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沒有一家當代雜誌還有民國遺風

沒有一家當代雜誌還有民國遺風」——傅國涌答《傳媒青年》那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雜誌民國里的時代，民國雜誌里的思想，多是我們今天都無法企及的，那些飄散在歷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著文化和思想，飽滿著精神和氣質的風骨，令人嚮往不堪卻又難以追尋。《傳媒青年》：您最喜歡的民國報刊雜誌是哪一家，原因是什麼呢？傅國涌：如果只能說一家，我最欣賞的當然是1926到1949的《大公報》。在報業史上被叫做新記《大公報》。《大公報》是1902年開辦的，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以新記公司的名義接辦，在他們手裡，《大公報》成為中國新聞史上最成熟的報紙，也成為媒體行業里的巔峰，目前沒有一家報刊雜誌可以超越它的水準。根本原因在於，這家報紙創造性地提出了四個「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而在這之前的中國報刊，還沒有哪家這麼概括性地的提出報刊媒體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這四個「不」從根本上顯示了其創辦方針的獨立性。具體說來，它的精神實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官方權力的獨立，二是對大眾輿論的盲從。然而一家商業報刊創辦所講求的是銷量，大公報不以這一點為根本考慮方案，更加體現出了它的不凡。《傳媒青年》：您最推崇的民國報人是誰？傅國涌：張季鸞。因為就是他把中國報業推到了最高峰。他寫的評論迄今為止評論界無人能超越那樣的水準。其評判的準確性深刻性，以及對問題的見解獨到，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從中很難看到瑕疵，尤其是他對中國時局的深刻認識和準確表達。在他主持《大公報》的1926年到他去世的1941年，這15年的時間裡，寫了大量的評論，這些評論直接針對當時的重大政治問題，而且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對輿論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且直接影響了時局。他寫的另一種文字並不是就某一個事件進行評論，而是分析大時代里的整個民族的命運。迄今為止，仍是中國評論史上的標本，言論史上創立規範的標誌。除了評論文字以外，他在編輯組稿方面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傳媒青年》：您覺得民國氣質是一種從容不迫與靜水深流？（語出其博客）那這種氣質如何體現於民國報刊與報人的靈魂中呢？傅國涌：靜水流深，可以說是民國氣質里的一個方面。但民國報刊的氣質有他激進的一面，因為那個時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年代。有其包容性。《傳媒青年》：我是一個中文系的學生，在學校里耳濡目染聽聞的更多是：民國報人身上的氣質都帶有很強的烈性。對，就是烈性這個詞兒。這兩種腔調矛盾嗎？您怎麼看。傅國涌：民國氣質，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納了魯迅的烈性風格，也容納了胡適那種平淡、溫和的普世價值，當然同時在報刊上也呈現了像周作人風格的小品文，也有張愛玲的風韻，沈從文的格調，與蔣光慈的激烈。然而經過百年沉澱，在民國年間，從容不迫靜水深流成為那個時代人最嚮往的生活方式。 但當時，就是提倡包容，比如激進的左翼、無政府主義與溫和的自由主義可以共生。李大釗是共產主義者，而胡適提倡的卻是自由主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生活中是朋友。即便政治立場不同，在 生活上可以共事，這在當時太普遍了。民國戰亂動蕩，但另一面文化上的中西碰撞所產生的開放性、包容性，使得即便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敢於說真話的媒體到處都是，報紙雜誌像《大公報》《新民報》與《文匯報》這些著名的報刊都依託那個年代的土壤而生存。《生活》雜誌曾經一度偏左，依舊頑強地成為銷量冠軍。而在國民黨垮台前的《觀察》，最高銷量也達到十多萬份。而更大眾化的《良友》畫報，也是當時任何一家政府報刊說不能企及的。《傳媒青年》：您在您發表的文章里曾經提到過「公民語言」這個概念。摒棄奴性，不趨炎附勢，以一個真正公民的身份為民眾說話，並且說的是實話。這樣的精神氣兒在那個時代體現在報刊雜誌上的例子大概比比皆是。然而當下媒體中，無論是專業時評還是新聞報道，處處體現了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作風，真正用平實但鞭辟入裡的語言為民眾說話的不多。您覺得，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傅國涌：首先是時局的原因，使得長期處在黑暗中的知識分子，慢慢被黑暗所吞噬，同化了，連自己也發不出亮光來了。不過，其實就算在在最沒有自由的空間、年代裡，只要內心有公民的價值，內心有公民的訴求，內心有擔當，還是能用自己的那一套功能語言的，儘管打了折扣。當然今天我們通過互聯網，以及部分報紙的部分欄目，也能看到作家的公民語言，不全是用奴才式的、用傳媒語言來表達的。當然這樣的聲音弱了一點，小了一點，還是有所作為的。《傳媒青年》：人們人們常常說，相忘於江湖不如相望於江湖。那個年代我們常常看到，在同一份期刊比如《語絲》，只一期里就有著林語堂、周作人與魯迅激烈的論戰，也有俞平伯與鄭振鐸君子爭論；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顧頡剛、錢玄同的抵抗，還是政治、同仁、商業的糾纏；我們看到的是，這背後，包容著多少自由的論爭，和最後如送戰友般的結束，您能再為我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嗎？您覺得我們今天還需要這樣的論戰陣地嗎？傅國涌：民國時代，有很多的事情並沒有那麼美好。如魯迅和顧頡剛，魯迅對顧頡剛始終有鄙視挖苦。我先舉一個你說的例子，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堅持革命道路，胡適則選擇了思想與文學啟蒙。但是當陳獨秀被捕，每次都有胡適為他呼籲，為他奔走。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是不妨礙朋友之間的情感。整個民國，不但是政治文化名人之間，普通人之間也有即便政治立場不同但是惺惺相惜的例子。那個年代的互相對立，比如魯迅和周作人，都是私人因素。魯迅說：一個都不寬恕。所以他對陳西瀅、梁實秋等都是非常刻薄。而今天看來，魯迅並不是完人，並不都是對的。民國文化並不是以魯迅為中心，魯迅作為「文化旗手」佔據的平台還不如張季鸞，因此我們今天獲得的信息不對稱的，真正要理解那個時代，看看當時的報紙，有很多激進的聲音不佔據主流，而胡適、張季鸞才是真正的主流。張季鸞為當時的人說話，在新聞與言論史上的地位無人能及。《傳媒青年》：當代的媒體中，哪一家最具有民國遺風？傅國涌：一家都沒有。將來有沒有我不知道，也許會有，也許還可能超越那個時代，但就現在來看是沒有的。《傳媒青年》：請您總結一下民國雜誌的精神實質。傅國涌：民國報刊的精神實質是文人論政。這是我一直在追尋的失去的傳統。【《傳媒青年》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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