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好賭博？ | 大象公會

07-14

2013年，中國人在賭博中輸掉760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二，這和其向來中庸的印象相悖。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效果呢？

文/鄭子寧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賭的嗎？

這個結論很難被證明，尤其是大陸禁賭，實際情況無法準確計算。不過，中國人好賭是肯定的，逢年過節，華人的家庭麻將桌每個人都不陌生，日常休閑，小賭怡情是常見的選擇。

大賭傷身也屢見不鮮。2013年，中國人在賭博中輸掉760億美元，由2012年世界第9升至第2，僅次於美國。近年的海外賭場，操中國各種方言大聲喧嘩的賭客場景越來越常見。沿著中國邊境，許多國家專為華人建立的賭場都熱鬧非凡，如朝鮮的羅先市、緬甸的邁扎央經濟特區以及韓國濟州島的賭場，豪賭通道都十分順暢。

澳門這個華人世界的賭城和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博營業額的對比或許更能說明問題，自2007年起，澳門賭博業的營業額就已超過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第一賭城，近年差距拉得更大。

賭博輸錢總額前20強，中國高居第2位（數據來源：H2）

大陸之外，華人的好賭同樣突出。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多族裔的移民國家，亞裔人口賭博上癮的概率遠大於其他民族。舊金山和洛杉磯的賭場中，八成是亞裔人口，博彩公司專門給亞裔集中的社區發廣告，並派免費班車去這些社區攬客。澳大利亞最大的墨爾本皇冠賭場普客區64%是華人，貴賓區比例更高。

澳大利亞最大的賭場:墨爾本皇冠賭場

賭場只是冰山的一角。大陸官方嚴厲禁賭，但事實上賭博活動十分龐雜。坊間甚至傳聞，中國地下博彩業規模達到「數千億到一萬億人民幣」。富豪隱秘的聚賭極少受到干擾，平民日常的賭博基本半公開化，地下博彩業近年來屢見報端。

中國人好賭並非中國人自己的觀察總結，清末大批探險家、傳教士來華，在他們關於中國風俗民情的觀察當中，熱衷於賭博是他們認為中國人最突出的特徵之一。那些因為賭博而傾家蕩產的人常令他們不可思議。

從大陸到港台，華人的賭博傾向十分明顯，是什麼樣的魔力造成這種熱情呢？

【悠久的賭博文化】

歷史上，中國的賭博風氣就十分普遍。

《史記·蘇秦列傳》記載了齊國人嗜賭的風俗：「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宋朝時，輸紅了眼的賭徒殺人，盜竊，搶劫，無惡不作，官府對此頭痛不已。清末八旗子弟花樣百出的賭博景觀，也是站在歷史的肩膀上。

同時，中國的賭博形式非常豐富。樗蒲、骨牌、鬥雞、跑馬、投壺，各階層都有偏好的遊戲。明清時代，麻將這種複雜、低廉又有趣的賭博方式征服了社會各階層的人民，堪稱中國賭博手段的巔峰。近代西洋撲克、彩票、賽馬、賭球、老虎機等傳入，使得可用於賭博的遊戲品種更加豐富，各個階層都能找到合適的形式。

晚清的番攤賭坊

與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歷史上的禁賭並不嚴厲。幾乎所有的朝代都下過禁賭令，嚴苛者如宋太宗曾下詔：「京城蒲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但無不以失敗告終。

清末，傳教士湯姆遜觀察到：「中國人的賭博並不限於賭場，有時在俱樂部里或私人住宅里進行；有時在路上，在街上隨便什麼角落裡，那些體力勞動者們以此消磨他們的空閑時間」——雖然此時清政府的禁賭令仍在進行。

行政命令延續力差，效果微弱，無法與在教義上禁賭的伊斯蘭世界，有限度容忍賭博的基督教文明相比。

1949年後，中國官方嚴厲禁止賭博，高強度的計劃體制和社會管控手段極大程度地消滅了民間賭博的空間。但賭博文化的根基並未被運動式的禁賭摧毀。

以麻將為例，文革初期麻被當作破四舊的對象，但風聲稍松，麻將就死灰復燃。安徽省曾有公安收繳了翡翠麻將，捨不得銷毀，自己偷著玩，最終被告發。聰明的賭客還發明了紙制無聲麻將以防止被他人察覺。

改革開放後，隨著禁令的逐漸鬆弛，不但搓麻聲再次響徹九州，各種地下博彩也從南方沿海興起，傳遍大江南北。

【家庭式賭博】

2005年，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宣布對少量彩頭的賭博形式不再查處，這與對地下六合彩、賭場的打擊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多出現在中國南方；前者，尤其以麻將為代表，跨越了地域差異，堪稱是中國家庭的標配。在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麻將賭博也很常見。

是什麼原因讓強大的政權、海內外的差異都不能阻止麻將等的延續呢？這或許與中國家庭組織方式有關。

作為一種集體性很強、權力差距很大的文化，中國文化中個體行為受到周圍人，尤其是地位更高者的影響非常大。與西方由父母和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不同，中國的家庭建立在家族基礎上，常舉族聚居，親戚來往頻繁。家族中的族長時間寬裕，常常是老年人，需要一些具有社交功能的遊戲。既能打發時間，又能更多地聯絡族員。

以麻將為代表的棋牌遊戲既不耗費體力，又聯絡感情，收穫刺激，很適合親戚溝通，同時器材簡單，場地要求低，無論貴賤都能舉行。因此，賭博行為在中式家庭司空見慣，家長也會讓小孩上桌，提前熟悉成年人的社交方式。牌桌上的少年英雄，往往會得到長輩誇讚。

東亞國家中，另兩個盛產賭徒的韓國和越南也都具備集體性強、權力差距大的特徵，加之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巨大，各種新鮮好玩的賭法迅速傳入，嗜賭就不足為奇。

【愛冒險的華人】

雖然華人常給人謹小慎微的印象，中國文化也歷來強調中庸，但根據霍夫施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中國人的不確定性規避指數在世界範圍內偏低。

不確定性規避指數，是管理學上衡量某種文化中的成員面對不確定情況感到威脅的程度。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規避的分為30（滿分100），在主要國家文化裡面偏低。美國人常被認為富於冒險精神，敢於挑戰未知，但美國文化不確定性規避得分為46分，比中國要高得多。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冒險傾向強於大部分國家。這是真的嗎？

其實，不確定性規避指數更強調對財產、機會的冒險程度。歐美國家現代化進程早，諸多社會習俗體現著理性化的原則，多數人本能迴避高風險高回報的決斷，尤其當涉及投資、理財等領域時。

他們給人敢於冒險的印象，都是在戶外活動之類的領域——在西方高福利社會，即使是不循常理的叛逆生活，風險也較低。而現代化、市場化仍在進程中的中國，冒險精神恰恰反過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如此火爆，股市中散戶比例之高，都是中國人冒險精神的很好註解。

同屬東亞的日本，文化上有很多方面和中國相也當接近，但其現代化進程早，社會經濟理性發達，且日本災害頻繁，國民普遍缺乏安全感，總為最壞情況做打算，因此日本有極強的不確定性規避傾向（92分）。雖然日本人均收入遠超過中國，但在賭博上比華人要保守得多。

這種冒險特徵，讓中國人在境外和地下賭場上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墨爾本皇冠賭場記錄顯示，李先生從2011年10月19日到11月1日，共輸掉689萬澳元（約合人民幣4000萬），豪放程度令人稱奇。但與黃光裕公海輸掉80億的恐怖記錄相比，還需要修鍊。

華人對冒險的熱愛，還體現在對賭博方式的選擇上。很多西方人喜歡投入相對受限、可預期性強的刮刮卡或老虎機賭博，但這類遊戲在華人中的受歡迎程度不高。

華人喜好的骰子、紙牌、麻將、鬥雞等賭博形式都有不封頂的特點，賭注和回報可以是天文數字，刺激感十足，即使是遊戲本身不確定性並不高的麻將，也可通過和牌算番的方法將賭注和回報成數倍乃至數十倍地放大，極大程度地增加了不確定性，滿足了冒險者們腎上腺素上升帶來的快感和慾望。

百家樂在華人中的流行，很具有代表性。百家樂起源於義大利，傳入華人社會後根據英語Baccarat音譯為百家樂。它規則簡單，相對公平但又極度缺乏確定性。輸贏都依賴牌的點數大小，幾分鐘內就可以決定通往天堂還是地獄。

和二十一點等可能通過數學計算提高概率不同，百家樂實質上對技巧毫無要求，預測庄閑輸贏更是接近不可能。這種最符合經濟理性不足，熱衷冒險的華人的胃口。賭客寄希望於開牌過程細節變動，喊口號、慢揭快甩之類被華人儀式化。於是，融冒險、社交於一體的百家樂在華人中特別流行。

全澳門博彩業的85%的利潤來源由百家樂產生，比其他所有博彩方式的總和還要高出6倍。想要吸引華人的賭場，都必然設置大量百家樂賭桌。

百家樂三珠路打法

或許讓國外賭徒看得最傻眼的賭博方式是猜單雙號，即猜對面來車的車牌尾數是單數還是雙數，這種在中國南方小城鎮曾頗為流行的賭博，玩家往往只是小商販甚至社會低層——輸家輸掉的小轎車或摩托車很可能是他賴以糊口的生存工具。

【愛面子的華人】

愛面子是多數華人共同的特徵。相比於辛苦勞動和資本運作，賭博的收穫要更氣派。對於很多在海外生活的華人而言，光顧賭場是極少數能讓自己重溫在國內被伺候、注目和鼓勵的機會。

但是，面子對賭博的影響更體現在怕丟面子上。承認自己賭技一般、因賭博給家人帶來不良影響等都需要勇氣，十分「丟面子」，而針對自己的賭癮尋找專業人士幫助，更是一項艱難的任務。這樣的求助在華人眼裡是非常軟弱的行為，因此華人雖然賭徒多，賭癮大，但是求助戒賭服務的反倒少。

1957年，洛杉磯出現了第一個戒賭互助會，任何困擾於賭癮的人只要提出申請，都能獲得一定的幫助。2005年，世界範圍內戒賭互助會在11個國家舉辦已超過1000次，但不包括中國。

在中國，除電視上偶爾痛哭流涕的家人，破門而入的警察，只有零星悔過的前賭徒自費開辦的「戒賭中心」能提供戒賭幫助。一些曾經的「賭王」金盆洗手後，義務為賭徒戒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接到最多的諮詢卻是「如何出老千」「如何贏得更快」的電話。

尋求專業的心理諮詢幫助戒賭就更是丟人現眼。非但如此，為了防止家醜外揚，華人家庭中其他家庭成員往往會支付親人欠下的賭債，以避免賭徒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這樣的做法雖然能一時緩解燃眉之急，但無異於揚湯止沸。

華人礙於面子，很少參加這樣的賭徒互助組織

中國內地公開的投注方式只有彩票一種。即使是如此單一、枯燥的下注方法，2012年中國的彩票銷售額仍達48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680億美元。考慮到匯率差異，這個數字十分驚人。巴西世界盃期間，中國足彩的銷售額超過120億元，賠率、讓分刷爆了朋友圈，這是一個新鮮的信號——中國的年輕人又找到頗具互聯網思維的新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