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如何稱呼「中國」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即將來臨，在這個全球體育健兒的競技場上，當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在倫敦奧運會的領獎台上時，我們也會為身為中國人而自豪，而外國人又會怎麼稱呼我們的國家呢？ 　　從「國泰航空」說起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英文名稱：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是香港地區最主要的一家航空公司。一提到「國泰」，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或許會顧名思義地認為名稱中蘊涵了諸如「國泰民安」之類的美好寓意，但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國泰」兩字其實是英文名稱「Cathay」的譯音，平心而論，這個譯名著實臻於完美，以至於「Cathay」的真正含義就此湮滅——深究起來，「Cathay」翻譯成中文應該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歷史名詞：「契丹」。 　　「契丹」是中國歷史上的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其義為「鑌鐵」，源自東胡的契丹人以建立了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近兩百年的「遼」而著名。公元1125年，遼朝的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人俘獲，但契丹人的傳奇並沒有就此終結！遼朝滅亡前夕，宗室、翰林（契丹語稱「林牙」）耶律大石毅然率部西征，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亞地區另建新國。這個政權在漢文史籍上稱為「西遼」，但穆斯林以及西方史籍則稱之為「哈剌契丹」（Qara Khitay）。 　　西遼的強盛與其所傳播的中原文明給當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契丹」之名也隨之遠播四海，成為許多國家對中國的稱呼。中世紀穆斯林文獻經常把中國（北部）稱為契丹（Khita），而中古英語則把整個中國都稱為契丹（Cathay）。雖然遼朝以後的中國北方民族交替稱雄，但「契丹」始終是中國的不變名稱。直到今天，俄語和其他一些東歐、中亞國家的語言，還是把中國稱為「Китай」，轉寫成拉丁字母的話就是Kitay，仍然是對「契丹」的翻譯。 　　搞清楚「Cathay」的來龍去脈之後以後就可以明白， 1946年9月24日在香港註冊成立國泰航空有限公司的美國人法瑞爾和澳大利亞人德·堪周是有著多麼大的雄心壯志——他們要建立的是一家「中國」航空公司！當然今天在中文裡他們的願望想必是無法達成了，因為已經有了另一家1959年在台灣地區成立的「中華航空公司」的存在，這家公司的英文名稱是「China Airlines」。 　　眾說紛紜的「China」 　　提到「China」，它是當今「中國（中華）」的正式英語譯名。其他歐洲國家的語言，中國的譯名也大抵與之同源，如法語中的「Chine」、德語中的「China」和丹麥語中的「Kina」等等。雖然今天把中國稱呼為「China」的國家是世界範圍內的主流，數量要比稱呼成「Kitay」的國家多得多，但與「Kitay」清楚明了的詞源相比，對於「China」一詞的起源，至今，仍舊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鑒於英語china的另一個意思是「瓷器」，有一種說法認為從前西方人把中國視為瓷器原產地，把瓷器叫做chinaware（中國器皿），後來更簡稱為china。由這一「瓷器」說還派生出「昌南(即景德鎮)說」，認為18世紀以前，歐洲人還不會製造瓷器，因此中國特別是昌南鎮的精美瓷器很受歡迎。這樣歐洲人就以「昌南」作為瓷器(china)和生產瓷器的「中國」(China)的代稱。但實際上China一詞的出現要早得多，顯然西歐人是以中國國名稱瓷器，而不是用瓷器來稱中國，換言之，是瓷器因國而得名，而非國名因瓷器而得名。如同「土耳其」和「火雞」在英文里都是「turkey」，但土耳其不是因火雞而得名一樣，「瓷器」說實有牽強附會之嫌。 　　另一種說法，和「瓷器」相似，認為China的來源是另一種古代中國特產：「絲」。如季羨林先生就認為：「至遲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就已經輸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許多與絲有關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絲）、cinasuka（絲衣服）等，都有Cina這個字根作為組成部分。」 　　與上面兩種說法相比，在對「China」詞義的解釋上，更流行的觀點是「秦」說。其最早由羅馬傳教士衛匡國在1655年提出。這種說法後來得到了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的支持。他們認為「China」起源於梵語的Cina，而梵語中的「Cina」是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的譯音。 　　這個說法支持者甚多，幾成當今主流說法，但並非沒有硬傷。其一，古代漢語的「秦」的發音和「Cina」還是有差距；其二，公元前5世紀成書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已提到了Cina，此時還遠在秦朝建立的公元前221年之前，秦國只是春秋戰國時代一個尋常的諸侯國而已。梵文文獻居然早於秦代就稱中國為Cina了，難以想像會是對「秦」的譯音。 　　漸生貶義的「支那」 　　無論其起源究竟如何，梵文里最早將中國稱為「Cina」是不爭的事實。這個詞語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個令國人感到厭惡的稱呼：「支那」——事實上，「支那」也的確來源於Cina。 　　「支那」這個辭彙進入中國，是佛教傳入的衍生物。高僧們翻譯梵文佛經時，按照音譯把Cina翻譯過來，但一開始譯法並不統一（這大概也算翻譯新詞的通例）。大唐高僧玄奘在所撰《大唐西域記》卷五里將「Cina」翻譯成「至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寫成「脂那」。至於「支那」也只是當時繁雜譯法中的一種。如宋代高僧釋普濟撰《五燈會元》就出現過這個譯法。 　　隨著佛經傳入日本，「支那」這個詞也進入了日語。曾到唐朝長安遊學的日本空海弘法大師（778—835年）在他的詩集《性靈集》中寫下「支那台岳曼殊廬」的詩句，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稱「漢土」的文字。但在佛教之外的場合，「支那」不過偶爾使用。古代日本人對中國的通常稱呼是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稍後也稱Toh（トウ）。這些都是日本人對漢字「唐」的讀音。 　　但在大航海時代以後，新航路的開闢使日本開始與西方發生直接接觸，這樣西文「China」隨之傳入日本。1713年，儒學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采覽異言》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把「China」翻譯成「チイナ」，並在左下角附以小號漢字「支那」二字。這個在古代佛教書籍中出現過的辭彙更大程度上被看成了一個從西方舶來的新辭彙。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而中國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裡越陷越深。於是日語里「支那」的稱呼也日漸增多，但此時的「支那」，已經與原本在佛經中的含義大相徑庭，而帶上了濃重的貶斥與歧視色彩。被日本人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明治政府的師爺」的福澤諭吉在1885年的《脫亞論》中直斥「支那」和朝鮮為日本的「惡友」，將「支那」和「落後、愚昧、不開化」的中國聯在了一起，後來乾脆把甲午戰爭看做「文明對野蠻之戰」！ 　　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舉國處於狂歡之中，將對中國的蔑視推到了極點。千百年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因勝利而陶醉上街慶祝並高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取代了以往對中國的所有稱呼，成了日本人稱謂中國的普遍用語。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將「中國」作為國號簡稱正式使用，使其首次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但一些日本人卻認為「中國」二字帶有「內中華而外狄夷」的世界中心優越感，所以依然常常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引發中國方面的極大不滿。1930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外交部從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需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迫於來自中國官民的外交壓力， 1930年11月1日，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總算對駐華使領館發出《對中國國名使用「中華民國」之訓令》，算是勉強承認了「中國」這一國名。但在隨後開始的侵華戰爭中，陷入軍國主義狂熱的日本對「支那」的使用反而登峰造極，「七七事變」被稱為「支那事變」，連侵華日軍的正式名稱也叫做「支那派遣軍」。直到二戰敗北以後，日本政府才在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政府的嚴正要求下，開始在國家層面上停止使用「支那」；但實際上，徹底停止使用要晚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後，如東京大學在這一年才把「支那學」改為「中國學」。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留了一個「尾巴」，即依舊把「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中的「中國」用シナ（Shina）表示，這實際上還是「支那」二字的日語發音。 　　儘管現在日本人的小動作依舊不斷，畢竟已經不敢再公然使用「支那」來稱呼我國，而只能使用和我國簡化漢字一模一樣的兩個漢字「中國」。連日本在內，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真正能做到「名從主人」，將我國稱呼為「中國」的國家（不包括中文屬於官方語文之一的新加坡），的確是屈指可數，而且幾乎集中在東亞地區，譬如日本、朝鮮（和韓國）、越南。它們之間的共同特點就是，在歷史上曾經和中國一樣屬於「漢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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