本身、理論產生背景等全方位的認識，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做到知己知彼，揚長避短；其次，在文藝理論指導下解讀文學作品固然重要，藉此可以更多彰顯文學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魅力，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清楚，文學的重要本質之一是人學，文學作品是以人為核心的，因此作為外國文學研究者，發掘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學創作的獨特思想和藝術價值以及文學作品中具體人物的思想軌跡、思考方式、行為特點及其所遵循的內在邏輯更是我們應該完成的任務，做到這一點的重要條件是潛下心來積累研究對象得以產生及其構成特點的文化背景知識，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透過現象洞察本質，否則很容易流於表面。縱觀迄今為止的外國小說研究，比較普遍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對作家創作的研究還不能說都具有足夠的全面性和代表性，與此同時低水平的重複研究卻觸目驚心。以俄蘇小說家為例，對列夫·托爾斯泰的研究多集中在《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和《復活》三部長篇小說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注主要是他的《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屠格涅夫最受推崇的是他的長篇小說，可實際上，更能體現屠氏神秘主義氣質特點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說，而這方面的研究迄今為止卻非常不夠；至於高爾基，高爾基學專家汪介之認為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的研究者卻寥寥……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藝術性和思想性並重的俄羅斯作家布寧幾乎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冷落，可以查到的包括介紹性文字在內的文章不過三十幾篇。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說家列斯科夫更受冷落。20世紀20年代移居英國的俄國文學評論家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在他問世於1926年的《古代至1925年的俄羅斯文學》中談到列斯科夫的創作時做過如下描述：想要了解俄國更多一些的人應該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的書中表現的不是整個俄國，列斯科夫筆下的俄國才是原汁原味、未受西方文明浸染的俄國。換句話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作家表現的主要是知識分子眼中的俄國，正因為此，有了列斯科夫，我們對俄國的認識才算完整。

其他國家的小說家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類似的問題。因此，在今後的研究中進一步開闊視野、擴大研究範圍、加強深度分析、填補研究空白是工作的努力方向。

作為社科重大項目中的一個子課題，本書的研究自始至終得到總主編申丹教授和王邦維教授的大力支持。申丹教授對作品研究中的幾乎所有文稿都進行了全面審定，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並一一做出下一步的工作指導，對此我們感到由衷的欽佩和感謝，整個項目，她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在閱讀各位專家的專題研究稿件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這裡也特別要感謝支持我們這個項目的各位專家學者，尤其是較早提交稿件為專題考察做出樣板的作者。一些專家作者不辭辛苦，對稿件做了多次的反覆修改，我們在此對他們的支持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的外國小說作品的研究涉及面十分廣泛，內容繁多，形式多樣。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外國小說的研究更是呈現出多元多樣、極為複雜的形態，因而，要充分而全面地分析考察這方面的研究實屬一項艱難的工作。本項研究力爭將這項考察做到盡善盡美，但因為涉及面廣而難度大，且我們的能力有限，難免掛一漏萬，並存在一定的缺憾，在此懇請各位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申 丹 王邦維 總主編章 燕 趙桂蓮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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