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中，如何反思二戰？

在當年重要的時代轉折點上，德國轉過來了，日本沒有完全轉過來，新舊夾纏不清;中國則沒有順應時代潮流，如今，中國高規格紀念抗日戰爭的意義也在於，為和平解決亞洲當下的諸多問題做出貢獻。那麼，德日中三國，對二戰的反思究竟是怎樣的呢？

德國：「誠實面對，理性反思」

德國做的是最好的，不但迅速走出戰爭陰影，而且實現統一，國家經濟、人民生活有非常大的發展，國際地位很高。其根本原因，是認識到並反省了本國的戰爭罪責，向受害國和人民做出了應有的賠償，從而得到國際公義的稱讚和各國人民的原諒。可以說，德國是人類自我完善的一個樣板。當然，在德國的復興過程中，也得益於冷戰中東西方對峙的格局。

德國人的二戰歷史觀從整體上說是清晰的，對其評價基本上可以用「誠實面對，理性反思」八個字予以概括。眾所周知，德國人在面對二戰歷史時和日本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這種差異也形成了這兩個二戰主要責任國在戰後國際地位上的鮮明反差。

歷史證明，僅僅以經濟的崛起來評判一個擔負歷史罪責的國家之興衰是不足取的。對於一個曾逆文明潮流而動並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的民族，世界對其再度振興的首肯必然是全方位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德國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積極案例。一個接受我採訪的德國老兵後代曾一言中的：「世界發展至今，全面正視和反省自身歷史過失的民族只有德國一個。」

1951年9月27日，西德總理阿登納在聯邦議會上表示：「新的德國和它的人民只有在感到對猶太民族犯有罪行並有義務進行賠償時，才是真正地與納粹的罪行一刀兩斷了。」同年，德國成立了布倫瑞克國際教科書研究所，開始和法國、波蘭、以色列、美國合作編寫二戰教科書。為使後人真實了解歷史，聯邦教育法中還明確規定：德國歷史教科書必須在內容上包含足夠篇幅的納粹時期歷史。

1953年，西德通過了《戰爭受害者賠償法》。到這一年的年底，東、西兩個德國向納粹德國的受害國所繳納戰爭賠款已達到824億西德馬克。截至2000年，德國的賠償總額超過1500億馬克。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勃蘭特拜訪華沙的死難猶太人紀念碑。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作為戰時反納粹鬥士的總理突然雙膝跪在紀念碑前濕漉漉的大理石板上，代表他有罪的國家向納粹的受害者們謝罪，在場眾人無不動容。

1994年，統一後的聯邦德國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禁止使用納粹標誌、口號及敬禮姿勢，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徵意義的標記符號、標語和徽章。宣傳納粹思想、美化納粹戰犯、懸掛納粹旗幟和口號均被視為非法、對猶太人進行誹謗、攻擊和惡意傷害者，都要被判罰或處以徒刑。

1995年8月，聯邦總理科爾出席了在俄羅斯舉辦的二戰勝利50周年紀念活動，他在講話時表示「我向死難者請求寬恕」，同時再次強調德國願意對受害者做出國家賠償。由此，德國正式開始對二戰時被納粹強征的勞工給予賠償，至2003年，德國已向各國二戰勞工賠償了26億歐元。

根據受害國提供的勞工名單，德國最終的賠償規模將達到平均給一個勞工支付約7700歐元。

2004年6月6日，是盟軍諾曼底登陸60周年紀念日。德國領導人首次被邀請參加在法國諾曼底海灘舉行的紀念登陸60周年的活動。聯邦總理施羅德在大會上坦言心聲：「正是諾曼底登陸的勝利使德國從納粹暴政中獲得了解放，盟軍的勝利並不是戰勝德國而是拯救德國。諾曼底登陸日象徵的是自由，而不是征服或失敗。」

在戰後聯邦德國的各屆首腦中，施羅德是第一個對二戰沒有絲毫記憶的總理。但這並不說明他與這場戰爭沒有個人的關聯，他同樣是二戰德國軍人的後代。2004年8月12日，施羅德總理在訪問羅馬尼亞時專程前往他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弗瑞茨·施羅德的墓地。在談到二戰的歷史對自己的影響時，施羅德總理感慨道：「沒有人會忘記希特勒12年的統治，我這一代人就是在它的陰影下成長起來的。我的家人直到4年前才找到了我在羅馬尼亞喪生的父親的墳墓，我從未有機會了解我的父親……此時此刻，我代表的不是黑暗歲月中的舊德國。我的國家已經找到了回歸文明世界的正確道路。」

在社會層面，德國人對二戰歷史的正視和總結已經成為一種風尚和傳統。沒有標語口號的彰顯，沒有官方的壓力和引導，沒有絲毫做秀的意味，一切自然而生。用我的一個德國朋友的話來說：「不認識歷史的人沒有未來。」

世代相傳的誠實品質，使德意志民族保持清醒和生機。我曾經親眼看見數千柏林市民在聖誕夜放棄了類似中國大年三十晚上的家庭團聚而走上街頭，在寒夜裡用燭光組成「決不重演」的字樣來抗議新納粹的排外行為。那種場面不僅令人感動，也更使人相信：這些德國人一定清楚他們不允許重演的是怎樣一段歷史——因為他們了解歷史。

日本：無所謂國際正義，有的只是弱肉強食

日本屬於轉一半、留一半，沒有完全轉過來的那種。從戰敗那一天，日本就沒有完全服氣，它認為它是輸給了蘇聯紅軍和美國原子彈。日本雖然表面上承認二戰中的過錯(在村山首相前，歷代日本首腦絕不承認是罪行，而村山後的首相如現任的安倍，則要收回村山的講話)，從總體上說，日本還是用二戰前的價值觀和邏輯來對待歷史和自己的作為，即無所謂國際正義，有的只是弱肉強食。今天，它還在祭奠戰爭罪犯，也對前蘇聯二戰後奪去的北方四島不予承認。但是在冷戰格局下，日本得到美國的庇護和重視，恢復很快，發展也迅速。日本是一個新舊價值觀和準則夾纏不清的國家。

首先，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把戰犯清理乾淨，除了少數罪大惡極的戰犯外，許多對戰爭負有責任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如作為首犯的日本天皇裕仁。

其次，日本政府在戰後保持完整，沒有被重新清洗，政府還是那個政府，只有個別臭名昭著的官員被清理出政府，大部分各級政府人員得以留職。相比之下，德國的政府幾乎土崩瓦解，在東德，由蘇聯扶植建立起了全新的民主德國政府；在西德，由美英法扶植起聯邦德國政府。無論東德、西德，其政府官員都來自反納粹力量。

最後，戰後美國為了維護其在東亞的戰略優勢，圍堵中蘇，採取了重新武裝日本的政策，將大量防務交給日本處理，使得許多戰爭中的日本財閥迅速崛起並重新啟動，軍工系統得以重建。這一點也與德國不同，無論東西德都被掌握在盟軍的手裡，其軍事機器幾乎被美蘇英法瓜分完畢。

拉納·米特是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被認為是西方新一代中國抗戰史研究權威。

在拉納·米特看來：日本公眾對二戰史持有複雜態度。有些中國青年常在互聯網上抱怨日本尚未承認其戰爭罪行，他們需要做得更多。其實這種說法過於簡單。從戰後日本社會對戰時罪行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他們邁出了很大步伐。舉例來說，「南京大屠殺」在冷戰時期第一次引起世界關注，並不是由中國或西方披露，而是左翼日本記者在中國採訪倖存者、發表報告之後帶來的。

此外，日本有一個活躍、民主的公共領域，學者、記者、作家、教師、教授都參與到辯論中來，各自有著不同觀點。日本主流社會對戰時日本嚴重侵犯他國主權、踐踏人權以及違背所有價值觀的做法有著深刻了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日本也存在對戰爭持修正主義態度的觀點，即刻意淡化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和亞洲的罪行，並拒絕承認日本需要進一步教育自身並對此負起責任。但這僅是眾多觀點中的一個，如果認為這是日本唯一的甚至主流的觀點，則具有誤導性。事實上，日本活躍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也在對這種觀點進行抨擊。

安倍晉三和其他一些日本高層領導人過於粉飾日本戰時行徑，但在他所處的自民黨內部以及記者、市民都認為安倍在此問題上看法不正確。關注一下安倍的民意調查會發現，對於安倍的經濟政策，民調顯示支持度還是很高的，因為當下經濟確實還不錯，但是他的修正主義觀點，公眾支持度並不高。因此，日本不只有一種觀點，不能把一個領導者的觀點當做是全體人民的觀點。

中國：高規格紀念抗日戰爭的意義在於讓世界正確看待今日中國的國際觀

中國則是二戰後新世界格局中最窩囊的一個。作為一個戰勝國，沒有從國際新秩序中得到任何好處，自己很快陷入內戰，國共大打出手。戰勝國的戰爭紅利，除了收回台灣外，日本本土中國不駐軍，沖繩中國不要，戰爭賠償中國不要，日本戰犯成了政府顧問和軍隊教官、工廠領導，即便被關的戰犯，後來也釋放了。這些也都罷了，固有國土也繼續流失：戰後外蒙古很快分離了，後來有許多領土被中國政府毫不在乎地割讓給周邊的國家。這是從國際關係上看。從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上看，中國沒有從戰後進入一個民主憲政的新制度，而是基本重複了中國幾千年的朝代更替的歷史循環。在這種改朝換代下，中國大陸在所謂天災人禍中非正常死亡的國民數量，甚至超過了有史以來的戰亂。這種國內的情況，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拉納·米特認為：在中國，直到最近幾年，對抗戰的紀念才多起來。可以說抗日戰爭在中國的文化紀念活動中並不那麼核心，除非是和共產黨興起相關的部分。但這並不是全部。

高規格紀念的積極意義在於，能幫助人們了解中國各個群體在抗戰中所做出的貢獻，包括共產黨，包括蔣介石領導的政府，也包括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比如那些難民，那些在艱苦年代仍然保持社會運轉的人。每個國家在紀念時都試圖學習並教育國民如何防止類似的戰爭再次發生。中國高規格紀念抗日戰爭的意義也在於，為和平解決亞洲當下的諸多問題做出貢獻。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中國執政者的愈趨開放姿態，西方國家就應該多一些這樣的聲音，深入了解中國二戰時期的歷史角色，正確看待今日中國的國際觀，避免時不時將自己的霸權邏輯強加給中國。西方這種歷史修正對當今東亞和東南亞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也要把握和利用好這一機遇，為重塑二戰後新的國際秩序加倍努力。

本文摘編整合自

王霄《我們應當如何對待近代以來的國家屈辱》

朱維毅《為二戰懺悔，因為德國人反省歷史》

孫微 《英專家：日本公眾對二戰態度複雜 反思侵華進步大》

大公網 《外媒：西方須從二戰功績反思對中國的霸道》 等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