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向東，中國向西

我國政府的積極宣傳以及國內外媒體的廣泛報道使得「絲路戰略」廣為人知，許多沿線國家紛紛響應，「一帶一路」儼然已經成為新時期又一項充滿活力的國家戰略。「絲路戰略」的實施基於國家對當前國內外局勢的科學研判，是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合理布局。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一帶一路」有助於中國同時從陸上、海上兩個方向實施戰略「西進」，進而找尋新的發展機遇，規避美國重返亞太帶來的風險。雖然美俄等大國相繼染指中亞，提出各自的「絲綢之路」戰略，但是這些都不足以對中國的「絲路戰略」構成威脅，反而有助於中國發展與中亞各國的友好關係。

「西進」：中國地緣戰略新格局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風雲變化，國內區域發展不平衡日益明顯。從國內來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且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各界急切期盼國家出台新政策來緩和發展的不平衡。從國際來看，隨著美國戰略重點「東移」,歐印俄等「東望」之際，處於亞太中心的中國，不能只將眼光局限於沿海疆域、傳統競爭對象與合作夥伴，而應有「西進」的戰略謀劃。總而言之，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對於改革的迫切期待，中國不得不重新調整和平衡地緣政治戰略，以期進一步地發展。而相較於之前的發展情況並結合國際格局，「向西」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非常符合中國目前的發展現狀。

早在2012年，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就提出了中國的「西進」戰略，這是國內學者首次提出「西進」。在這篇發表於《環球時報》的文章中，他指出，「相比於東亞，中國同(印度以外的)西部各國素無瓜葛，產生對抗或衝突的因素很少，在地緣經濟、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合作中，處於相對有利地位。同有關國家共同塑造該地區的安全與發展環境，制定公平的規則，將有利於中國的長遠利益和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然而，筆者在本文中所指的「西進」戰略略有不同於王教授的提法。具體而言，筆者認為「西進」戰略不僅應該體現在對外上；對於國內發展，「西進」同樣至關重要且意義深遠。「西進」不僅應該體現在陸上，更應該體現在海洋上。

從陸上來看，「西進」戰略對於改變西部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國家早在2000年的時候就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西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策支持，但是近十年來，東西部差距逐漸拉大。實施「西進」戰略，在西部地區建立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經濟帶，這個輻射西北各省區的經濟帶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改善當地經濟結構，造福當地人民。

除此之外，「西進」戰略有助於中國突破美國戰略「東移」所帶來的潛在衝突。對中國而言，「向西」意味著機會和合作。自美國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美國逐漸開始從中東撤軍，收縮其在全世界其他範圍內的軍事存在，並將戰略中心重新轉移，提出了「重返亞太」的「戰略再平衡」設想。在這種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國如俄羅斯、印度等紛紛開始調整自身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的「戰略東移」勢必會影響當前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博弈亦會呈現出某種零和競爭格局。與此相反，在中亞地區，中美兩國在包括能源、反恐、防擴散、投資以及維護地區穩定等領域有著相同的利益訴求。可以說，在中亞地區，中美兩國不僅沒有軍事對抗的風險，反而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美國在包括反恐等問題在內的諸多領域迫切的需要中國的幫助。故而「西進」能夠緩和中美兩國之間的各種摩擦與潛在衝突，加強兩國間的合作與協商，為構建新型中美大國關係奠定基礎。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與該地區國家無領土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產生對抗或者衝突的風險很小。同西歐、東亞等地區不同，西部各國間沒有也不可能出現美國主導的地區性軍事同盟（或反同盟），且尚未出現地區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國協調機制與競爭合作規則未確立，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勢力範圍在不斷交叉重塑之中。在地緣經濟、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合作中，中國處於相對有利地位。同絲路沿線國家共同塑造該地區的安全與發展環境，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將有利於中國的長遠利益和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的職能，強化與本地區國家間的協商和對話，全力保證中國「西進」戰略的實施，這從本質上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相較於陸上的「西進」，海上「西進」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更為重要。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在南海、東海相繼與相關國家陷入了領土爭端，有可能導致潛在的軍事對抗。雖然中國採取了和平方式來維護主權，但是爭端明顯已經使中國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除此之外，美國重返亞太，兩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有了巨大的利益重疊區。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否應該考慮戰略「西移」，以緩衝這種潛在的衝突與對抗？

通過陸上和海上、國內和國際等多個角度透析，「西進」是一種不錯的戰略選擇。首先他能規避中國現階段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與挑戰，亦或是將這種風險降到最低程度，這將為戰略機遇期的中國帶來更大的發展前景。其次，「西進」意味著機遇，通過發展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以及經貿往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又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通過「西進」，中國將重構自己的能源通道，確保能源安全和國家安全。當然「西進」並非會沒有任何風險，必須進行相關的戰略統籌，組織智庫和科研機構進行相關的研究。這些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

「一帶一路」助力中國「西進」戰略

「絲綢之路」能夠讓亞歐大陸上的古老民族後裔產生無窮的遐想。在遙遠的古代，它向外傳播著絢麗多彩的文化，使各個民族互相交換他們前所未見的技藝與器物，由此串起了眾多的古老文明。

早在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在記載其七次考察經歷的《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他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近兩個半世紀開闢的，經西域將中國與中亞的阿姆河—錫爾河地區以及印度連接起來的絲綢貿易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在此之後，絲綢之路成了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稱。其中包括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歷史上，絲綢之路是一條重要的交流幹道。然而，其畢竟建立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商隊、使團，是不常見、無規律、高風險、小規模的。其貿易也往往局限於奢侈品，交流時斷時續，受自然環境與政治環境影響極大。中國人心中一直存在一種絲綢之路情結，這是對遠方與異國的嚮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與中亞的交往十分不正常，互通有無的貿易與交流難以進行。但在90年代，當這種阻礙不復存在，中國與中亞國家間的交往合作立即蓬勃發展起來。1994年，李鵬總理訪問烏茲別克時，敏銳地將其與建設新「絲綢之路」聯繫到一起，表達了與中亞各國合作的願望。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南亞時，先後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之後，他又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這些舉措標誌著中國「絲路戰略」的誕生。在全球化大潮下的今日，絲綢之路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駝鈴依稀作響的黃沙道邊，鐵軌鋪下，柏油築起，絲綢之路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和古代「絲綢之路」一樣，「絲路戰略」旨在以「親、誠、惠、容的理念」為指導開展合作，維護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凸顯中國「絲路戰略」的地緣經濟與地緣人文並存的特有屬性。

為此，中國領導人密集性地出訪絲路沿線及與絲路緊密相關的國家。中國政府及媒體通過向世界講述古今「絲路故事」來喚醒沿線民眾的絲路記憶與絲路情懷，領導人利用出訪期間的會談、演講、在訪問國主流媒體發表文章、召開記者見面會等方式「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中國的文明觀、世界觀以及外交理念進行了深刻闡釋，使得「絲路戰略」廣為人知，許多沿線國家紛紛響應。這些友好交往促進了地區的和平、安寧與共同繁榮。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在中亞各國獲得了積極的支持和實施。新絲綢之路帶給中亞國家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是顯而易見的：中亞國家通過新絲綢之路進出口商品，既縮短了路程，又降低了運輸成本；中亞國家作為中國與中東、歐洲貿易的過境國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實惠；新絲綢之路降低了中亞國家外貿對俄羅斯交通運輸線的依賴，以及對西方國家投資、技術的依賴，從而降低了大國向中亞國家的影響與干預；新絲綢之路加強了沿途國家間的經濟和人文合作，建立了各方面的互信，促進了地區一體化。新絲綢之路正是這樣一條充滿機會的新時代路途。

「絲路戰略」中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決策和中國西部以及中亞國家息息相關。中亞是一個能源，特別是石油、天然氣，儲量豐富的區域。在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和阿富汗，探明的石油儲量總計達150億噸，探明天然氣儲量不少於9萬億立方米，價值約三萬億美元。因為對中國的能源出口量大、過境量大，其在中國的能源戰略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次，中國與中亞各國發起的上海合作組織，為了對抗恐怖主義威脅，上合組織成員國先後進行了代號「聯合」、「和平使命」的多次演習，參加人員眾多，裝備精良，效果顯著，對於中國反恐、維護邊疆穩定意義重大。尤其是在美軍撤除阿富汗，恐怖主義組織不斷滲透的情況下，繼續加強與中亞各國間的合作反恐勢在必行。除此之外，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已由2001年的122.2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847億美元，年均增長超過30%。通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貿易額將持續增長。一方面，中國將能夠從中亞國家源源不斷地進口能源，改變以往進口石油大多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情況，保證國家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我們也將通過中國西北邊境出口大宗商品至中亞各國。無論是從經濟、文化還是軍事領域來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西進」戰略相輔相成，目的是改變目前被動的國際環境，將發展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由此來看，雖然「西進」並不能成為一項明確成文的國家對外戰略，但是「絲路戰略」確實是中國「西進」的助推劑。

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助力中國在海洋上「西進」，突破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區對中國的重重包圍。對與中國而言，印度洋是中國通向南亞、中東、西亞、歐美、非洲和大洋洲的重要通道，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非常重要。通過印度洋的「西行航線」,約佔中國海外貿易總量的40%，佔中國進口石油總量的80%左右，對於中國外貿相當重要。雖然為了打破「馬六甲困局」，中國已經在考慮建設原油管道。但是考慮到巨額的經費以及所要耗費的時間，現階段內我們依然不得不依靠印度洋，而這正是「西進」所要保證的。通過海上「西進」，我們將發展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以及經貿往來，維持和維護對外貿易的生命線，確保國家發展的平穩。

中美俄「絲綢之路」戰略的對比

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各主要國家紛紛效仿並密集提出各自中亞戰略。伴隨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重新調整其戰略重心，中亞的格局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除卻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美俄等國已經先一步出台了各自的「絲綢之路」計劃，大國在中亞的博弈日益激烈。然而由於中美俄各自的戰略基於不同的背景以及目的，其在中亞產生的反向和實施的效果必然不同。中國的「絲路戰略」強調互利互贏以及合作發展，更加突出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更容易被中亞各國所接受。

2011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在印度金奈參加第二次美印戰略對話期間，第一次明確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不過，這一戰略並非無源之水，其雛形甚至可追溯到19世紀的「大博弈」中英國的中亞政策。就近地說，「新絲綢之路」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構想，是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所所長弗雷德里克·斯塔爾（FrederickStarr）教授提出的。2005年，斯塔爾提出了大中亞的概念與大中亞計劃。大中亞是指中亞五國、阿富汗與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在此計劃中，阿富汗將作為大中亞的核心，大中亞作為一個樞紐與樣板，通過交通網以及安全和能源合作，形成一個以美國領導的、包括中亞五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參與的地緣新板塊。而這樣的大中亞，正如一把尖刀插入亞洲腹地，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美國的對手分隔，並從側面對其造成威脅。

此計劃一經提出，便立即引起了布希政府的重視。2005年，美國國務院重組機構，把南亞司與中亞司加以合併。在此基礎上，2007年，由斯塔爾主編的《新絲綢之路：大中亞的交通和貿易》出版，重新修訂了大中亞計劃。然而，安集延事件後，中亞各國並未走向動蕩，現政權仍然穩固，美國難以插手其間。布希政權後期，大中亞計劃難以推行，奧巴馬政府上台後更是選擇將其束之高閣。但在2010年，「新絲綢之路」戰略得到了美中央司令部的支持。隨後，國務院也轉而開始支持，「新絲綢之路」成為希拉里中南亞政策中的頭等優先事項。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的目標是以阿富汗為中心，把中亞和南亞連接起來，構築起廣泛的地區交通和經濟聯繫。制度建設上，要推動「貿易自由化、減少貿易壁壘、完善管理制度、簡化過境程序、加快通關速度、克服官僚作風、消除貪污腐敗、改善投資環境」；在物質建設上，要「修建連接中亞、阿富汗和南亞的鐵路、公路、電網、油氣管道等基礎設施」。這種安排本身是尋常的主張，但結合美國一貫的行動邏輯，可以看出其中隱含了以政治西化、民主化推動經濟自由化的要求。

蘇聯解體以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嚴重削弱了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俄羅斯一度對中亞採取了「甩包袱」政策。但隨著親西方政策的失敗以及北約東擴計劃逐步明朗，俄羅斯開始重新重視發展同獨聯體成員國的關係。1995年前後，俄羅斯先後與白俄羅斯、哈薩克等獨聯體國家簽署了關稅同盟條約。2000年10月，伴隨著歐亞經濟共同體(EEC)成立，地區一體化進程開始加速。雖然對於「歐亞聯盟」的設計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但是直到2011年前後，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才提出了「亞歐聯盟」來加深經濟、政治間的聯繫。「亞歐聯盟」旨在通過國家間的聯盟建立統一經濟體，實行貨幣統一，建立共同能源市場，實現商品和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等。雖然俄羅斯主導的該聯盟直到目前為止仍沒有取得積極進展，但是俄羅斯通過「歐亞聯盟」重新控制中亞，提防美國滲透的目的不言而喻。

大國在中亞的角逐以各自國家戰略的出台為標誌。美國最先出台了「新絲綢之路計劃」，意欲構建由自己控制而排除中俄的中亞新秩序。俄羅斯重新重視發展同中亞國家的關係，準備打造其主導的「歐亞聯盟」來制衡美國。如今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又破繭而出，大國在中亞的力量角逐只會更加激烈。然而，看似都是在布局中亞，美俄中各自的戰略卻截然不同。

顏色革命，而非正常的雙邊合作與交流，是美國介入中亞的首要方式。這兩方面的建設，將使中亞擺脫蘇聯時代遺留的對俄經濟聯繫，轉而與阿富汗、南亞地區一齊建成共同的經濟市場。而美國手把手指導的民主重建後的阿富汗，將成為建設過程中的樣板與這個新的區域經濟體的核心。毫無疑問，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是對絲綢之路概念的錯用。首先，不包括中國的絲綢之路是難以想像的，這條「新絲綢之路」上不產中國「絲綢」。另外，西北、西南與海上絲綢之路，都是東西橫向的通道，聯通亞歐大陸上不同經度的各個文明；而「新絲綢之路」計劃所要建立的經濟政治聯繫是縱向的，其重心是次大陸上的印度。

俄羅斯建立歐亞聯盟的核心目標則是推進獨聯體地區的一體化進程，既而在中亞地區掌握主動權。中亞穩定是俄羅斯實現地緣安全的關鍵，也是其重建聯盟的節點。在普京看來，歐亞地區這些「鄰近國」是保障俄免受外來侵略的天然屏障。同時，歐亞聯盟也是俄提升國際地位的戰略依託及應對大國和國家集團挑戰的重要工具。

與美俄等國的「絲綢之路」計劃不同，中國的「絲路戰略」更注重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強調相互尊重以及互利共贏，建立在互惠互贏的基礎上，更容易被中亞地區的國家接受。雖然中亞地區的大國博弈將日趨激烈，但是中國「絲路戰略」所特有的包容性明顯更適應於中亞，故而生命力更強，更有地區號召力。

結語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國家戰略出台，標誌著國家在地緣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調整，對國家的發展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一帶一路」的建設有機遇，也有挑戰。一方面，西部各國宗教衝突嚴重，國內政治依舊不穩定，一旦捲入其中，將很難從中抽身。其次，美國等國的阻遏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定的挑戰。如何規避風險將是中國建設「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挑戰，需要政府及相關智庫提早進行研究。

【本文作者：楊晨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