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5)

　　毛澤東並非不知道核武器的威力，但不為所動。在1945年美國使用核武器之後，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直接討論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是無法終結戰爭的。單純的軍事觀點，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唯武器論，就是在核威懾條件下出現的思想蛻變。毛澤東批評說：那些患有恐核症的一些同志還不如斷言原子彈不能解決戰爭的英國貴族蒙巴頓勛爵。[55]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採訪時，提出了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命題。[56]毛澤東當然知道原子彈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終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所謂「原子彈是紙老虎」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政治決斷。在核威懾條件下，如果中國不站出來跟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較量的話，所謂中國人民被欺侮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的宣示，所謂東方由於十月革命，由於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帝國主義霸權可以為所欲為稱霸的格局一去不復返的宣示，就不過是阿Q式的豪言壯語了。如果中國不能有效抵抗美國的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整個歷史含義都會被改寫，甚至由於出現了東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會被改寫。毛澤東的宣示具有不可後退的政治的性質。　　是人決定戰爭的勝負還是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是人民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相互區別的關鍵命題之一。為什麼美國動用核武器的建議很快便被擱置，轉而確認這場戰爭不以謀取最終勝利為目標，從而為和談開啟了可能性？我們可以去查閱更多的檔案加以論證。但不可否認：這是毛澤東根據他對全球政治和軍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確的軍事判斷，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這一人民戰爭邏輯對於以核威懾為槓桿的冷戰邏輯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依託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動員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強韌的戰鬥意志戰勝對手。重視人的力量絕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戰爭初期要求蘇聯的空軍支援、武器裝備支援和技術支援，高度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但這一切沒有改變他對戰爭進程及其政治性質的判斷。1950年，毛澤東號召解放軍學文化，軍隊建制的正規化步伐明顯加速了，但軍隊的正規化、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而不是以游擊戰為主要戰法的軍事思想，都沒有改變以人而不是以武器為中心的人民戰爭的理念。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境外作戰、人類歷史上在核條件下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國防戰爭，這三個獨特性提出一個問題，即在這三個條件之後產生的戰爭，到底是人民戰爭還是非人民戰爭？毛澤東出兵朝鮮，表明他相信核武器並沒有改變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這一人民戰爭的邏輯。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由於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從而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和自然的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作戰雙方的能力、意志、戰略和戰術等主觀因素，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環節。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許可的條件範圍來創造戰爭勝利，但軍事家可以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勝利。[57]這就是戰爭中的能動性問題。毛澤東說：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從而戰爭的勝負雖然取決於雙方政治經濟地位、戰爭性質、國際援助等條件，但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沒有分出勝負。[58]能動的主觀的政治是中國革命政治的一個特徵。抗美援朝將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轉化為在新中國條件下的全面社會動員，就顯示出了政治的能動性。天津的民族資本家支持這場戰爭，毛澤東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民族資產階級都被動員起來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中國人民已經被充分動員，人民戰爭的邏輯與統一戰線的邏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戰爭條件下重新結合起來了；通過國際結盟與跨境戰爭，新中國將國內革命的統一戰線邏輯有效地用於國際戰爭了。1951年開城談判破裂後，美軍利用空軍優勢展開所謂「絞殺戰術」，但依託新中國的全民支持和中國軍隊的全面動員，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志願軍形成了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後勤補給線。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人民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政治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的戰爭。戰爭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戰爭的特點。毛澤東在1936年寫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相互鬥爭的最高形式。[59]要是不了解戰爭及與它相關聯的那些條件，「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60]武裝鬥爭必須與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等政治過程相互配合，就是戰爭的政治性的體現。由於戰爭是有政治性的，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從而存在著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分。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是沒有正義性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及其瓜分被壓迫民族的戰爭是帶有正義性的，這個判斷就是正義戰爭的概念的基礎。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形態不同，但都是對於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稱霸世界的態勢抵抗。以武裝的革命打退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跨國抵抗戰爭的形式對抗帝國主義戰爭，則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保衛和平而採用的軍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軍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場區別於國內革命戰爭、民族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正義戰爭。正義戰爭的範疇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判斷，即一方面以和平為目標，另一方面必須超越一般所謂和平主義，即以戰爭促和平。毛澤東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重申《論持久戰》所探索的和平與戰爭的辯證法，指出核威懾所形成的戰略平衡並不能導致和平。正義戰爭的概念是與必須終止帝國主義戰爭邏輯的訴求密切相關的。革命戰爭、正義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戰爭，和平的目標就必須與有效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相關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不但擁有核武器，而且擁有裝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軍艦、坦克、火炮和各種輕重武器的強大的海陸空軍；由於剛剛經歷了歐洲和亞洲的戰火，美軍富於戰爭經驗。在朝鮮戰爭中，美軍不但擁有陸戰第一師、騎兵第一師等精銳部隊，還擁有絕對制空、制海權，但令人驚訝的是：美軍不是在無法施展重武器的游擊戰爭條件下，而是在有利於大兵團作戰的運動戰和陣地戰的對壘中，竟然無法取得戰爭勝利。如果這種軍事失敗僅僅發生在戰爭初期的措手不及的狀態下，或許還可以找到一些辯護的理由，而即便在戰爭的中期和後期，美軍也只是在志願軍後勤補給困難、彈盡糧絕的狀態下才能重整軍事，做有限反擊，從未在整體上扭轉頹勢。正是在軍事失敗中，美國的軍事將領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視死如歸的勇氣和精明高超的戰術表示敬意：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二戰之後，美國的全部中國認識正是由朝鮮戰爭的失敗重新奠定的，那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學術態度必須用較為審慎的方式加以調整。對於美國而言，朝鮮戰爭與「越戰」都是雙重失敗，即軍事失敗與政治失敗。「越戰」的政治失敗在美國是更為清晰的，但其基礎也與朝鮮戰爭的失敗有關。　　戰爭與和平能夠相互轉化，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辨證關係，主要是由戰爭的政治性決定的。戰爭的政治性還體現在敵我關係的確立與轉變之上。戰爭以敵我之間的清晰界定為前提，從而戰爭總是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展開的。但正因為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形式，而政治範疇的敵我關係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從而即便是戰場上的敵我關係也可以在其他條件下轉化為非敵我關係，即敵人可以轉化為非敵人，可以轉化為盟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非敵我矛盾，轉化為又鬥爭又團結的關係。敵我矛盾的轉化不是敵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轉化的結果去衡量矛盾轉化前的鬥爭。在抗日戰爭中，伴隨著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逐漸轉化為又鬥爭又團結的次要矛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在這個矛盾轉化中成立的。這一矛盾及其轉化的邏輯同樣存在於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國內國際關係之中。戰爭既是政治的形式，也為新政治的展開開闢道路；沒有對於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開的前提。　　三、並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朝鮮停戰六十年後，停戰體制仍在半島延續。朝鮮處於被孤立狀態，核威懾導致了半島的有核化進程――朝鮮半島的核問題是從美國介入朝鮮半島時代開始的，這一點任何時刻都不應該忘記。伴隨著美國實施所謂「重返亞洲」（何曾離開過？）的政策，朝鮮半島的局勢更加緊張，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朝鮮與韓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顯示出激化的趨勢。就矛盾和衝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難說現在比過去更為危險。但是，在今天，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清晰區分日益含混，促進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團結的萬隆會議已成歷史的遺迹，能夠衝擊霸權體制的解放運動和反抗運動早已煙消雲散。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霸權和壓迫的結構，卻難以發現改變這一結構的能動的力量。從哪裡產生政治的力量？從哪裡產生正義的尺度？從哪裡尋找超越了冷戰格局的新的國際主義？所有這些問題正是促使我將抗美援朝戰爭置於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經論證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為政治範疇的人民戰爭最深刻地體現了這一命題；但伴隨二十世紀的終結，這一命題似乎正在被修訂：在當代條件下，戰爭與其說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寧說是政治失敗或消失的後果。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這一命題仍然正確，但由戰爭促發革命不再是現實。我們時代盛產的是去政治化的戰爭形式，它既不能體現人的決定作用，也無法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從而難以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的運動中產生類似於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那種相互激蕩和有力支持。這正是我們重溫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所在：即便在核威懾成為現實後，抗美援朝戰爭和隨後爆發的越南戰爭也並沒有像奧威爾設想地那樣陷入冷戰，而是以熱戰的形式展開了為爭取和平而戰的政治進程。相較於早期的人民戰爭，技術在朝鮮戰爭中起著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戰爭中的意志、戰爭目標、指揮員的戰略戰術和應變能力、戰鬥員的士氣、理念和技戰術水平，仍然決定著這場戰爭的勝負。這裡所說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戰場上的鬥爭，而且也指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反戰運動，以及聯合國內外豐富的外交鬥爭――正是這一廣闊的政治進程將美國的戰爭逼進了死胡同，導致這個霸權國家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戰線上的同時失敗。　　在今天重提這個問題，有什麼意義呢？在越南戰爭之後，帝國主義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如馬島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及箭在弦上的敘利亞戰爭，但戰爭並未催生類似於二十世紀的人民戰爭的抵抗運動和社會革命。今天的戰爭性質顯然發生了改變：沒有先進的武器，就不可能贏得戰爭；除了大國圍繞各自利益而進行的霸權博弈，那種以武裝鬥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及文化政治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深刻而寬廣的政治進程不復存在。這是不是意味著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戰爭的政治性質逐漸被取消了？對這一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是政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人民戰爭的邏輯不再居於主導地位。戰爭中的人的作用，不僅是在人與武器的對比關係中呈現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區分中展開的。說到底，戰爭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戰爭的政治性。　　在軍事領域，對人民戰爭的否定、對人的決定性因素的否定與對軍事技術的崇拜共同構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論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所討論的，去政治化的過程遠遠超出了戰爭和軍事的範疇；「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等等複雜現象正是這一過程的表徵。為了改變這一格局，人們試圖從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中吸取經驗。在政治領域和理論領域，重提群眾路線便是嘗試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的語境中，重提作為人民戰爭的產物的群眾路線的確切含義是什麼？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群眾的誕生意味著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重提群眾路線，與其說是對一段歷史的回歸，毋寧說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它不可避免地與下述問題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創造什麼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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