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釣魚島史料的重要發現

釣魚島史料的重要發現——南明史籍《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的記載

作者: 馬明達

2013-06-28 08:38:15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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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國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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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國雄略》所附「琉球南界合圖」,清晰地畫著「釣魚嶼」的位置。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經國雄略》琉球三圖的發現,為中國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釣魚嶼」的名稱,又增添了一份有力的證據。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被大量歷史文獻資料所證明了的。

    2013年6月3日,國家圖書館在北京舉辦了「文獻為證:釣魚島文獻整理出版座談會」,宣布國家圖書館將編纂《文獻為證:釣魚島文獻圖籍錄》一書,該書「以歷史文獻『說話』,充分證明中國最早發現、命名釣魚島以及中國對釣魚島進行長期管轄的歷史事實」。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可以說是對楊仲揆、吳天穎等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的積極拓展,也是早就為大家所期盼的事了。

    中國是文獻大邦,古代典籍數量浩繁,一向以浩如煙海相比喻。以國家圖書館的藏書之富和地位之顯,做這樣的工作自然有很大的優勢,所以我們對文獻圖籍錄的總體質量有著樂觀的預期。然而,古籍數量太大,遺漏亦所難免。筆者從網上關於《文獻為證:釣魚島文獻圖籍錄》的報道文字中,讀到所收圖籍如明清古籍《順風相送》、《使琉球錄》、《籌海圖編》、《武備志》、《使琉球雜錄》、《使琉球記》、《中山傳信錄》和《台海使槎錄》等以外,覺得漏收了一種重要的史籍,即南明弘光朝時由鄭大郁編刻的《經國雄略》,該書的《四夷考》卷之一《琉球南界合圖》對釣魚島(嶼)也有清晰的記載,史料價值很高。文獻圖籍錄出版在即,我匆匆草成此文,希望還能來得及補入其中,也作為筆者對國圖宏編鉅制的一芹之獻吧!

    《經國雄略》成書與傳世

    《經國雄略》,明溫陵鄭大郁(字孟周)編撰,四十八卷。此書於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夏天刻於福建,此時的北方已經是大清王朝的順治二年,滿洲勁旅正在底定中原各省,並積極招降納叛,揮師南下。

    《經國雄略》卷首有鄭成功的父親、當時被弘光朝封為「鎮守福建等處並浙江金溫地方總兵官、太子太師、南安伯」的鄭芝龍的序,還有明末福建著名書商張運泰(字來倩)序和鄭大郁自己的序,另有鄭大郁寫的《紀例》十四則。

    弘光是腐朽短命的王朝,存在首尾不到一年多,其軍政中心始終局促於江淮一隅,既無經略天下、收復北方之志,又不能戮力同心以堅守江南,朝內黨爭紛紜,舉措失當,不久便舉巢傾覆、土崩瓦解了。在鄭芝龍家族擁有強大勢力的福建,居然還能在相當短的時期內編刻出一部卷帙宏大的「規畫恢復之書」,顯現了浙閩之間如鄭大郁這樣的愛國士人的報國胸懷,應該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數百年後的今天猶不能不讓人掩卷興嘆。

    《經國雄略》傳世稀少,入清後,其中的《邊塞考》六卷又遭到禁毀,故長期以來未能引起史家的注意。近代治南明史的專門名家中,謝國楨(1901—1982)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10有《南明三朝上》著錄,依據的是「海鹽朱氏舊藏明弘光元年刻本」,即民國藏書家、南明史籍的權威收藏家朱希祖(1879—1944)先生的藏本,而此本的下落暫時不得而知。謝先生對書的卷次作了著錄,說「此書為弘光乙酉刻本,在文獻上,甚足珍也」。其他前輩學者,如錢海岳紀傳體的《南明史》卷13《藝文三》收載了「鄭芝龍、鄭鴻逵、鄭大郁《經國雄略》」。但他在《南明史》的《引用書目》中沒有收列此書,說明錢先生知有此書,自己卻沒能見到。顧誠先生的《南明史》也沒有引用此書,甚至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也未予著錄,似乎此書國內各圖書館均無收藏。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據台灣鄭樑生《佚存日本的〈經國雄略〉》一文載,此書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均有收藏。又據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國內北京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也都有收藏。據了解,北圖所藏二部都是殘本,一為明末三槐堂刻本,存二十六卷;一為明末刻本,存二十二卷。中科院館所藏也為殘本,存二十四卷。

    另外,《經國雄略》的部分內容曾有別的刻本,如北圖所藏鄭大郁《武學備考》十四卷,其內容其實就是《經國雄略》的天經、奇門、武備三考,似乎在《經國雄略》刊行以前就曾獨立成書了。由此看來,《經國雄略》的成書和版本情況比較複雜,不是一下子能說得清楚的,我們只能先擱置下來以後再做深究。

    我所見到的《經國雄略》是日本東京圖書館藏本的複印本,總四十八卷,分訂為三十冊,半頁八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書口下有「觀社」二字。卷首鄭大郁的《紀例》自署「觀社主人鄭大郁識」,則《經國雄略》的刊印者也應該是鄭大郁本人,這讓人懷疑鄭大郁和寫序的張運泰一樣,也是一位富有學養的書商,「觀社」可能就是他書業的字型大小,這種人在明代刻書業十分發達的福建並不少見。總之,鄭大郁是頗有些神秘感的人物,我們對他所知甚少,目前先把重點轉到《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的記載上,其他問題還須留待於方來。

    《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記載

    《經國雄略》關於「釣魚嶼」的記載,見於《四夷考》卷之一的《琉球》條。該條的標題下有雙行小字云:

    琉球,番國名,在東南海中。即今進貢入福建者便是也。

    據《明史》卷323《外國四·琉球傳》記載,琉球國自洪武初年到崇禎末,一直保持對明朝的朝貢關係,甚而「後兩京(指北京、南京)繼沒,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其虔事天朝,為外藩最雲」。「即今進貢入福建者便是也」一句,很可能就是對弘光、唐王時入貢的記述。

    《經國雄略》接下來一段關於琉球國的說明文字,內容相比於《明史·琉球傳》和明人著述如《咸賓錄》、《西洋朝貢典錄》等,都簡略很多,顯然是從某些流行圖書上抄撮來的,沒有多少史料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後面所附的三幅海圖,即《琉球東界合圖》、《琉球南界合圖》、《琉球北界圖》三圖,其中的《琉球南界合圖》明確地畫著「釣魚嶼」的位置,較之成書略早的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一《福建七》、茅元儀《武備志·海防十二》的海圖來,都更為清晰。而且因為繪圖的視角不同,《籌海圖編》、《武備志》都是從「海防」的角度繪製的,而《經國雄略》畫的是外洋圖,於是它就更加接近於成書時間更早的《順風相送》的記述。這三幅圖以琉球島為中心,分別分為其東界、南界和北界三圖。其中東、南二界圖可以拼合為一,北界圖則自成一圖。

    依照目前所發現的史料,一般認為,約成書於明永樂年間的《順風相送》是最早提到「釣魚嶼」的書,此書是明代航海家世代相傳的抄本,業內稱為「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原抄本現藏英國,國內最常見的是向達先生校注的《兩種海道針經》本,詳情可參閱向先生的《序言》和吳天穎先生《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第二章之二。《順風相送》有《福建往琉球》一篇,內容是:

    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蚯。用甲寅並甲卯針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涌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

    細讀這段文字,我們且不管那些古代航海家慣用的專業術語,只從針經所提到的路徑和島嶼名稱看,不難發現《順風相送》的文字與《經國雄略》的圖十分接近,可以說差不多到了若合符節的程度。請看:

    《順》:「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即圖中最南的「小琉球」,指台灣。圖中小琉球頂端的「雞龍嶼」,或作「雞籠山」,即指今天台灣的基隆市。

    《順》:「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圖中之「彭家山」,吳天穎先生認為即今之「彭佳嶼」,古代亦稱「彭佳山」、「平佳山」。

    《順》:「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即圖中之「釣魚嶼」。

    《順》:「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即圖中與小琉球相近的「花瓶嶼」、「瓶家山」。沒有見到此圖的吳天穎先生認為彭家山亦即「瓶架山」,而圖中「彭家山」、「瓶架山」各有所指,並不是一碼事。

    《順》:「用艮針取枯美山。」應即圖中的「古米山」。

    《順》:「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即圖中靠北的「馬齒山」。

    據抄本《順風相送》原序說,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這就是說,《順風相送》的原本是有文有圖的,現存的抄本只抄錄了其中的文字,沒有將相配的圖畫也抄繪下來,或者是繪為另本,但圖本沒能同文本一起傳存下來。

    由此推想,《經國雄略》的這三幅圖有可能是錄自《順風相送》一類由明朝的「天使」參與修訂的航海「微簿」,琉球主島的全景圖,清晰地標註有那霸港和「抬舡之所」的位置,還有「迎恩至天使館」、「天使館至歡會門三十里」等標記,表明三幅琉球國圖的產生與明朝頻繁的出使的活動密切相關。所以,其繪製的時間肯定比鄭大郁編纂《經國雄略》的弘光元年要早得多,至少不會是晚明的東西。

    明代出使琉球,多由福州或泉州出發,然後由金門島正式出洋,一般以金門島的太武山為海舶的望山,故前引《順風相送》第一句就是「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蚯」。此處的「太武」即指金門島,「烏坵」指福建湄州島東的烏坵嶼,這裡是祭獻天后媽祖的地方,是出洋者的必拜之地之一。然後經由台灣海峽,趁著東南季風,經由釣魚島等島嶼進入琉球國境。這一經吳天穎先生論證過的海程,在有了《經國雄略》的琉球三圖之後,顯得更加清晰、更有說服力了。

    記述「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是《順風相送》這類官方參修的「海道針經」的責任,此見《順風相送》原序。《經國雄略》圖在「古米山」之側,有一行小字寫著:「此山下水急難行。」這七個字表明,琉球三圖與實際的航海活動有關係,不是一般向壁鑿空之作。而這個「水急難行」的海域,應該就是「洋面深黑,波濤洶湧的『黑水溝』」,「古米山」即今沖繩的久米島,這個島和附近「水急難行」的海溝,正是明代海疆與琉球國的分界,這一點非常重要。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陳侃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錄》中記載:使團於五月八日出洋,九日經小琉球(台灣),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先後過平嘉山(即《經國雄略》的『瓶架山』)、釣魚嶼等,「目不睱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這就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明朝與琉球的海上分界區,清楚地表明釣魚島等島嶼在明朝的海疆之內。

    《經國雄略》琉球三圖的發現,對中國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釣魚嶼」的名稱又多了一份有力的證據,對即將出版的《文獻為證:釣魚島文獻圖籍錄》一書而言,也增加了一種新資料。這說明在歷史文獻的挖掘上還大有空間,大有所為。我匆促撰文,許多問題不能詳盡考證,所論也會有疏失乃至不當之處,請讀者指正。我會在本文基礎上做進一步的修訂充實,補上必要的注釋,以就正於方家。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係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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