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獨特性﹑文化政治與美國人的中國觀

《鳳凰週刊》副主編 瑪雅

說起世界上其他國家﹐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美國。美國夢﹑美國精神﹑美國價值觀﹑美國模式……是我們很多人熟悉的字眼。而美國對內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對外窮兵黷武﹑實行霸權﹔對中國今天巧言令色﹐聲稱「戰略夥伴」﹐明天又揮舞拳頭﹐大叫「中國威脅」﹐又讓我們看到它的多面性。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美國﹐一個「美麗的」帝國主義國家﹖我以為﹐認識美國﹐首先要瞭解美國的獨特性（the uniqu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政治。

美國人的基本價值觀

美國不同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是一個具有種族多樣性（ethnic diversity）的移民國家。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所有的美國人都來自世界其他國家 — 歐洲國家﹑非洲國家﹑亞洲國家﹑拉美國家。這麼多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信仰什麼﹖有什麼樣的主流價值觀﹖什麼樣的行為方式﹖什麼原因造成了他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答案就在美國的獨特性。

美國的種族多樣性是從17世紀開始逐漸形成的。從17世紀到1776年宣佈獨立﹐美國的移民主要來自歐洲北方﹐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英格蘭的殖民者。這些英國殖民者有什麼基本特徵﹖他們是一群WASP —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於是﹐WASP的傳統和價值觀就成了統治新大陸的主流文化。

1815年﹐美國人口840萬。一百年後﹐移民人數達到3500萬﹐其中大多數來自中歐﹑東歐和南歐﹐另有四萬中國人和三萬日本人。新移民的到來形成了多元文化﹐但是大多數人都逐漸被美國的主流文化所同化。有一條紐帶把不同種族和膚色的人聯繫在一起﹐這就是身為一個美國人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of being an American）。那麼﹐是什麼使美國人產生這種國家認同﹐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從而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就是美國人特有的價值觀。

美國從一開始就有一個誘人的稱呼﹐land of opportunity（充滿機會的土地）。這個稱呼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到美國。到了美國後﹐大多數人確實得到了在自己的國家不曾得到的發展機會﹐過上了好日子。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形成了六個基本價值觀念﹐其中的三個也是吸引人們來美國尋夢的原因﹕第一﹐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第二﹐機會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第三﹐物質財富（material wealth）。而要得到個人自由﹑公平的機會和財富﹐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競爭（competition）和努力工作（hard work）。

這相互關聯的三對理念﹐就是美國人的基本價值觀。

第一對價值觀念﹕個人自由和自我依靠

早期的歐洲移民來到美國﹐是為了擺脫歐洲皇室﹑政府和教會的控制﹐逃離一個貴族特權的等級社會﹐以獲得個人自由。於是在1776年﹐來自英國的殖民者們宣佈從英國獨立﹐推翻英國皇室統治﹐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並將國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美國的立國者認為﹐政府是自由的天敵。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是必要的罪惡﹐在最壞的情況下則令人不能容忍。於是﹐他們在1789年制定美國憲法時就規定﹐總統和國會由民選產生﹐採用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他們認為﹐必須實行分權制衡﹐否則﹐三權中的任何一個權力過大﹐都會危及個人自由。由此而言﹐美國憲法的制定﹐目的是為了限制政府不幹壞事﹐而不是促進政府幹好事。憲法還規定﹐實行政教分離﹐不設立國家教會﹐並且禁止貴族頭銜﹐以防止出現貴族統治的等級社會。

這樣一個政府和教會的權力受到限制﹑沒有貴族統治的社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它所強調的是「個人」（individual）。所以﹐美國從誕生之日起就和「個人自由」的概念聯繫在一起。個人自由成為美國人最基本的價值觀﹐也是最神聖的字眼。美國因此也被稱為「自由的土地」（land of freedom）。

對於美國人來說﹐自由意味著每個人憑著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受政府﹑教會﹑統治階級及其他任何權力機構的干預。而一個人想要得到自由﹐他必須付出代價﹐那就是自我依靠。「Individuals must learn to rely on themselves or risk losing freedom（人必須學會依靠自己否則有失去自由的危險）」。18世紀30年代﹐法國學者﹑比較歷史社會學之父托克維爾這樣描述美國人的自立精神﹕「他們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他們不期待從任何人那裡得到任何東西﹐他們養成了一種習慣﹐總是視自己獨自一人站在那裡﹐他們習慣於這樣想﹕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對價值觀念﹕機會均等和參與競爭

當一個人有了自由﹐他就有了比較大的獲得成功的機會。尤其在一個沒有等級的社會﹐出身卑微的人不會因為家庭背景而阻礙他向上流動﹐獲得比較高的社會地位。二百多年來﹐數以百萬計移民的成功﹐使美國人對機會均等的理念深信不疑。

但是對美國人來說﹐機會均等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或者應該平等﹐而是說﹐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一個平等的機會去爭取成功。美國人把人生看做一場競賽﹐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機會參與競賽﹐參與競賽並且獲得成功是每一個美國人的職責（duty）。這種競爭的壓力伴隨美國人的一生﹐從孩童時代到年老退休。通過競爭取得成功的人是贏家（winner）﹐反之是輸家（loser）。這種競爭是激烈的﹐也是殘酷的﹐到1924年美國移民法限定﹐每年新移民人數為15萬人時﹐之前的3500萬移民中﹐超過30％的人沒有實現他們的夢想﹐告別了美國﹐返回自己的家鄉。

美國人的自強不息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我在美國有個忘年交﹐一位70歲的孤老太太﹐我們租同一個房東的房子。老太太教外國人英文﹐年收入兩萬多美元。經濟的拮据和生活上的無依無靠迫使她整日拚命工作。她說自己還能再活30年﹐現在拚命工作﹐是想趁著還能幹得動﹐把養老的錢攢出來。有一次﹐她被汽車撞傷了﹐行動很困難﹐需要有人幫助。但是她拒不求人﹐有事盡可能自己做。她是怕一旦躺下﹐靠慣了別人﹐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站起來了。她試著自己走動﹐兩隻手撐著一個助行器（四腿的拐杖）﹐一步一步往前挪﹐卻樓上樓下哪都去。為了方便做事﹐她把自己「裝備」起來﹕脖子上掛著一個白布口袋﹐身上左肩右斜挎一根專門用來夠東西的reacher（夠物杖）。夠物杖的前端是鉤子形﹐她把要用的東西一件一件鉤過來﹐裝進胸前的口袋裡﹐然後一併帶回房間。她的樣子十分搞笑﹐活像落難的唐?吉訶德。但是她的不言輸堪稱「經典」﹐是美國人獨立精神最逼真的寫照。

美國大人如此﹐孩子也一樣。我在美國不止一次聽到這句話﹕「That』s ok﹐baby﹐get up﹐you can do it（沒關係﹐寶寶﹐站起來﹐你能行）。」這是當小孩摔倒時﹐母親對他的要求和鼓勵。在美國﹐公共場所很少聽到孩子哭。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跌倒在地﹐母親並不上前將他抱起﹐而是在他咧嘴啼哭的那一瞬﹐用「you can do it」這句話鼓勵他。聽到媽媽的話﹐小傢伙的哭聲戛然而止﹐兩隻小手撐地﹐撅著屁股爬起來﹐破涕為笑。

美國孩子不愛哭﹐也不哭鬧著要東西﹐想必是哭鬧無濟於事。有一次在曼哈頓的一家商店﹐我看見一位衣冠高雅的黑人婦女帶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女孩看上一件外衣﹐興奮地說﹕「Mummy﹐that jacket is beautiful﹐don』t you see it（媽媽﹐那件衣服好漂亮﹐你沒看到嗎）﹖」母親會心一笑說﹕「Yes﹐it is. Let』s go（對﹐是的。我們走吧）。」女孩回頭再看一眼她的所愛﹐平靜地隨母親離去﹐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顯然﹐那位母親拒絕孩子並非是因為錢。事實上﹐美國孩子在生日﹑聖誕節等日子能夠得到很多禮物。那位母親之所以拒絕孩子﹐似乎是在傳遞一個信息﹕這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唾手可得。

無時無處﹐美國人不在向孩子傳授他們的成功法寶﹕獨立自主的美國精神。美國人強調自立自強﹐因為他們崇尚自由自我。他們深深懂得﹐自由是需要代價的﹐那就是自立。一個人只有自立﹐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如果過多地依靠家庭﹑政府和社會﹐就會失去自由﹐並且失去同齡人的尊重。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一個人即使不能真正做到自我依靠﹐也必須給人以自立的印象﹐以求融入主流社會﹐顯示出力量和尊嚴。

美國孩子從小學著自食其力﹐通過幫父母做家務或是外出打工掙零花錢。社區裡﹐經常有小學生挎著籃子﹐挨家挨戶推銷巧克力﹑餅乾一類小食品﹔還有一些在自家門口擺個小攤﹐弄些白水﹑飲料﹑冰塊兒﹐賣給過往的行人喝。稍大些的孩子很多在快餐店打工﹔娛樂表演和體育賽事上﹐總有些十幾歲的孩子在看臺上奔波﹐賣冰棍﹑飲料﹑熱狗等。很多中學生上門給人家的院子割草﹐有些個頭還沒有割草機高﹔還有的成群結幫在路邊給人擦洗汽車﹐女孩子舉著牌子招攬生意﹐男孩兒赤膊上陣幹力氣活……

第三對價值觀念﹕物質財富和努力工作

美國地大物博﹐自然資源十分豐富﹐是一片富庶的土地（land of plenty）。世界各國的人們來到美國﹐為了實現美國夢。所謂「美國夢」﹐是說一個人在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美國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並駕齊驅的社會﹐充滿自由﹐充滿機會﹐充滿財富。在美國﹐一個人苦幹幾年﹐小有積蓄﹐開個小作坊﹐第一年僱一個工﹐第二年僱五個工﹐三年五載就成了一個小工廠﹐十年可能就是一個大企業。從打工仔到資本家﹐從赤貧到鉅富﹐從無名小人物到成功大人物﹐這就是美國夢﹐一個可望而可及的夢。2003年阿諾?施瓦辛格當選加州州長發表獲勝感言時就說﹕「Can you believe that﹖Only in America（你能相信嗎﹖只有在美國）。我一無所有來到這裡﹐加利福尼亞給了我一切。而今天﹐加利福尼亞給了我最大的禮物﹐你們投我票﹐給了我你們的信任。」

由於美國不是一個貴族特權的等級社會﹐對物質財富的擁有就成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和社會地位高下的標準。物質財富因此成了美國人一個基本的價值觀。而得到物質財富的條件是﹐一個人必須努力工作。

以上六個價值觀念深刻影響了美國人的生活﹐深入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宗教﹑經濟﹑工作﹑娛樂﹑政治﹑教育﹑家庭﹐等等。下一節中﹐我重點談談美國的宗教﹐因為﹕第一﹐美國人的宗教信仰和他們的價值觀密不可分﹔第二﹐美國人的宗教信仰和他們的國家認同密不可分。

美國的愛國主義與民族宗教

1908年﹐一位名叫Israel Zangwill的美國人在劇中寫道﹕美國是上帝的熔爐﹐一個大熔爐﹐上帝造就美國人（America is God』s crucible﹐the great melting pot﹐God is making the American）﹗

美國是西方世界入教人口比例最高﹑教徒做禮拜最勤的國家﹐有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兩個主要基督教派。天主教視教皇和神父為教徒的精神之父﹐代表上帝指點迷津。新教秉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獨自直面上帝。兩大教派中﹐新教佔有絕對優勢﹐奧巴馬之前的43位美國總統﹐除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外﹐其餘全都是WASP。自1776年建國﹐WASP就支配著美國的政治權力。美國權勢集團﹑主流社會以及主流社會核心價值觀﹐都是由WASP主導。奧巴馬當選總統打破了WASP樊籬﹐但他也是一名新教徒。

新教在美國大行其道﹐因為它是美國價值觀念 — 自我依靠和物質財富 — 賴以形成的強大精神力量。新教的一個最重要理念是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物質上的成功又是美國人廣為推崇的自我完善的形式。20世紀初﹐美國新教教長拉塞爾?康威爾呼籲人們﹕「你們應該致富……這是你們的天職。」康威爾認為﹐任何人在美國都有機會變貧窮為富有﹐只要他抓住這個機會。

美國人的宗教信仰與他們的國家認同也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很多教堂裡都有一個稀奇的景觀﹕牧師傳教的講檯旁插著一面國旗。我一開始十分納悶這是為什麼﹐後來發現﹐愛國主義在美國近乎於宗教。

早年的美國殖民者來自歐洲﹐那裡的國家教會是統治者意識形態的支柱。「叛逆」的新教徒們為了擺脫舊宗教的束縛來到新大陸﹐他們實行政教分離﹐杜絕建立國家教會。然而﹐在不斷的發展中﹐美國人卻把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相結合﹐創立了所謂的「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這種民族宗教成為美國價值觀的支柱﹐充當早年歐洲國家教會的角色。

大大小小的儀式和聚會﹐特別是體育盛會﹐是美國民族宗教的載體。比如在一場球賽開始前﹐全場數以萬計的觀眾起身站立﹐聆聽神職人員祈禱﹐然後齊聲高唱國歌。國歌以及其他愛國歌曲﹐是美國民族宗教的另一重要載體。《上帝祝福美利堅》﹑《美麗的美國》等歌曲膾炙人口﹐在各種儀式﹑慶典﹑公眾聚會﹐甚至新教徒的禮拜上廣為唱頌。這些歌曲有著一個共同的表達﹕美國及其價值觀為上帝所祝福。

美國是一個重儀式﹑多儀式的國家﹐有人用「沒有儀式就沒有美國」來形容其儀式之多。美國一年有十個聯邦法定節日﹐每逢這些節日﹐美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會舉行各種儀式和慶典。這些節日有的是宗教性的﹐有的是政治性的﹐大多與美國建立和發展的歷史有關。比如總統日（也稱華盛頓誕辰紀念日）被定為2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是因為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生於1732年2月22日﹐另一位偉大總統林肯生於1809年2月12日。美國人紀念華盛頓誕辰﹐以期牢記贏得國家獨立的美國革命﹔紀念林肯誕辰﹐為了不忘維護國家統一的南北戰爭。

在日常生活中﹐美國人的儀式也很多﹐最經典的莫過於中小學生的效忠宣誓。大多數公立學校以及諸多私立學校﹐學生從小學到高中﹐每天作為一天的開始﹐都要向國旗致敬﹐並宣讀《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甚至在學前班﹐四五歲的小童也像大人一樣﹐站在課桌旁﹐將右手放在胸口﹐由小班長領著背誦效忠誓詞﹕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上帝之下的國家﹐統一而不可分割﹐自由和正義屬於所有人（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不誇張的說﹐美國人上至總統﹐下至草民﹐全都是背誦效忠誓詞長大的。效忠誓詞伴隨著美國人成長的腳步﹐成為他們終生不忘的堅定信條。

雖然號稱世俗化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美國的儀式經常與宗教有關﹐就連政治儀式也不乏宗教色彩。四年一次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當新任總統面對大法官宣誓時﹐一定要將手放在《聖經》上。而在總統的就職演說以及後來的每一次重要公開講話中﹐如果不說「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國）﹐那對於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天理不容。

有人說﹐正是因為重儀式﹑多儀式﹐美國人才培養了美利堅民族特有的精神傳統﹐即美國精神（American spirit）。從平時到節日﹑從民間到官方的各種儀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斷喚起美國人的歷史記憶﹐在精神上將他們凝聚在一起﹐是強化美國社會內部認同和統一的粘合劑。

2009年夏天﹐我在北京見到一位在美國執教多年的政治學教授﹐他談起自己兩個孩子從小到大效忠宣誓的經歷﹐很是感慨。他說﹕「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根本就不是自發的﹐絕對是灌輸的。」這位教授這樣評價美國人的愛國主義﹕

美國人愛國﹐愛得深﹐愛得切﹐愛得痴。國旗遍地插﹐國歌到處唱﹐從小學到中學﹐類似中國文革時期「早請示」的「孝忠辭令」（Pledge of Allegiance）﹐天天雷打不動。各種形式﹑程度不同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對不具有深厚傳統文化的美國來說﹐實際上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粘合劑。

在這位教授看來﹐由於缺乏血脈傳承﹑歷史積澱和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美國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政治國家﹐而且是一個極其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國家。美國人之所以「天天雷打不動」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娃娃抓起﹐是因為他們必須用「灌輸型愛國主義」把人心聚合在一起﹐否則美利堅民族國將不國。「法國如果散了﹐法國人還是法國人﹔美國要是散了﹐美國人就不是美國人了」。

這種說法並非一家之言﹐不少美國人對美國日益增強的文化多元性感到很擔心。現在有人說﹐美國不是大熔爐了﹐而是沙拉碗（salad bowl）﹐裡面各個不同的族裔誰和誰都是不一樣的。他們尤其擔心學校裡的文化多元﹐認為這麼多不同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體系在學校裡互相爭鳴﹐這讓美國很難保持「美國性」。我最近聽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朋友說﹐她女兒所在的中學是新澤西州最好的公立學校之一。那所學校的學生70％是亞裔﹐20％來自東歐﹐只有10％是美國人。這讓人想到﹐在這個學校﹐是美國人的價值觀佔主流﹐還是亞洲人的價值觀佔主流﹖

說到「灌輸型愛國主義」﹐美國軍人出操喊口號堪稱一絕﹐是十分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們怎麼喊呢﹖1~2~3~4﹐我~愛~美~國。英文就是﹐one-two-three-four﹐I love America。軍官的在前面喊﹐士兵在後面隨。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這個場面的時候非常驚訝﹐瞳孔放大了幾倍。

而另一方面﹐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又是潛移默化﹑水銀泄地的。我留學時在一戶美國人家住了五年﹐我們房子的房檐下掛著一面星條旗。那面國旗是房東80歲老媽送給房東的禮物。她要兒子把那面國旗高懸在家門口﹐日夜臨風﹐終年不落。

美國人喜歡掛國旗﹐國會山上﹑住家門口﹑商店前﹑校園裡﹐那面紅﹑白﹑藍三色相間的星條旗隨處可見。有些歐洲人為此嘲笑美國人幼稚膚淺﹐說他們表達民族精神的方式太直白﹐是缺乏深厚文化底蘊的表現。其實﹐美國人掛國旗的意義遠不止是民族性的體現﹐那是一種無聲的﹐也是無所不在的愛國主義教育。雖然沒有口舌生煙的說教和灌輸﹐美國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其實比誰的都到位。那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滲透﹑一種寓教於樂的感染。他們的「革命」傳統教育是以音樂來感召﹐以卡通故事來啟迪﹐以好萊塢大片來煽情。

我看過這樣一部卡通片﹕一隻小豬趴在草地上看一本美國歷史書﹐讀書的乏味令小豬瞌睡難挨﹐他把書丟在一旁酣睡起來。睡夢中﹐一位身著獨立戰爭軍服的白鬍子老人來到他的面前﹐向他講述當年開國先驅為獨立和自由而戰的故事﹕「小豬啊﹐我們美國的歷史是這樣開始的……」小豬從夢中醒來﹐老人的話音猶在耳畔﹐舉目四望﹐一面鮮豔的星條旗在陽光下迎風高揚。小豬面對國旗肅然起敬﹐深情而莊嚴地向那面象徵著美國成長和壯大的星條旗敬禮致意（美國國旗上的13道紅﹑白橫條代表建國初期的13個州﹐50顆星代表現在的50個州）。

在亞特蘭大石頭山公園﹐每年從晚春到早秋都有激光表演。表演從閃爍迷離﹑變幻萬千的激光造型開始﹐伴隨著震耳欲聾的音樂﹐給人以現代科技和藝術的震撼。接著﹐激光畫面由抽象的線條轉而表現亞特蘭大和喬治亞的人文歷史﹐從可口可樂到藍爵士樂﹐從世界名著《飄》到勇敢者棒球隊﹐以光電和音響來展現這片土地的輝煌和榮耀。表演接近尾聲時﹐一曲《上帝祝福美利堅》使全場觀眾的情緒白熱化。人們群情激昂﹐放聲高唱﹐在無比的幸福和亢奮中感受身為美國人的榮幸和自豪。

國內知名媒體人熊蕾女士在〈不戰而屈人之兵〉[1] 中介紹﹐美國國防部和好萊塢在長達一百年的合作中﹐製作了七百部電影﹐包括《巴頓將軍》﹑《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這些影片樹立了一個又一個生動﹑正面的美國軍人形象﹐無不張揚著一種頗具個性的英雄主義﹐而且似乎滿足了不同時代美國官方的需要。比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好萊塢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戰為背景的銀幕上的美軍英雄﹐《第一滴血》﹑《蘭博》﹑《野戰排》。這些影片﹐不僅能鼓舞美軍的士氣﹐也使美國公眾從越南戰敗後的低迷狀態中走出來﹐重新振奮起精神。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美國在世界上一強獨大﹑呼風喚雨。而這時好萊塢又推出了《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揚美國軍人人道主義形象的影片。這些影片很少政治說教﹐藝術感染力極強﹐對「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不言而喻。

我有一次聽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說﹐他有個朋友的爸爸據說是《英雄兒女》中一位志願軍的原型。這位朋友帶著他兒子去了美國。剛到美國的時候﹐他兒子看電視﹐看到中國軍隊打勝了就鼓掌。在美國受教育一年以後﹐有一次看《英雄兒女》﹐他爺爺那代人的故事﹐看到美國兵把中國兵打倒了﹐他鼓掌。

可見﹐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沒有口號﹐卻潤物細無聲。據說在朝鮮戰爭50週年的時候﹐美國開展了三年的紀念活動。國會授權由國防部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一直深入到中小學。他們有一本雜誌叫《鵝卵石》﹐是給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看的﹐就做了一期朝鮮戰爭的專輯。

不管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灌輸的﹐還是潛移默化的﹐都說明﹐美國是一個極其意識形態化的國家。西方有學者指出﹐「美國在20世紀下半葉的大國中﹐是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國家」。美國的民族主義「具有一個強大意識形態教條的所有特質﹕使命意識﹑歷史必然性和佈道狂熱」。

民族宗教的雙面效應

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結果是正負兩方面的。一方面﹐民族宗教強化了美國人的國家認同﹐並且賦予他們堅定的民族自信心。民族宗教之所以被廣泛推崇﹐是因為它表達了一個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美利堅民族被上帝關愛和佑護。

最早投奔新大陸的歐洲新教徒相信﹐他們來到美國是為了實施上帝的計劃。這種信念給了他們智慧和力量﹐使他們獲得成功。今天的美國人仍然需要這種信念﹕他們的國家將繼續被上帝所佑護﹐從而繼續獲得成功。「America﹐become No.1﹐keep No.1（美國﹐爭第一﹐保第一）」﹐這是杜魯門在二戰後的一句名言。「爭第一﹐保第一」是美國精神之魂﹐民族宗教正是通過頌揚美國往昔的輝煌和榮耀﹐來滿足今天人們的心理訴求﹐是美國人在急劇發展的世界變局中保持民族自信的重要方式。

但是另一方面﹐民族宗教不可避免地具有負面效應。當走向極端時﹐它形成一種氛圍﹐使得違背社會主流思潮的觀點和行為不被容忍和接受﹐因而損害公民的思想言論自由。比如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將反對越戰的人視為「非美國」（un-American）﹐指責他們不愛國甚至對祖國不忠。「9?11」後﹐「非美國」的字眼再度出現﹐反對攻打阿富汗的人﹐包括一些國會議員﹐也被冠以這一「罪名」。「America﹐love it or leave it（美國﹐熱愛它或離開它）」是這種極端愛國主義的突出表達。

民族宗教的另一個負面效應是﹐它使得很多美國人忘乎所以﹐狂妄地認為美國是世界的風範﹐甚至世界本身。有一次﹐我問一位美國老友﹐為什麼美國人把自己的棒球決賽稱作世界系列（World Series）﹖她口氣譏諷地說﹐「Because Americans think America is the world（因為美國人認為美國就是世界）」。

這種狂妄自大﹐加之傳教士心態（missionary complex）— 希望別國接受美國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 — 在小布希時期更加膨脹﹐使美國在思想與外交政策層面越來越具有十字軍東征式的聖戰特徵。前面提到的那位政治學教授這樣評價美國﹕

對絕大多數美國境外的人來說﹐美國夢美好的一面恐怕永遠是夢而非現實。人們所直接感受的現實的美國﹐往往是美國的強權外交﹑大棒政策﹑窮兵黷武﹑獨來獨往。諸如此類的損人有時也不利己的行為﹐往往令人震驚﹑失望或恐懼。「美帝國主義」對美國來說﹐可能是一頂不大不小的帽子。

愛聽好話﹐諱疾忌醫﹐恐怕是世界所有民族的通性。但像美國這樣自我感覺良好﹑永遠正確的國家﹐也許絕無僅有。作為上帝的「選民」﹐美國人對世間的一切事務有某種近乎宗教的「使命感」﹐的確是有別於他人的獨到之處。

美國人的這種使命感﹑愛國心和民族性﹐在國難當頭之時表現得尤為強烈。當一起國際爭端發生﹐危及到美國利益時﹐絕大多數美國民眾便同仇敵愾團結在總統的旗幟下（rally around flag）。那種氣勢﹐讓我想起「文革」時期「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狂熱場面。此時﹐總統的聲望驟然提高﹐這一點從美國民眾對1991年海灣戰爭96％的支持率可見一斑。後來的阿富汗戰爭支持率94％﹑伊拉克戰爭70％。2010年8月﹐福克斯新聞網就「美國打擊伊朗是否合理」進行民調﹐調查結果顯示﹐9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必須付諸一切努力保護自己以及盟國免受伊朗攻擊﹐所以支持美國開啟第三戰場﹐即伊朗戰爭。

為什麼美國人對發動侵略戰爭如此同仇敵愾﹖難道他們不知道﹐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毫無自由民主可言﹐是名符其實的霸權主義﹖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受到了威脅。

什麼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呢﹖就是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說的三大利益﹕國家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美國價值觀的傳播。其中第一位是國家安全﹐第二位是經濟利益﹐這兩個是眼前的現實利益﹐價值觀傳播則是崇高理想﹐長遠追求。

美國的對外政策就是圍繞這三大利益展開的﹐當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與價值追求發生衝突時﹐美國人便置後者於不顧。有人開玩笑說﹐世界上有兩種民主﹐一種是美國人喜歡的﹐一種是美國人不喜歡的﹔世界上有兩種獨裁政權﹐一種是美國人喜歡的﹐一種是美國人不喜歡的。所以﹐不是他國政權性質的問題﹐而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問題。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政權﹐美國會想辦法把它推翻﹔符合美國利益的獨裁政權﹐美國會想辦法支持。縱觀歷史﹐有三個地方的政權美國是一定要插手的。第一是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大量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事件都發生在這裡。羅斯福當年就曾這樣評說中美洲那些獨裁者﹐「I know they are son of bitch﹐but they are our son of bitch（我知道他們是些婊子養的﹐可他們是我們的婊子養的）」。第二是戰略爭奪的重點地區﹐和潛在的敵手包括俄羅斯﹑中國爭奪﹐比如2003年針對喬治亞。喬治亞是很小的國家﹐但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喬治亞玫瑰革命成功後﹐被美國及西方樹為獨聯體國家的「民主樣板」﹐玫瑰革命成為後來的「顏色革命」的第一波。第三是有石油的地方。美國這幾年針對的國家﹐伊拉克﹑委內瑞拉﹑喬治亞等﹐都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從2002年開始﹐美國就想搞掉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查韋斯是民選的總統。伊拉克有石油﹐而且在中東舉足輕重﹐薩達姆和美國作對﹐美國當然要幹掉他。

有一件事從中可見美國的「見利忘義」。美國打伊拉克﹐法國不同意。美國與法國原本是民主世界的盟友﹐美國獨立戰爭中還有法國人流的血﹐但是一旦發生這種分歧﹐有些美國人就表現出瘋狂的反法情緒 — 把法國酒潑到下水道裡﹐甚至將French fries（法式炸薯條）改稱freedom fries（自由炸薯條）。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民主代言人的美國國會﹐也加入了這種鬧劇。國會餐廳的菜牌上﹐法式炸薯條也被易名為自由炸薯條﹐「堂而皇之」地成了「自由的象徵」。有美國人開玩笑說﹐乾脆「法式接吻」也改成「自由接吻」得了﹗甚至在競選中說某人長得像法國人﹐居然也成為攻擊﹑中傷對手的武器。這些都是極端意識形態化造成的醜惡現象。

美國人的中國觀

來自這樣一個極其意識形態化的國家﹐美國人如何看中國﹖

最初的印象是﹐「中國人無法與我們同化」。19世紀中葉﹐當美國商人和傳教士漂洋過海﹐從新英格蘭乘船來到中國﹐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陌生而奇異的世界。如此多的文化異象﹕男人的長辮子﹑女人的小腳﹐人人留著長指甲﹐抽大煙﹐以及其他前現代社會的﹐尤其是官家的裝飾物……「這個新鮮﹑奇特的社會喚起我們同樣多的好奇與貪婪﹐乃至最終的同情。」一百多年後﹐美國最權威的中國近代史學家費正清寫道。

費正清觀察到﹐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自相矛盾的﹕初到中國時﹐因為本國獨立戰爭的歷史﹐美國人一方面痛斥英國人侵華的罪惡﹐但另一方面卻採取「利益均沾」政策﹐分享其他列強的一切特權和機會。在政治上﹐美國人堅決反對殖民主義。但是﹐通過要求最惠國待遇﹐美國人迅速享受到所有半殖民社會的治外法權。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就連像偷渡客這種最沒地位的美國人﹐一旦在上海登陸﹐也被給予上等人的地位﹐同中國紳士一樣﹐凌駕於老百姓之上﹐不受地方警察的管治。

「這些平凡普通的美國人﹐」費正清描述﹐「起初為乘坐人力車而感到不自在﹐很快便習慣了這種優越待遇﹐發現東方生活以及它廉價的人工服務是如此享受。甚至連最講平等的美國傳教士﹐也不得不去適應等級分明的中國社會現實」。這種反差﹐導致美國人言論和行動的矛盾。美國人並不否認中國人享有民族自決權和個人自由﹐但從未採取行動使這些理念變為現實。對美國人來說﹐他們推崇的價值理念植根於美國文化﹐而他們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的等級社會﹐以及世界等級體系中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差距。這種矛盾的結果是政策的錯亂﹐美國出於道義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徑﹐拒絕承認滿洲國﹐但同時卻向日本出售武器。

美國人話語和行動之間的溝壑﹐反映出中美之間難以逾越的文化差異。這種文化差異﹐使得那些主張改革的美國人對中國產生了幻滅印象。在中國﹐農家出身的美國傳教士發現﹐19世紀的中國在衰敗﹐陷入貧窮﹑污穢﹑疾病﹑腐敗﹑賊贓和混亂﹐而中國人不願意做任何事情去改變這種現狀。尤其令他們不解的是﹐他們基督式的忍耐和寬容屢屢遭到中國貴族的抵制和民眾的冷漠。而在美國﹐中國人抽大煙﹑賣淫﹑裹小腳的照片隨處可見﹐中國勞工在反華風潮中被屠殺。1882年﹐美國制定了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對一個種族實行排外的法案《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當時在美國的華人不過十萬餘﹐他們勤勞﹑善良﹑堅忍﹑智慧。華人受到排斥有政治﹑勞工等幾方面的原因﹐其中最為不可思議的是文化原因﹐是他們不同於白人社會的特徵和習俗。1876年舊金山市政府發言人在國會聽證時這樣評價中國人﹐「他們永遠不能與我們同化。他們是一群永遠不變的外國人﹐永遠不可能成為我們的同類」。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他們是不信神的共黨」。剛到美國時我聽人說﹐美國基督徒教育他們的後代﹐要以博大的胸襟關愛世人﹐但是不要幫助Communists（共產者）。我不理解﹐問學校一位歷史教授﹐為什麼很多美國人如此敵視中國﹖「你聽說過godless Communists（不信神的共黨）這句話嗎﹖」他說﹐從兜裡掏出幾枚硬幣。「你再看看這些。」硬幣上鑄刻著「In God We Trust（我們信仰上帝）」。美元所有的硬幣和紙幣上都有這句話﹐據說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現在你明白了吧﹖」教授說。

1949年以來的大多數時期﹐美國民意對中國充滿敵意。民調顯示﹐1954年﹐只有7％的美國人支持中國的聯合國席位﹐而到1970年只有51％。1967年﹐當被問到中國和蘇聯哪一個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威脅﹐超過70％的美國人認為是中國。1971年﹐認為最大威脅是中國的仍有50％﹐認為是蘇聯的30％。

這種負面立場是美國現實主義傳統和歷史事件的結果。美國資深傳媒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歷史地看﹐美國人的中國觀為意識形態所驅使。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romance and demonization）。中國人是我們的摯友以及可能的道友和客戶﹗不﹐他們是不信神的共黨（The Chinese are our soulmates-and potential converts and customers﹗No﹐they are godless Communists）﹗」概括地說﹐美國人負面的中國觀基於三個主要原因﹕對共產主義世界的敵視﹑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和對臺灣的支持。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國務卿迪恩?艾奇遜在分析中蘇關係後推論﹐中國和蘇聯儘管意識形態相同﹐最終必將分道揚鑣。美國只有放棄蔣介石﹐承認中共政權﹐才能有效利用中蘇矛盾﹐對蘇聯加以遏制。杜魯門政府明確表示﹐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將不再支持蔣介石。然而﹐就在此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警覺地意識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鮮一旦勝利﹐將導致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在亞洲的力量對比傾向蘇聯。美國如不採取軍事行動﹐必將助長蘇聯進一步擴張的野心。美國隨即調整了遏制政策﹐將遏制蘇聯的目標擴大為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

1972年春天﹐地緣政治將意識形態「邊緣化」﹐改寫了中美關係的歷史。為了制衡蘇聯﹐同時緩解越戰的壓力﹐尼克松政府對北京實行「緩和」政策。接下來的20年﹐中美關係得到相對積極的發展﹐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熱情逐漸昇溫。民調顯示﹐到1980年代﹐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超過了對蘇聯。1989年的政治風波再次改寫了中美關係史﹐中國的人權問題成為美國第一熱點話題。從此﹐人權問題長期的﹐如果不是永遠的﹐提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日程。

美國人敵視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臺灣。直到1971年﹐美國不承認北京政府﹐堅決反對中國大陸取代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到1979年建交之前﹐大多數美國民眾堅持﹐美國應該同臺灣保持外交關係﹐超過六成的人支持臺灣獨立政策。在戰略利益的驅使下﹐美國始終在以出售武器的方式向臺灣表示某種承諾。從老布希政府開始﹐不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美國的對臺軍售不斷昇級。臺灣是美國在東亞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對此﹐美國的戰略家們心照不宣。

近年來﹐「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再度興起。2005年4月一項民調顯示﹐31％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很快會支配世界」。美國國際問題專家戴維?蘭普頓認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已經從「虛弱中國範式」變為「強大中國範式」。前者視中國為虛弱的發展中國家﹐後者視中國為正在崛起的大國。

未來﹐美國人會如何看待中國﹖如果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不變﹐卻一步步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怎麼看﹖怎麼做﹖如果中國的體制改變﹐美國人的看法和做法會如何變化﹖如果中國獲取世界自然資源越來越多﹐中美之間會不會發生衝突﹖這種衝突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否相關﹖

一種回答是﹕只要中國仍然是共產黨領導的非西方化民主制國家﹐美國人就會尤為感到不安。「一個強大的非民主制中國將會幹什麼﹖」美國人質疑﹐將中國與「二戰」時的德國和冷戰時的蘇聯相提並論。可以做某種邏輯推斷﹕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能夠消除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疑慮。至少是在未來中國與美國或與其他西方國家發生利益爭端時﹐避免美國聯合西方各國以道義的名義排斥和制裁中國。

然而﹐這種邏輯推演似乎是一廂情願的。美國對外政策由現實主義（realism）主導﹐一個強大的中國﹐不論是否自由民主﹐美國人都會心存疑慮。在美國人乃至西方人眼裡﹐中國是個異類﹐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第二﹐中國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一個競爭者﹐那麼誰作為競爭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都要想方設法限制中國發展﹔第三是宗教意識﹐13億人的大國﹐不在基督教的脈絡裡﹔第四﹐種族﹐中國人不是WASP。

中美之間﹐過去是合作多於衝突﹐未來仍將是合作多於衝突。2009年奧巴馬上臺後﹐將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提上新階﹐表示﹕「美中關係將造就21世紀﹐從而使美中關係列入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西方媒體解讀﹐這表明21世紀的兩個超級大國越來越相互依賴 — 中國是美國國債的主要持有者﹐美國需要中國繼續為它的赤字買單﹔美國是中國廉價商品最重要的市場﹐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這個全球最大消費國。而在此前﹐美國同其西方盟友的關係遠比同中國重要得多。奧巴馬還表示﹕「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一個強大而繁榮的中國的崛起﹐將是國際社會力量的源泉。」

儘管華盛頓聲稱﹐美國對中國日益崛起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表示歡迎﹐然而﹐問題是﹐在美國人內心﹐究竟中國崛起到多大程度﹐美國能夠容忍﹖雖然中國目前在各方面都還沒有能力與美國競爭﹐美國人卻已經在擔心﹐中國的發展速度太快﹐很快將會強大得難以對付。對美國來說﹐與中國的合作﹐只能限定在幫助美國應對當前挑戰和維護它所主導的國際秩序範圍之內。一旦超限﹐中國將被視為「不負責」或「秩序破壞者」﹐美國遏制中國還會冷風勁吹。事實上﹐美國對中國崛起從未放鬆警惕。在2009年9月發佈的《2009年國家情報戰略》報告中﹐美國延續了對「中國威脅」的一貫指控﹐將中國視為伊朗﹑朝鮮和俄羅斯之外﹐可能對其構成挑戰的國家。就在奧巴馬2009年11月訪問中國的同時﹐CNN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視中國為威脅 — 7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經濟威脅﹐51％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

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主權國家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單位。每個國家不論大小﹐都要維護自己的主權獨立和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利益靠的是什麼﹖是實力（power）。所以﹐即使是在全球化時代﹐利益和實力仍然是國際政治的根本。而且在美國眼裡﹐中國是惟一可能挑戰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國家﹐如果沒有所謂「邪惡國家」與之抗衡﹐牽扯它的精力﹐美國勢必加大對中國的懲治力度。美國重新重視東亞的地緣﹐聯合日﹑韓對付中國。近期發生的美韓聯合軍演﹑中日釣魚島爭端﹑希拉里公開表示南海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國會報告大肆渲染中國導彈對美國的威脅﹐鼓噪對華全面施壓﹐都不是孤立偶然的現象﹐而是針對中國強大的地區大國地位。美國還拉著印度對付中國﹐還想拉東盟對付中國﹐這些都表明﹐美國其實是以冷戰思維對待中國的崛起﹐將遏制中國作為它在亞洲的戰略重點。

美國擔心和防範中國崛起不無原因。一方面﹐美國如此迫切地維護它一強獨大的地位﹐任何跡象﹐哪怕是微小的中國正在縮小同美國在實力上的差距﹐美國人都不情願看到。另一方面﹐中國具有極強的獨立自主性﹐美國很難指望中國真正成為它在國際領域中靠得住的支持者。由此可以推斷﹐不論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否改變﹐不論中國崛起的速度快慢﹐中美關係的未來將充滿利益博弈。正如美國學者南希?塔可也爾所言﹕「中美關係是一段多事的歷史﹐也將有一個多事的未來。」

中國不可能複製美國模式

很多人都覺得﹐美國的自由民主具有吸引力﹐我當初選擇政治學專業﹐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如火如荼的美國大選所吸引。但是另一方面﹐當對美國的民主經歷多了﹐我們發現﹐民主在他那裡長得好﹐移植到我們這兒來卻不靈﹐美國的獨特性決定了﹐美國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北京大學潘維教授說過一句挺形象也切中要害的話﹕世界上只有一個白宮﹐中國要照樣建的話﹐那一定是假的。「假白宮」就不是自由的標誌了﹐只能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誌。為什麼這麼說﹖美國講人權﹐總是批評中國的人權﹐可是我們想一想﹐它三億人情願與中國13億人分享一片藍天嗎﹖它不到5％的世界人口﹐消耗超過30％的世界資源﹐它情願讓中國20％的世界人口分享那麼多的世界資源嗎﹖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政治改革﹐「拆了克宮建白宮」﹐結果怎麼樣﹖他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蘇聯解體了﹐經濟政治陷入混亂﹐GDP下降50％﹐寡頭壟斷了資源﹐老百姓遭殃﹐最後由普京這樣的鐵腕人物以威權的手段來收拾敗局。北京有個基輔餐廳﹐烏克蘭的國家功勛演員在裡面演唱。國家功勛演員啊﹐到中國餐館來賣唱﹐多慘呀﹗我們誰願意看到有一天彭麗媛﹑宋祖英到美國餐館去賣唱﹖﹗

我們很多人對自由民主的想法太過理想化。我們應該尊重民主﹐但是不能迷信民主﹐不是把西方的大選拿過來就民主了﹐選舉民主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遭到失敗。中國應該找尋自己的民主發展道路﹐發展民主要考慮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不能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實現少數精英的所謂普世價值觀﹐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杜克大學史天健教授在美國教政治學近20年﹐足夠「西化」﹐可是他也覺得﹐簡單地把西方民主移植到中國來的想法太天真了。追求自由民主﹐一定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應該像胡適說的﹐少談點主義﹐多研究點現實問題。空談普世價值觀﹐解決不了中國目前的問題。

前不久有個雜誌採訪我﹐談到美國夢和中國夢。我的看法是﹐從個人角度來說﹐個人奮鬥﹑成功﹑實現自我價值﹐是人類共同的夢想。從大的方面來說﹐如果在一個機會均等的時代和社會﹐普通人通過努力奮鬥都能實現夢想。美國夢之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求者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是因為這個夢是可望而可及的。而如果由少數人壟斷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就會產生貴族社會。中國今天就要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防止出現貴族社會﹐不要有錢人的孩子上「貴族學校」﹐農民工的孩子入學無門。

但是也要看到﹐美國有它的獨特性﹐普通人夢想成真的機會要大得多。美國地大物博﹐不光是自由的土地﹐而且是富庶的土地。歐洲人剛到新大陸的時候﹐那片肥沃的土地真的是撒一把種子就長。肯吃苦的人拓荒種地﹐很快就能成為農場主。發展工業後﹐聰明勤勞的人開個小作坊﹐沒幾年就能做成一個大工廠。再加上美國早年發展時期對外擴張﹐積累了大量財富﹐這些都是後發國家望塵莫及的。所以說﹐中國人實現夢想沒有美國人那麼好的先決條件﹐美國獨特的發展道路決定了﹐美國模式不適用於中國今天的發展。中國人均資源非常有限﹐發展空間也受到限制。怎麼能在有限的資源和空間下﹐讓13億人有比較體面的生活﹖怎麼均富﹖執政黨提出了「和諧發展」的理念﹐決心進一步改善民生。政策的著力點轉到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富裕人民群眾﹐將追求國強民富的發展策略轉為追求民富國強的發展策略。

美國模式不適用於中國﹐也不適用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那麼中國正在找尋的出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就有積極的借鑒作用。2009年世界人口達到67億﹐2010年可能達到69億﹐如果不能解決均富的問題﹐世界遲早會崩潰。如果中國13億人能夠做到和諧發展﹐就能給世界樹立一個好的樣版。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祝東力有句話說得好﹕應該說「和諧發展」才是中國夢的本質。

為了13億人民的福祉﹐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像著名劇作家黃紀蘇《我們走在大路上》的主題曲唱的﹕

我們是姐妹兄弟

我們是一個家族

我們是一個血緣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模樣多慘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我們一起死

我們一起生

我們一起唱

我們走在大路上

什麼意思呢﹖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人民共和國不能忘了自己人民的利益﹐共和國這趟列車誰都不能給丟下。

近年來﹐一些學者在討論「中國模式」。關於中國模式﹐有還是沒有﹐好還是不好﹐大家可以討論﹐見仁見智。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黃平說的﹐過去30年間﹐中國以接近兩位數的持續增長﹐解決了三億以上人口的脫貧和近三億人的城鎮化問題﹐並且沒產生大規模的內部動亂﹐也沒發生對外部的殖民﹑侵略和戰爭﹐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過的﹐而且經濟發展至今沒有停下來的勢頭。中國毫無疑問是有自己獨特性的﹐所以應該研究我們的成功所在﹐同時發現問題所在。我們對外部世界要有一個開放的態度﹐要學習別人的長處﹐學習美國的長處﹐有海納百川的氣概。但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也應該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堅持中國本位﹐探索中國模式﹐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