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無禁區》及以後

○沈昌文

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說過這樣的話：「記得《讀書》雜誌，不必去記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記李洪林。原因很簡單，李洪林在《讀書》創刊號上發表過一篇有名的文章：《讀書無禁區》，由是使中國讀書界大受震動，《讀書》雜誌其名大彰，直至今天。」我至今仍然這麼看。

《讀書》雜誌一九七九年四月創刊時，我還沒去《讀書》雜誌，並沒有經手這篇文章，但是它引起的震動，卻是我感同身受的。這篇名文一直為人稱道。所為者何？原因很簡單。這裡首先分析批判了史無前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的禁書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禁書，確是「史無前例」，今天的年輕讀者絕難索解。三十多年後，仍然禁不住我大段摘抄這篇名文的衝動。

請先讀這篇名文中對「四人幫」禁書政策的揭發：

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十年間，書的命運和一些人的命運一樣，都經歷了一場浩劫。

這個期間，幾乎所有的書籍一下子都成為非法的東西，從書店裡失蹤了。很多藏書的人家，像窩藏土匪的人家一樣，被人破門而入，進行搜查。主人歷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圖書，就像逃犯一樣，被搜出來，拉走了。

這個期間，幾乎所有的圖書館，都成了書的監獄。能夠「開放」的，是有數的幾本。其餘，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莎士比亞到托爾斯泰，統統成了囚犯。誰要看一本被封存的書，真比探監還難。

書籍被封存起來，命運確實是好的，因為它被保存下來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當中被燒個精光。後來發現，燒書畢竟比較落後，燒完了灰飛煙滅。不如送去造紙，造出紙來又可以印書。這就像把鐵鍋砸碎了去煉鐵一樣，既增加了鐵的產量，又可以鑄出許多同樣的鐵鍋。而且「煮書造紙」比「砸鍋煉鐵」還要高明。「砸鍋煉鐵」所鑄的鍋，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鍋，是簡單的循環；而「煮書造紙」所印的好多書，則是林彪、陳伯達、「四人幫」以及他們的顧問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書。這是一些足以使人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新書，其「偉大」意義遠遠超出鐵鍋之上。於是落後的「焚書」就被先進的「煮書」所代替了。

如果此時有人來到我們的國度，對這些現象感到驚奇，「四人幫」就會告訴他說：這是對文化實行「全面專政」。你感到驚訝嗎？那也難怪。這些事情都是「史無前例」的。

那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究竟對多少書實行了「專政」呢？《讀書無禁區》的作者寫道：

在「四人幫」對文化實行「全面專政」的時候，到底禁錮了多少圖書，已經無法計算。但是可以從反面看了一個大概。當時有一個《開放圖書目錄》，出了兩期，一共刊載文科書目一千多種。這就是說，除了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書籍之外，我國幾千年來積累的至少數十萬種圖書，能夠蒙受「開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種！

除了秦始皇燒書之外，我國歷史上清朝是實行禁書政策最厲害的朝代。有一個統計說清代禁書至少有二千四百餘種。蔣介石也實行禁書政策，他查禁的書不會少於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幫」的禁書政策相比，從秦始皇到蔣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農醫書籍除外（這類書，秦始皇也不燒的），清朝和國民黨政府查禁的書，充其量不過幾千種，而「四人幫」開放的書，最多也不過幾千種，這差別是多麼巨大！

中國的出版社原就不多，「文革」前只有八十七家，職工約一萬人。「文化大革命」中，經撤銷、歸併，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五十三家出版社，職工四千六百四十九人。中央級的所謂「皇牌」出版社五家（人民、人民文學、人民美術、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注意：三聯書店早在一九五三年裁撤，當時早已不存在了），原有職工一千零七十四人，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編輯六十三人）。上海原有十家出版社，職工一千五百四十人（以上據《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六冊，六十二頁）。

讀書人見不到書，怎麼辦呢？一位朱正琳教授近年回憶他的青年時光說：

記得我興沖沖跑到離家最近的一家書店時，那景象真讓我吃了一驚。書架上空空落落，已經沒剩下幾種書了。我站在那裡，只覺得手足無措。一種失落感漸漸變成一種悲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舉動：幾乎是當著售貨員的面，我從書架上拿了兩本《斯大林選集》就往外跑。

這以後我索性退了學，躲在家裡讀書。自己擬了個計劃，系統地讀。想讀書，書好像就不是問題，我總是有辦法找到我想讀的一些禁書。後來則更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到各個學校的圖書館去偷書。一家一家地偷下來，我們幾個人的藏書種類（限於人文類）就超過許多家圖書館了……

偷書的好處不僅是有書讀，而且還讓我們大開眼界——許多「內部發行」的讀物讓我們見著了，這才知道山外有山。

只可惜還沒來得及讀多少，我們一夥就已鋃鐺入獄，那些書自然是被盡數沒收。不過我們被捕的案由卻不是偷書，而是「反革命」。那時候趕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說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無組織、無綱領但實質上是」的「反革命集團」。於是全國各地都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被捏成一個個不知其名的「集團」，有些地方則索性命名為「讀書會」。我們幾個人被定為在貴陽「破獲」的「集團」（據說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的「學生支部」成員，我們的「地下書庫」簡直就是天賜的「鐵證」。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獄時，離本文篇首所說的排隊買書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排隊買書之後緊接著是《讀書》雜誌復刊，頭條文章的標題是「讀書無禁區」。從那時起我開始與「饑荒」告別，漸漸地卻發現，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書讓我相見恨晚。（《裡面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場風波。有一陣子，有人還認為，此文的宗旨是「不要黨的領導，反對行政干預，主張放任自流」。有人甚至認為，文中在「毛澤東」後未加「主席」兩字，就是反動思想的表現。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狀。

范用說，「《讀書無禁區》原來的標題是『打破讀書禁區』，發稿時，他把篇名改成了『讀書無禁區』。」當時，他並非不知道這樣做會有麻煩，但是，「我當時心裡就是這麼想的，因為毛澤東讀書就沒有什麼禁區」，范用說。此前，他有數年時間專門給毛澤東買書。

雜誌出來後，上級主管機關先找范用談話，批評「讀書無禁區」提法不妥。范用說，「我當時進行了辯解。估計那位領導沒有仔細讀完這篇文章。因為裡面的內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鎖，文章有一段說得很清楚，『對於書籍的編輯、翻譯、出版發行，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對於那些玷污人的尊嚴，敗壞社會風氣，毒害青少年身心的書籍，必須嚴加取締』。」他還說，「我個人認為，我們要相信讀者的判斷力。即使是不好的書，也應該讓他們看，知道這些書不好在什麼地方。」

以後，連續刊發了幾篇批評和反批評的文章，做公開討論。《讀書》的實際負責人倪子明以「子起」筆名寫了贊同的文章。尤其是，當年人民出版社的領導曾彥修用筆名「范玉民」，發表了一篇《圖書館必須四門大開》。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意思。過去「圖書館」三個字有一種簡寫，就是把書字放在一個大「口」字里。「范玉民」從這個字出發，建議圖書館去掉外面的「口」，普遍向讀者開放。這表面上是討論文字，實際上探討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當時書店不準賣這書那書，連圖書館的許多書也不能外借。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讀書》又發了一篇重要文章：《實現出版自由是重要問題》，作者於浩成。文中指出：「一切由國家壟斷，統得太死，管得太嚴，缺乏競爭，是當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實現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於出版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言論出版自由的問題不解決，憲法上的有關規定也就是一紙具文，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空的。」這篇文章出自延安老幹部之手，上面也無可奈何，但對《讀書》自然是更加警惕了。

在一九八一年《讀書》創刊兩周年的時候，陳翰伯親自執筆寫了一篇《兩周年告讀者》，重申辦刊宗旨，文中坦蕩地堅持「讀書無禁區」的主張，並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絕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聽憑某一聖哲一言定鼎的辦法，更是不足為訓。我們願意和讀者一起在激蕩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點智慧來……」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我調到《讀書》雜誌後，首要的工作就是代表雜誌到上級部門做檢查。我代表編輯部寫過一些書面檢查。後來，出版總署通知我去出席一個各出版社領導人的會議，事先通知我要在會上做沉痛的深刻的檢查。我花不少時間準備了稿子。到了會場，議程排來排去，一直沒有安排我上場。最後散會，我一言未發。以後也不再提這事。那次會議，主持人是杜導正。近年多讀此公言論，有點覺得他那時實際上是在故意放我們一馬。未知然否。

（本書摘自海豚出版社出版《也無風雨也無晴》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