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人民日報竟專門發過一篇教你寫公文的社論...

　　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　　選自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稍有刪改。 　　　　語言的使用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條件，是每人每天所離不了的。學習把語言用得正確，對於我們的思想的精確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極重要的意義。很可惜，我們還有許多同志不注意這個問題，在他們所用的語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亂的地方，這是必須糾正的。　　我們的語言經歷過多少千年的演變和考驗，一般地說來，是豐富的，精練的。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領導人物一貫地重視語言的選擇和使用，並且產生過許多善於使用語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莊子、荀子、司馬遷、韓愈等，詩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關漢卿、王實甫等，小說家《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等。　　他們的著作是保存我國歷代語言(嚴格地說，是漢語)的寶庫，特別是白話小說，現在仍舊在人民群眾中保持著深刻的影響。我國現代語言保存了我國語言所固有的優點，又從外國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語彙成分和語法成分。因此我國現代語言是比古代語言更為嚴密，更富於表現力了。　　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是使用這種活潑、豐富、優美的語言的模範。在他們的著作中，表現了我國現代語的最熟練和最精確的用法，並給了我們在語言方面許多重要的指示。我們應當努力學習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繼續發揚我國語言的光輝傳統。　　但是，如果根據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關於語言問題的意見來檢查目前的報紙、雜誌、書籍上的文字以及黨和政府機關的文件，就可以發現，我們在語言方面存在著許多不能容忍的混亂狀況。　　先拿辭彙來說。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　　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　　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　　魯迅先生的文字，正是實現了毛澤東同志這些原則的模範。魯迅先生曾經特別指出要反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對於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的這些指示，很多人沒有認真執行，甚至根本沒有記在心上。他們不但不重視和不肯好好研究祖國的語言，相反地，他們不但不加選擇地濫用文言、土語和外來語，而且故意「創造」一些僅僅一個小圈子裡面的人才能懂得的各種詞，他們對於任何兩個字以上的名稱都任意加以不適當的省略。　　直到最近，我們還可以從地方機關的文件中看到「保反委員會」(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抗援運動」(抗美援朝運動)、「建網工作」(建立宣傳網工作)等等新造的略語，以及「美帝」(美帝國主義)、「雙減」(減租減息)、「生救」(生產自救)、「匪特」(土匪特務)等等老牌的略語。這種混亂現象大部分發生在報紙雜誌的文章和黨組織及政府機關的文件上，並且被這些文章和文件所推廣，以致濫用省略成為通病。 　　更嚴重的是文理不通。　　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都是精於造句的大師。他們所寫下的每一句話都有千錘百鍊、一字不易的特點。毛澤東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現象，因為文法或語法，正如斯大林所說，「是人類思維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類思維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標」。修辭和邏輯也有同樣的性質。　　只有學會語法、修辭和邏輯，才能使思想成為有條理的和可以理解的東西。但是我們還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這個方面。我們的學校無論小學、中學或大學都沒有正式的、內容完備的語法課程。我們的幹部無論從學校出身的或從工農出身的，都很少受過嚴格的語文訓練。　　他們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語、謂語、賓語，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確。他們常常使用組織錯誤的和不合理的句子。有著這種錯誤的句子甚至還出現在大量發行的報紙和雜誌上。下面的例子是隨便從報紙上摘引來的：　　「我們非要加緊抗美援朝才能保家衛國不可」(5月5日重慶新華日報第2版)；　　「青年團東北委員會、東北學生聯合會聯合發表演說」(2月22日瀋陽勞動日報第1版)；　　「取得了某些收效」(2月24日東北日報第2版)；　　「這五萬萬人，自古以來就是勤勞勇敢的」(5月25日新青年報第3版)。　　以上四個例子的前一個有語法錯誤，後三個不合理。既然報紙上不時地出現這種情形，那就應噹噹作一種問題，採取嚴肅的辦法加以解決，而不應當諉之於一般作者和編輯文化程度太低。讓我們再一次引用蘇聯航空工程師、科學院通訊院士雅可福列夫所轉述的斯大林的話吧：　　「斯大林不能容忍文理不通的現象。當他接到字句不通的文件時，他就氣憤起來：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若責備他一下，他馬上就會說他是工農出身，藉以解釋自己文盲的原因。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這是不愛文化和粗心大意的原因。特別在國防事業中更不允許拿工農出身來解釋自己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來解釋自己沒有技術準備、粗魯或不通事理。因為敵人絕不會因我們的社會出身而向我們讓步。正因為我們是工農，我們更應當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周詳完備的準備，毫不亞於敵人才對。」(見《論偉大而質樸的人》一文)　　在整個的篇章結構上，我們許多同志的主要毛病是空話連篇，缺乏條理。　　毛澤東同志把空話連篇當作黨八股八大罪狀中的第一條，他說：　　「我們有些同誌喜歡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因為長而且空，群眾見了就搖頭，哪裡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布壞影響，造成壞習慣。　　去年6月22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反侵略戰爭，斯大林在7月3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幾萬字。　　現在是在戰爭的時期，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　　魯迅先生說：　　「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　　對於毛澤東同志和魯迅先生的這些指示，我們同樣有很多人沒有執行。仍然有許多文章和文件是空話連篇、篇幅冗長的。有些文章和文件不但冗長，而且因為說了許多不必要的話，反而沒有把事情說得明白。交代不明，眉目不清，也是常見的缺點。　　從這些文章和文件可以看出，有很多人沒有用過功夫來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各種權威的文學和科學的著作，沒有用研究這些著作來訓練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頭腦趨於精密和有條理，所以就不能把存在於事物內部的條理正確地在文字上表現出來了。　　這種語言混亂現象的繼續存在，在政治上是對於人民利益的損害，對於祖國的語言也是一種不可容忍的破壞。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糾正這種現象以建立正確地運用語言的嚴肅的文風。　　應當指出：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現思想，在今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在國民黨及其以前的時代，那些官僚政客們使用文字的範圍和作用有限，所以他們文理不通，作出又長又臭的文章來，對於國計民生的影響也有限。　　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就完全不同了。黨的組織和政府機關的每一個文件，每一個報告，每一種報紙，每一種出版物，都是為了向群眾宣傳真理、指示任務和方法而存在的。它們在群眾中影響極大，因此必須使任何文件、報告、報紙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確的語言來表現思想，使思想為群眾正確地掌握，才能產生正確的物質的力量。　　我們是完全能夠做到這一步的。我們的同志中，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的文學家、教育家和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精通語法、會寫文章、會寫報告的人。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這一步，為什麼我們大家不能做到呢?當然是能夠的。　　中國語言的規律並不難學。帝國主義國家的某些所謂學者和中國的買辦，在過去幾十年來一貫地污衊中國語言「沒有規律」「不科學」，事實上是他們沒有學通中國語言，我們應當堅決地反對這種污衊。我們應當堅決地學好祖國的語言，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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