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何也不能把功業傳諸後世

核心提示：劉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權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於女色，因此而發生不少周折。在軍事行動中他對自己所寵信的將領賞賜過厚，而對其他人則處分過厲。總之，在征匈奴諸役的過程中他集結了龐大的權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讓人代理。

本文摘自《中國大歷史》 作者：黃仁宇 出版社：三聯書店

漢武帝繼承了漢高祖以來，數十年休養生息所累積的國家資源，對內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下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運作的理論與方法，對外則連年發兵征討匈奴，開拓四裔，使大漢聲威遠播，國勢達於頂峰。而在一片繁華景象中，財政短絀、外戚干政的亂源卻悄然伏下。

從現實的角度看來，始皇一死，秦帝國蕩然無存。可是他統一中國的功績並不因之而湮滅。不出十年之內一個新朝代繼之勃興，茲後延續達四百年。漢朝在公元前後各經歷約兩百年，全盛時管轄的人口約六千萬，足可與羅馬帝國相比擬。就是從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時間上講，兩個帝國也可以相提並論。只是中國方面內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項背。

這個新朝代被中國作家極度地恭維，因為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平民所創造的功業。漢朝創業之主劉邦是秦帝國里位卑職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兩個丞相，蕭何和曹參，曾任縣級的小官僚。樊噲日後為大將，當日不過是屠夫。另一大將韓信寒微時曾一度乞食，黥布與彭越曾為盜。從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來，以前各領域內的貴族統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毀。組織新政權時，既不能追隨舊世族的蹤跡，也無須憑藉他們大張旗鼓。這可不是說中國社會革命的條件業已成熟，即使幾千年後中國也還沒有樹立一種民主體制。能夠確切地代表龐大而又均勻的農村基層組織，在這時候更不足論。

漢朝的組織者承襲了秦朝所遺下寬闊而又均勻的基層，而且以靈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過於極端。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基本上是進三步，退兩步，以幾十年的經營，構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而成為中國整個帝制時期的楷模。

漢帝國的統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帝國跨地過廣，不能全部由中央集體管制，於是採取了一種斑馬式的省級組織。有些地區秦朝所設郡縣仍原封不動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區則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為業。帝裔里的近親，亦即劉家的叔伯、兄弟、從兄弟等封為王，功臣中之卿相則封為侯。他們的領域和直隸於中央的郡縣犬牙相錯。這種互相監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過度集權，可是這也不是全面退卻，有意在長期間內再構成戰國期間的紛爭局面。這樣的安排純系一時權宜之計，從未預計長久保持。即使在創業人劉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國，因有心和無心的差錯，被削被除。劉邦的呂后及以後襲位的皇帝，遵循著這政策而且變本加厲。公元前154年，去帝國的創始已半個世紀，朝廷的舉措更是向各王國施加壓力，因而激起全面的叛變。叛亂戡平後，很多王國即被撤銷，餘存的不僅面積減縮，而且內部的行政權也被中央政府接收。這種加強中央統治的政策，至第五個皇帝劉徹在位期間達到極點。劉徹謚號漢武，他在位於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這五十四年的御宇期間，在全漢朝是最長久的，對以後的影響也最深遠。

第一帝國

劉徹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識形態的立場。其宗旨經過綜合，則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他和他的近臣將所謂儒術擴展之後又延長，以至包括了有利於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種種理論與實踐的步驟。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約束，待人之寬厚，人本主義之精神，家人親族的團結，和禮儀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構成官僚集團行動上的規範。孟子所倡導的人民生計與國本攸關也毫無疑問地被尊重。注重農桑貶斥商業原為法家宗旨，也一併拿來構成武帝御制意識形態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專利鹽鐵，以嚴峻刑法維持人民紀律也同樣被襲用。

宇宙觀與政治

更有很多信條，既不出於孔子之主張也不見於孔子語錄仍被收納於這體系之內。武帝以皇帝身份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禮祈禱，企求與神祇直接接觸。他朝中博士認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東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種基本之色彩、五聲之音階、五種個人之德行，甚至五項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會貫通。例如火，色赤，見於夏季，與用兵有關。這種觀念源於一種信仰，它認定人世間任何物，不管是實際物品，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和交往，都出自某種類譜上的相關價值，所以可用數學方法操縱之。其根源出於《易經》，它是一種來歷不明的古老經典。這種利用假科學說真問題的方式，跡近於迷信，暴露了當日讀書人承受了至大的壓力，他們急不得暇地務必將天地的現象予以直截的解釋，包括可以獲知之事物。漢代的朝臣不斷以這種帶著詩意的方式去貫徹他們的主張，強調良好的政府是基於倫理的和諧，甚至將天候與政治混為一談。只是如此一來，他們也將專制皇權合理化了，使之比較溫和，同時鼓舞百官的自信。他們因此覺得盈天地之道(我們稱之為自然律，natural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縱使天子之職位世襲，臣僚則以文筆見長，但因為彼此有了共通的認識，也能在行動中儼如一體。如此將宇宙觀及政治學混為一談，籠統地稱之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種目的，但其流弊則是一經擺布，今後兩千年則再難以搖撼之。誠然，它所遺下之影響時至今日猶未衰竭。

匈奴問題

西方人士認為中國人之保守性緣出於環境上有一成不變之因素在。只要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則須維持其一定結構。今日很少有旅遊者履足中國而不將八達嶺的長城列入行蹤之中。秦始皇首先構造的長城，位於十五英寸等雨線之北，今日早已頹廢。現存之磚牆系15世紀所建，上面之樓，系16世紀新添。當日火藥之使用早使類似的設防在世界其他各處失去時效。當這綿延幾千英里的城壁展現眼前時，觀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斷地修補翻新，就不待解說而了解中國邊防問題與中國文化之源起幾乎同一長遠。它與漢武帝劉徹的關係乃是這位不同於常人的君主，十五歲登極，享國五十四年，正值漢朝威勢達到最高峰時，曾企圖一舉而永遠解決游牧民族的問題。可是縱使他的軍事行動一再獲勝，他的目的卻迄未獲得。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時，他的匈奴戰爭使國庫大為虧損，這也是西漢(亦稱前漢)衰退之一大主因。

匈奴是一種操阿爾泰(Altaic)語的民族的名稱，他們在中國歷史初期為患北邊，此後千百年間，至少還有一打以上人種上或同或異的游牧民族接踵而來。匈奴組織上的初期早熟對中國的帝制一統有連帶關係。這也就是說當中國全境一統時，游牧民族也必具有類似的結構，反之亦然。漢時匈奴已有二十四個部落的結盟，他們力之所及綿亘一千五百英里，自東北至於青海。公元前200年，他們曾號稱以三十萬騎兵圍漢代創始者劉邦於今日之山西。上述數字可能誇大，但是無疑的，在重要戰役里他們不難以十萬之眾，投入戰鬥，並且不必全數集結，而是在戰場上協定，分成若干縱隊。因為他們以游牧為生，在環境上佔優勢，此即軍事理論家所謂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當中國人尚要組織動員、裝備、徵調、訓練之際，北方之勁敵則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驟。他們的及齡壯丁早已在馬背上，他們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從來不缺乏流動性。

兩方交戰時其程序極為殘酷，因為戰場就是沙漠及其周邊的草原地帶，環境本來就蕭條。當兩方交鋒之際，絕無後撤退卻之可能，而以漢軍尤然。戰敗者固然難倖存，即戰勝者亦死傷慘重，逃脫幾全不可能。俘虜數少，而交換之俘虜尤少。投降的則依例改換身份，從此終身夷狄。漢軍戰勝時則對部落之牛羊一網打盡，視作戰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漢人，其慘酷少恩，也少倖免之處。漢代的征伐無非展開一種序幕，以後這兩種文化尚要長久地在歷史中膠結，沒有一方能以永久的勝利或全面的失敗改變局面。影響所及在中國的文藝作品裡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愛國心長，摩拳擦掌地發出好戰喜功的聲調。也有很多在吟詠間，表現著厭戰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漢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於戰場。但是在征伐匈奴時他親自作全盤謀劃。他決定用兵的戰鬥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每一戰役結束，武帝也親定賞罰。

每一次典型的戰役有十萬騎兵參加。支援的步兵及後勤部隊又多出數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牽涉到五十萬人為常態。漢軍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開，以搜索接近敵方，並預先訂好集結會師的時日與地點。他們通常在本軍外圍五百英里的範圍內活動。始終不遇敵軍的情況常有之，通常情形是兩軍迎戰，爭鬥慘烈。公元前99年的戰役，中國方面之死傷率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很少生還。公元前119年的戰役，漢軍雖獲勝，但是十四萬馬匹出塞，不到三萬南歸。武帝長久的御宇期間，前後執行這樣的戰役八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鮮，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並且也在青海與藏人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