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石：從利用到拋棄——俄羅斯大使遇刺背後的土耳其政教仇殺

12月19日，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在安卡拉出席一場名為《土耳其人眼裡的俄羅斯》畫展開幕式時，被混入場內的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槍殺。而據後來披露的信息，該男子為一名土耳其警員，發起襲擊時，已抱著必死的決心，並在槍殺大使後，高喊「別忘記阿勒頗，別忘記敘利亞。」「無論誰參與殺戮都將付出代價，一個接一個，只有死亡會把我從這裡帶走。」隨後，趕到現場的警方將槍手擊斃。

外國大使被暴徒槍殺，這放在任何國家，都是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尤其是被殺的大使，還是歸屬俄羅斯這樣一個響噹噹的世界級大國，土耳其又與俄羅斯有著數不清的恩怨，再加上刺客的土耳其警員身份，這一切因素匯聚在一起，都足以引發一場重量級的國際政治危機。

基於這種邏輯，此事一出，輿論界的關注點，集中於「尋找真兇」，以及此事可能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造成的影響上頭。

不過在雲石君看來，輿論界的這種做法，只是一種吸引眼球的套路而已——鑒於此事一出，世人下意識的會對幕後兇手，以及國際形勢變化感興趣，故而輿論以也有意往這方面迎合，以達到賺取流量的目的。但如果稍微一分析，就知道，這兩個命題，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首先，槍殺大使，毫無疑問是伊斯蘭極端恐怖勢力所為。之所以這麼篤定，倒不僅僅是因為刺客臨死前的那些關於報復俄羅斯，為阿勒頗IS失利報仇的言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刺殺大使這種行為，徹底侵犯了國際政治的基本道德！任何一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擁有容身之地的政治勢力，都不可能這麼做。畢竟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何況被槍殺的，還是俄羅斯這種擁有巨大能量的世界級大國的大使。一旦相關各方窮追之下，真相被揭發出來，那麼這個幕後兇手將徹底壞了名聲，淪為國際政治的棄兒。

基於這種邏輯，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自導自演的可能性首先被排除。至於被埃爾多安定性為幕後真兇的土耳其反對勢力——葛蘭運動，以及有些人揣測的庫爾德工人黨，也統統不可能是兇手——此二者雖然為土耳其政府所敵視，但還能得到西方勢力的同情甚至支持，在國際政治舞台有轉圜餘地；葛蘭運動的精神領袖法土拉.葛蘭，甚至還流亡美國，受美國政府庇護。

對還能在檯面上混下去的庫爾德工人黨和葛蘭運動而言，要通過煽風點火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有很多手段。可如果真的跑去刺殺俄羅斯大使，這事兒一旦被人捅出，就連美國也護不住他們，縱然萬般不願，也只能將他們定性為恐怖組織，任他們自身自滅——這對二者來說都是極不划算的。

總而言之，考慮到刺殺俄羅斯大使的極高風險和嚴重後果，任何檯面上的政治勢力，都不大可能行此險招。真正的兇手，只可能是IS這樣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他們反正不容於主流國際社會，只能在檯面下廝混，所以大可以破罐子破摔，不用顧忌任何國際政治規範和準則，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擇手段。如果非要分個清楚，也無非就是兩種可能：要麼是IS的有組織報復，要麼IS擁躉的個人自發「聖戰」——雖然行為動機有所不同，但行兇者的身份屬性，基本可確定為「伊斯蘭恐怖勢力」無疑。

搞清楚幕後真兇後，再來看對中東國際政治的影響，其實就很明了了——刺殺大使雖然事件本身足夠勁爆，但只要能確定是恐怖分子所為，俄羅斯就不大可能對土耳其政府怎麼樣。畢竟國與國關係取決於國家利益，報仇雪恨這種充滿感情色彩的行徑，從來就不是基於理性考量的政治行為所真正看重的。如果俄土關係緊張，俄羅斯早有挑事之心，只差一根導火索，那麼大使之死，倒真有可能成為俄羅斯向土耳其滋事的理由——就如100年前，奧匈帝國以費迪南大公遇刺，而向塞爾維亞強硬進逼，進而引發一戰那樣；但俄土關係近來明顯走向緩和，兩國皆有化止干戈之意，這種情況下，又豈會因為一個恐怖分子刺殺大使的行為，就將國家利益拋諸腦後？

綜上所述，大使遇刺，雖然事件本身駭人聽聞，但要說由此可能引發中東政治形勢驟然激化，這實在是誇大其詞。

其實，大使遇刺一事，真正凸顯出來的，是土耳其內部的政教危機。

在今年7月土耳其爆發軍事政變後，雲石君曾寫過一篇《土耳其軍、政、教的三角互殺》，裡面對土耳其國內政治格局演化有過一個基本分析：

土耳其建國後，軍方長期對政治保持重大影響，但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對土耳其國家安全的威脅大大降低——軍隊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相對下降；

同時，土耳其幾十年來一直秉持脫亞入歐戰略，幾十年下來，所能撈取的好處已基本到頂，再想進一步從中獲利，難度十分之大（土耳其力圖加入歐盟，但由於種族、宗教、地緣等各方面原因，始終被歐盟拒之門外）。隨著脫亞入歐的停滯，這一戰略引發的國內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以及社會動蕩風險也不再像之前強力推進時那麼猛烈，軍隊在內部維穩方面的作用也相對降低。

同時，國際方面，隨著北方俄羅斯壓力的驟減，以及埃及、伊朗、伊拉克等中東傳統地緣大國的沒落，土耳其獲得了經營中東的歷史性機遇，因此，土耳其希望通過渲染自身的伊斯蘭身份，爭取中東穆斯林的情感認同，以此作為自己重返中東的助力。

軍隊保衛國家和內部維穩作用相對降低，而其作為一個世俗暴力組織，又在相當程度上，對伊斯蘭宗教意識形態的發展構成制約（宗教影響力的過大，會削弱軍隊這個世俗力量的權威）

而這種情況下，這種情況下，土耳其其他勢力，開始削弱軍方權力。而在奪權過程中，宗教這種意識形態影響力，是發動民眾，並從內部分化瓦解軍隊這個世俗權力組織的最佳工具，所以這些政治勢力都極力強化自身的伊斯蘭宗教色彩。這就形成了政、教兩大勢力，合力向軍方奪權的局面。

經過十多年的博弈，軍方權威逐漸衰退，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奪取了國家統治權。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伊斯蘭宗教影響力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不僅對政府、軍隊大肆滲透，更在民間壯大了根基——土耳其在意識形態方面，由以前的向西方靠攏，轉而呈現出向伊斯蘭回潮的趨勢。

這對正發黨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正發黨本身也是一個伊斯蘭色彩極強的政黨——它的基本盤是廣大土耳其中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民——而這部分人是伊斯蘭認同最強的。所以，伊斯蘭影響力的回潮，對正發黨來說是有利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正發黨畢竟是一個政治組織而非宗教組織，而且作為一個依託西式民主架構而成的現代政黨，其帶有明顯的國家和民族屬性，其政治行為除了為組織自身謀利之外，也更多的集中在維護土耳其國家利益方面。

但宗教就不同了。伊斯蘭教本身是一個世界性宗教，土耳其不過是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作為一套意識形態體系，宗教組織本身與政治勢力是有差異性的。正發黨僅僅是掌握了土耳其的世俗權力而已；但在教權方面，伊斯蘭的世界屬性，決定了正發黨不可能將其直接收編；甚至就是在土耳其內部，伊斯蘭宗教勢力也在向軍隊奪權的過程中得以壯大，有強大的影響力，所以不願臣服於正發黨這個世俗權力。

而且，從國家利益考慮，正發黨也不能太過壓制伊斯蘭宗教勢力。土耳其正要利用伊斯蘭宗教體系，去爭取中東穆斯林的認同。如果土耳其的伊斯蘭宗教體系被世俗權力高度管控，那麼它將帶上十分明顯的國家、民族烙印，這會與中東其他國家的穆斯林產生隔閡，引發他們的反感，不利於土耳其借伊斯蘭向中東滲透的宏觀戰略。

所以，土耳其的政、教勢力，實際上處於一種既鬥爭、又合作的狀態。說鬥爭，是因為二者要互相搶奪國家秩序的主導權；說合作，則是需要重回中東——這符合土耳其的國家利益，無論是世俗勢力還是宗教勢力，在這一點上利益高度一致。

當然，總的來說，正發黨勢力還是佔了上風。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宗教色彩強烈的葛蘭運動，被埃爾多安政府打壓，甚至定性為非法恐怖組織，其精神領袖法土拉葛蘭也被迫流亡美國。但由於正發黨無力、也不能徹底管束宗教勢力，這就留下了隱患。

在前些年，這點隱患還不明顯。因為當時土耳其正暗中支持敘利亞反對派，藉此向中東滲透，這種局面下，土耳其無論是國家世俗權力，還是伊斯蘭宗教勢力，都有一個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導向。

但是從去年開始，形勢逐漸出了變化。2015年，俄羅斯出兵敘利亞，一舉改變了該國局勢。在俄羅斯的支持下，阿薩德政府走出困境，逐漸開始戰略反攻。

俄羅斯的這種做法，當然觸犯了土耳其的利益，所以兩國關係驟然緊張，土耳其甚至在去年11月擊落了俄羅斯戰機，導致兩國一度劍拔弩張。

土耳其希望阻止俄羅斯干涉敘利亞。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俄羅斯雖然深陷困境，但好歹也是世界級大國，絕非土耳其這樣一個二流國家抗衡得了的。

土耳其對此也心知肚明。它之所以敢跟俄羅斯正面開干，無非是憑著自己的北約國家身份，想以此為契，吸引歐美入場，借歐美之力逼退俄羅斯。

可問題是，歐美不願跟俄羅斯爆發正面軍事衝突，所以並沒有入場敘利亞。土耳其借力打力的圖謀落空。

這下土耳其就麻煩了。鑒於自己不可能是俄羅斯對手，權衡利弊，土耳其只能低頭認栽，默認了俄羅斯對敘利亞的干涉。

既然俄羅斯排除了外力阻擾，那敘利亞的局勢走向就已註定。今年以來，阿薩德政府大舉反攻，反對派勢力範圍大幅萎縮。

隨著敘利亞局勢的逐漸明朗，土耳其重返中東的戰略計劃，至少在現階段已不可能實現。同時，它還要面臨敘利亞、伊拉克、伊朗這所謂「什葉派之弧」的同仇敵愾，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

這種情況下，埃爾多安從國家利益出發，有必要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這不僅可以降低兩國對抗帶來的損耗，而且還可以借俄羅斯約束什葉派三國，維護自己在中東方向的殘存利益，避免陷入與什葉派三國的無止境杯葛。至於俄羅斯，其國家深陷困境，本也不願滋事，介入中東的目的也僅僅是維護既有利益而已，現在目的已經達到，又能分化土耳其與其他北約國家的關係，那自然樂得既往不咎。這就有了俄土關係的階段性緩和。

但是，埃爾多安的這種做法，毫無疑問會得罪伊斯蘭宗教勢力。

雖然正發黨壓住了葛蘭運動這個土耳其原生政治宗教組織，但由於其沒有辦法直接管束土耳其的伊斯蘭宗教體系——甚至還借它們在中東大搞滲透，所以土耳其的伊斯蘭宗教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而且並沒有被正發黨世俗權力有效管束。

最糟糕的是，由於伊斯蘭宗教土壤依然深厚，葛蘭運動這個本土原生宗教組織卻被正發黨強力打壓，這就使得土耳其在伊斯蘭意識形態領域，留下了大量的組織體系空白，而這個空白，則被外來的IS所填補。

這是順利成章的事。伊斯蘭本身就是世界性宗教，土耳其政府之前為了經略中東，又不願意強化宗教的國家色彩，所以宗教領域被IS這個組織體系滲透，也就不可避免了。

當然，在土耳其決意挺近中東時，IS的滲透倒影響不是太大——畢竟那時候土耳其要打擊什葉派三國政府，所以與IS有共同利益。

但當土耳其政府覺得形勢不妙，出現了猶疑，甚至想收手時，那麻煩就來了。

不管是IS這個恐怖組織，還是被IS洗腦的土耳其伊斯蘭極端分子，他們都必須極力避免自己在敘利亞的失敗，所以強烈希望土耳其政府干涉；而土耳其政府的坐視，在讓他們失望之餘，也加重了他們的憤怒。

同時，正發黨政府對宗教體系的清洗和控制，更加劇了雙方的敵對。

對埃爾多安來說，他連葛蘭運動都不能接受，又豈能容忍IS這種真刀真槍的恐怖組織滲透土耳其的宗教體系？只不過以前要利用伊斯蘭的影響經略中東，權衡利弊之下，暫時擱置罷了。

現在中東計劃已經失敗，借伊斯蘭搞滲透的利益訴求，至少短期內已不復存在。此時再不整肅宗教體系，難道坐等IS發展壯大，然後將於敘利亞、伊拉克扯旗造反的事，在土耳其再重演一遍不成？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年來，土耳其政府加大了對國內宗教勢力的清洗，尤其是7月政變後，這種清洗更加猛烈。

至於IS，他們也相應的也在土耳其境內發動了好幾次恐怖襲擊，直到這一次，直接玩了票大的，讓俄羅斯大使成為槍下冤鬼。

從IS的角度來說，發動恐襲的目的，無非是挑唆西方與伊斯蘭的對立，以此激發中下層穆斯林的逆反情緒。只要這種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IS就可以打著「聖戰」旗號，將他們組織發動，逼土耳其政府下場參戰，甚至直接取土耳其政府而代之。

至於這一次的槍殺俄羅斯大使，除了慣常的拉仇恨外，實際上也反映出IS及其成員的一種絕望心理——儘管知道殺大使不大可能有什麼實際效果，但在敘利亞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也只能是不擇手段，希望奇蹟發生（萬一埃爾多安和普京出現低級誤判，那IS還有死灰復燃的可能）。當然，即便圖謀落空，那這起碼也是一件「聖戰」壯舉，符合這個恐怖組織成員的「價值觀」。

可想而知，槍殺案過後，土耳其對IS的清繳力度會加大，而IS在絕境之下，也必然更加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