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離「後物質主義」有多遠

前不久，80歲高齡的著名政治文化研究學者、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和社會研究所主任羅納德·英格爾哈特來到中國，與中國的政治學者進行了一場交流。

英格爾哈特教授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院士(這是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最高榮譽)，2011年榮獲政治學領域裡最重要的「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在幾十年的研究生涯當中，他在政治文化和社會轉變等研究領域取得的成果非常突出，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復興運動中，是主要的推動者和領航者，得到西方學術界的廣泛承認。他的代表作品《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和《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今年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英格爾哈特就敏銳地覺察到西方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價值觀革命。1977年他正式提出了「後物質主義」概念，如今已成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並被廣泛接受。「後物質主義」是相對於「物質主義」而言的，他闡述說，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是物質主義價值觀，而強調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勝過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觀被稱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這種變化與戰後西方獲得的政治、經濟環境有關，是一種代際的變化。年輕一代在特定的條件下生活，未成年時，他們產生了新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會一直伴隨到他們成年之後。隨著社會的代際更替，新的價值觀念就會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

不光是西方社會按照這樣的方向發展，現在他對於世界價值觀念的調查也涵蓋了中國。他提出，中國也開始有了這樣一種變化的苗頭，也必將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向前發展，青年一代，越來越強調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具有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價值觀轉變受到歷史遺存影響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您是政治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請問「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有何區別？

英格爾哈特：意識形態是指一套指導性行為或準則，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相關的一系列取向。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殖民地歷史或宗教背景。這些因素影響一個(國家)社會的價值觀以及該社會(國家)內個人可能關心的利益或需求。一個(國家)社會可能會受某種意識形態的支配，但是該意識形態的實施貫徹卻受到其政治文化的影響。

南都：您研究了43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都有其獨特性，但在此基礎上，是否有一種絕大多數國家都呈現的政治文化呢？或者是否有一種絕大多數國家向此政治文化轉型的趨勢？

英格爾哈特：當然，每個國家(社會)都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但是，我們發現，他們共享的特徵會帶來文化相似性，從而創造出「文化區域」。處在同一文化區域的國家的民眾會更多地表現出相似的價值觀。而在區域之間，文化取向則可能迥異。導致價值觀取向發生轉型的力量，如經濟發展，並非是在真空狀態下發揮作用的。這些力量的效用會受歷史和文化的制約，使得國家(社會)形成他們自身的政治文化。

南都：您在《寂靜的革命》中提出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轉變的理論，這樣的轉變，是世界性的嗎？

英格爾哈特：在研究中，我們發現，通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國家(社會)從物質主義價值觀轉型到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這些轉型是可預測的。社會從傳統的、生存價值觀轉型，變得越來越強調世俗-理性和個人表現的價值觀。但是，這些價值觀轉變不是同一模式的，因為，它受到國家歷史遺存的影響。也就是說，某個國家(社會)的價值觀轉變，是社會經濟轉變和該國獨特歷史的聯合作用的結果。這些轉變也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可能會在適當的條件下發生逆轉。

南都：這種轉變是基於怎樣的原因？

英格爾哈特：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政治和文化中可預測的重大轉型。我們的理論指出，兩波現代化及其相關的經濟發展導致了兩波文化轉型。第一，工業化推動社會從傳統價值觀到世俗-理性價值觀的轉變。第二，後工業化導致了從生存價值觀到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變。

南都：這種變化，為這些國家乃至世界帶來哪些影響？

英格爾哈特：現代化推進的文化轉型帶來了民眾態度的重大轉變，朝向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變同不斷增長的對自由、選擇權和社會參與的訴求相關。針對個人的價值觀轉變，則同民主化、更多的寬容態度和對自主權的更多訴求相關，從而弱化了威權對政治選擇的作用。

拜物質傾向並非「物質主義」

南都：就您研究框架和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話，目前中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英格爾哈特：中國創造了發展的奇蹟，就像日本和德國在戰後創造的奇蹟一樣。中國正在發生一個轉型，由生存不穩定和貧窮狀況轉型到比較富裕的階段。我認為中國正處於發展的前期階段，我預測，在20～25年之後，中國會有個代際的轉變，這個代際的轉變會類似美國、西歐國家上世紀60年代的情形，它們在上世紀60年代出現了代溝，這和它們的經濟奇蹟以及受經濟奇蹟所影響的那一代人有關。中國在近十年內可能不會發生類似的轉型，但長期看，會走上同樣的軌道，這樣的轉變最有可能發生在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比較年輕的一代。

我在幾十年以前就預測了西方會發生這樣的轉型，而這些轉變確實已經發生了。從長期的角度來講，中國也即將發生這樣的轉變。這種轉型是非常廣泛的，包括性觀念、朋友之間關係、家庭觀念等等。這樣的社會轉變，包括社會寬容度，從層級制、防禦性態度的社會觀點向比較開放的、利他主義的態度轉變。這有很長期的經驗證據為此提供支持。一方面是關於生存不安全的反應。生存不安全會導致很多現象，如排外、很強的群體內部團結、對傳統文化的嚴格遵從等；另一方面，日益增長的安全感則促進人際信任、對外國或外部群體的寬容態度、支持性別平等、宗教權威式微、民主政治制度。

南都：在中國，社會大眾對物質主義的批評很多，這種物質主義，體現的是物質追求至上、拜金主義盛行，生活奢侈。這與您所說的「物質主義」，是相同意義上的概念嗎？

英格爾哈特：我書中討論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指的是生存價值觀。在物質主義社會裡，個人本質上著重實現基本需求，如居住的保障和不挨餓。他們所感興趣的政府應能夠幫助其滿足這些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基本需求。一個旨在追求財富的物質主義式人物當然也想滿足基本需求，但是本書在談論物質主義的時候並不包括這種世界觀。相對地，我們所談的物質主義是指，個人從本質上旨在獲取必需的生存保障

南都：通過您的研究發現，在中國，最年老的群體中物質主義者程度非常高，這與中國之前的社會物質匱乏密切相關。但在年輕群體中，物質崇拜現象也很嚴重，其強調自主與自我表現，往往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的，而且對物質的佔有慾越來越強。這似乎與您的結論有些不相匹配？

英格爾哈特：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國家擺脫大量匱乏的狀態，個人將較少地關注生存價值觀，而較多地關注自我表現價值觀。如你所述，我們在中國的較年輕群體中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顯示出對自主和選擇權，即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較高程度的興趣。但是，生存價值觀衡量的物質主義與以佔有慾或者財富欲衡量的「物質主義」沒有什麼聯繫。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社會)發生了這種朝向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型，並被指責為「物質主義至上」的社會。我們發現，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是與特定價值取向的轉變有關的，這些價值趨向與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緊密相連。

南都：為什麼在中國會有這樣的拜物質傾向？據您的觀察，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在進入發達行列之前，是否也存在這樣一個階段？

英格爾哈特：隨著人們脫離維持溫飽的生活狀態，他們會對在生活中擁有更多選擇權越來越感興趣。當然這種對選擇權的欲求也可能帶來對更多財富的欲求。隨著一個國家(社會)整體上變得更富有，可獲得的產品也更多。

建立挑戰精英型公眾體

南都：「後物質主義」是否也是個人權利意識蘇醒的表現？能否從屬性上判斷，其到底是社會進步還是相反？

英格爾哈特：後物質主義與特定價值觀聯繫在一起，包括自主和自我表現，更關注的是在生活中有選擇權。後物質主義者還傾向於關注生活質量，從而會更關心環保以及其他人的權益。我認為，我們不應在這些現象上加上規範性的關聯，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發現，這些價值觀的增長，是與源自現代化和經濟發展過程的社會轉變關聯在一起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後物質主義社會本質上比沒有發生這種轉變的社會更好或更差。

南都：後物質主義，會不會導致某種過度的狹隘自私的個人主義？因為現在發達國家的政治參與率等，已經不斷呈現下降趨勢。

英格爾哈特：我們已經在後物質主義社會中發現了精英引導民眾行為的下降或停滯。投票是一種精英引導型行為。隨著個人變得對自我表現和自主更感興趣，他們也更可能通過非精英引導的、事實上是挑戰精英性質的渠道來參與公民行為。隨著更年輕的，更後物質主義的群體進入社會舞台，他們可能創建出更善於表現的、參與挑戰精英觀點之行為的公眾體。

強調自我表現價值觀的社會往往都會是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這是從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數據引申出的，我強調驚人的相關性不是絕對性的東西，但如果強調自我表現價值觀，這個國家民主程度高的概率會大大提升。

開放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組織

南都：您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中文版的序言中最後說到了「知識社會」。知識社會是怎樣的？最顯著的特徵有哪些？

英格爾哈特：源自現代化的社會經濟行為轉型幫助解釋了知識社會。經濟行為的基本形式從基於工業活動轉變為基於知識和服務部門工作。這些工作賦予了更高程度的自主性，即便在低級的工作任務中。知識社會活動普遍上強調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便捷的信息准入。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也預期會看到知識社會有較高程度的性別平等。

南都：中國從工業社會到知識社會，條件成熟了嗎？

英格爾哈特：知識社會的出現通常是當我們觀察到不斷上升的教育水平，經濟活動中對認知和信息不斷提高的要求，以及知識通過諸如大眾媒體和網際網路之類的交流渠道在民眾中得到普及的時候。

南都：最大障礙是什麼？中國該如何解決這個轉型的障礙問題？

英格爾哈特：知識社會根植於以個體為導向的經濟活動。中國民眾個體可以通過教育獲取知識和工作所必需的技能。社會各個層面都越來越多地獲得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准入，這會消除對此文化轉型的障礙。

南都：您在序言中說，對於遠未成為知識社會的中國來說，「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無法產生創新」，這是為何？

英格爾哈特：隨著一個國家過渡到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我們將看到從「精英引導型行為」到「挑戰精英型行為」的轉變。重視自主和個體選擇的個人不太可能遵循強加於創新之上的官僚式指導原則。相對地，在知識社會，我們會看到源自人們個體的、在新領域中的創新。

南都：控制與訴求之間，矛盾似乎是不可協調的。發展知識社會是中國決策層的一個方向，或者是一個公開的目標，但同時又不敢放開。在您看來，這是基於什麼樣的心理和原因？

英格爾哈特：知識社會要求有更高程度的個體自主權。創新是知識社會的關鍵活動。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組織會很容易扼殺創新：個體必須能自由地、自主地思考，必須自由地獲取信息。決策者不能控制知識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控制可能就會導致這些方面的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