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細節（七）

金融危機里的左中右

這場金融危機，左翼埋下了種子，而右翼則積極地施肥澆水，「軍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如果說這場金融危機對這次總統大選有什麼直接影響的話，」一個時事評論員寫道，「就是結束了麥凱恩的競選。」本來9月初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共和黨選情已經出現轉機，民調顯示奧巴馬和麥凱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場金融危機的巨浪打過來，共和黨選情立刻回冷，麥凱恩與奧巴馬的支持率開始節節拉開。

奧巴馬當然知道如何將這場金融危機打成選舉牌。在最近的總統競選辯論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訴道：正是麥凱恩支持的布希政府的經濟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場至上論，導致了目前的華爾街危機。

毛主席說過，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國金融危機問題上，當然也不例外。以奧巴馬為代表的左翼對金融危機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貪婪、共和黨的自由市場至上的原則導致了這場金融危機。正是基於這個理解，民主黨把持的眾議院才對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進行了否決，「憑什麼我們要拿納稅人的錢去挽救那些貪得無厭的華爾街銀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評論員不無幸災樂禍地就此宣告資本主義的「終結」，認為這場危機恰好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和必然崩潰。

右翼則對左翼的這種說法嗤之以鼻。與左翼那種「都怪銀行家」的論調相反，右翼更傾向於「都怪那些超前消費買房的窮人」這種看法。在他們看來，這次金融風暴的根源在於次貸危機，而所謂「次貸」，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銀行給缺乏消費能力的人貸款買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卻大搖大擺地到銀行要求貸款買房，銀行則抱著「反正房子會漲價」的心態給他們進行抵押貸款。

兩方誰對誰錯呢？我想來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奧巴馬「都怪共和黨、都怪去管制化」的說法，在我看來不過是政客一貫的混淆視聽。其實不管政治派別如何，大家基本能達成共識的一點是，這次金融危機的起源是次貸危機，而當年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理念主張放鬆對窮人貸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黨政府和國會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年代柯林頓政府屢次修改的「社區再投資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等貸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貸款的門檻、甚至規定給低收入人群的貸款額度。2005年，當時還在共和黨控制之下的國會曾經動議規範「兩房」的貸款標準，卻遭到民主黨的一致反對。眾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機第一聲「號角」，就是兩房大規模虧損吹響的。也就是說，民主黨一直在推動房地產貸款按照福利原則而不是市場原則運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預市場、而不是「全盤自由主義」埋下了這場金融危機的禍根。

當然另一方面來說，「銀行家的貪婪」肯定也通過金融槓桿將這種潛在的危機放大了數倍。為了儘快將次貸兌現，華爾街精明絕頂的銀行家們將次貸「包裝」成優質證券，將這個燙手的山芋一個接一個環節地往下傳，直到窮人付不起房貸的消息傳來、大家發現次貸它就是「次」貸、怎麼包裝烏雞也變不了金鳳凰為止。等次貸這個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機也就為時不遠了。這其中的關鍵是次貸的證券化，而在次貸的證券化過程中，可以說「華爾街的貪婪」功不可沒。

可以說，這場金融危機，左翼埋下了種子，而右翼則積極地施肥澆水，「軍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這場危機打成選舉牌，變成政黨相互攻擊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難臨頭，解決問題最緊要，化悲痛為棍棒卻似乎不大光彩。「憑什麼拿納稅人的錢去挽救那些貪得無厭的華爾街銀行家」這種說法固然頗煽情，但一個人身無分文卻要買車買房，不貪得無厭嗎？泡沫破滅的時候，大家氣憤填膺。泡沫高漲的時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嗎？要我說，貪婪的銀行家固然可惡，但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個銀行家。

公民社會篇

至少還有記憶

前一段去倫敦旅行，看了一個據說「近來最轟動倫敦的」話劇，名字叫「弗羅斯特/尼克松」。該劇是對1977年一場電視訪談半寫實半虛構的舞台重構，訪談者是英國脫口秀主持人弗羅斯特，被訪談者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雖然1977年水門事件已經過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從來沒有真正坦然承認過自己的錯誤。弗羅斯特，一個當時事業正在走下坡路的節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該訪談中承認錯誤，從而實現他自己商業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當然步步為營，將弗羅斯特的提問轉化為自我辯護的機會。但是最後，在智囊團的幫助下，弗羅斯特還是「戰勝」了尼克松，使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總統在億萬電視觀眾面前繳械投降。

這個話劇的主題，用最簡潔的話來說就是：不忘記，不原諒。

不但尼克松下台3年之後不能原諒他的過錯，哪怕他下台30多年後的今天，這樣一個戲劇的出台、上演和觀眾的熱烈反應，重申了這種「不忘記、不原諒」。

無獨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兩個主題類似的電影，一個是2006年贏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晚安，好運」，另一個是03年底出品的記錄片「戰爭的迷霧」。前者是通過一個新聞主播穆羅和麥卡錫的對峙，聲討50年代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後者是通過對約翰遜政府的國防部長麥克那馬拉的訪談，再次反思60年代的越戰。

令我震動的與其說是這些文藝作品本身，不如說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眾對政治家過錯「耿耿於懷」的態度。尼克松30年前的錯誤、約翰遜政府40年前的錯誤、麥卡錫50年前的錯誤，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公眾的記憶中消失。雖然尼克松、麥克那馬拉、麥卡錫在世時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輿論的懲罰，他們並沒有因此得到救贖，幾十年來人們從來沒有忘記向已經落入「井底「的他們不斷扔新的「石頭」。

就尼克松來說，水門事件之前，尼克松幾乎可以被列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推行東西陣營之間的「緩和」外交，和蘇聯一同協商軍備削減，推進和中國的外交，著手結束越南戰爭，國內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關環保、勞工保護、社會保障的開明政策，深得人心，這也是為什麼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尼克松能夠在50州中的49個州贏得勝利，以罕見的絕對優勢重新當選。

然而水門醜聞將這一切粉碎。

對許多習慣領導特權的人來說，美國總統――這個據說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對競選對手進行竊聽，好像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醜聞。在同一時代的中國文革里，還幾億人受到竊聽、相互竊聽、竊聽完了如發現反動言論還勞動改造甚至人頭落地呢。但是美國社會沒有這種「寬容」，也懶得對尼克松來個「三七開」，支持率的自由落體、彈劾的壓力、甚至入獄的威脅，迅速將尼克松拋入歷史的垃圾堆，用「弗羅斯特/尼克松」這個話劇結尾的一句話來說：下台以後，尼克松一直極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沒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遺產，就是讓所有的政治醜聞後面多了「門」這個字眼。

「不忘記、不原諒」的表現，是各類文化產品中反思主題反反覆復的出現。拿水門事件來說，電影《尼克松》、《迪克》、《所有總統的人》、《我的美國同胞》都有對水門事件的再現和反思，電視片《辛普森》、《X檔案》、《福圖拉馬》、《愛家男人》《什麼都不信》《星期六現場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門事件的劇情，至於歌曲《迪克完全是個屁眼》《美麗的可憐蟲》，一看標題就知道有多麼寒磣尼克松。當然，文化產業對政治錯誤最不依不饒的典型，還是越戰的「文化工業」。且不說書籍、電視、歌曲、漫畫等，就拿電影一項來說，作品就已經汗牛充棟。奧利弗斯通的越戰三部曲《野戰排》《生於七月四日》《天與地》是最信手沾來的例子，《現代啟示錄》、《逐鹿者》、《殺戮場》 同樣經典，至於不太經典的，比如《越戰突擊隊》《草莓宣言》《歸鄉》《越南血戰史》《越戰家書》《早安越南》《前進高棉》《漢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計其數。

可以看出，在人類天生的健忘傾向面前，西方的文化產業主動承擔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載記憶的責任。面對權力我們可能手無寸鐵，但是至少還有記憶。相比之下，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集體記憶呢？越戰之中美國陣亡士兵不到六萬，就引起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文化後果，中國的「三年自然災害」死亡成千上百萬，我們有幾個電影反映那些苦難？與麥卡錫主義時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慘烈得多的中國「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迴音？面對血流成河的土改、鎮反、文革、四清，我們的奧利弗·斯通在哪裡？我們的《晚安，好運》《戰爭的迷霧》《弗羅斯特/尼克松》在哪裡？顯然不在《上海寶貝》里，或者《大話西遊》里，或者《無極》和《遍地儘是黃金甲》里。權力固然封鎖了記憶，但是社會本身、公眾本身又有多少回憶的衝動、訴說的衝動、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的黑暗的衝動？

對於歷史的傷痛，我們習慣於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何必揭歷史的傷疤」；對於哪怕映射這一傷疤的文藝作品，我們塗抹著西方解構主義、荒誕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口紅的嘴巴又說，「這種宏大敘事是多麼的土氣」。但是，但是，如果對生命和痛苦的漠視可以體現在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里，它同樣可以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里――事實上，當我們的文藝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達、詩意、頹廢、華麗、放蕩、惡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時，它正在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里。

《弗羅斯特》、《晚安》、《迷霧》這樣的作品集中出現在這幾年，絕非巧合。顯然，這些作品的編劇導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當代政治、尤其是伊戰的企圖。《弗羅斯特》中對竊聽的諷刺，暗合美國政府伊戰以來的「反恐」竊聽政策；《晚安好運》中對「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為對911以來「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霧》對戰爭的反思，幾乎就是對伊戰的直接批評。也許，歷史的妙處正在於此：它不僅是關於過去的事件，還可以是關於現實和未來的寓言。

就這樣被你笑話

「為了解決非法移民問題，國會剛剛批准通過了一個法案，該法案提議在美墨的2000英里的邊境修建一條長達700英里隔離牆。你看，這就是讓布希總統做數學的後果……自從布希在八國首腦會談中說髒話這個事情被抖露之後，很多人覺得受到了冒犯，說實話，你們覺得受到冒犯了嗎？我倒覺得布希吃黃油卷餅的吃相才真正讓人受到冒犯呢……」

這是一個普通的夜晚，十一點半，美國NBC一個叫「深夜秀」的電視節目中，一個下巴很長的男人，又在對布希的嘲諷中，開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脫口秀節目。

這個幾乎每天晚上總能整出幾個「布希笑話」的節目主持人，叫Jay Leno。當然，他不是唯一一個講「布希笑話」的電視主持人，其他幾個最著名的脫口秀節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 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Stephen Colbert，Bill Maher，每天也在馬不停蹄地調侃布希。在美國的「脫口秀」界混，不講布希笑話，就跟去競選世界小姐卻不肯穿泳裝一樣，根本不可能贏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國總統，可能都不敢打開電視。這麼多大大小小的節目，成天拿自己開涮。隨便打開一個台，罵自己的。換一個台，又是罵自己的。再換一個台，還是罵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電視，雜誌、報紙也不敢隨便翻。今天新聞發布會上犯了一個語法錯誤，三年後報紙上的漫畫還在說這事。明天民意調查降了兩個百分點了，後天整個媒體都在幸災樂禍地瞎起鬨。

就是不看電視報紙，人家還可能跑到你家裡來調侃你。今年4月份的白宮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脫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作為發言代表之一，乾脆指著布希的鼻子嘲諷了近半個小時。他說，「據說最小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這個說法，我們美國已經幫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還說，「總統先生，現在報紙上說你的支持率才32％，別理那些老說瓶子半空著的人，其實，瓶子哪裡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希能怎麼辦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給抓起來，也不能說人家「太簡單，有時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著別人傻笑，被打碎了牙還得往肚子里吞。

關於布希的笑話，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嘲笑他的智商和文化水準的。比如，David Letterman的笑話，「今天白宮傳來了好消息，說布希總統已經通過了年度的身體檢查。不過目前，大腦檢查方面還沒有消息」。一類是罵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戰政策的。比如，還是David Letterman的笑話，「本周初，布希悄悄潛入伊拉克進行訪問，不過我說，要不我們也悄悄潛出伊拉克怎麼樣？」還有一類是罵他的國內政策的，比如罵他面對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反應過於遲緩。Conan O"Brien的笑話，「今天是卡特里娜颶風一周年紀念，也是布希總統發現這個颶風半周年紀念」。甚至有一類笑話，完全是調侃他的私生活，「勞拉?布希這個周末跟柯林頓在一起開一個會。布希說，他對此沒什麼意見，那我們等著瞧吧，等她反穿著裙子、神色慌張地回來時，看布希還會不會這麼想」。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開涮，如果說布希有什麼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調侃的政治家。柯林頓，戈爾，切尼、克里……也都時不時被各類媒體拎出來，油煎煮炸。布希實在是氣不過的時候，可以看看別人，尤其是他的競爭對手如何被調侃，也算是出一口惡氣。

要照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個泱泱大國首腦，成天被一幫戲子當芙蓉姐姐拿來開涮，連老婆孩子都不放過，成何體統？這天下還不亂套了。其實，說這話的人扭頭看看美國，戲子們成天拿政治家開涮，天也沒有塌下來，地也沒有陷進去，布希從2000到2004年被笑話了4年，到了總統大選的時候，還是照樣給選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來，其實也不是那麼可怕的事。觀念的市場里，有各種各樣極端的聲音，但只要沒有國家機器的壓制或者煽動，老百姓的意見，總會通過一番搖擺，回歸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關進盒子里不讓透氣，民意反而像個不斷升溫卻沒有出氣口的高壓鍋一樣，慢慢凝聚越來越危險的壓力。

從另一方面來說，「戲子們」對政治家們極盡打擊調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實話實說，也有商業上嘩眾取寵的需要。不笑話政治家笑話誰呀，老百姓就愛看這個。你權力比別人大，掙的比別人多，走到哪裡都有人前呼後擁，還有無數的小實習生跟你獻殷勤，不損你損誰。

後來我就漸漸琢磨出一個道理，一個開放社會和不開放社會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眾人物，是不是足夠「皮厚」。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說，我當然是希望政治家們很皮厚。有笑話聽的好處就不說了，關鍵是，在一個指著總統的鼻子罵都不會關進監獄的社會裡，普通人會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我這兩天讀《大明王朝紀事》，裡面有個細節，說是徐達的夫人張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馬氏順嘴說了一句話：「都是窮人過來的，我家現在可不如你家」。這話被朱元璋聽到，氣急敗壞，派人把張氏給殺了。這事讓我覺得，朱元璋這人，顯然不夠皮厚。被這麼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給砍了。他要皮厚一點，就會少一個人頭－－事實上，依此類推，會少很多人頭－－落地。所以說，作為一個普通人，如果讓我選擇住在明朝還是今天，我會一個箭步沖向後者，並且死死把住門框不肯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