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創造歷史的四次機遇

戰無可戰，忍辱負重

1916年6月6日，看似吉利的日子，對袁世凱而言，卻是一生破產的日子。在全國的聲討中，這位擁有1妻9妾的北洋軍閥首領，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在做了83天皇帝後，憤激而亡。曾國藩相中了李鴻章，李鴻章提攜了袁世凱，可是，弟子們的學問是一代不如一代。正劇也好，鬧劇也好，袁世凱的一生，是任何書寫近代歷史的人都繞不過去的。

袁世凱死後，人們在他辦公桌里發現這樣一行文字：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這是他的遺囑。晚清對日本最恨最警惕的兩個政治人物李鴻章和袁世凱之最大罪名都是因日本而起，得漢奸之名。

袁世凱這漢奸之名即來自「二十一條」。日本利用歐戰攫取德國在中國的權宜，在二十一條談判時，袁世凱使用了各種手段拖延。在日本威逼厲害的時候，袁曾問段祺瑞：「中日交戰，有無把握？」段祺瑞沉吟半晌，答曰「三日即亡。」在被迫簽訂後他不顧秘密協定條款，敦促顧維鈞化裝進入英、美使館，使得「二十一條」公諸於眾。「二十一條」是世人的簡稱，其實最後的內容已經不是日本最初提出的那些，其中最損中國權益的第五號要求並沒有包括進去。坊間有論認為不存在簽訂二十一條，但袁世凱的外交秘書顧維鈞在回憶錄當中是記載了從頭至尾的談判和簽約過程的。

在總結對日談判的國務會議上，袁世凱聲淚俱下：「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盡日本最後通諜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人一律。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諜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卧薪嘗膽之精神，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託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幾天後，一道密諭發往各級官員，袁世凱要求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各盡職守。

這個人面臨了至少四次創造歷史的機遇：在朝鮮，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洪憲帝制。對了還是錯了，至今尚無定論。

第一次歷史機遇：獨當一面

袁世凱的第一次歷史機遇就是改變中國傳統的「天子守在四夷」、不直接在屬國駐軍、不直接控制屬國內部事務的原則，以20多歲的年紀主動出擊，擊潰日本在朝勢力，登上歷史舞台。

袁世凱雖則出身紈絝子弟，但是，在人生的關鍵問題上，體現出的卻是轉變的勇氣。19歲時，他因兩次考秀才都落第，一怒之下盡焚歷年所作詩文，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乃投身和其叔父有深交的淮軍首領吳長慶手下。30年後，袁世凱和張之洞等聯合推動了科舉制度的倒台。

因為吳長慶是淮軍的一個著名的將領，和袁家還有著比較深厚的這種關係，叔父袁保慶是袁世凱的被過繼過去的父親，他和吳長慶是莫逆之交。

對於一個有抱負的男人來講，可能只有兩條出路，一個就是考科舉，一個就是從軍。從軍成功有很好的例子擺在他的前面，也就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當中，無論是湘軍還是楚軍還是淮軍，都取得了那麼大的功績。這個有相當的一個啟示作用，年輕人很多人在考功名考不過去的時候，他可以去通過參軍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袁世凱正好有這麼一個很好的條件。

袁世凱更喜歡軍營生活，他期待有所作為。但問題是這只是袁世凱的個人意願，到了慶字營之後，父親的朋友、軍隊的長官吳長慶，並沒有打算讓袁世凱馳騁戰場。吳長慶本身是個軍人，但又是一個儒將。所以說他在軍隊中要找老師，要教袁世凱，讓袁世凱再發奮，再重登科場，參加科舉考試。吳長慶覺得袁世凱既然是從北京過來的，你又是正在考功名，那就先到我這來，你還是跟我的兒子一起讀書吧，吳長慶的兒子的教師，老師是誰呢？就是著名的張謇，也就是後來的大狀元實業家。

有一天袁世凱悶悶不樂，說我家不是沒田可耕，我家有地，有田可耕。我來這也不是做這樣的差事的。後來張謇就跟吳長慶說，看來他不是讀書的料，那就乾脆給他安排一個軍隊裡面的職務吧，後來就給他安排到了營務處。營務處實際上就是一個辦公室參謀、打雜的這麼一個機構。

袁世凱進入慶字營後不久，軍營里發生了一場騷亂。應該在1882年的春節，就已經是壬午年，那一年對於袁世凱來講是很關鍵的一年。過節的時候軍官都回家過節去了，士兵們在軍營里喝酒，有的賭錢，最後有的因為賭錢兩個人就打起來，最後急眼了就動了槍了。

這時候吳長慶不在軍營裡面，作為營務處的一個辦事員，袁世凱居然跳了出來。你想想他是剛入伙的一個22歲這麼一個小夥子，他居然把這個事情給搞下去了。他的辦法就是假裝是吳長慶的命令，把挑頭的人抓住給槍斃了。

袁世凱假冒軍令，按律當斬。但吳長慶也非等閑之輩，他反倒欣賞起袁世凱來，著力培養其才能。

就在這一年（1882年），朝鮮發生內亂，動亂的雙方是12歲的朝鮮小國王（以旁支入繼大統）的生父大院君和王妃閔氏，閔妃掌權後效仿日本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觸犯了大院君的利益。矛盾日積月累，終於釀成了一場兵變。在兵變過程中，大院君乘積煽動士兵包圍王宮，閔妃出逃，大院君重新掌權。閔妃向清政府求救，請求派兵幫忙。清政府應朝鮮的邀請調吳長慶這一部開到朝鮮，共六個營3000人。

對於慶字營來講所面臨的任務是什麼？第一就是要把大院君控制住，因為大院君當時已經控制住局面，就是這幫舊軍閥勢力、政治勢力，而國王李熙和閔妃被趕到一邊去了，那麼首先就要控制住大院君。在如何控制大院君的問題，袁世凱迎來了一個表現得機會，正是他提供了一個辦法，讓問題迎刃而解。

他們設計了一個計策，就是要大院君來營中喝酒，其實就是一場鴻門宴。大院君手下的這些衛隊，被袁世凱截住，在營門旁邊擺一些酒席，大吃大喝把他們喝醉，這邊才好下手。按照袁世凱的設計，他自己負責把大院君與衛隊分開，而丁汝昌則率軍把大院君控制住。8月26日，計劃順利實行，淮軍以「煽動兵變」罪拘捕了大院君李昰應，交「登瀛洲」艦押送回天津，後扣押在保定直隸總督府。

清廷上諭：「安置直隸保定府地方,永遠不準回國。仍著直隸總督優給廩餼,嚴其防閑,以弭該國禍亂之端。即以維該國王倫紀之變。」

接著，袁世凱和周馥、馬建中等人擬議了《派員看守朝鮮大院君李昰應章程八條》：

1、凡有李昰應與人信札往來，俱應露封，由看守委員查閱後始准送交。 其不露封與書朝鮮俗字者，由委員駁回，不準擅送。

2、凡看守之人，俱宜分居在外不可與之親密。在省及外來文武官員， 非奉憲諭，不準任其私自入見。

3、李昰應每日需買食物，由委員派人代買，價值由彼自付； 或彼自派人出買，則由委員派妥實兵弁跟同上街。不準其託故私自送信，亦不準其私買違禁之物。

4、李昰應倘欲自行赴市買物，只准隨帶奴子一二名。由委員先請憲示， 並須舉行。但一月不得過一二次，不準出城，不得隔宿。

5、李昰應隨從人役，由委員查明給予腰牌。每月由練餉局查照人數， 酌送米煤外，另給送銀五十兩以為雜用。倘以後朝鮮國王再添派官役，按人只加送來煤，不另添銀兩。

6、送銀兩米煤等物，俱由看守委員開單送人，取李昰應親筆收條存查。

7、看守之員請於在省司道大員中專派一人督察。再由司道會商， 揀派精細勤干之委員二人，由中軍派武弁二人，常川住守。逾年准分次另換員弁兵接替，而惟不得同時全換。

8、所有練餉局支發各款，隨時報明，請准附案匯銷。

63歲的朝鮮攝政大院君被扣押在中國3年多時間。

清軍誘捕大院君後，日方自是不滿。《申報》記載：「目下，東洋人因大院君之事頗不滿意於中國，謂如此作為，有輕視伊國之意也。」但德國、英國和美國卻支持中國的舉措，以中國制衡日本。

袁世凱之舉將清朝捲入與日本直接對立的局面。但無此舉，日本既然國策已定，那麼很可能朝鮮戰爭會提前爆發。

平息事亂以後，清軍，淮軍駐在朝鮮留下三個營，其中有一個營就由袁世凱控制，這是袁世凱起家的根本。

壬午兵變兩年之後，朝鮮政府又起紛爭，政權內部分化為新舊兩派勢力。一派是以閔妃為首的王室集團，另一派則是要求改革的激進派。1884年冬天，朝鮮激進派在日本的支持之下發動政變，劫持了國王，朝鮮政壇又一次陷入了危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甲申政變。

此時因吳長慶回國，而臨時統帥吳兆有卻也無法決策。副手袁世凱又一次主動出擊，他的理由是請示彙報是浪費機遇，應該先斬後奏。

12月6日，袁世凱率領在朝鮮的所有清軍和3000多名朝鮮兵朝著王宮出發了。吳兆有自己率軍從左門進攻，袁世凱從前門進攻，另一營由張光前斷後策應。王宮裡只有一小隊日本兵守衛。

此戰，袁世凱把日本人趕得落花流水，然後一直趕到一座山上，但是日本人在那邊嚷嚷，說國王在此，你們要打的話把國王打死了看你怎麼辦？在與日本軍隊對峙一個小段時間後，最終由袁世凱發起了攻擊，很快擊潰了日本衛隊，救下了朝鮮國王。

此次甲申政變，若不是袁世凱一人當機立斷，敢於負責，那麼朝鮮不必等到甲午戰爭，早已脫離了清政府。這一次勝利，也是清政府在朝鮮和日本交鋒的最後一次勝利。袁世凱平息甲申政變，得到李鴻章的大加讚賞，李鴻章第二年就直接把他的官位就升了，升他為駐朝鮮的總理通商事務大臣。

李鴻章之所以後來欣賞袁世凱，就是因為袁世凱在朝鮮執行的政策極大地支持了李鴻章的戰略，而袁世凱本人是不清楚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因為他一個20多歲的小青年，當然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但背後的李鴻章是看得很清楚的，因為朝鮮這個問題的妥善解決，對中國是利益攸關的一個事情。

甲申事變之後，朝鮮小國王李熙便請袁世凱居於王宮偏殿，代為主持內政、外交、軍事等一切政務。袁世凱遂以監國自居。他曾上書李鴻章建議清軍全面進入朝鮮，斷絕日俄覬覦朝鮮之念。此建議未獲批准，但袁世凱自此卻得李鴻章大力提攜。

朝鮮事件的結果，是袁世凱在事實上主動改變了中國不干涉屬國內部事務的傳統，從而把李鴻章逐漸拖進朝鮮事務和日本發生正面衝突。1885年4月，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天津條約》。其要點是：雙方如果得到朝鮮的要求出兵，事前應該先知照對方。此舉為1894年甲午戰爭的爆發留下了伏筆。但也推遲了甲午戰爭的爆發。這便是袁世凱創造的第一次歷史機遇。

李鴻章無奈的看著崛起的日本，只有不斷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才能抵抗日本的進攻態勢。這在客觀上促進了袁世凱的進一步被重用。

從1884年到1894年，袁世凱在朝鮮獨擋一面，國內的清政府則迎來了洋務運動全面推進的十分難得的黃金十年，北洋水師也建軍成功。同時，日本也是磨刀霍霍，殺氣騰騰，準備找借口全面進入朝鮮。

1894年7月，朝鮮境內爆發了東學黨起義，中日雙方火速派兵進入朝鮮境內。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了突然襲擊，擊沉運兵船高升號，終於挑起了這場侵略戰爭。

甲午戰爭的第一階段主要在朝鮮半島進行，這麼一來，袁世凱的命運又遭到了重大考驗，在發生戰爭之前的一周，日本人對袁世凱駐紮朝鮮辦公的地方，全部給包圍起來，準備要幹掉袁世凱。

袁世凱一看事情不對，然後又發電報回去跟李鴻章說，現在不行了，這個事情看來日本是蓄謀已久，我們估計這次是搞不過，他說我們不要跟它正面衝突，我先回來再說，就是想逃了。最後從後門化裝從使館裡逃來，然後在英國的配合下，坐上了英國的一艘軍艦回國了，十分鐘之後，日本軍隊就趕過來了。

袁世凱狼狽地逃回了中國，但也帶回來三個朝鮮小老婆，其中金氏是閔妃的表親，生了袁克文。按說這是一次擅離職守，但他回國後沒有得到任何懲罰，反而在戰爭結束後得到了重用。如果說1895年以前的袁世凱只是一個兵哥袁世凱，那麼1895年以後的袁世凱是一個政客袁世凱，就是他有了政治思維，原因就是因為甲午戰爭的衝擊。

第二次歷史機遇：戊戌變法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袁世凱化妝從朝鮮逃回北京。僥倖揀得性命後，他在第二年遇上了朝廷失敗後欲圖雄起的時機。一方面，他上書朝廷提出練兵，另一方面，他結交疆臣權貴如劉坤一、張之洞、榮祿等。幾番活動，袁世凱得以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

新建陸軍以過去4750名定武軍為基礎，又在河南、山東、皖北、蘇北、奉天等地招募2250人，共計7000人，編為一軍。聘請了十多名德國、日本、美國軍事教官教學，訂立各種章程，完善軍隊的組織制度；建制以德國和日本軍隊為準。

正是從他編練的新軍中，走出了四個民國總統（袁世凱、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六個民國總理、陸軍總長（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貴、唐紹儀、張懷芝、靳雲鵬），以及三十四個督軍。　

歷史機遇的存在，只有對袁世凱這樣善於應變的人物才有意義。戊戌變法期間，袁世凱看準維新派可能是一個政治機會，加上他本人的確也算是銳意進取的新派人物，所以，他保持了和康梁的密切接觸，並且也提出過變法的主張。直到1898年9月18日，袁世凱不得不面對帝黨與後黨、維新派和保守派的生死對決。

處於危急關頭的光緒，給康梁下了一道密詔，望維新派「速密籌設法相救」。維新派捧詔痛哭，求救於袁世凱。當天深夜，譚嗣同到華法寺袁的寓所與他商談，請他救聖上，「圍園劫後」。袁表示竭死力以補救。並怒目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9月20日當天，袁世凱在假惺惺的向光緒請訓後，借口彈藥不足和要更選將官，匆匆趕回天津向榮祿（直隸總督）告密。而作為慈禧的親信，榮祿則連夜進京面秉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變發生，光緒被囚，維新派被捕殺。

對於袁世凱的告密，目前爭議頗多。主要的證據是，首先，9月21日早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時，並沒有下令捉拿譚嗣同，連康有為的罪名也只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並且在第二天慈禧開始新的訓政後，連停止新政的諭旨都沒有發布。直到第三天，慈禧太后才大肆捕殺維新派。估計此時，她才得知維新派要罷黜太后的密謀。可見政變當日慈禧並沒有得到榮祿的稟報。

其次，榮祿不可能連夜乘火車趕回北京。袁世凱自述到底天津時「日已落」。等他告密到榮祿那裡，榮祿再返回北京告密，時間上來不及。因為當時京津間火車由於技術限制，在夜晚不能通行。如果榮祿深夜趕回北京，後黨方面做好一切準備，接著次日凌晨就發動政變，在時間上肯定來不及。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戊戌政變並非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是他的告密促使後來慈禧加重了對維新派的懲罰。 慈禧差點也要了袁世凱的頭。正是榮祿極力保他，才使得袁世凱得以倖免。榮祿說，別人說袁世凱首鼠兩端，我看他不是。他是我的人。袁世凱由此轉危為安，成為後黨的骨幹，並被提升為工部右侍郎。這是因為袁世凱在得知北京發生政變後，在天津向榮祿痛哭流涕的表達了忠心。和盤托出了維新派的密謀，由此得到榮祿的信任。

不過，社會上依然流傳著這樣的童謠：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隨後鎮壓義和團和妥善應對八國聯軍侵華，使得袁世凱於是得到了上層的完全信任。1901年11月李鴻章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榮祿等也極力推薦。於是，慈禧提升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加封太子少保。

1898－1900年的機遇對袁世凱而言，是創造歷史的第二次機遇。但是，袁世凱最終沒有採取激進的行動，主要原因是他觀察到清政府的氣數並沒有盡，慈禧當政的氣勢，壓制著任何圖謀不軌的野心家。袁世凱畢竟羽翼未封，他只能選擇和勢力強大一方的合作。

第三次歷史機遇：辛亥革命

1908年，光緒和慈禧相繼駕崩，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監國，有意除掉身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得密報，驚恐萬狀，即以「足疾」為由，辭官歸隱，躲進河南安陽北門外的洹上村別墅。為掩人耳目，袁世凱讓人拍了幾幅題為《煙蓑雨笠——漁舟圖》的照片，發表在當時頗有影響的《東方雜誌》。袁世凱垂釣的模樣使人覺得這位不到50歲的梟雄，真的要歸隱了。然而，袁世凱在一系列歸隱的詩中表達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實際上，袁世凱的寓所內設有直通北京的電報房，隨時與北洋將領們通消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迫使清政府急令馮國璋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馮國璋南下途中，先到彰德秘密會見真正的主子袁世凱，請示主意。袁世凱告之以「慢慢走，等著瞧」的秘訣。而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也有「非袁出來不能收拾大局」的傳說。在辛亥革命後第四天，終於被迫起用袁世凱，先後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欽差大臣、內閣總理大臣，使袁世凱重新掌握了軍政大權。

於是，袁世凱得到了可以創造歷史的第三次機會。

但是，袁世凱表示革命的行動，卻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漸明確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最終行動。剪掉辮子是當時表示革命的標誌性行為。而袁世凱剪辮子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說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頒布清帝退位詔的當天晚上；此說不符合袁世凱當時的心跡。如果沒有得到當臨時大總統的承諾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凱是不會輕易剪掉辮子的。

於是，另一說可能成立：有學者據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致《泰晤士報》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確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時15分，在外務部大樓，由蔡廷斡為其剪掉辮子。另據莫里循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信中說：1912年2月14日，袁世凱還不肯剪辮子。儘管當天孫中山正式辭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並舉薦袁世凱任總統。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參議院才選舉通過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電袁世凱：說「民國大定，選舉得人。」袁世凱又觀察了一日，終於下決心剪掉了自己的辮子。這符合袁世凱老奸巨猾的風格。

即使從後來他一再不願意去南京就職，並且製造「兵變」以拖延去南京就職的情況看，袁世凱在那些與革命黨人糾纏的日子裡，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警惕。袁世凱剪掉辮子後20天，臨時參議院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不久，臨時政府遷往北京。袁世凱成功了，他成了「竊國大盜」。

對於孫中山和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而言，不能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因為他們推翻帝制最終是共同目標，且袁世凱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成功，應該肯定。歷朝歷代都是以大規模流血改朝換代，唯有辛亥革命代價最小，原因即是袁世凱的反水，辛亥革命通過袁世凱已經轉變成宮廷政變或者說是兵諫。是袁世凱命令其第一軍馮國璋（後為段祺瑞）暫停進攻武昌（否則武昌被拿下是晝夜之間的事，黃興等已經跑了），又在與南方談判期間，令段祺瑞自漢口北退孝感，又北退河北保定。並令段祺瑞聯名四十六名北洋高級將領電促清廷退位，「立定共和政體」，這才有2月12日，清隆裕太后在各方面壓力終於下詔清帝退位，此即段祺瑞的「一造共和」，實際是袁世凱「一造共和」。作為與南方的交易，這怎麼能說是「竊國大盜」呢？

反觀孫中山的行蹤，其實孫中山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武昌起義。他是後來趕回來倉促之下由17個省的革命黨人選舉做臨時大總統的，當時南北雙方還在談判，孫中山搶了先而已，也就是說，孫中山先袁世凱一步在儀式上、名義上奪得了新國家的首領之職務，其實是名不副實的。當時孫中山完全沒有起碼的財政支持來組建政府，他是繞道英國回國的，這兩個多月他主要是募集資金。

1911年的時候，孫中山仍在流亡，其主要目的為籌款。而偏偏最重要的武昌起義發生時，他對此卻一無所知。如同當年上半年的廣州起義一樣，他是通過報紙才知道基本情況的。　　武昌起義當天，孫中山在美國鹽湖城旁邊的一個小鎮，次日將前往丹佛市籌款。孫中山本應在10多天前就知道起義在即，但黃興發給他的密電卻一時無法譯出，因為密碼本隨行李已先到丹佛。直到孫中山抵達後，他才從行李中取出密碼本譯出黃興的電文：「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孫中山下榻的賓館是丹佛市區繁華地段的「布朗宮」(The　Brown　Palace　Hotel)，當地時間是10日，星期二，房間號是321。　　此時，孫中山還不知道武昌已經光復。次日上午11點多，他才在去用餐的路上，在走廊里的報攤上看到一條駭人的新聞：「武昌為革命黨佔領。」　　12月25日，孫中山取道香港來到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實際是17省）代表會議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系浙江代表所投），黎元洪未得票。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啟程赴南京，當晚11時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

他們相見時互相恭維，稱呼萬歲。前13天幾乎每日與袁世凱面談，曾經從下午4點聊至次日凌晨2點。長談之下，孫中山回來後興奮地說，想不到舊官僚中，還有項城這樣新的頭腦。孫中山表示，他將為中國建設20萬里的鐵路。

然而，半年之內，他們的決裂導致憲政危機以及宋教仁的被刺。而宋教仁被刺一直是個近代之謎。革命黨人未經調查即宣布袁世凱為主謀。孫中山以此發動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再一次流亡日本。

第四次歷史機遇：洪憲帝制乎？君主立憲乎？

袁世凱臨終前，大呼「他坑了我」。關於「他」指的是誰，只有洪憲皇帝自己知道了。

不過，袁世凱要做皇帝，的確是他對時局的判斷上出了嚴重的差錯。不管「他」是誰，他自己應該是那個首先應該負責任的人。

袁大總統要高升一步，推動他的倒是有幾股外在的力量。一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因為想做皇儲。在袁世凱眾多的子女中，二子袁克文顯得十分另類。袁克文是袁世凱的三姨太朝鮮人... 除了擅長書法、作詩、填詞、寫文章外，袁克文還愛好崑曲，是個超級票友。二是他的癩蛤蟆轉世的迷信，或者他的老婆巨莽纏身的隱諭，都造成其堅信做皇帝是順從天意。三是日本人要搞二十一條。四是他授意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楊度等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他們的聯合推動，使袁世凱喪失了對民意的準確判斷。而段祺瑞等部下是堅決反對的，不能再下跪。

袁世凱的稱帝鬧劇在一片反對聲中搞了起來。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上報參政院，並推定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時，舉行解決國體總開票。各省國民代表共 1993人，贊成君主立憲票正好1993張。百分之一百的贊成票跟二十一世紀初期伊拉克的那個總統的投票率一致。

這是一次逆歷史而行卻可能順中國文化的貿然行動。洪憲者，弘揚憲政。是君主立憲。袁世凱可推舉繼承人而非袁家天下。

袁世凱在1915－1916年間，面臨打造中國憲政體制的歷史機遇，但是，他的君主立憲，被自己做皇帝的美夢迷惑，導致其立憲的意義沒有凸現出來，而做皇帝的意願則被理解為「復辟」。剛剛推翻帝制的國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還有什麼可以在憲法之內行動的皇帝。

是君主立憲，還是走向共和，在1911年的對決中，中國歷史的自然進程，已經給出了合適的答案。即哪怕在一個民智未開的國度，通過革命，仍然可以超越歷史的應有階段。儘管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還無法理解什麼是共和體制，但是，只要君主被推翻，不管以任何方式再恢復君主的稱號，都已經無法在社會上獲得共識。袁世凱自己的北洋將軍們都反對他當皇帝，何況普通百姓了。

袁世凱這第四次的歷史機遇，是要在中國確立制度創新的合法性。但是，由於袁世凱本人在思想上和知識上的缺陷，致使不僅無法理解共和體制，更無法理解真正的立憲君主體制。他錯過了成為中國的華盛頓或者傑斐遜的歷史機遇。

余說：袁世凱古風氣度

敢接受別人的當眾辱罵是袁世凱的一大風範。湘軍怪傑大儒、狂狷之士王闓運於1914年獲袁世凱禮聘，擔任國史館館長，那時他已高齡八十三。到北京就館長職時，有人問：「您年紀這麼大了，何苦千里迢迢來做這個官？」他回答：「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我因年紀大了，什麼都不能做，所以只好來做官啰！」

王闓運在北京時，袁世凱常命人陪他遊覽名勝古迹，以討其歡心。 某日，車經內閣總理衙門，王闓運指著它對導遊說：「這是動物園。」 導遊感到奇怪，問：「怎麼是動物園呢？」 王闓運解釋道：「那裡面住的內閣總理熊希齡，是湖南鳳凰人，鳳凰是飛禽，而熊（熊希齡）、猿（袁世凱）是走獸。飛禽與走獸皆聚集於此，不是動物園是什麼？」 王闓運在北京時，眼看政局紛紛擾擾，大小政客私心自用，而帝制之說，又已呼之欲出。他心有所感，便做一副嬉笑怒罵的對聯：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為了讓王闓運在勸進表上簽名，禁不住袁世凱代表的糾纏，王闓運說簽名可以，但我的名字每個字10萬元。袁世凱馬上答應，先命湖南都督墊付15萬元，剩餘15萬元隨後支付。

這餘款尚未付清，袁世凱病倒了。王闓運不依不饒地派自己的貼身女僕周媽代表自己到北京找袁世凱催款。此時的袁世凱皇帝沒當成，正在惶惶不可終日，耍賴說沒當成皇帝，也沒錢。

周媽也非等閑之輩，撒潑哭鬧賴著不走。袁世凱就騙周媽先回湖南，欠款隨後匯到。你一個女人家，帶這麼多錢也不安全。周媽就是不依。萬般無奈之下，袁世凱只好把欠下的15萬元勸進款還清。

1914年正月初七，另一位大學者、狂人章太炎也曾大鬧總統府。鬧事的原因也是要錢。原來此前張謇曾向袁世凱提議設立一個「弘文館」，讓章太炎領一些弟子去編字典做學問，袁世凱說：「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館之設，自可照辦，此不成問題也。」袁世凱還當場答應撥給數千元作為開辦費，以後每月固定撥給若干。但一直未兌現。

章太炎乃於清晨八時徑赴總統府，請謁見總統。他身穿一領油烘烘的羊毛皮襖，腳踏著土埋了似的一對破緞靴，手擎著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揮來揮去；又有光華華的一件東西，是大總統袁世凱頒發給他的勳章，不在胸襟上懸著，卻在拿扇子那一隻手大指上提著，歪歪斜斜地坐在總統府招待室裡頭一張大椅子上，那一種倨傲的樣子，無論什麼人他都看不到眼裡。承宣官支支吾吾說大總統不在，而秘書也是推三阻四，章太炎即刻「發瘋」，大鬧接待室一整天，把那裡的物品打了個盡數損毀，他由憲兵教練處移囚至城外龍泉寺。

囚禁期間，太炎在窗上、桌上遍寫袁世凱三字，每日以杖痛擊之，稱為「鞭屍」；用不同字體寫滿「袁」二字，擲進火堆焚燒時，則大喊大叫：「袁賊燒死矣！」喝酒必佐以花生米，曰：「殺袁皇帝的頭！」袁世凱得信，說：一個瘋子，我何必與之較真！太炎是現場演示禰衡罵曹的典故，袁世凱卻沒有曹操那麼狠毒。當章太炎自己的錢全部用光後便開始絕食。袁世凱知道後，不想背上逼死國學大師的罵名，特地將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召來，讓他妥為設法勸導處置，千萬不要讓章太炎真的絕食死了，太炎乃被遷入城內監視居住。被痛罵的袁世凱親自給章太炎定了個「八條優待措施」，規定起居飲食，用款不限，罵人毀物，聽其自便，每月費用五百元。要知道當時北大高級教授的月薪也不過四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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