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中發現中國領導智慧

趙玉平善於從耳熟能詳的中國故事感悟領導，《青梅煮酒論領導》是他的第二本相關的書，之前一本是《梁山政治》。在這本書的一開始，他就講出了一個思考的原則：人物和事件「盡量選擇耳熟能詳、眾所周知的。……一個眾所不知的人物或者一段流傳不廣的事件，對後世管理思想的影響也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試圖提高管理、領導能力的人，大多都讀過不少西方管理的書，但終究覺得，那裡面的人物、故事始終隔了一層，只有回到中國背景，我們才會有很直接的感覺。 首先坦率地講，雖然趙的新書有很多閃光之處引發思考，但可能因為他面對歷史這座山而坐，感悟太多、想表達的太多，因此略顯散漫，與《梁山政治》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在從管理與公司政治角度解讀水滸故事的《梁山政治》中，用「位、權、利」對一百零八將的排位進行分析，就觸及到了人員管理的核心，這一分析在《論領導》中也有重述。 從對梁山的分析中，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趙玉平非常實際的思考風格。一個企業能夠給予人才的，有位、權、利三種資源，位即級別，權即職責，利即待遇。在水滸中，時遷貢獻大、也受到大家的認可，但他的排位是第一百零七位，倒數第二位，這是因為他的技能的名聲不好，是「偷」。他不會管人，因而也沒權力。但他的待遇是按照第三位來安排的。相應地，「大刀」關勝貢獻能力都一般，但他是關羽後人，有名人效應，因而能排名前五，享有很高的待遇。當然到了打仗的時候，關勝仍然是普通的將領，這是給位、給利，不給名。朱武在梁山軍事管理中算是 「副總參謀長」的角色，能力很強，權力很大，但他的排名只有三十七名，待遇也一般。在趙玉平的指引下，從時遷、關勝、朱武這三個人的人事安排，我們就可一窺梁山一百零八將安排中的領導智慧。 在《論領導》中，趙玉平同樣帶我們看到歷史中的領導智慧。值得特別列出的有二，一是君子型領導之禍，一是專家與領導的衝突。 「君子之禍」是從唐太宗李世民對隋文帝楊堅的一段評價引發的。隋文帝「雖算不上性體仁明，但也算是個勵精圖治的管理者」，但李世民則認為，這個君子型的皇帝有兩個致命缺點：「不明喜查」，也就是自己不能決斷，就要反覆檢查下屬，擾亂了工作秩序；「事皆自決」，什麼事情都自己說了算。李因而認為，隋朝的滅亡不是從楊廣開始，而是從楊堅就開始了。趙玉平對比分析「君子之禍」說，「小人資源少、人氣低、只圖眼前的利益，所以即使出現問題也不是全局的大問題。君子就不一樣，德高望重、人緣好、名聲好、有追隨者，若出問題肯定是全局性的大問題、大麻煩。」更糟的是，「因為君子人緣好、人品好，大家對他的問題就比較容易忽視，監督的力度也不是很大，一來二去就真出大問題了。」 專家型下屬和老闆的衝突，是企業中常見的現象，有時候是老闆對、專家錯，也有時候是老闆錯、專家對。對與錯是需要對實際進行分析的問題，但作為專家型下屬，如何應對與老闆的意見衝突始終是個要面對的一般問題。趙玉平的管理思考從來是非常現實的，他願意麵對並講出痛苦的現實：「組織的運作從來都是由權力推動的。沒有科學陪伴的權力依然威風凜凜，沒有權力陪伴的科學則備受摧殘。」「科學如果不能與權力達成一致，便會被拋棄。這種拋棄，對雙方來說都是悲哀的結局。」 趙玉平從各個角度講了不少應對專家型下屬和老闆的衝突的做法，但那都是學者們經常不得不說的左手右手，從根本上他講的是：「科學要想在組織決策中發揮作用，就必須善於和樂於與權力聯姻。」聯姻不是賣身、不是當奴隸，而是「組建家庭」：彼此有深厚感情，彼此是利益共同體。趙玉平認為，專家型下屬容易犯三種錯誤：「一是不『求婚』，以專家自詡，認為自己手握真理，心理上有優勢，等著對方醒悟來找你，這違背了管理的規律；二是不『戀家』，始終沒讓對方看到自己對公司、對事業的熱愛以及對老闆的情感認同；三是不 『顧家』，在公司利害攸關的問題上冷淡處之，置身事外。」 從中國傳統找管理智慧，常走向兩端——或者特別高大，比如說為國為民留名史書，或者特別實際、甚至不惜用手段。像很多方面一樣，在管理智慧上我們還沒有掌握像西方那樣將它進行科學化包裝的技巧。不過，趙玉平應該不會為此困惑的，因為在這本書中他以一個「體育教練激勵運動員」的故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鮮明地選擇最實際的路線。對於「能人」岳飛命運的解析，或許最能表明他的思路。他認為，岳飛沒有注意兩個重要的外部條件，一是宋朝基本政策導向是抑制武將，二是他的「領導」高宗趙構缺乏自信、性格軟弱。而岳飛所做的則讓他註定是個民族悲劇：他是能人又是「牛人」，讓領導不放心；他是能人又是「 名人」，讓領導不開心；他是能人又是「直人」，讓領導不省心；他是能人又是 「賢人」，讓領導不安心；他是能人又是「犟人」，讓領導不順心。岳飛之死，是因為「莫須有」的罪名，也就是「也許有罪」，趙玉平則說，「岳飛確實就死在威脅皇權的這種可能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