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合理分配：中國的確需要一個「認錢不認人的社會」

對茅於軾先生「茅廁論」口誅筆伐的圍剿由於居美學者薛涌的參加而達到了一個高潮。薛涌在其反駁「茅廁論」的博文《我們需要一個「認錢不認人的社會」嗎？》中認為，茅於軾虛構了歷史，也虛構了一個「認錢不認人的」市場經濟。薛涌反問：「市場還有沒有任何道德底線？」支撐薛涌的質疑的理論基礎是他認為的「亞當·斯密理想中的社會，是一個有道德價值的自由競爭社會」。

本博認為，薛涌的質疑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在整體上卻是錯誤的，他甚至完全搞錯了方向。將薛涌的質疑進行分解，其實就是這兩個問題：1、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底線嗎？2、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需要如何建設？將這兩個老而又老的問題搞清楚之後，我們就有了是否需要一個「認錢不認人的社會」的答案。本博的解答如下：

1、市場經濟本身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之所以看起來有，是因為市場經濟以外的社會因素造成的。在市場經濟中，沒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具體的規則。這就像博弈，博弈的規則是不變的，而選手可以變化，布局和輸贏也可以變化。然而，選手尊重的首先是規則，而不是對手。這才是公平競爭。我們不應該拿博弈之外的因素來判斷輸贏。例如，聶衛平下圍棋由於供氧不足而出了昏招，他不可能去悔棋，對手也不能「同情」地讓他一手。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比賽。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於博弈的各方選手而言，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想贏得比賽。在比賽之中，選手們是不能講所謂「道德」的。如果聶衛平在博弈的過程中暈倒了，競爭對手去扶他一把，並且申請比賽暫停，這樣做的確是「道德」的，但是，這樣的道德與比賽（規則）本身無關。

市場經濟如同博弈。市場經濟之所以發生，是由於人是消費動物，即人是自私自利的，他有各種各樣的需求，但是，他的需求滿足的途徑不可能總是通過自己來實現。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商品交換本身也成為了一種需要，於是，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組織出現了。接著，權力與規則產生了。所以，一系列社會問題也跟著出現了。

現在，一個決定能否「市場經濟」的問題浮出水面：人的徹底的自私自利是危險的，權力也必然是危險的，它們會讓商品交換變成赤裸裸的掠奪，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於是，很多人開始否定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需要道德補充、政府干預。然而，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

「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認識論的範疇，是一個人類文明構造出來的歷史的觀念和概念。然而，沒有完美的市場經濟國家，不等於不去努力實現。這就像有了交通規則，同樣無法避免車禍一樣。我們不應該責怪交通規則，而要責怪肇事者，是肇事者的不規則導致了車禍。我們的共同責任就是將這樣的差錯導致最低。於是，車禍問題轉移到了另外的非市場經濟的範疇，即人們的文明程度、道德水平等等。

同樣，市場經濟如果沒有其他社會領域，沒有文化背景等等方面的配合，就不會真正出現。這和民主、科學也是一樣的。它們都需要很多其他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市場經濟之所以有不同模式，有「好的」、「壞的」之分，是因為這些條件在不同國家和社會有著差異。然而，作為一種至今最好的經濟制度，市場經濟還是存在著一些普適性的規則的。它就是承認人的自私自利的基礎上的「平等」，所謂「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場經濟普適性規則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證每個人足以自私自利。可見，商品、市場經濟這些東西，的確是「認錢不認人的」。

因此，茅於軾先生認為：「有人說，廉租房沒有私人廁所是對窮人的歧視。這話不錯。市場經濟就是對窮人不利。有錢人什麼都能做，沒錢什麼也做不成。它是認錢不認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視同仁？我們試驗過，就是吃大鍋飯，結果不但富人完蛋，窮人更慘。倒是改革開放以後，雖然貧富差距擴大，但是窮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現在基本上沒有人挨餓了。這是中國幾千年從未有過的事。市場經濟能夠把餅做大，它的分配原則是誰創造的財富多，誰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是這樣的分配原則，不能把餅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

茅於軾先生的話告訴我們：市場經濟由於是自由競爭的，因此必然會產生不利於窮人的結果，從而導致社會歧視的出現。但這不是「市場失靈」的問題，而是一個人類如何更加文明地生存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可能再交回給市場本身來解決，而只能依賴社會，依靠經濟繁榮和文明進步。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由政府進行社會資源在市場配置之後的再次安排。一個富足的社會，政府應該關心窮人的衣食住行問題，而廉租房制度就是一種社會保障。至於廉租房是否需要私人廁所，則只能根據社會發展程度來決定。實際上，在「單位制」中國，很多人都有過住房沒有私人廁所的經歷。本人工作後就有過4年。

茅於軾先生敢於直面體制問題，為了克服「有錢人」過分地自私自利而提出「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比較客觀且富有建設性。薛涌對他的觀點進行了斷章取義的理解。他應該看到茅於軾先生對於各種質疑的完整辯解：「廉租房的建築標準低，既是對窮人的歧視，又是對窮人的幫助和優惠。他們花很少的代價，能夠住上比過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國的納稅人出錢，幫助低收入群眾，改善一點生活。但是最終走出貧困，還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標準上，既不合理，也沒有可能。因為我國還是一個比較窮的國家。將來經濟實力進一步提高，可以建高標準的廉租房。」

站在體制外卻非常熟悉體制內的茅於軾先生，對中國社會的問題有著幾乎無可挑剔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他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肯定是相當熟悉的，他的《擇優分配原理》和《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可以說是對前者的中國式的闡發，因此，我認為茅於軾先生堪稱「中國的亞當·斯密」。遺憾的是，中國人看問題喜歡眉毛鬍子一把抓，沒有能力分析地、系統地領會他的觀點。由於很多人（包括為數不少的高校的教授學者們）的知識訓練不足，所以，我們對自己的中國並不熟悉。

2、中國的很多問題其實跟國外的是近似的，尤其在市場經濟領域。不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系在規則上更加完備，而中國仍然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這就導致了在中國配置資源的不是「看不見的手」而是「看得見的手」，因為規則最終是通過權力部門制定和發布的。中國的經濟更多地取決於政府而不是市場。因此，茅於軾先生批評政府多過批評企業。他認為，企業家創造了社會財富，應該得到保護，「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讓有錢的人有勢，不讓有權的人撈錢」。這無疑是合乎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邏輯的觀點。薛涌對這些觀點的批駁同樣是斷章取義的。

好的市場經濟，需要好的社會，好的文明，好的政府，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府。好的政府能夠讓整個社會系統的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保持著一種有效的平衡。這樣，在市場有問題的時候，社會自身能夠進行自我調節。同時，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能夠極大地影響社會效率。然而，由於權力容易滋生腐敗的天性，在很多時候，我們應該相信市場甚過相信政府。因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商品的價值符號是金錢。所以，站在市場的觀點，我們當然需要一個「認錢不認人的社會」。

一個「認錢不認人的社會」，其前提就是人的身份平等。英國法學家梅因在他的名著《古代法》中指出：「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迄今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這個運動在西方基本完成，已經有近兩個世紀。遺憾的是，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身份不平等的歷史，身份意識可謂根深蒂固。這種身份意識很容易遺傳下去，它其實就是權力的本性。傳統的力量是巨大的，幾乎難以克服，因此只能立足全面，循序漸進，通過「社會零星工程」慢慢來。然而，茅於軾先生毫不氣餒，十分樂觀，並且身體力行，親自實踐。正因如此，他才認為中國的問題並不複雜。

為什麼中國的問題並不複雜？還是薛涌在自己的文章中解釋的那樣：「市場經濟的祖師爺亞當·斯密說得很清楚：中國的權貴階層處處受保護，窮人則毫無保護。沒有一個社會在大多數人貧困的情況下能夠維持長期的繁榮。」這不正是茅於軾先生的觀點嗎？茅於軾先生所說的應該保護的「富人」，並非所謂的「權貴」，兩者顯然是不同的概念。其實，一個「認錢不認人的社會」，同樣是站在不同立場上看的。如果一切社會領域都奉行「認錢不認人」的規則，那麼這樣的社會是危險的。而茅於軾先生說的只是「市場經濟……是認錢不認人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進一步引申地說，當下的中國本質上就是「認人不認錢」的社會，「認錢」的利祿心是外表，實際上是「認人」的身份和權力，是「功名」在支配著「利祿」，是政治在決定著、同構著經濟和文化。另外，中國是一個「做」人而不是做「事」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具有很大道德風險的投機型社會。薛涌故意將問題引開，利用美國富裕社會的福利制度，並站在中國「以人為本」的模稜兩可的立場，拿長矛來挑戰大風車，實在是故意製造問題。這和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辦事風格有關，也是社會低效的表現。

茅於軾先生生不逢時，被中國人罵成「特務」、「漢奸」、「賣國賊」，實在是中國的悲哀、時代之不幸！一部爛書《中國不高興》卻受到無數中國人追捧，同樣是中國的悲哀、時代之不幸！在這裡順便奉勸那些純粹的糞青：多些學習，少點叫罵！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政府建造廉租房應該是有嚴格的財政約束的，否則就會產生道德風險。同時，本文也不是反對道德的。正如鮑曼所說的那樣：「道德責任是最個人化和不可讓渡的人類財富之一，也是最珍貴的人類權利。」但是，道德不可能是規則的。鮑曼認為：「從『理性秩序』的視角來看，道德仍然而且必然是非理性的」。可見，建立在一定規則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儘管「認人不認錢」，但是並不拒絕道德；然而，我們卻不應該用越來越個人化的道德來要求普適性的市場經濟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