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帝國寶船淘空國庫
杜君立
明開國功臣朱沐英攻陷雲南後,對蒙古人展開同樣血腥的大屠殺,而且還一次性閹割了三萬多色目人(元朝稱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為色目人,意為色目相異之人)。這些被閹者有的成為新帝國皇室的太監,其中有一個後來名滿天下,他就是馬三寶,據說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37代子孫。明成祖朱棣認為馬姓不能登三寶殿,因此賜姓「鄭」,並改名為和,居四品,欽封「三寶太監」。
朝貢貿易成了明帝國的形象工程
如果說蒙元帝國是馬上得天下,那麼明帝國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軍事集團從鄱陽湖水戰中崛起,然後以舟船之利的南京為基地發起北伐,最終完成統一。明初洪武時期,因張士誠、方國珍等軍閥勢力與朱元璋爭奪天下失敗後,「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是為明代鎖海之始。《明史》記載:「初,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明成祖朱棣登基後,針對「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樂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帝國的反商業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來發達的海外貿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國」感到顏面無光的是,朝貢貿易也近乎斷絕。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臘(中南半島古國,在今柬埔寨境內)和暹羅(泰國的古稱)三國來朝。在維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國加大了對貢舶貿易的激勵,「凡外夷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既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續通考》)。這種賠錢賺吆喝的「貢舶貿易」成為「萬國來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來」吸引友邦來朝。
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說:「中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沒有用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待貿易和朝貢。」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價僅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價卻是1萬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貢中獲利良多。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貢使楠葉西忍收到明帝國的厚禮後,無限感激地說:「大明乃空前絕後之大善政國家。」明朝萬曆年間來華居住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指出,朝貢完全是中國中心論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恭維他們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
「四夷順則中國寧」
在「請進來」的同時,還嫌不滿足的中央帝國進一步「走出去」,去邀請更多的友邦來朝貢我天朝上邦。對於很多沒有路費,沒有交通條件的友邦,明帝國就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解決通勤,派出使臣「送溫暖」,攜帶大量的「利是」「賞賜」友邦,並遊說受訪國免費搭船來「百鳥朝鳳」。這就是鄭和的政治使命。
對鄭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確,所謂西洋實則是以南中國海為中心的南洋。南洋地區包括交趾(越南的古稱)、占城(印度支那古國)、暹羅、柬埔寨等國。鄭和的任務也很明確,就是傳播中央帝國的恩德與威嚴,體現道德與權力的優越感。
中國自古有遠交近攻的傳統。「四夷順則中國寧」;為了「宣德化而柔遠人」,必須「銳意通四夷」。「天子」朱棣派鄭和敕諭各國王:「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
13省錢糧換來的寶船
鄭和船隊的主力船型應是典型的方形中國福船。福船是明帝國海軍主流戰船。這種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駛於南洋和遠海。據《明史》記載,鄭和的寶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曾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明代人馬歡在其《瀛涯勝覽》中記載:「寶舡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按明代營造尺折算,寶船的長度就有136米多,寬約56米,比一個足球場還大:裝備有16~20櫓,排水量超過8000噸。福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首尾高昂,兩側有護板,吃水約為4米。全船分4層,下層裝土石壓艙,二層住兵士,三層是主要操作場所,上層是作戰場所,居高臨下,弓箭火炮向下發,往往能克敵制勝。福船艏部高昂,又有堅強的衝擊裝置,乘風以船力下壓可輕易犁沉敵船。
從技術上來說,鄭和耀武揚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當時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最高成就,包括羅盤、計程法、測深器、牽星板、針路和海圖等。這種官方承辦的盛大炫富行為也達到了中國海洋時代的巔峰,可謂空前絕後。
當然,鄭和的寶船也耗盡了帝國的銀子。明人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中說,寶船造價之高,「須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來方才夠用」。
鄭和船隊作為泱泱大國的流動展示中心,每次編隊航行都超過260餘艘,其中大型寶船就有60餘艘。除了船隊主體的寶船之外,還包括馬船、糧船、坐船、戰船以及水船等補給輔助船。強大的補給儲備使其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陸。即使把當時歐洲所有的大型船隻加起來,也趕不上鄭和船隊的規模與遠洋航海能力。27000人的船隊包括官校、旗軍、勇士、通事、買辦、書手等,僅醫生就有180名。儘管鄭和是個太監,但隨船還是帶了不少妓女。
荒誕透頂的撒錢舉動
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間,鄭和率眾七次遠航,足跡遍及馬六甲海峽、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及非洲東海岸,並友好訪問了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堪稱和平國際外交的先驅。鄭和船隊出發時,滿載金銀珠寶和中國器物,歸來時滿船全是從世界各地給自己的主子搜集的奇珍異獸:「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速龍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樓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當然每次也都帶回一大群不用買票的四夷貢使,他們也是一種「禮物」。
與其政治意義相比,鄭和船隊依靠指南針,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達東非,這種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麼。如果僅僅從經濟角度來考量,那簡直是荒誕透頂的破產舉動。據明人王士性記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貢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據此可知,鄭和航海運動直接虧損白銀600萬兩,或者說,帝國的形象工程或者皇帝的禮物用去了600萬兩。永樂十九年(1421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將帝國首都從南京正式遷往游牧文化區的北京。
這項浩大的遷都計劃幾致帝國財政破產,「勞民傷財」的鄭和艦隊更成為眾矢之的。數年之後,官方保存的鄭和航海檔案不翼而飛。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記載:「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其寶而歸,於國家何益?……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
隨著朱棣和鄭和相繼死去,明朝的大航海時代從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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