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紅學史上的關鍵一環——論近代紅學研究

清末民初是《紅樓夢》研究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發展階段，也是《紅樓夢》研究從傳統形態到現代形態過渡的一個重要轉型期，可謂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相比於胡適、俞平伯等人於20世紀20年代初開創的新紅學，通常這一時期被稱為舊紅學。

　　 舊紅學既不同於先前以評點、吟詠為代表的傳統紅學，也不同於日後具有現代學科性質的新紅學，它具有自身的特點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是這一時期諸多社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西學東漸與困境反思是這一時期的基本文化語境，受西方人文思潮及文學作品的影響，以梁啟超等人提出的小說界革命為標誌，小說的社會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被視做改造國民、再造民魂的利器，從文學家族的邊緣一下進入中心，打破了詩文獨大的文學格局，形成新的文學秩序。這一文學秩序具有不可逆轉性，影響深遠，直到今天也沒再有太大的改變。

　　 舊紅學正是在這種較為複雜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發展演進的，在此期間，新的研究範式還未正式建立，舊的研究範式仍有較大市場，因此這一階段的紅學研究表現出明顯的過渡性和雜糅形態，其中既有深深的傳統烙印，又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傳統與現代並存，開明與保守同在，各種紅學觀點就這樣交織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

　　 儘管這一時期作為文學樣式的小說的社會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時人對先前的小說作品並不滿意，往往以西方小說作參照，將其作為迷信愚昧、封建專制的樣本和靶子進行批判，能夠得到肯定的只有少數幾部作品，《紅樓夢》正是其中一部。比如林紓稱「中國說部，登峰造極者無若《石頭記》。敘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制局精嚴，觀止矣」[1]。曼殊也認為「《水滸》、《紅樓》兩書，其在我國小說界中，位置當在第一級」[2]。其他或稱《紅樓夢》為「小說中之最佳本也」[3]，或稱「言情道俗者，則以《紅樓夢》為最」[4]。遣詞用語雖然不同，但對《紅樓夢》的高度讚許則是基本一致的。

　　 現將這一時期紅學發展演進的情況分析如下。

　　 一、紅學研究的新變

　　 受時代學術文化風尚的影響，除大量與先前內容、形式基本相同的評點、評論外，這一時期人們對《紅樓夢》的觀照角度和表述方式已產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並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題和觀點。

　　 首先，受小說界革命的影響，受嚴峻政治形勢的觸動，人們更多地從政治、倫理等角度並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來解讀《紅樓夢》，強調《紅樓夢》揭露黑暗、批判現實的社會文化功能，著重挖掘其社會歷史方面的意義，因而具有較強的實用功利色彩。這樣對小說自身的審美特性就會有意無意地淡化或忽略。這也是當時解讀文學作品普遍採用的一個視角，是特定文化語境的產物。從當時人們對《紅樓夢》分類歸屬的確認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比如天僇生(王鍾麒)稱《紅樓夢》為「社會小說」、「種族小說」和「哀情小說」，俠人則稱《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倫理小說」、「社會小說」、「哲學小說」、「道德小說」。叫法雖然有別，但著眼點和看法則大體相同。有人甚至進而提出「必富於哲理思想、種族思想者，始能讀此書」[5]。基於這種時代色彩濃厚的閱讀視角，自然能從作品中讀出與先前評點家截然不同的種種新意來，如陳蛻庵就認為《紅樓夢》「雖為小說，然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於大同之旨。謂為東方《民約論》，猶未知魯索能無愧色否也」[6]。話雖然說得有些誇張，但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想法。再如海鳴亦認為「一部《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無非痛陳夫婦制度之不良」[7]。這種社會歷史角度的解讀對後世影響很大，至今仍不乏回應者，成為解讀《紅樓夢》的一個較為常見的視角。

　　 其次，人們喜歡採用橫向比較的方式來談論《紅樓夢》。西方文學的傳入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紅樓夢》的新視角，那就是中西文學的比較。這一時期的評論者們多喜歡自覺不自覺地將《紅樓夢》置於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進行觀照。先前的評點家們在評論《紅樓夢》時，只是局限於縱向的比較，將《紅樓夢》與前代文學作品，如《西廂記》、《邯鄲夢》、才子佳人小說等進行比較。橫向角度的引入使人們對《紅樓夢》有了新的認識。在西方文學不斷傳入中國併產生深遠影響的文化語境中，人們自然而然地會立足本土來觀照異域文學。比如當時就有人將影響甚大的翻譯小說《茶花女遺事》比做「外國《紅樓夢》」[8]。反過來，人們也會藉助異域文學來反觀本土作品，比如有人將《紅樓夢》與《民約論》、《浮士德》進行比較。不管這種比較是否妥當，評論者們從此多了一種觀照的視角，則是毫無疑問的。東西方文學互為鏡像，各自的特點也由此得到彰顯。

　　 再次，基本思路、表述方式和刊布流傳管道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從隻言片語逐漸向現代論文形式過渡，文章篇幅加長，談論方式也從以前的印象式評述轉向系統嚴密的推理論證，論說的色彩增加，邏輯日漸嚴密。表述形式變化的背後是學人們思維方式的深層變遷，這一變化後來得到教育制度和學術制度的保障，成為主流，而以評點為代表的傳統小說批評則逐漸淡出歷史舞台，其後雖時有出現，但已難居主流，不成氣候。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即是一篇具有此類性質的紅學論文，也是第一篇具有現代學術色彩的文學研究論文，具有開創意義。同時，這一時期的評紅文章大多發表在各類報刊上，較之先前的手工刊印，速度要快得多，與讀者交流更為方便、直接，容易營造一種評論的聲勢或氛圍。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也是索隱派紅學正式發展成型的時期，從以前隻言片語式的簡單猜測向較為系統完整的表述發展，並出現了幾部有代表性、影響較大的著作，對後來的紅學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索隱式研究代表著人們解讀《紅樓夢》的另一條思路，同時也是具有深厚文化傳統和歷史淵源的一條思路。從此，索隱派成為紅學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歷經打擊而不衰，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從索隱派的產生演進可以反觀中國人獨特的文學觀念和思維方式，這是一個很值得深究的話題。

　　 二、王國維和他的《紅樓夢評論》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論文，它代表著紅學研究的新突破。該文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與梁啟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說界革命在內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同時又顯露出作者獨特的學術個性。這篇文章的寫作與王國維的詞曲研究是同時進行的，處於王國維學術研究的第二個時期，即由哲學探討轉入文學研究的時期，其卓然不俗的開拓性研究為中國文學研究開闢了一片新天地，為後學者樹立了典範。

　　 《紅樓夢評論》一文共五個部分，即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紅樓夢之精神、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和餘論。其中「美術」一詞系當時慣用的語彙，有著特定的內涵，大體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文學藝術」。

　　 作者在該文中借用叔本華的哲學觀念來解讀《紅樓夢》。其理論前提是「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人生者如鐘錶之擺，實往複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而且人類的知識和實踐「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即與苦痛相關係」。只有美術能使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欲者不觀，觀者不欲」。美術又有優美、壯美和眩惑之分，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真正能符合這種超然利害物我標準的只有《紅樓夢》一書。

　　 基於這一前提，作者提出如下幾個觀點。1.《紅樓夢》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2.「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鵑的解脫是「存於觀他人之苦痛」，而賈寶玉的解脫則是「存於覺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類的」、「美術的」、「悲感的」、「壯美的」、「文學的」、「詩歌的」、「小說的」，因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為賈寶玉者也」。3.《紅樓夢》「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這種悲劇屬於那種「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的悲劇，是「悲劇中之悲劇」。作品具有「厭世解脫之精神」，而且其解脫與「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紅樓夢》的解脫為「自律的」。《紅樓夢》的價值正在於其「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4.《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也符合「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5.「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與「作者自寫生平」的觀點皆是錯誤的，因為「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正是為此，作者對《紅樓夢》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為「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絕大著作」。

　　 文章五個部分之間有著明確的邏輯關係，即先確立基本理論和批評標準，然後再談其與《紅樓夢》的契合關係，並從美學、倫理學的角度給予說明，最後對研究狀況進行評述，點出將來的研究方向。全文層次分明，說理透徹，從表述方式上看，這是一篇十分規範的學術論文，相對於先前的片段印象式表達，無疑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無疑具有開拓和典範意義。它將西方哲學理論與中國文學結合起來，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探索，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新觀點。全文論述系統嚴密，善用比較，視野開闊，比起先前那些直觀、印象式的批評，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表述方式上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再者，作者從哲學、美學的角度來解讀《紅樓夢》，與當時政治、倫理式的功利性解讀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此，王國維有著很清醒的認識：「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如此者，其褻瀆哲學與文學之神聖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學說之有價值，安可得也？」[9]114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作者撰寫此文似乎還有糾正時弊的用意在。這固然在當時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大體代表了學術研究的正確方向，也是作者獨特學術個性的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所開創的這種新型紅學研究之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並未得到正面、積極的響應，其意義和價值需要經過一個時間段後才會在總結和追述中逐漸顯露出來。畢竟新的學術範式的建立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確實如他本人所批評的，當時人們的著眼點在政治教育，而不在學術本身，還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隨著文學研究這門現代學科的建立，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該文的開創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儘管日後由胡適等人所開創的新紅學研究建立在較為科學、規範的基礎上，但由於研究者對考證的過分看重和強調，王國維創立的研究範式並未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揚，甚至被有意無意地淡化或忽視了。直到當下，紅學研究中仍存在這一問題。經過一個世紀的紅學風雨後，再回首反觀這段歷史，對王國維這位先驅者的開拓精神當會有更深的體會和理解。對《紅樓夢》這樣一部作者、成書、版本都極其複雜的作品來講，對有關文獻資料的梳理、辨析和考證無疑是十分必要的，這是研究得以深入進行的一個基本前提，但關鍵的問題是，考證本身並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重要的、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欣賞、理解作品，注重作品本身的思想文化意蘊和藝術特性才是第一位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具體研究過程中，這種輕重主次關係常常人為地弄顛倒了。

　　 不可否認，這篇文章的觀點或論述方式還存在可議之處。其中最大的缺憾在於作者完全以叔本華的哲學理論來套《紅樓夢》，顯得有些生硬，未能像後出的《人間詞話》那樣進行靈活變通。畢竟東西方文學藝術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與發展軌跡不同，作品的形態各異，叔本華所談的痛苦、慾望、解脫、虛無等概念與中國人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曹雪芹的人生觀及價值取向與叔本華也有著明顯的不同。可以說，叔本華的哲學理論並不完全符合《紅樓夢》的創作實際，只能說是部分契合，完全以叔本華的哲學理論來解讀《紅樓夢》，自然會產生不少抵牾之處。比如以慾望的受阻和自我解脫來解釋《紅樓夢》主要人物的動機和心態就顯得頗為牽強。這種以外國理論來硬套中國小說的做法在當時自有其實驗探索的積極意義，但其弊端也很明顯，在越來越強調文學研究本土化的今天正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對該文的長處、不足以及形成緣由，葉嘉瑩曾有十分精彩詳盡的分析和評述，可參看[10]。

　　 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之外，這一時期還有一些值得關注的紅學文章。如成之在《小說叢話》一文中，借鑒王國維的悲劇說，對《紅樓夢。的主旨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認為，「所謂金陵十二釵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種人物者也；十二金釵所受之苦痛，則此十二種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11]，並逐一進行分析。應該說，這一見解儘管缺少充分的立論依據，頗有些牽強處，但它不失為一種別出心裁的切入角度，其對十二金釵獨特個性及典型意義的強調，確能給人一些啟發。同時，作者還對當時的索隱派提出批評：「必欲考《紅樓夢》所隱者為何事，其書中之人物為何人，寧非笨伯乎，豈惟《紅樓夢》，一切小說皆如此矣。」可見作者對小說的藝術特性有著比較清醒、正確的認識，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季新(汪精衛)的《紅樓夢新評》一文也是一篇頗有特色的紅學論文。作者從作品的題材內容著眼，認為《紅樓夢》是「中國之家庭小說」，「描繪中國之家庭，窮形盡相，足與二十四史方駕」，顯然他是將該書視做一部解剖中國舊家庭的文學樣本，目的在；以科學的真理為鵠，將中國家庭種種之癥結，一一指出，庶不負曹雪芹作此書之苦心」[12]。應該說，這種社會文化角度的分析還是頗有見地的，具有一定的深度，並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此外，俠人的《小說叢話》、解弢的《小說話》、張冥飛的《古今小說評林》、海鳴的《古今小說評林》等文章在談及《紅樓夢》時，也不乏精彩之論。這些文章帶有化用舊式評點的明顯痕迹，但相比先前以評點為代表的小說批評，已有許多新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思想觀念，還體現在思維方式、切入角度及研究方向上，代表著中國小說研究的新變。

　　 三、索隱派的盛行

　　 正如上文所言，紅學索隱派的形成代表著這一時期紅學研究的另一條道路，它已由原先隻言片語式的簡單猜謎發展成較為系統完整的論述，篇幅動輒上萬字，甚至達十數萬字，形成了一套獨特而穩定的索隱式紅學研究理論和方法。較之王國維等人的紅學研究，索隱派的觀點在社會上有著更為廣泛的影響，這種狀況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這無疑是紅學研究史上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

　　 在這一時期的索隱式紅學研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蔡元培的《紅樓夢索隱》。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蔡元培的紅學研究作為靶子進行批評，以彰顯胡適等人新紅學的正確性。這種觀點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失之簡單化，不利於對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全面、深入理解。蔡元培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學術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後來成為開一代新風的教育家、政治家、學者。他順應歷史潮流，從一個典型的傳統文人轉變為一位新型知識分子，既保持了傳統文人的特色，又具有現代學人的品格，傳統與現代，保守與先鋒，都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一方面積極汲取西方人文思想，遊學德國、法國，主張以美育代宗教，成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另一方面，又沿襲傳統的治學模式，以索隱的方式解讀《紅樓夢》。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學人面對學術轉型的不同選擇，也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演進的複雜性與艱巨性。

　　 蔡元培寫作《石頭記索隱》一書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他本人也很看重這部書，即便是在與胡適論戰失利後也是如此。該書出版後，他還不斷尋找文獻材料對該書進行修訂，用力甚勤。但由於基本研究方法的偏差，其紅學研究與其他索隱派紅學家的研究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未能像王國維的《紅樓夢研究》那樣帶來研究的新突破。

　　 《石頭記索隱》受《郎潛紀聞》一書的啟發，將《紅樓夢》視做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說」，認為「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於小說作者「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幕」，故需要「闡證本事」。總的來看，蔡氏所闡證的本事並沒有多大新意，不過是作品人物某某影射歷史人物某某之類，如賈寶玉影射雍礽、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寶釵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等。

　　 總觀全書，儘管作者寫作態度嚴肅認真，「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13]，「於所不知則闕之」，並總結出一套「三法推求」法，即品行相類法、軼事有徵法和姓名相關法，但細究起來，其基本方法無非是比附、諧音或拆字，前兩種不過是比附，後一種則為猜謎。比如他認為探春影射徐健庵，其證據是「健庵名乾學，乾卦作 ，故曰三姑娘。健庵以進士第三名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閣，而健庵則否，故謂之庶出」。《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探春囑託賈寶玉買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輕巧玩意兒之事則是影射徐健庵。上述引文包含了蔡氏所說的三種方法，讀者自不難看出其牽強附會處。

　　 蔡元培的基本前提是錯誤的，他想把「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話錄、舊聞記讀」，無視作品想像虛構的文學特性，加之方法不當，多為牽強附會，這樣得出來的結論也就顯得頗為荒唐，是靠不住的。比如他因小說中多用「紅」字，遂認為是在影射「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因此，賈寶玉的愛紅之癖，蘊涵著「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之意。其牽強附會的痕迹十分明顯。1921年，蔡元培受到胡適等人的尖銳批評，蔡、胡之間為此展開了一場論戰，結果胡適佔了上風。這是紅學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從此胡適等人開創的考證派新紅學取代索隱派成為紅學研究的主流，索隱派紅學此後一直處於邊緣。

　　 在當時影響較大的索隱之作還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王氏生平不詳，沈氏是中華書局編輯。該書篇幅較大，有數十萬字。作者認為《紅樓夢》「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這是他們立論的基本前提。因此，他們要「苦心穿插，逐卷證明」[14]，「以注經之法注《紅樓》」[15]，將《紅樓夢》變為「有價值之歷史專書」。他們所發掘的真事就是傳說中的順治、董小宛愛情故事，「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顎妃而作」，「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一書所由作也」。該書所採用的索隱式研究法，與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大同小異，甚至更為複雜。為自圓其說，更發明出化身、分寫、合寫等方法，這一方法為後來的索隱派廣泛採用。總的來看，該書多為捕風捉影之談、隨意捏合之言，少合情合理、自然切實之論。

　　 《紅樓夢索隱》一書在當時很有市場，曾重印過13次，一時成為暢銷書。後來，孟森撰《董小宛考》一文，明確指出：「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為二十八歲，巢民為四十一歲，而清太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年。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16]174該文以豐富的文獻資料為依據，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順治、董小宛之間的所謂浪漫愛情故事純屬虛構，並非信史。此後，順治、董小宛愛情故事說才逐漸偃旗息鼓。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上海民權出版社1919年版)也是當時一部影響較大的索隱派著作。該書篇幅更大，達到27萬字。作者在蔡元培、王夢阮、沈瓶庵等人基礎上繼續發揮，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寫種族鬥爭的小說，是一部「明清興亡史」。對作者也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前八十回的作者是吳梅村，後四十回的作者是朱竹垞。相比之下，該書涉及範圍更廣，也更細緻，自然牽強附會之處也更明顯。

　　 儘管上述索隱派之作面世後曾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當時還是有不少頭腦清醒之士撰文反對這種以諧音、拆字、猜謎為主要手段的索隱式研究法。比如顧燮光認為《紅樓夢索隱》是「附會穿鑿」，並從順治與董小宛年齡的差別指出這種附會的錯誤[17]196-197。張冥飛亦持類似觀點，他對《紅樓夢索隱》的評價是：「牽強附會，武斷舞文，為從來所未有，可笑之至也。」[18]海鳴更是從整體上對這種索隱式研究法進行批評：「《紅樓夢》是無上上一部言情小說，硬被一般刁鑽先生揮灑其考證家之餘毒，謂曰暗合某某事。於是順治帝也，年大將軍也，一切鬼鬼怪怪，均欲為寶玉等天仙化人之化身，必置此書於齷齪之地而後快，此真千古恨事也。」[7]這些批評可謂一針見血，點出了索隱式研究的弊端所在。

　　 嚴謹科學的學術探討與捕風捉影式的猜謎索隱並行，各門各派的紅學觀點同生共存，都有自己特定的讀者群和擁護者，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正是清末民初時期所特有的學術文化景觀。經過一百多年的孕育，在眾多研究者的參與推動下，紅學逐漸發展成為一門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學科。不過，這一進程的最後完成還要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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