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奔向何方？

中日關係奔向何方？

　　今年是中日恢復邦交40周年，但從年頭開始，兩國關係與其說是呈現和諧與友好的氣氛，不如說是充滿著濃厚的火藥味。先是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月間向到訪的南京市政府高級官員，公開發表南京大屠殺否定論，接著是老牌反華猛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久前在訪問華盛頓時，表示東京都有意購買「尖閣諸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河村選擇在姐妹城市方代表團到訪時刻，發表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談話，顯然是旨在衝擊中日關係「歷史問題」最敏感的部分。著有《日本可以說「不」》一書的石原跑到華盛頓，不是去向美國人說「不」，而是發布東京都有意購買釣魚島的消息，正如日本媒體指出一般，目的不外是要向國際大加宣傳其「保衛領土」的主張與決心。一個衝擊中國人視之為「歷史問題」容忍底線的南京大屠殺，一個對敏感的「領土問題」發出「挑釁」（日本報章語），9月中日關係正常化慶典的醞釀工作還未就緒，兩國間最難處理的三大課題（「歷史」「領土」與「台灣」）中的兩大問題，已被人為地凸顯出來。河村與石原的談話有何政治含義？兩者之間如何相互呼應？這些言行將對中日關係帶來何等影響？為了方便深一層的探討，現將兩者分述如下。

如何解讀名古屋市長的談話？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月間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談話雖已過數個月，但有關他談話帶來的衝擊尚未平息。針對其談話的動機和背景，各種版本的詮釋，仍然常見諸於日本及其亞洲鄰國的報刊。

　　有曰：「這是河村為撈取政治資本，奪取選票的自我炒作。」

　　弦外之音是日本選民（至少是名古屋選民）愛聽歪曲歷史的聲音。為迎合廣大選民的這種心理，遂有嘩眾取寵的政客如河村之流發表驚人之言。換句話說，罪不在市長，而是愛聽狂言的選民或政治勢力，論者大可不必過於認真看待。

　　有曰：「這與日本選民無關；因為，選民關心的是與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課題，他們對政治家的談話和史觀既不了解，也不感興趣。」

　　一名市長在執行公務的官廳（而非「居酒屋」），向到訪的南京官方代表團發表的談話，不能視為官方態度，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於是乎，日本有人（包括部分媒體）批評河村發表談話的時間與地點不合適（即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也有日本官方人員私下勸告外賓在到訪之前應先做功課，了解預定見面的日本地方官員的立場與史觀，以免鬧得雙方不愉快。前者表面上是義正詞嚴地敦促市長反思，但翻開底牌，其實質內容並非批判河村的錯誤史觀，而是告誡後者應該擇地擇人而言，要注意說話的技巧和禮貌；後者則宛如在日本國門口掛上「謹防××」的告示：「來訪者安全自負，如有意外或受到傷害，責任自負，與大日本國無關。」

　　被譽為井然有序的守禮之邦，其官員卻如此這般告誡外賓，不能不多少令人感到意外。

　　至於把河村的談話和其當過侵略軍的父親之親情情結捆綁在一起，如果是作為剖析河村扭曲史觀的根源或背景來解讀是可以的，但若由此而得出事出有因，甚至情有可原的論調，或者藉此將「河村談話」斷定為孤立的個案，則大有可以爭論的餘地。因為，按照常理，作為侵略軍的子女，儘管我們不認為他們得代替其父輩永背黑鍋，但至少應比他人更有羞恥心，哪有將受害者不究既往，或善待其從軍的父親而得出「足見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的道理？

　　「河村談話」在日本是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歪曲歷史在日本有多大的市場？是政客為迎合愛聽歪曲歷史的選民，還是選民受日本政客所誘導？這是地方首長的一家之言，還是中央和主流媒體長期醞釀與推動下形成的政治土壤與空氣？……要回答這些問題，只要略為回顧與梳理戰後日本對戰爭反思的思潮及其演變，便一目了然。

　　也許，說得再清楚不過的是一名保守論客在1994年5月，時任法務大臣永野茂門田發表「日本侵略無罪論」談話而被迫辭職後提出的一項策略。該策略是：翻案，被革職；再翻案，再被革職……直到日本的內閣大臣可以自由與公開地為日本的戰爭行為翻案，而不必再看鄰國臉色引咎辭職為止。

　　同年10月24日，時任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對日本的南侵是否可稱為侵略戰爭，表示「頗為微妙」。雖經各方抗議，既未收回談話，也未引咎辭職，遂開了戰後日本大臣發表侵略否定論，而不被革職或自動辭職的先河。河村否定南京大屠殺卻絲毫未損其政治地位，既反映了日本國內總保守化政治氣候與土壤的深化，也標誌著日本國內對否定侵略戰爭之言行的容許範圍，已從邊緣的「東南亞」，切入侵華戰爭的「核心」部分。

石原投石問路，目的何在？

　　針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突然發布購買釣魚島的構想，極力讚賞、嘉獎的日本媒體與政界人士有之；面有難色、表示困惑或呼籲保持冷靜者也不乏其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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