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才是女人的「本事」？(《錯誤時間錯誤地點的婚姻保衛戰》)

「做一個好主婦、好母親是女人最大的本事，為什麼非要削尖了腦袋、累吐了血，跟男人爭資源、搶地盤呀？」4月20日，微博賬號@張小蟋蟀 貼出這張北京西城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的海報，兩天內轉發量破4萬。性別歧視成為上周引爆網路的最熱話題。有記者致電該民政局，工作人員回應「說多了都是淚」，並表示此文案援引的是電視劇《婚姻保衛戰》中的台詞，原本掛在民政局調解離婚家庭的輔導室，本意是「平復當事人心情」、希望警醒部分家庭瀕臨破裂的當事人「調整自己在家庭中的定位，維護家庭和美，改善夫妻關係，保護家庭完整」。沒想到引發爭議，廣告牌很快被撤下。知名女權主義者李思磐在「大家」發布文章《錯誤時間錯誤地點的婚姻保衛戰》，直指這種用「女人不能跟男人搶地盤」來平復離婚者心情的無厘頭邏輯，首先證實了某些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上的隨意性，也反映了他們對法律的無知。因為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女性在各個方面應當享受跟男性平等的權利。從憲法的原則來講，沒有什麼地方是專屬於男性的「地盤」，這是所有國家機關必須遵守的鐵律。在這一點上，西城區民政局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法盲。李思磐認為，這些婚姻調解的招數或可從心理諮詢的角度來做。但此類諮詢機構信息，可以由政府部門提供給市民，由有需要的人知情選擇，而不應該由政府部門直接提供。因為這些服務，並不符合政府機構職能的法律定位，其倫理要求與政府的角色也有衝突。而更重要的是，婚姻為什麼終結？是因為女人主張跟男性平起平坐嗎？李思磐認為恰恰相反。她引楊懿暉的分析，認為「性別歧視」是離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簡單地說，就是丈夫希望女方在結婚後能夠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包攬所有家務、而在處理家庭大事時，丈夫擁有絕對的權威，妻子沒有發言權……妻子希望丈夫能夠多賺錢養家糊口，男人是家裡的『頂樑柱』；男人應該把所有的收入一分不少的上繳給妻子保管。」因此，男主女從，男外女內，男養家女享受這些性別的陳腐觀念，以及男性必然「養家」的觀念，腐蝕了本應該建立在平等、相互諒解包容和尊重基礎上的婚姻關係。必須強調的是，被民政局拿來「保衛婚姻」的，正是這一套食古不化的傻邏輯。 因此問題的癥結在於：婚姻制度本身，有隨夫居和重視父系血親的漫長文化，後者是性別歧視產生的溫床。性別歧視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正是需要被解決的問題。正是性別歧視造就了中國婦女的經濟困境。社會學家李銀河在新浪專欄也發文點評。她依據歷史，指出中國從20世紀初開始提出婦女解放和男女平權的口號，從辦女學辦女報開始，中國的男女平等事業起步。中國婦女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是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動員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所有的女人全都從私領域走出來，進入公領域，從一個「好主婦」「好母親」變成了一個「好工人」「好農民」，有了自己獨立的收入，從而有了自己獨立於男人的社會地位。1950年代以來城市婦女生活方式的一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家庭婦女的比例從90%左右下降到10%；職業婦女的比例則從10%左右上升到了90%以上。歷史證明，幾億婦女用自己的生命和勞動表明，「女人最大的本事」不是僅僅做個好主婦、好母親，也還能做點別的，其中佼佼者甚至能成為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和億萬富翁(在全世界最富有的20位女人當中，有兩位是中國婦女)。李銀河發出質問：「怎麼，民政局這是要號召婦女退出現代社會回歸傳統社會，退出公領域回歸私領域嗎？」 圍繞這一話題的理性思考遠不止於此。從今年以來的「周國平事件」、春晚性別歧視遭抵制、國際婦女節谷歌和百度首頁doodle之爭，到這次的「民政局海報風波」，不難看出，人們對含有性別歧視的言論和做法越來越敏感。有觀察者認為，性別平等日益成為尊重個人權利與尊嚴的現代中國人認同的基本準則。

福山來華：美國政體的法治和民主問責強、國家能力弱，中國則相反

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上周，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來華參加「國家治理」相關議題的研討會，並做了演講。財新網和鳳凰網等媒體做了相關報道。 福山在之前出版的《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曾提供了一個比較簡明的現代政治秩序框架，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責。其中，國家能力在天平一端，而法治和民主問責居於另一端。 他在此次會議上重申了這一模型，並解釋所謂國家能力，是國家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於遭受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保護公民；所謂法治，從根本上是對權力的限制，包括對整個政治系統中最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的時候進行限制；而民主問責，是為了保證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顯示了統治精英階層自己的利益。 根據這一框架，福山把中國和美國歸於不同類型的國家：中國的國家能力非常強，但是在法治、民主問責方面比較弱。美國的傳統是支持規則限制行政的權力，制衡制度很多，國家能力就較弱，以至於有時連國家預算都的通過都出現問題，參眾兩院和總統也經常在稅收上無法達成共識。 福山通過歷史分析發現，在歷史上，中國是僅有的幾個通過集中的官僚體制來建設國家的例子，中國的官僚機制比歐洲國家早了1800年。但是，區別於古代的以色列或者印度教和穆斯林世界，中國沒有孕育法治的宗教土壤，也沒有很強的社會單元。他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貴族階層、社會組織或宗教教會，因而歷史上也沒有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問責制。這樣的歷史造成了中國國家能力強而法治問責弱的現實。 而歐洲的政治發展順序的特點完全相反。其法律體系在現代國家生成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美國的歷史傳統導致其法律對行政權力的限制更大。 福山提出，健全的政治發展是要在天平上的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責三者之間達成平衡。一方面，國家需要權力對社會進行治理，另一方面必須以法律和民主問責對權力進行限制。 針對中國的改革如何達到上述三者間的平衡，福山表示，根據現實狀況，他的觀點是中國應當把法治建設放在民主問責之前。首先是做到用法律治理（rule by law），然後逐漸轉換成為法治（rule of law）。但他隨後提出，兩者有時候必須是並行的，不能分割地先說法治，再說某種程度的民主問責制。 而在他看來，美國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並非其長期競爭力衰退，而是政府治理的問題：民主共和兩黨的極化導致政府和國會與美國憲法系統的互動不佳，進而導致了能力缺失和決策不力。他表示，美國此前完成了「能源革命」，目前經濟增長也勢頭良好：「美國最棒的一點就是創造力和創新能力，而這並不來自政府。」 福山是第三代日裔美國人，曾師從塞繆爾·亨廷頓。他在1989年以論文《歷史的終結？》聲名鵲起。該論文後來擴充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引發全球範圍內的關注與討論。書中推論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許就是人類社會文化演進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最終的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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