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格曼三評皮克提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馬斯·皮克提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西方引起了軒然大波。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連續刊發三篇書評，分別為《皮克提的新書嚇壞了誰》，《美國走向拼爹時代》，《富人適用高稅率符合美國傳統》。他在書評中調侃道：「任何認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是個重要問題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托馬斯·皮克提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封面

皮克提的新書嚇壞了誰？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確實成了一個現象。別的經濟學書也曾經暢銷過，但皮克提的著作是一部能夠改變輿論走向的嚴肅學術作品，大多數暢銷書都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它讓保守派大驚失色。所以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特庫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警告說，必須對皮克提的作品進行反駁，否則「它就會在知識界傳播，重塑政治和經濟觀念，而未來所有的政策論戰都會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展開。」

那就祝他好運吧。這場辯論中真正令人驚訝的事情是，到目前為止，右翼似乎未能對皮克提的論述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反擊。他們做出的反應全都是貼標籤。具體而言就是宣稱皮克提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任何認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是個重要問題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等會兒再談貼標籤的問題。首先，我們來談談為什麼《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皮克提並不是第一個指出我們面臨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劇的經濟學家，也肯定不是第一個強調收入差距的人——絕大多數人口收入增長緩慢，而最富有的階層卻收入飛漲。皮克提和他的同事的確給我們的知識增添了大量的歷史深度，也揭示出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新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但我們知道這一點已經有一陣子了。

重點並不在此。《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真正的新穎之處在於，他摧毀了保守派最為珍視的一些錯誤信條。保守派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靠才能成功的時代，富人的巨額財富都是賺來的，也都是應得的。

在過去二十年里，每當有人嘗試把頂層人收入高漲變成政治議題，保守派的回應都是從兩個方面辯解：首先，否認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麼好，否認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麼壞；如果抵賴不成，就宣稱頂層人士的收入是他們提供的服務換來的正當回報。不要管他們叫「那1%」，或「富人」，他們是「就業崗位創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並非來源於他們的工作，而是來自他們擁有的財產，那還怎麼用這種說辭搪塞？如果越來越多人的財富，並非來自創業進取，而是來自繼承，又該怎麼說？

皮克提闡明了，上面這兩個問題並非泛泛而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社會確實是由一個繼承來大量財富的寡頭階層把持的。這本書令人信服地闡述道，我們正走在退回那種狀態的道路上。

那麼，如果一個保守派擔心這份診斷書可能成為向富人加稅的理由，他該怎麼辦呢？他可以試著以有理有據的方式反駁皮克提，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任何跡象。就像我說的，實際上全都是貼標籤。

我想，自己不應對此感到驚訝。我參加關於不平等的辯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還沒有見到過保守派的「專家」能夠對這些數字提出反駁，而不在智力上摔跟頭。為什麼呢？因為事實彷彿根本並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與此同時，只要任何人對自由市場原則從任何角度提出疑問，都會被「抹紅」，自從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類的人試圖阻撓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理論時開始，這就已經成了右翼的標準操作程序——不是證明那種理論是錯的，而是譴責那是「集體主義」。

不過，看著保守派們一個接一個地譴責皮克提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很令人驚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庫奇斯，也把這本書稱作是「軟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財富不平等，你就會成為馬克思主者。（或許他們就是這樣看待這個議題的。最近，前參議員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譴責「中產階級」這個詞是「馬克思主義的調調」，因為你懂的，美國沒有階級。）

不出意料，《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評論扯了很遠，從皮克提呼籲用累進稅製作為一種限制財富集中的方式，談到了斯大林主義的邪惡。可這種措施像蘋果派一樣美國，主張這樣做的曾經不僅有主要的經濟學家，還有主流的政治人物，最高包括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總統。《華爾街日報》只有這點本事么？答案顯然是：是的。

現在，替美國的寡頭們辯解的人顯然沒能做到條理分明，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政治上也節節敗退。錢仍然能說了算——的確，現在金錢的聲音比過去更加響亮，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以羅伯茨（Roberts）為首的最高法院。不過，觀念仍然意義重大，它能影響我們圍繞社會議題展開的討論，並最終影響我們的行動。皮克提的著作引發的恐慌顯示出，右派在觀念上已經乏善可陳了。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目錄，這些問題的確令西方保守派在意

美國走向拼爹時代

看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或將是這個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克提可以說是世界上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領域數一數二的專家，他不單單是記錄了如何有越來越多的收入匯聚到一小群經濟精英的手中。他還有力地證明，我們正在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年代。在這樣的制度下，經濟的制高點不僅由財富決定，還由承襲的財富決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過後天的努力和才能。

要明確的是，皮克提承認我們還沒有真的回到那個年代。迄今為止，美國1%人口經濟地位的提升主要得益於高管薪酬和獎金，而不是投資收入，更不是財富繼承。但是，美國富人榜前十名中有六位是財富繼承人，而不是白手起家的創業者。並且如今那些經濟精英的子女一開始就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正如皮克提指出的，「逐步走向寡頭統治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這讓我們很難樂觀得起來。」

沒錯。並且如果你想要再多幾分悲觀，就想想美國眾多政客們在做些什麼吧。或許美國寡頭統治的萌芽還沒有完全成形——但是我們兩個主要政黨中的一個，看來已經是在一心捍衛寡頭統治集團的利益了。

多數人已經意識到，如今的大共和黨更關心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家庭的利益，雖然一些共和黨人拚命做出與之相反的虛偽姿態。但我懷疑，認識到共和黨有多麼偏愛資本回報，又是對工資收入多麼不屑的人卻比較少。可被繼承的資本收入支配著工資收入，財富支配著工作，這便是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實質所在。

要明白我在說些什麼，就要從實際政策和政策建議出發。人們普遍認識到，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竭盡所能地為最富人群減了稅，並且他將中產階級納入減稅範疇，實質上是政治上賺吆喝的賠本買賣。但卻沒有那麼多人明白，享受到最大的減稅優惠的並非那些高薪人士，而是那些剪息票的投資者和有大筆遺產的繼承人。沒錯，最高一檔的勞動所得稅稅率從39.6%降低到了35%。但是由於股息被作為普通收入徵稅，其最高稅率卻從39.6降到了15%——而遺產稅卻被完全取消了。

這其中的一些減稅優惠在奧巴馬總統上台後完全取消了，但重點是，布希時代大力推出的減稅措施主要是減了非勞動所得的稅賦。而當共和黨重奪國會的一個議院後，他們立即推出了一項計劃——眾議員保羅·瑞安（Paul Ryan）的「路線圖」——呼籲取消利息稅、股息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根據這項計劃，一些完全依靠繼承財富生活的人將無需支付任何聯邦稅。

與這種向富裕階層傾斜的政策相對應的，是一種說辭上的傾斜；共和黨人似乎常常一心要讚美「就業創造者」，卻忘了提到美國就業者。2012年，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為了紀念勞動節在Twitter上發了著名的一條，歌頌企業主。最近，坎托據說在大共和黨的一次會議上提醒自己的同僚：多數美國人為他人工作，這至少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對商界人士的所謂詆毀完全站不住腳。（另一個原因是，奧巴馬根本沒這麼做過。）

事實上，不僅多數美國人不是企業所有者，而且企業所得以及絕大多數的資本收入，都越來越集中地匯聚在少數人手中。1979年，1%收入最高的家庭得到了17%的企業所得；到2007年，這同樣一群人卻拿著43%的企業所得和75%的資本利得。但這一小群精英卻得到了大共和黨全部的愛，和它政策面的多數關注。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請記住，兩位科氏兄弟都位列美國富人榜前十名，還有四位沃爾瑪的繼承人。巨大財富買得巨大政治影響——不僅僅是通過競選獻金。許多保守派生活在一個由智囊團和俘虜媒體組成的智力泡泡中。這些媒體歸根結底是由幾位財大氣粗的獻金人提供資金。毫不意外的是，那些身在泡泡之中的人會本能地認為，對寡頭有益即是對美國有益。

正如我已經提出的，結果有時看來會十分好笑。但我們要記住的重要一點就是，身在泡泡之中的人會代表他們的贊助人行使巨大的權力。而向著寡頭統治的飄移仍在繼續。

富人適用高稅率符合美國傳統

隨著貧富不均問題成為美國話語中的一個日益突出的議題，右翼人士一直在瘋狂抵制。一些保守人士辯稱，集中精力解決貧富不均問題並不明智，對高收入徵稅會阻礙經濟增長。有些人認為這樣做不公平，他們認為，應該允許人們保留自己的勞動所得。還有人認為，這違背了美國精神——我們一直尊重能夠獲得財富的人們，如果認為某些人所擁有的財富太多了，那就有悖於我國的傳統。

他們說的沒錯。沒有哪個真正的美國人會說，「如果各州和國家對不公正的財富獲得方式缺乏有效的限制措施，就會催生一個由超級富豪和經濟力量強大的人士組成的少數階層，這群人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權力，」然後呼籲，「對富人徵收累進遺產稅……隨著遺產規模的上升，稅額會大幅上升」。

這個左翼人士是誰？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這些話來自他1910年著名的新國家主義演講。

事實上，在20世紀初，美國的許多知名人士對財富極端集中的危險性發出了警告，呼籲利用稅收政策限制巨額財富的增長。還有一個例子：1919年，偉大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順便說一句，他的「債務緊縮」理論是我們理解當前經濟困境的關鍵——就任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的演說中，很大一部份內容是在警告「非民主的財富分配」的效應。他在演講中支持了通過對遺產課以重稅來限制財富繼承的多個提案。

限制財富集中，尤其是針對繼承的財富，並沒有停留在口頭。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指出，美國引領了累進稅制的崛起，在這方面「遙遙領先於」歐洲。美國1913年引入了收入稅，1916年引入了繼承稅。皮克提甚至說，「對過高收入徵收沒收性賦稅」——即旨在減少收入和貧富差距、而不是籌集資金的賦稅——是「美國的發明」。

這種發明可以追溯到傑斐遜對人人平等的小農社會的願景。當羅斯福發表演講時，許多有見地的美國人意識到，極端的貧富不均不僅讓這種願景成為空談，美國還面臨著淪為由繼承財富主宰的社會的危險——也就是說，新世界可能變成舊歐洲。他們直言不諱地說，公共政策應該尋求限制貧富不均，這既是因為經濟原因，也是因為政治原因。他們說，巨額財富是對民主的威脅。

那麼，這樣的觀點是怎麼被排擠到主流之外，甚至被認為不合理的？

想想在2012年的大選中人們是如何對待貧富不均和向高收入者徵稅的問題吧。共和黨稱奧巴馬對富人有敵意。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說，「如果你最大的願望是懲罰獲得了巨大成功的人，那麼投票給民主黨吧。」民主黨人激烈地（而且真誠地）否認了這一指責。然而實際上，羅姆尼是因為奧巴馬的想法和泰迪·羅斯福如出一轍而對其加以指責。這怎麼就成了一個不可原諒的政治罪過了？

你有時會聽到這樣的觀點：財富集中不再是一個重要議題，因為當今的經濟中，成功者靠的是自己的奮鬥，他們的上層地位都源於自己賺來的收入，不是繼承來的。但這個觀點二三十年前就過時了。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最新研究發現，最頂層人士——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零點一——所擁有的財富自上世紀80年代已經增加了一倍，現在已經達到泰迪·羅斯福和歐文·費雪發出警告時的水平。

我們不知道這些財富中有多少是繼承得來的。但是，你可以看看《福布斯》（Forbes）雜誌的美國富豪排行榜。根據我的粗略統計，在前50名富豪中，大約三分之一曾繼承大筆財富。還有三分之一的富豪已經65歲或以上，他們很可能會把大量財富留給他們的繼承人。我們的社會目前還不存在一個世襲的財富貴族群體，但是如果不作出改變，再過幾十年，我們就會成為那樣的社會。

簡言之，任何把談論財富集中危險性的人妖魔化的做法，都源於對過去和現在的誤讀。這樣的言論沒有違背美國精神；其實它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傳統一致。它根本沒有與現代世界脫節。那麼，誰會成為這一代的泰迪·羅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