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輝：章太炎的革命方略與邊疆建設

07-14

　　內容提要：章太炎站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的前列，深知中華王朝「夷夏盡有」的國家疆域結構，結合「夷夏之辨」和民族主義，參與制定革命黨人的革命方略。章太炎「攘夷匡夏」和民族主義結合而成的漢族族裔民族主義形成現實中的國家疆域與想像中的國家疆域內在的衝突，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地帶是否構成國家主權領土成為章太炎民族主義革命的理論困境。中華民國創建之後，章太炎投身東北邊疆建設，表明對國家非漢族群聚居邊疆領土統一的主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歸「夷夏盡有」的國家建構模式。

　　關鍵詞：章太炎革命方略邊疆建設

　　 19世紀70年代以降中國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機刺激了革命的新興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台。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一起成為革命性社會力量的代表人物，而且成為近代中國文化學術的巨人和宗師。孫中山和黃興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他們的政治實踐一直站在時代的前列。章太炎則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學問家，革命與學問在其身融為一體，兼具革命家和學者的雙重品格。梁啟超稱章太炎「排滿信念日烈」，「提倡單調的『種族革命論』」，[1]魯迅評價章太炎為「有學問的革命家」。[2]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既曾並肩戰鬥，又曾激烈爭辯乃至分道揚鑣。學術界對於章太炎的研究在革命政治實踐、思想學術的各個時期和各個領域，都有比較系統和深入的成果，並呈現多樣化的趨勢。[3]然而，章太炎在革命建國的歷史潮流中如何認識國家的邊疆主權和領土範圍及其革命方略與邊疆的關係仍有待探索。章太炎身處中國的現代國家創建時期，成為同盟會的重要領袖，對同盟會的革命方略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理論及革命的策略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4]晚清革命黨人的革命方略和國家建設規劃中都有特定的邊疆要素，章太炎對於中華王朝的邊疆和中華民國的邊疆認識和實踐具有時代的代表性，本文嘗試探討章太炎學術知識體系中的邊疆認知、革命方略中的邊疆因素和政治實踐中的邊疆建設方略。

一、中華王朝「夷夏盡有」的國家疆域結構

　　章太炎早年接受了嚴格的經學訓練，熟悉傳統輿地之學的史地知識，清楚傳統中國國家疆域「夷狄」所居的邊疆構造。光緒十七年（1891）至十九年（1893），章太炎在杭州詁經精舍讀書期間，考釋「郁夷」和「柳谷」時，[5]徵引《史記》及《漢書·西域傳》。解釋「西旅獻獒」條時涉及西北諸羌，[6]徵引《漢書·趙充國傳》。另外在解釋「九貉」條時涉及關外敦煌郡白龍堆沙，[7]徵引《漢書·地理志》。甚至到1933年章太炎表彰馮玉祥在察哈爾抗日，依然能信手使用漢代馮奉世在西域矯制平定莎車叛亂的典故。[8]可見章氏對漢代西北邊疆故實非常熟悉。章太炎在1908年—1911年間在日本作《東夷詩》十首，[9]其中第九首詩以漢朝全盛時代的邊疆武功為主題：

　　漢家昔略地，戍卒留邊野。大夏見卬竹，西極來天馬。粲粲西人子，胡祆相巫鼓。或復轉珍異，市閭盈斥鹵。薦食歷歲年，豈復煩師旅。此黨獨殊絕，先導資時女。彈箏挈空侯，利屣堪盤舞。持此作顏行，彌勝諸商賈。軍氣從之揚，一鼓堅城下。都護何所為？守此娟娟者。[10]

　　西漢把西域納入國家版圖，設置西域都護府的建制管轄其地，開啟古代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不僅對中國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還具有歐亞大陸的世界史意義。顯然，章太炎對漢代的邊疆輿地有著精深的知識。

　　章太炎也熟知晚清西北邊疆史事，在日本與宋教仁談論反清革命事業提及曾國藩、左宗棠的英雄事功，太炎從收復新疆角度論證「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跡」。[11]章太炎對西方地理學關於地球圓形、赤道、北極等知識有所掌握，並以《管子·地數》中的輿地知識附會新知。章氏接受西方地理新知，改變了中國居於天下地理中心的觀念，「惟中國偏於東北，故東北之夷狄近，而西南之蠻戎遠」，[12]但仍抱有中國作為世界文明中心的優越感，轉而認同魏源的學說：「自古以震旦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13]

　　光緒二十年（1894）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章太炎受到甲午戰爭戰敗的國家危機刺激，走出詁經精舍，投身社會政治活動，參加強學會，擔任《時務報》撰述，「與尊清者游」，[14]追隨康有為、梁啟超，贊成維新變法。章太炎對19世紀末亞洲局勢有自己的看法，悲嘆「今中國無深長慮，欲一快心日本，密約俄羅斯，以為系援，至於膠州屯軍，吉林築路，齊魯與東三省將為異域」，[15]警惕中國邊疆危機中的日本、俄國因素。章太炎的中國地理知識主要來自輿地學，其在「東方盛衰」中明了中國國家疆域的地形特點是「自蔥嶺而東，其山東趨，其水東流」。[16]章太炎對於蒙古自元末北遷至清代的歷史變遷極為清楚：

　　蒙古則自順帝北竄，其大子曰阿裕錫里達賴汗者，子姓猶不絕如線。數世以後，遂為車臣、土謝圖、札薩克圖三汗，橫有漠北，血食至今。且南則科爾沁等五十一旗，西則四額魯特，皆其種族，或嘗佣牧馬。……及噶爾丹作，以牧圉侵軼其故主。漠北諸部，皆鳥竄獸遁，南下保近塞地，盪析離居，莫有寧處。仁者矜而覆之，復其戎縈之地，致其九白之貢，築阿爾泰山為屏樹，以斷准部之鈔掠；以其無政事法守，為置庫倫辨事大臣以紀綱之。[17]

　　章太炎對清朝蒙古各部在塞北邊疆和西北新疆的分布流變有深刻的認識，顯見其對清朝初年的邊疆政策抱有「仁者」評價。章氏對晚清俄國對中國造成的邊疆危機更有清醒的覺察，他指出：「彼俄羅斯之未事蒙古者，方有事東胡耳。黑龍江、吉林之壤，政既匡飭，道既洞通，則自呼倫貝爾城以西噬客爾客，其舉之之易，若以一手足撅春草也。剝床以膚，吾諸夏之憂方大，而彼猶醒醉偃卧而不遽覺。」[18]俄國在有清一代對中國邊疆的侵蝕，確實涵蓋了從東到西的整個中國北方邊疆，章太炎洞明中國東北邊疆和北部邊疆相互依存的關聯結構，進一步指出了作為邊疆地帶的蒙古社會毫無警醒的危機狀態。

　　章太炎在「尊清」時期對中國疆域的統治官制上形成了「分鎮」方略，認為「封建之說未必非，而郡縣之說未必韙」。章太炎對包含邊疆地區的國家疆域重新進行統治規劃：

　　置燕、齊、晉、汴及東三省為王畿，注錯無所變。其餘置五道：曰關隴，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閩粵；曰江浙（謂三江、浙江）。[19]

　　章氏以方鎮為封建，提出分權自治為核心的改革地方行政的政治方案，明確包括新疆和西藏，其實內含著應對中國邊疆面臨西方殖民帝國瓜分危機的革政方案。章太炎面對19世紀末西方殖民帝國瓜分中國疆域的時局，質問道「今自九服以內，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20]力圖從中國傳統王朝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中尋求近代中國的長治久安之道。

　　光緒二十五年（1899）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避難台灣，後從台灣到日本，通過梁啟超與孫中山結識，激賞孫中山「謂不瓜分不足以恢復」的革命卓識。[21]顯然，中國被瓜分的領土首當邊疆區域，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是準備捨棄中國的邊疆領土。1902年，章太炎同孫中山討論了改革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的問題，於1904年寫定《定版籍》。章太炎在修訂《定版籍》時，再次明確指出了中國國家疆域空間結構的特性：

　　中國所包方域，夷夏盡有之。塞下不可虛，其地廣莫，量以緶索而不計步，此不能無業主。內及腹中膏腴之壤，有人耕二畝者矣。是故寬鄉宜代田，狹鄉宜區田，獨寬狹適者可均田耳。輔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佣耕，宜稍稍定租法。[22]

　　章太炎認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的主張，但從賦稅制度的角度聲明中國邊疆與內地的實際情況不同，應對不同的土地利用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章太炎籌謀未來國家經濟制度和百姓生業，自然地把「夷狄」所居的邊疆社會納入其中。

二、章太炎的「排滿革命」與非漢族群聚居邊疆的疏離

　　 1900年以後，章太炎從「尊清」變為反清，宣傳排滿革命，刪定《分鎮匡謬》，轉向革命黨人的革命方案。孫中山和黃興等革命黨人的革命方略基本排除了清王朝的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地區。1902年初，章太炎在日本和孫中山定交。次年，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被清政府以「蘇報案」逮捕入獄。1906年，章太炎出獄後前往日本加入同盟會，主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與康有為、梁啟超為領袖的立憲黨人的《新民叢報》論戰，反對立憲保皇，宣傳排滿革命。章太炎發掘《春秋》「夷夏之辨」思想，論證推翻清朝政府的必要性及正義性，是其革命宣傳最得力，影響最大的部分。[23]章太炎還參與制定了指導全國革命起義的綱領《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支持孫中山以兩廣為中心的東南沿海邊疆革命方略。1907年章太炎主編《民報》社出版的臨時增刊《天討》，其中《討滿洲檄》控訴滿清政府的罪行，鼓動激進的漢族族裔民族主義，論說排滿革命，並「律令布告天下，訖於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24]明確地把非漢族群聚居的陸地邊疆地域排除在中華民國的國家疆域之外。

　　立憲黨人楊度1907年發表主張君主立憲的《金鐵主義說》，尖銳地指出排滿的漢族族裔民族主義可能引發漢、滿、蒙、回、藏之間「不僅我排彼，彼且排我」的仇恨，最終導致「全體瓦解，外人乘之」的瓜分困境。[25]楊度力主「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自然地把中國國家領土界定為「而今中國之二十一行省，以及內外蒙古、回部、西藏，未嘗有一焉不以為中國之土」。[26]立憲黨人認為邊疆的各族與領土是選擇中國政治方向的特別因素，並作為中國實行民族主義的事實依據。章太炎立即以《中華民國解》針鋒相對，依據漢族族裔民族主義界定中國和中華，「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27]置非漢族群聚居的陸地邊疆以可有可無的境地，排斥非漢族群，不以華民相認同。另外，章太炎還從當時西方列強瓜分清王朝邊疆的國際形勢出發，指出英國窺伺西藏和沙俄染指東北、外蒙、新疆，「此雖滿洲政府不亡，其勢猶不可禁」。[28]隨著孫中山親自領導的一系列邊疆革命的失敗，章太炎對孫中山專註於以兩廣為中心的東南沿海邊疆革命方略產生懷疑。[29]章太炎與陶成章、宋教仁等人形成了把同盟會的革命起義從以兩廣為中心的地區轉向長江中下游的方略。

　　雖然章太炎等革命黨人認為中國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地區不重要，但清朝政府與日本、美國等國關於東北邊疆的交涉卻影響到《民報》的命運。日俄戰後分割了中國東北邊疆的勢力範圍，美國通過與清政府合作修築新民屯至法庫門鐵道和創辦東三省銀行力圖在東北謀求利益。1908年10月，清朝派遣奉天巡撫唐紹儀為赴美特使途徑日本，日本為了抵制美國在中國東北邊疆的滲透，極力破壞清朝同美國的外交關係。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決定封禁《民報》，由內務省命令牛込警察署執行，牛込警察署長告訴章太炎：「此事關於外交，不關法律。」[30]章太炎另外得到傳言，「唐紹儀此次途經日本，將以清、美同盟之威脅日本，又以間島領土之權、撫順炭礦之權、新法鐵道之權啗日本」。[31]後來又有日本說客高橋孝之助以同樣的理由勸說章太炎接收日本政府的封禁，章太炎兩相印證，確信清政府向日本施加了外交壓力。1909年12月11日，日本駐香港代理總領事船津辰一郎在寫給外交大臣小村壽太郎的報告中透露了內情：「去年帝國政府根據唐紹儀之請求而禁止發行的革命黨機關雜誌《民報》，……」，[32]由此確證封禁《民報》是日本同清政府達成的政治交易，其中日本攫取中國更多東北邊疆利益起到了關鍵作用。

　　武昌起義爆發時，章太炎在東京針對留日滿洲學生的惶恐解釋民族革命「非欲屠夷滿人」，「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同時說明共和政體的國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諸人，既皆等視，何獨薄遇滿人哉」?[33]章太炎開始意識到「排滿革命」對國家非漢族群群體的威脅，以國家多民族的現實安撫感受到危險的滿族人士。武昌起義後，章太炎由日本返回上海，和孫中山、黃興分道揚鑣，主張「革命軍起，革命黨消」。[34]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章太炎與立憲黨人、舊官僚聯合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在1912年1月3日的大會演說中反對效仿美國聯邦制，認為中國「各省之為行政區劃，統一已久，……對於外藩，仍應行統屬主義」。[35]新疆省和東北三省在清末已經完成建省，章氏所說外藩當指蒙古和西藏。章太炎在中華民國建立後對革命黨「排滿革命」造成非漢族群聚居邊疆社會與共和國的疏離有所反思，開始旗幟鮮明地表明對國家非漢族群聚居邊疆領土統一的主張。

三、章太炎的邊疆建設方略

　　孫中山在清帝遜位後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設置了附加條件要求把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用以防控袁世凱。章太炎發表意見支持定都北京，指出不能遷都南京的五項利害，其中四害屬於邊疆因素：

　　以全邦計，燕京則適居中點，東控遼、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處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長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為衣冠所輻輳，足令烝烝丕變。若徙處金陵，安於燠地，苦寒之域，必無南土足音，是將北民化為蒙古，其害二也。遜位以後，組織新政府者，當為袁氏，若迫令南來，則北方失所觀望。日、露已侵及東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鎮，必有土崩瓦解之憂，其害三也。清帝尚處頤和園，不逞之徒，思擁舊君以倡亂者，非止一宗社黨也。政府在彼，則威靈不遠，足以鎮制；若徙處南方，是縱虎兕於無人之地，非獨亂人利用其名，蒙古諸王，亦或陰相擁戴，是使南北分離，神州幅裂，其害四也。[36]

　　章太炎對定都北京的堅持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通識的基礎之上，從國家全局的宏觀視野論證定都北京對穩定邊疆政局的必要性，警惕邊疆國土分裂的危險。章太炎在中華民國創立後拋棄了「種族革命」策略下排除邊疆的危險，轉而繼承清王朝的國家疆域，重新與歷史上中國的國家疆域接軌，邊疆自然屬於國家疆域的主權領土。正是從邊疆中國的角度思考定都問題，章太炎支持定都北京的國家政略。1912年1月20日，章太炎與張謇討論中華民國聯合會的政綱，對邊疆的治理開始有了具體的方案：「東三省、新疆等處，政體當與域內小殊。蒙古、西藏，惟有存其王號，因其神權，設總督以監理之。」[37]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地區的政教既然與內地不同，需要有特別的行政建置。中華民國聯合會在1912年3月1日改組為統一黨，章太炎在改黨大會上揭示了黨名的意義所指「外藩倚未親附，政權、兵權尚未集中，故宜標示此義」，[38]建設統一的邊疆是其政治旨義之一。

　　章太炎在民初一度擁護袁世凱並寄予厚望，曾經建言袁世凱國家治理要「慎固邊疆」。[39]章太炎北上與袁世凱合作有著認同邊疆為共和國領土主權的因素，對保持蒙古王公爵位以保國家主權是雙方的共識。章太炎對民初袁世凱維護國家在蒙古地區的主權，整合邊疆領土方面給予了肯定，指出：「亦會漠北諸藩貳心於俄，故撫柔漠南為慎。惜其後專意南征，棄漠北不顧。然熱河、察哈爾、綏遠盡設特別區域，漠南比於郡縣，袁公功不可沒。」[40]民初的邊疆危機已經形成外蒙和西藏的分離運動，俄國以《俄蒙協約》策劃和支持外蒙「獨立」，日本則進一步強化其在東北的殖民利益。1912年10月，章太炎「以事赴三姓，北抵卜魁」，[41]章太炎首次親履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故土，以袁世凱總統府「高等顧問」的身份前往東北邊疆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觀察形勢，為袁世凱的國會選舉疏通關係。[42]章太炎切身感受到東北邊疆主權和領土的危機，發現「日俄經營，不遺餘力」,憂慮當政者的「顢頇闒茸，熟視而無睹」。[43]章太炎同樣批評袁世凱政府的邊疆作為，警告當局「漠北不守，則塞外危。塞外危，則長城以南亦無寧字。壤地喪失，日蹙百里，其異於前清政府者安在？」[44]顯然把邊疆主權和領土的保全作為新舊政府合法性的依據之一。

　　 1912年冬，章太炎被袁世凱任命為東三省籌邊使，其籌邊規劃「第一統一幣政，其次興礦，其次開墾」。[45]章太炎隨後精心擬就《東省實業計劃書》，組織勘測資源，並積極招商集資，開展了振興東北實業的一系列活動。東北是滿族發祥故地，辛亥革命前提倡「排滿革命」的章太炎任東三省籌邊使毫無不適之感。章太炎籌劃在東三省興辦實業，考慮的首要問題是「非輸入華僑資本，規模難期遠大」。[46]章太炎計划進行東三省沿邊調查，聯絡海外華僑和內地工商會籌集資金。章太炎照會湖南商工會，希望「南中熱心志士，對於東邊實業，諒表同情，或能招致巨股，抑或組織機關相與圖成」。[47]章太炎向三省都督指出：「關東地處邊陲，天產宏富，久為各列族覬覦，如不及早自圖，則必有先我著鞭者。」[48]章太炎希望依靠東三省地方政府籌建東三省實業基金。

　　章太炎自1912年12月27日離開北京，29日到達長春，1913年1月1日開辦公署。[49]章太炎「每馳傳寧遠、廣寧間，念熊襄愍遺事，未嘗不擗膺高蹈也」！[50]追懷明朝衛戍東北邊疆的名將熊廷弼。詩中感嘆「何意千載下，棄地如遺錐」?[51]章太炎反思明清之際的東北邊疆易主，但現實的矛頭已經指向俄日侵略者。中華民國建立之後，雖然東北邊疆還是「其民羯羠不均」，[52]但「排滿」已經在章太炎的視野消失，章太炎全身心投入了中華民國的東北邊疆建設。章太炎在長春各界召開的「歡迎章太炎大會」上演說，申言自己的政治責任在於「保全東三省領土主權為務」。[53]章太炎在東北籌邊期間，主要的實業建設工作有調查東三省墾務、礦務、森林，籌資興辦屯墾、金礦，籌劃開鑿松遼運河，創辦東三省實業銀行。章太炎籌邊期間還注意到延吉邊務，雖然不了解日人所謂「間島」原本就屬於中國領土的確切歷史真相，但希望解決韓人的國籍問題：

　　韓人僑居延吉者數萬口，多以採金為業，請願歸化。政府畏日本，不敢許。余為議曰：「間島之爭，中國幸而獲直。然處其地者皆韓人，不予歸化，名為吾有，其實與日本領土無異，宜速許之。」政府終不敢從。[55]

　　章太炎從現代國家主權的視野出發，根據民族國家由國民、領土、主權三個要素結合的政治理論，認為應當承認長期定居中國領土延吉並自願加入中國國籍的韓人的國民權利，避免日本的殖民侵佔。延吉邊務為中心的現代國家邊疆建設正是此前吳祿貞在延吉的核心工作。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身亡，章太炎終於意識到革命尚未成功。章太炎1913年6月19日辭去東三省籌邊使職務，7月15日東三省籌邊公署解散，章太炎的邊疆建設最終缺乏從中央到地方的實質性支持而收效甚微。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邊疆成為侵華戰爭的開端，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嚴重危機的關頭，章太炎認為國民政府對日本侵佔東三省「唯有一戰」，事關「國家根本之興廢」。[56]日本佔領東三省後在國際上製造「滿蒙本非中國領土」的輿論，章太炎和馬相伯聯名發表宣言向世界人士宣布：

　　論古來歷史，漢時已有遼東（今錦州）、玄菟（今東邊道）二郡，明時亦設遼東都指揮司，駐瀋陽，是其地原為中國內地，非同藩屬。論今日戶口，東三省漢人凡二千餘萬，滿洲人不過百餘萬；若論民族自決，三省正當屬漢人，不當屬滿洲人。再，遼、金、元入主中國，及清康熙與俄訂尼布楚五體文約（內有一種為拉丁文），均認為中國土地。[57]

　　章太炎和馬相伯的宣言從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兩個角度，確證東三省屬於中國領土，打破了日本的偽造輿論。章太炎以遼、金、元、清非漢族群建立的中國王朝歷史為證，無疑承認了其屬於中國歷史體系，對其漢族族裔民族主義有所超越。章太炎的東北邊疆建設方略呈現了從革命黨人到現代國家建設者的轉型實踐，更是體現了在中國建設現代主權國家中邊疆的結構性地位。

四、結語

　　明末以降的西學東漸，殆至清中葉以來的西力東侵，中國經歷工業化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滲透，東南沿海區域最為顯著，勢必影響到中國國家疆域的空間結構。章太炎正是生逢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從前現代向現代巨變的時代，生活於東南沿海區域的浙江餘杭，並在此一時空背景中從傳統士人轉變為近代知識精英。自維新變法運動開始，章太炎投身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實踐。章太炎從傳統中學和西學中吸取精神資源，把「攘夷匡夏」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最終走上排滿的革命道路，力圖挽救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危機。

　　章太炎具有堅實的中國傳統經學、史學、子學根柢，認為「經籍之應入史類而尤重要者，厥維《春秋》。《春秋》三傳雖異，而內諸夏外夷狄則一」，[58]熟知中華王朝疆域「夷夏盡有」的空間結構。章太炎以傳統的「夷夏之辨」論述作為反抗清朝統治的思想武器，認為中華民國的疆域只包括漢人居住的以直隸為中心的明代疆界。[59]章太炎曾經向滿人辯白革命政府會平等對待非漢國民，也說明章氏清楚地意識到「排滿革命」帶來的內地與非漢族群聚居邊疆的疏離。「攘夷匡夏」和民族主義結合而成的漢族族裔民族主義形成現實中的國家疆域與想像中的國家疆域內在的衝突，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地帶是否構成國家主權領土構成章太炎民族主義革命的理論困境。章太炎精研國粹，奠定其排滿的民族主義思想基礎，與梁啟超激烈辯論進行廣泛的社會政治動員，推動其反清的革命實踐，同時又具有抵禦西方列強侵略的時代內涵。章太炎參與制定同盟會的《革命方略》，初始支持孫中山和黃興的東南沿海邊疆革命，後來又轉向長江中下游的革命方略。中華民國創建之後，章太炎面對主權國家的領土現實，關注滿、蒙、回、藏等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危機，力主國家統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歸「夷夏盡有」的國家建構模式。章太炎親赴東三省調查邊疆實情，擬定籌邊方略，義無反顧地投入東北邊疆建設。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專制腐敗終使章太炎的籌邊無所作為，但此後在民國前期的政治漩渦中，章太炎的共和國國家建設包含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建設是確定無疑的。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頁。

　　 [2]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47頁。

　　 [3]歐陽哲生：《章太炎研究述評》，《求索》1991年第4期；於傑，李緒堂：《章太炎思想研究綜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4]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81頁。

　　 [5]章太炎：《膏蘭室札記》卷二《郁夷、柳谷》，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頁。

　　 [6]章太炎：《膏蘭室札記》卷三《西旅獻獒》，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4頁。

　　 [7]章太炎：《詁經精舍課藝?九貉解》，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1頁。

　　 [8]章太炎：《<察哈爾抗日實錄>序》，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854頁。

　　 [9]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54頁。

　　 [10]章太炎：《東夷詩十首》，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4頁。

　　 [11]章太炎：《檢論》卷八《對二宋》，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0頁。

　　 [12]章太炎：《膏蘭室札記》卷二《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8頁。

　　 [13]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四，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源全集》第7冊，嶽麓書社2004年，第1822頁。

　　 [14]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中華書局，1979年，第110頁。

　　 [15]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6頁。

　　 [16]章太炎：《訄書初刻本?東方盛衰第二十六》，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頁。

　　 [17]章太炎：《訄書初刻本?蒙古盛衰第二十七》，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頁。

　　 [18]章太炎：《訄書初刻本?蒙古盛衰第二十七》，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頁。

　　 [19]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分鎮第三十一》，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頁。

　　 [20]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分鎮第三十一》，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頁。

　　 [21]章太炎：《又至汪康年》，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92頁。

　　 [22]章太炎：《檢論》卷七《定版籍》，本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9頁。

　　 [23]吳雁南主編：《清代經學史通論》，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42頁。

　　 [24]章太炎：《討滿洲檄》，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4頁。

　　 [25]楊度：《金鐵主義說》，劉晴波主編《楊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頁。

　　 [26]楊度：《金鐵主義說》，劉晴波主編《楊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3頁。

　　 [27]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頁。

　　 [28]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0—261頁。

　　 [29]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08頁。

　　 [30]章太炎：《為民報封禁事移讓日本內務大臣平田東助書（二）》，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485頁。

　　 [31]章太炎：《為民報封禁事移讓日本內務大臣平田東助書（二）》，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485頁。

　　 [32]日本外務省外交檔案史料：《<民報>關係雜纂》,第23358號。轉引自唐振常：《<民報>「封禁」事件諸問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中華書局，1983年，第1996頁。

　　 [33]章太炎：《至留日滿洲學生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485頁。，第519-520頁。

　　 [34]章太炎：《民國光復》，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843頁。

　　 [35]章太炎：《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532頁。

　　 [36]章太炎：《致南京參議會論建都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中華書局，1977年，第562—563頁。

　　 [37]章太炎：《與張謇論政書二》，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553頁。

　　 [38]章太炎：《中華民國聯合會改黨大會演說辭》，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577頁。

　　 [39]章太炎：《致袁世凱論治術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584頁。

　　 [40]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總12號，第126頁；徐立亭：《晚清巨人傳：章太炎》，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第400頁。

　　 [41]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總12號，第128頁。

　　 [42]徐鳳晨：《章太炎在長春的『籌邊』活動考略》，《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5期。

　　 [43]《太炎先生之東三省觀》，《大共和日報》1912年11月1日，轉引自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39頁。

　　 [44]《輿論界慷慨激昂》，《大共和日報》1912年11月18日，轉引自徐立亭：《章太炎在東北》，《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

　　 [45]章太炎：《統一黨第一次報告》，湯志鈞主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420頁。

　　 [46]《為請委任郭同為籌邊公署參贊事致袁世凱呈文》，1912年12月12日。吉林省檔案館：《章炳麟出任東三省籌邊使檔案史料選》，《歷史檔案》1991年第1期。

　　 [47]《為籌邊集款招股事致湖南商工會照會》，1912年12月19日。吉林省檔案館：《章炳麟出任東三省籌邊使檔案史料選》，《歷史檔案》1991年第1期。

　　 [48]《為籌實業基金事致奉天及吉林都督函》，1912年12月20日；《為籌措擴墾經費事致黑龍江都督函》，1912年12月22日。吉林省檔案館：《章炳麟出任東三省籌邊使檔案史料選》，《歷史檔案》1991年第1期。

　　 [49]《為報東三省籌邊公署開辦日期給大總統的呈文》，1913年1月1日。吉林省檔案館：《章炳麟出任東三省籌邊使檔案史料選》，《歷史檔案》1991年第1期。

　　 [50]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2頁。

　　 [51]章太炎：《廣寧謠》，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頁。

　　 [52]章太炎：《<東三省政要>序》，本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5頁。

　　 [53]《長春各界歡迎章太炎大會紀事》，《盛京時報》1913年2月26日，轉引自徐鳳晨：《章太炎在長春的『籌邊』活動考略》，《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5期。

　　 [54]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總12號，第128-129頁。

　　 [55]章太炎：《致馬宗霍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826-827頁。

　　 [56]《馬相伯章太炎聯合宣言》，《申報》1933年2月10日。

　　 [57]章太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1977年，第863頁。

　　 [58]楊念群：《「斷裂」還是「延續」？——關於中華民國史研究如何汲取傳統資源的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原載於朱英主編《近代史學刊》第14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