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

發布時間：2011/11/2213:07:37來源：中國文學網　　　　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學魅力　　　　在中國西部，一直存在著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學魅力。　　　　西部這片土地，作為一批批作家詩人充盈生命內部的自然品質，作為闡釋人類生存活動的飛跨形式和廣闊的寫作空間，無私地賦予靈感這個既柔順又暴力的尺度。一批批作家詩人的特殊視角，好鬥的挑戰姿態，在一種對文化身份認同造成的壓力，以及對緊張狀態的調解之後，隨著極度無意識狀態下的深入思考，經歷了一場認知能力的提升，審美經驗的積累的複雜過程，並從不同層面介入文化中心的權力話語，逐漸形成多元格局和個體性話語的書寫策略。　　　　就當代而言，多少不敢自敗於筆耕的西部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以不同的個人體悟、經驗、情懷和態度，挺進中心話語和各種話語的矛盾交織處，直面被文化體制掩蓋下的話語霸權和身份排斥，重新審視物質時代與文化表徵的互動。在文化身份認同的激烈競爭中，有些人一舉成名，成為一方文化霸主；有的盲目而溫順地滿懷世俗心態的書寫焦慮，急功近利地在文學道上苦苦掙扎；有的長年累月處在無名狀態，在求解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中，拋棄本土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質，任意放逐自我，走向價值平面的意義滑動，觀念錯位的困境，最終成為心靈流亡者，成為狂妄自大的寫作瘋子，成為喪失人格的精神侏儒。對這種嚴峻的不祥後果，人們應當姑息遷就。然而，怎樣對當代西部文學的魅力與困境，進行一次公正的審美判斷與學術闡釋，怎樣揭示西部作家詩人所體現出來的文化精神的內在變異，怎樣透視一批批作家成功背後的迷惘狀態，對於批評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　　　　用現代性的審美眼光，反觀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過去，卻不無令人驚喜之處，不同時代湧現出了不同層次的作家群。二十多年前，以楊牧、周濤、章德溢、昌耀、林染為代表的「邊塞詩」，像一陣強勁的西北風，震撼了中國大地每一個文化角落，他們懷著高昂的愛國激情，選擇了狂熱時代的抒情形象，並為這特殊時代的選擇，付出了熱情錯位和嚴重表徵危機的代價。「邊塞詩」是在地域性、民族性和國家意識的過分強調中，表露出其詩情膨脹、詩意空洞和文字遊戲的特殊意義。一個把謊言作為生存條件的時代過去後，這批善良的抒情詩人經不起現代性的挑戰，在主導話語嚴密網路的總體控制之下，集體喪失了對個體獨特性的思想更新與精神維護，最終成了被新歷史語境反諷的枯枝敗葉。但是，在「邊塞詩」疲憊尊容的背後，路遙、陳忠實、張賢亮和賈平凹這幾個典型人物的小說，在中國是最領風騷的，給讀者和社會帶來巨大的震撼，成了說不盡的議論焦點，百看不厭的文化景觀，甚至把一些作品視為頹廢的結果，沒有進行公正的審美界定。　　　　無論如何，正當中國人懷疑一切文化現象的時候，現代化已變成世界惟一的未來之路，市場競爭、目標焦慮和技術瘋狂，成了這個時代的全部文化表徵，而文學彷彿變成了荒原上的最後一棵小白楊，成了作家詩人們用來裝點道貌岸然的外表而已。在多元價值觀激烈對峙的特殊時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使道德存在了沉重的審美意味；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其宏大敘述的思想魅力，大膽表達了深切的價值關懷和人性探索；賈平凹的《廢都》使精神品質成為當代人生存需求的奢侈品，以其頹廢道德、煸情伎倆、語言浮腫和思想乾癟，暴得大名並引起廣泛爭論之後，成了一部通俗文學的經典小說；周濤以從詩歌到散文的轉達場寫作，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舉成為西部散文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然而，在同一個文化層面上，詩在最純潔的偽詩道德異彩中日益貶值，一些具有欺騙意志的西部詩人，以及那些個悟出什麼的鐵碗人物，開始以輕淺謔浪的文字遊戲，替代了昔日那種自認為崇高的價值關懷。在一種冷漠的隔世心態中，伊沙用隨意捏把的至尊意象，以本真意識和頹廢情懷，寫出了那首著名的詩《餓死詩人》——這是破天荒的文化大事件。從此，詩人成為惱怒的多餘人和麻木的局外人，詩人的詩學立場和詩藝探索，從生存焦慮向文字遊戲轉位，生命的創作激情，成了世紀末文化的一個玩世不恭的遺夢。　　　　在後現代的衝擊中，使當代西部作家詩人在產生思想震撼的同時，為了把心靈鴻溝變為生存坦途，在受施者般顫抖中開始了明顯的創作轉向，因為他們越來越清楚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喜歡或接受，反感或拒絕，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跨越國家和科學界限的文化現象，已經無可避免地引起目光銳利的西部作家詩人的思考。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西部作家詩人的創作確乎完成了三大轉向：敘述與結構的轉向（從陳忠實的《白鹿原》式的宏大敘述，到寇揮的《想像一個部落的湮滅》式的世俗關懷）；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轉向（從賈平凹的《廢都》式的時尚著述，到唐卡的《你是我的歸宿》式的姿態表演）；身份認同與創作目的轉向（從周濤式的詩歌創作向散文和小說的轉場寫作）。這種話語轉型、價值觀轉向和轉場寫作，用今日的審美眼光來看，在總體上既有積極的價值因素，又有消極的負面效果。　　　　這種轉向的積極一面，主要表現在有些人投身於這一轉型旋風中，能夠意識到各種文化哲學理論，都陷入偏激的爭執和論戰之中，各種理論群體和流派雜色紛呈，各種文化傾向在對流交叉中急速地更迭汰變。在這種非常時期，一些作家的應變能力是十分突出的，他們分別認清後現代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徵、基本意象、存在的基本問題，以及後現代在當代中國的嚴重錯位現象，引發出的一些深層思考之後，開始用知識精英的寫作方式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權威性和獨尊性，這一點應當加以鼓勵的。轉向的消極一面在於，有些人沒有轉變固有的視野，在思維方式和價值信仰上，造成了傳統與現代意義話語的分離與斷層，從而引發出前所未有的失語狀態。他們的覺醒主體性，轉眼間成為舊觀念的文化黃昏，使他們沒能完成在思維向度上的根本轉變。他們沒有意識到，後現代主義張揚的是一種文化美學精神，敢於打破傳統形而上的中心性、整體觀念性，進而倡導綜合性和無主題性的哲學美學。因此，許多西部作家詩人在現代語境中，陷入尋求一種身份等極秩序的虛妄狀態，對一切「文化侵略」現象加以置疑。　　　　問題在於，如果一個作家想要描述人類本性演變過程的話，那麼，就不能夜郎自大地把自己局限於「地理身份」這個慣性概念，因為人類的本性和文化身份的認同，還會以其它的方式出現。在一些西部作家的作品中，他們所表達得更多的是社會的和諧性、人性的對稱性和主觀的道德衝突，而不是哲學意義上人的本質問題。他們追求道德上的永恆不變的終極真理，不貶斥歷史的荒誕，複雜的人性，偶然的獨斷因素，或把道德看作反映現實人事的審美鏡子。相反，後現代思維向度開拓了另一批西部作家詩人的境界，使他們敢於懷疑一切，懷疑獨斷性歷史，懷疑偽道德，懷疑烏托邦式的終極真理，懷疑意義的本源性和恆定性，認為文學說到底離不開社會歷史和「人性」這個詞。同時，他們也保持相對主義的主觀意識，認為藉助於最新科學成就的時髦詞語，並不能表達人性的複雜性和多元性，因為人類精神與物質世界一樣永遠是發展的，人性的意義是在理解和解釋中不斷生成的，人性永遠不可能受制於一種獨尊體系或論斷。在倫理學中，人性常指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制度之下形成的人的本質。在陳忠實、張賢亮、董立勃和楊爭光的作品中，對人性的大膽探索，意味著倫理學和人類學上的價值，而不是美學上的價值。　　　　在中國西部，一批老作家們充分展示文學能力的本位表達之後，新的歷史已掀起了燦爛醒目的一角，所有文學表象上的喧嘩與騷動，慢慢被文學內在的發展規律推出「審美大廳」之外，接踵而來的是王剛、楊爭光、董立勃、劉亮程、楊子、葉舟、沈葦、伊沙、馬步升、紅柯、張繼芳、劉岸、趙光鳴、陳繼明和梅卓等新一代實力作家詩人群。他們在後現代社會已經來臨之際，打碎了多年不變的形而上學的夢魘，從集體主義的絕對理念，先驗設定的終極價值，走向了具體歷史、個人經驗和理解闡釋的覺醒階段，開始追求價值多樣性和對人性的探索，成為當代西部文學的一種精神品質。　　　　從人的存在本性而言，每個人都通過一種虛妄的自戀而與自身認同，更渴望自己的智慧和審美創作能力，在各種生存活動和人生構想中被他人認可。或者更確切地說，沒有一個作家為純粹的崇高理想而寫作。邊遠地區的世事滄桑，虛妄的自戀，強烈的表現慾望，使他們將各種自己所不可缺少的心靈品質、處世哲學和創作理念賦予自己。　　　　想像者的人性意象　　　　人類精神文化與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在沿展與回溯中，在營構與革新的統一中，煥發出新的範式和概念。也就是說，對作家而言，尤為重要的是，以一種人文態度和情懷，看待人類歷史與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如果作家只是自然地、寬容地看待事物、標準和爭端，那麼他們的任何觀點都只能是在歷史視點之內的舊觀點，不可能具有超歷史的新觀點。從批評的角度而言，任何價值標準都不可能具有先驗的絕對性，任何審美結論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獲得。　　　　在陳忠實的《白鹿原》中，曾明確主張文學創作的目的，在於描繪人類生存活動的普遍焦慮、苦難和孤獨，從而把人性審判和心理批判的觀點，帶入了文學審美創作的研究領域。但在賈平凹那裡，一般讀者和評論家，自然還很難想像，他是不是繼承了中國歷代志怪小說中那種遠古意味的色情著述，不屑於先驗的道德理念，預先用未經證明的殘酷迷夢，作為著書立名的商業手段，在一般的包羅萬象的意義上，認為他只能以《廢都》這樣的論斷自慰：貧窮卻自以為富有；醜陋卻自我欣賞；帶著腳鐐卻自比作上帝。如果從更高的審美角度更進一步看，這麼多年來被公眾謾罵不絕的賈平凹，是一個值得鼓勵的探索者和批評者。透過形式批判的表象，一定要弄清楚的是，賈平凹具有一種天然的預測能力，一種先見之明，一種敘述智慧，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預測了物質時代酒足飯飽中的飢餓，先見了後現代社會半身不遂的道德，用超眾的敘述智慧斗膽寫出了家喻戶曉的《廢都》。人們可以批評《廢都》里的色魔，大腹便便的腐敗官員，裸露大腿勾引男人的仙女般的破爛貨，淫穢的性事描寫，但《廢都》不是賈平凹或他的靈魂，而是進一步擴大的闡釋空間的人性符號與文化表徵。這個時代是一個對創新者和探索者加以肯定的時代，不取決於一尊的終極答案，促使每一個人看得遠，想得更遠，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發現世界和自身的意義，肯定一種創新意味的突出描述，也許可能說明物質世界和人的精神本質。　　　　在這種情形之下，年輕的西部作家詩人必得進行意識話語批判，以解除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異化狀態，瓦解那種不斷強加的壓制和操縱人的中心權力話語，使人重新獲得解放。因此，他們越來越變得孤獨和冷漠，成為他們的性格特徵，他們的作品是在折射意識話語，而不是再創造的意識活動。極端的想像不是模仿現實，而是把現實人事加以變形。紅柯的《西去的騎士》中的馬仲英，董立勃的《白豆》中的白豆，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中的驢和螞蟻等等的可笑命運都是如此。這個世界有多少種性格、野心和必然產生的幻想，以及不可窮盡的個人慾望，就有多少種文化面孔，甚至在這種綿延與中斷的序列盡頭，也有最輕微的變態癥狀。這就是每個人都無不希望通過自己的心智能力，在自己心中維護與自己相關的生存關係：一種市場靈魂，一種楊名手段，一種地方傳統，一種身份認同的渴望，一種私人姿態的表演，造成了最常見的為生存慾望而寫作的狀態。批判這種自戀式的寫作態度，是一切文學批評的起點和歸宿。　　　　人生充滿著各種可能性，人無時無刻不向人生的諸多可能性挑戰。由此，人及其生活才顯得氣象萬千，無奇不有，而人類具有的倫理智慧，恰恰是作家詩人在人性審美創作中，最富於意味和神奇的宏觀思考。屬於道德領域的還有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用壓抑時代小說人物混亂的頭腦，懲罰了被異化的混亂的心靈。但是人性還具有其他力量：用文學的方式所施加的懲罰會自動增強，因為作家試圖通過懲罰本身而揭示出人性。這種人性把握的正當性，就在於它具有迷醉和諧的真實性。之所以說它是真實的，原因在於受苦者已經在虛妄的幻覺旋渦中體驗到，自己受到的懲罰將是永恆存在的痛苦。在楊爭光的小說集《黑風景》中，通過虛構一個個充滿血性意味的人性故事，使人們受到他筆下的苦悶壓制，把人性衝突當作自我的罪感意識，把社會強加於個人的控制，看成個人自然喪失自由的必然體現。所以，他筆下的眾多人物，認為自己早已受到人性的追蹤和道德的有罪審判。之所以說楊爭光筆下的人物是有靈魂的，是因為他的作品以一種人性揭露的隱形方式，不斷消解偽道德和社會壓制，從而揭開了意識話語本身所固有的更大的欺騙性。那些避開一切掩人耳目的罪行，在這種冷靜的人性審判中暴露出來，正如耶和華審判偷吃禁果的亞當與夏娃，楊爭光用荒誕不羈的人性故事，宣告了人性的深刻意義。在他的作品中，人性總是與死亡和謀殺為伍。他通過自己的想像力，寫出了人類自身的隱秘人性；他的呼喊表達了他的倫理構想。　　　　如果說，楊爭光在創作策略上以人性探索的藝術形式，展示倫理世界非人化的殘酷圖景，一語道破道德系統的虛假性，而震顫了麻木的靈性，進而呼喚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荒誕加以抗爭，從而顯示了某種程度上的先鋒性的話，那麼，就人性審判這個層面上，陳忠實的《白鹿原》以源於儒家道德系統的生存內亂，向人性縱深處挺進，在他看來古老傳統意識形態所具有的操縱策略和欺騙功能，顯示出本質的虛偽性和複雜性，想像者的人性意象，總是被一個個狂妄自負的政治動物支配著。顯然，人性是因對某種慾望和行為的幻想引起的，但在實際上解開了真正的生存糾葛。人性既是這一生存糾葛的原因，又是人性本身的結果。換言之，人性善是對某種虛假結果的懲罰，揭示出真正的問題所在，從而使問題能真正得到解決，人性惡用錯誤來掩蓋罪惡的秘密活動。在楊爭光的小說集《黑風景》中，正是利用了人性這種既複雜又深刻的功能。　　　　在當代中國西部作家中，在一種叛逆性和價值選擇的具體創作實踐中，陳忠實、路遙、張賢亮和賈平凹是最卓越的典範，後來的仿效者往往都是無病呻吟。無疑，他們與其說是表現了自己時代已經發展了的對無理性的某種批判性的和道義上的體驗，毋寧說是表現了對人性的悲劇體驗。他們超越了時空而與一種即將逝去的意義建立了聯繫，而這種聯繫將會在審美研究領域中得到延存。但是，通過將他們的作品及其所表達的思想，與他們的同時代人和仿效者所展示的意義相比較，就能夠了解當代中國西部文學的內在流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極限體驗與審美突破　　　　審美創作活動並不因喪失其道德性而改變其本質，反而變得更加強烈，因為它使幻想登峰造極，從而使幻想不成其為幻想。作家在審美創作時被自己的幻想包裹起來，有時作家不自覺地解開這個倫理之網，不斷懷疑自己所處的瞬息萬變的時代，譴責自己身邊的惡人壞事，並情不自禁地揭露這個時代的錯位現象。譬如，在賈平凹的小說中，男人使用各種手段欺騙女人，女人也萬般風情，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各自的腳。在這一點上，賈平凹成了另類通俗文學的第一個犧牲品。反過來，後現代文學創作在改造意識話語的同時，同樣策略地對物質時代最骯髒的現實人事進行批判，使文學創新意味演變成理論性知識的觀念替代。實踐證明，後現代主義在打開思維禁區之後，顯示出這樣一個源於儒家道家的偽崇高與偽道德的荒誕現象：權力話語在控制民眾的同時，還使民眾喪失內在的自由、獨立的生命和思想能力，因而使每個社會階層的意識，都有可能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和腐蝕。所以說，這麼多年來被眾口謾罵不絕的人，不應該是具有探索意味和冒險精神的賈平凹，而是缺乏藝術鑒賞能力的庸眾。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如今被偽道德掩蓋的現實人事的荒淫程度，比賈平凹筆下的虛構世界更骯髒更墮落。雖然《廢都》風靡全國之後成為禁書，但究竟誰喪失了最後的道德底線，反映出物質時代的癥候，一定會在審美研究和人性審判的對峙中真相大白。　　　　應該說，《廢都》這樣一種審美創作還不能給人們帶來太多的滿足感。實際上，當代中國西部文學中存在的問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首先，包括陳忠實在內的一切創作活動，在時間上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正因為文學史在本性上處於歷史時間的綿延性之中，誰都無法在時間性上把哪個作家作為一個絕對的頂峰來對待，相對頂峰的更新卻是可能的，也是極為現實的。　　　　由此可以看到，伴隨著時間的綿延，又一批有望深入人性的西部作家，在對文學創作的深刻性求解中，他們的問題狀況和命定性的處境，可能使人放棄審美研究的希望。但值得指出的是，儘管熱衷於一種絕望情慾的著述：因愛得過度而失望的愛情，尤其是被時尚愚弄的愛情，別無出路，只有訴諸愛情。令人可喜的是，新式的、同樣意味著新世紀變革的寫作體驗，很明顯地體現在新疆的董立勃、王剛、劉亮程、楊子、沈葦、張繼芳、劉岸、趙光鳴，徐庄、盧一萍；陝西的楊爭光、紅柯、老村、亦夫、方英文、伊沙、黨益民、邢小利、狄馬、寇揮；甘肅的葉舟、馬步升、雪漠、張存學、娜夜；青海的梅卓、風馬；寧夏的陳繼明、石舒清、漠月等作家身上，但可行性的體驗是有極限的，而且應景寫作的真實現狀也是不容忽視的。伊沙的《餓死詩人》問世和海子等詩人相繼自殺之後，一向被詩人自己眼中也許是偉大而崇高的詩學立場和詩藝探索，在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中變得毫無意義，詩意和詩情在妙語遊戲者靈魂深處消失。因此，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名噪一時的誘惑之下，以及在張承志和史鐵生散文的文化意味的驅動之下，「文化散文」、「晚報文體散文」和「小女人散文」成為文化界最關注的中心。於是，劉亮程、葉舟、沈葦、梅卓、耿翔、劉亞麗和丁燕等西部詩人，成功地進行了話語轉型和轉場寫作，但有些人在小說和散文創作維度上，表現出令人憂慮的貧弱化傾向，他們以個性化、獨白化和女性化的散文語言，使散文日益走向時尚化、平庸化和世俗化，成為大眾社會的文化快餐，彷彿散文成了這個世界的大眾情人，粗糙的實用主義早有蔓延之勢。　　　　在評論界已有名望的馬步升，應該藉助總是估計更嚴重的可能性危機預測，為預防審美研究的危機服務，他不應該無奈地追趕《白鹿原》式的文化獵物。值得一提的是劉岸這個人，他的小說曾嘗試過對人性的評估和探索，在國內引起過不小的反響。他現在徘徊於事物存在意義的表面，在「尊命寫作」的巨大光環之下，通過一些影視劇製作的表象運作，通過現實與幻想的混淆，通過那整個模糊不清的生態網，總在編織又總被打破的、既將人性和表象統一起來，又將它們分開的生態網中發生作用。他既遮遮掩掩，又鋒芒畢露，既說真話，又講謊言，他閃爍誘人，是個寬容的中心形象。這個喜歡巴羅克式小說的作家，早已是不穩定的沉默者了。　　　　相反，在陳忠實的《白鹿原》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的宏觀思考與人性剖析，他因此變得很重要，但他的思索其實並沒有停滯不前。在小說集《黑風景》中，楊爭光筆下的那些冷酷的怪誕人物，只是人性意義的文化符號，他們因雙重責任而受到人性的追問，並被楊爭光拖到讀者面前，這種人性是在每個人身上可能有的或可能沒有的，但實際上這種人性並沒有真正導致任何人的懷疑。人性失去了令人矚目的嚴重性，因錯誤而受到的懲罰或引起的那種絕望，只有在人們關注一部史詩般的經典小說時，人性才顯得那樣令人矚目。而在這種虛構的作品中，只有想像的人性，虛假的真誠，短暫的高貴。　　　　文學的純潔性和精神性　　　　中國西部文學的發展和變化，使寫小說的趙光鳴、愛琴海、邵振國、胡爾撲、柏原、王觀勝、馮積岐們，以及寫詩的楊牧、周濤、章德益和林染們，很快告別了一個特殊時代給他們安排的終極地位。而且，在早期的中國西部文學中，他們受到優遇而佔據了一個中心位置。在這種多元文化對流交叉和新舊價值觀對峙的歷史背景下，他們的作品便構成了集體沉寂的處世糾葛，而不是文學意義上的思想結局。因此，構成了生存策略的轉折，而不是最後的靈魂傾訴。現代性敘事策略和多元結構文本範式，在文學創作中的位置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們不得不認可人性的顯示和理性的復歸。於是，他們不再為寫不出好作品，感到江郎才盡的絕對痛苦，而僅僅懷疑他人的成功是機遇造成的，而且還自以為曲高和寡，玩味這種自慰遊戲變得更為寬鬆，更能達成這一階層的彼此理解，相互安慰和鼓勵。這不是一種真正的醒悟，而只是一種醒悟的意象，因此只是一種心靈姿態的虛張聲勢，這隻能與某種生存伎倆和嫉妒心理相聯繫。　　　　周濤嘗到了轉場寫作成功的甜蜜，這就使他忘卻一切榮耀背後的不幸，落到今日的「三天不寫散文，就不會寫散文了」。一個昔日的重要作家落到這種思想貧瘠的尷尬境地，不能不讓人欽佩張承志的訪古中傳出的「誰是勝者」和宣告「以筆以旗」了。誠然，昌耀是死在一片恐懼之中。他臨終時已回歸理性之中。這位西部「大詩人」自殺身亡的瞬間，突然意識到了自己還沒有活夠，也許在他絕望的眼神中，自殺表現為區分人獸界限的愚蠢。但是，這種對自己愚蠢的突如其來的理性認識，難道不是一種剛剛進入他腦際的極限體驗嗎？這種雙關狀態無限地循環往複，最終只能由自然死亡來解決。同樣，一大批西部作家詩人的消沉，只能意味著創作枯竭的來臨，甚至人們藉以發現這一代作家「聰明誤」的特殊癥狀之一，就是他們那麼輕易地恢復集體主義的理智，懷著血性情懷、對抗情緒和翻案意識，遠離純文學和純審美，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學死角，不再有空洞抒情和野蠻對抗的機會了。值得指出的是，文學本身並不能帶來死結：一批狂妄自大的人退出歷史舞台，使另一批思維開闊的人脫穎而出，但是前者仍靠名氣而活得像個「精神領袖」，後者還在艱難的處境中，付出巨大的代價而獲得成功。這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那一批相當善良的作家詩人中，有許多可笑的失敗者，他們一生都未寫出大作品，還希望讓其名流芳百世，而且還使一些人成為不朽，渴望後人為其樹碑立傳：「在此安眠的是一位著名作家，其著作等身，雖死猶生。」　　　　這些年來，散文在文化界一次次的實驗性突圍，早已經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然而西部散文在周濤和劉亮程招徠的文化光環中，享盡過渡性的爭閱盛況和榮耀遊戲之後，在一種標新立異的無可奈何中，異常疲憊地陷入自身的重重困惑和尷尬境地。直到目前為止，即使把散文作為極限體驗的劉亞麗、亞楠、史小溪、鐵穆爾、黃山等諸多散文家，在周濤和劉亮程背後放過許多審美冷槍，但他們還沒有完成後現代的突破，這種狀況既無法令評論家滿意，也令讀者無法忍受。　　　　從最近由劉志成主編的《中國西部散文百家》可以看出，這麼多「才華橫溢」的西部散文家，仍然痴迷於地貌記錄與採風介紹，以及對觀光地的風俗、風景、動植物、生境、習性和觀賞感受，速寫式地進行紀實性描述。這是一本糟糕的書，在極大程度上神經錯亂地把精品同文字戲謔混雜在一起，以此來表徵光輝燦爛的西部散文界，又一批模稜兩可的散文家異軍突起。尤其是把周濤的《鞏乃斯的馬》排在最後的位置（周濤的這篇散文同他的《吉木薩爾紀事》和《稀世之鳥》是被學界公認的經典散文），是一種無拘無束的精神糟蹋（對一個不可多得的「偶像的黃昏」），恨不得把周濤一棍子打倒，任人踩在腳下，這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法西斯。對於周濤的散文，許多批評家善意地寬容了他的另一些紕漏和缺陷，但不能否定他是上一代西部散文的領軍人物。所以說，這樣的散文集已經不可能推出那種極端而尖銳的精品了，同時也杜絕了經典之作的誕生。在這種走馬觀花式的情境性和碎片性的寫作中，包含了他們一種忘我的投入，也包含了一種孤芳自賞的精神承諾。這幾年來，以先鋒性姿態在西部詩歌界獨佔鰲頭的葉舟，已經把抒情詩推向極致的沈葦，以及狄馬、朱鴻和楊永康早已經對這種寫作態度不信任了，就像不信任紅色年代的標語和口號，開始思考什麼是好作家和重要作家了。在西部，好作家屈指可數，也只有那麼幾個，將陳忠實、路遙、張賢亮、賈平凹和周濤界定於重要作家之列，可以說一點也不過分。從純正的藝術判斷來講，好作家意味著全面成熟，他們通常將深刻的思想和嫻熟的敘述，表現得很極致。而重要作家以其超人的敘述智慧和強烈的藝術風格，扭轉既有的文學史慣性，給文學界和社會帶來巨大的震撼，以此成為公認的楷模和典範。　　　　在西部，還有更年輕的唐卡、丁燕、寇揮、黃山、杜文娟、周瑄璞等迷惑人的作家，從他們熱衷倫理構想到熱衷本能性和感官性創作，可以看到一種實驗性的意向，一種玩世不恭中摻雜著憤世嫉俗，一種時尚化和商業化的無可奈何。後現代性的挪用，使粗製濫造的私小說充斥所謂的文壇，這種兌了色情水分和毫無藝術元素的小說，將自己隱晦的性事和私生活，一攬無餘地展現於日益渴求色情讀物的庸眾眼前。從文化批評而言，是庸眾對色情讀物的期待視野，使一些作家在小說的形式與內容上，越來越瘋玩色情著述的虛構魔方。　　　　因此，只要是反映合乎道德範疇的行為的，總是像邊疆寡婦的上海情人一樣姍姍來遲。他們寫完這種庸俗小說之後才發出提問，我們可以這樣寫嗎？在寫作之前，他們為什麼不去思考被人性與道德審判允許寫什麼？這對未來是舉足輕重的。他們的創作不是反現代，也不是極端現代，而是想「揚棄」現代，藉此想完成後現代的突破：隨意性、私人化、五花八門、與各種東西混合滲雜，思維模式和書寫方式，雜亂無章，道德上什麼都可以。這些姿態表演都不可能是後現代的文化信號。這種小說回到了名利渴求的思維層面，回到了個體私人潛伏語言的自由描寫，回到了只是時髦語言和煽情表演的重新組合，不再負載小說以外的精神與道義。就這一點而言，對這些作家的保守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在當代中國，整個文化批評出現了語言轉向，從相對偏狹的作家批評和學院派批評，走向多元文化批評。相對而言，西部的批評家仍然處在缺席狀態，無人對舊敘述、舊觀念和舊批評進行現代理性審查與理順，也無人對各種文學現象，進行跟蹤判斷和審美研究。西部批評界和文學界，有必要在後現代語境中必須思考：後現代的目的，也不能僅僅針對人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做一次千篇一律的解釋。集體出名與完美意義上的整體，抒情時代的某種前現代的和道德的理想主義，即是「後現代藝術中的古典主義」，或某種本質主義，或哲學中的「新亞里士多德主義」，也同樣不能作為後現代主義的文化特徵。在新的範式中，也將會有《上海寶貝》和《我愛美元》式的形形色色的、不均勻的生活設計、行為典範、語言遊戲、生活形式、科學設想、經濟制度、社會模式以及信仰團體，但這些並不排除一種基本的社會規範。後現代，正如在這裡闡明的一樣，指的並不僅僅是《我愛我家》式的搞笑影視藝術，或社會上的浪漫化的整容手術，也不是一種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組織的唯一能救世的理論。後現代，在一種已被闡明的意義上，是在一種新的世界局勢中積極地爭取一種新的、不可缺少的、對人性信念的基本認同。　　　　在審美創作活動的建構與解構中，誰若一直只是從反視鏡中觀察已駛過的路程，那誰就將錯過前面的道路。像崔健成為一個年代的文化先鋒那樣，他的音樂中包含著一種金屬般的抗訴聲，猶如瘋狂的愛情也是愛，而不是瘋狂本身。相比之下，在一些西部作家的小說中，更注重玩享樂主義的文化策略，這種創作動機表明，如果一旦徒有此愛，那麼瘋狂的愛情便在情感的空隙中追逐自身。讓一種情慾受到如此激烈的懲罰是否太悲慘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種懲罰也是一種倫理學的慰藉；人的道德善良用想像的存在，覆蓋住無可彌補的生命缺憾，人用反常的欣喜或無意義的勇敢追求，彌補已經消失的受挫心態。如果道德懲罰會導致死亡的話，那麼正是在死亡中情侶將永不分離。在杜文娟的《我們的洪水》中，慕容玉的倫理構想也是如此，萬漠的仕途幻想，腐朽墮落的靈魂更是如此。　　　　在個別新一代西部作家的作品中，世俗關懷依然佔據著一種極端的位置。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他們回歸現代性的理性審視。其實，反道德、反理性和反秩序，雖然表現為一派胡言亂語，但它並不是虛榮自負，填充著他們心靈空間的是異化感和疏離感，是超出理性的非理性傾訴。令人遺憾的是，對文學的純度寫作，在一種精神匱乏中已經完全消失：一個現代瞎子不需要後現代作家，而只需要物質時代的上帝賜福。在今日的西部，呼喚文學的純潔性和精神性，已經變得尤其可貴，也成為批評界值得關注的問題。　　　　成功背後的困境　　　　西部文學成為矚目視點的時代已經來臨。西部文學不僅已經越來越引起文學界和全國讀者的注目，人們不得不從不同角度對西部作家的存在，進行審美研究和價值判斷。事實上，在對王剛、劉亮程、董立勃和紅柯等新一代西部「精英作家」的價值評判上，已經給予了太多的友情吹捧、過度神化和經久不息的溢美之詞，無人對他們成功背後的困境，以及有待於精神升化問題，提出過審美研究的置疑　　　　王剛是西部移民作家的典型代表，在他眼裡，沒有世界倫理，則沒有人類的共同生活。當後工業社會進入後現代時，他已經意識到整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放棄創作上的攻擊欲和破壞欲，舉家從新疆移居北京。這不是生存活動價值的喪失，而是文化身份的價值轉移。從地理政治角度上來講，他正與一種後北京中心打交道，介入影視製作《天下無賊》也好，寫出長篇小說《英格力士》也好，都想在「個人主義勝利」中達到頂峰，以此趕上「休閑階層」的發展速度，在極度焦慮中朝著富裕的方向，提高他自身的經濟水平，最後擠入「精英文化」階層。在「歷史的終結」這個問題上，以及他對生存預測和身份認同，如何對他的創作狀態加以猜想，直到目前為止還是杳無蹤跡。正因為如此，諸多問題對他來說，已經顯得更為緊迫：哪些目標是充滿意義的，哪些價值是能獲得一致認同的，哪些信念加以解釋。王剛應該意識到，世界秩序的變化已涉及到一種新的基本定向，一種新的宏觀範式，一種新的後現代的總趨勢。　　　　對於人的目標和標準，王剛的《英格力士》的回答是：人必須改變許多，只要是能保持和促進人性，並能使人成功的東西，就是對人有好處的。這種人性將完全與過去不一樣：人必須充分利用其人性的潛力，致力於一種儘可能人道的社會與正常的環境，而這種對人性的充分利用，應該跟他目前為止的生存狀態完全相似。就這一點來說，王剛對現實的負責原則，比紅柯開啟的封塵記憶，更注重個人身份與環境責任感。　　　　紅柯是最純粹的高級通俗小說寫手，以張冠李戴的外在美感，表徵了既是某種秘密「轉折」的自我確定、自我感覺、自我實現、自我滿足的結局，又是走向最終復歸理性的主流形式。他的作品既是表面上各種人物的悲劇命運的會聚點，又是實際上導致最終大團圓的起點。透過他營建的一種主流意識上的審美平衡，可以看出他用華麗言辭的表象迷霧，道德故事的精心湊合，掩蓋了一種內在的審美失衡：這種構造的失衡性被精心安排的華麗的外表所隱匿。生活中的突發事件，偶然的姿態和語言，疾風驟雨般的新疆近代史（新疆近代史的複雜性，時刻使情節逆轉，使人們震驚，使帷幕皺亂——只要作家將審美神經繃緊一點），並不像他筆下那樣具有喜劇意義。紅柯的書寫行為是預防危機式的，他並不是那種對自己作品生態上和政治上，或者是道德上的牽連不聞不問的作家，而是那種將自己作品把上述的牽連包括進去的作家，也許會在創作上取得暫時的成就。但是這樣一來，一開始就避免了那些極為敏感的道德懲罰，以及文化體制的限制。因此，只要一種創作趨勢與自我負責，以及對世界負責、對這一代人負責，對社會和大自然負責不相脫離，只要這種趨勢不墜落為自我陶醉和自我吹噓，以「公眾自我」為中心就行。他試圖說明自我與無私並不必相互排斥，在營建一個更好的世界時，需要的是個人身份與團結。　　　　但是，不論為人類更美好的未來，規劃什麼樣的方案，都必須有倫理上的基本原則。比紅柯更對同時代人和人性環境負責的是董立勃。董立勃懂得人性因素在小說中的重要性，當他以先鋒姿態在中國文壇走投無路的時候，巧妙地把自己的《白豆》寫成一個大眾愛看的人性故事。從一開始，他就用相互呼應的人性衝突來展開故事情節。一個男人愛上了白豆，另外兩個男人同時也愛上了白豆。前者必須是人類美好屬性的文化象徵，認為愛情就是現實，愛情就是生活，而實際上他是在一個叫「下野地」的歷史舞台上被惡棍玩弄的人性符號。後者必須是人性惡的語碼演戲，而實際上他們就是權力意志的絕對象徵。這是一種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雙重表演，其中每個人的人性因素都是雙重的。這樣就形成了現實與心理之間的再次衝突，而人性本身就是生存活動的實際意義。「下野地」的惡棍們為何會如此放縱，你不得不承認有某種魔力使他們喪失了理智。糟糕的是，他們也在設法讓人們都喪失理智。董立勃在文化身份和價值認同中，使一種無可奈何的文化情緒漫延周遭，並通過展示人性的複雜性，把一種壓抑已久的文化情緒轉嫁給了讀者和社會，使文學作品中的人性問題，即人是被一種制度馴服的動物，進入人們痛苦思考的視域。　　　　《白豆》的成功經驗，已成為董立勃為讀者準備的一頓文化快餐。沒過多久，在讀者中出現的那種重大震撼消退了，審美創作中那些令人不安的力量，失去了昔日的威風。這種不祥後果，源於他仍然保留著那種為通俗讀物書寫的激情與形式，變得日益明晰而簡單，成為大眾理性最喜歡的隨從，成為心懷被閱期待的文字儀仗隊。他的小說越寫越想《故事會》里的故事，人性仍然處於心靈世界的彼岸地帶，人和死亡邊緣的末日審判時的形象，人性目光所凝視的黑暗，產生出不可思議形狀已經消散。因此，董立勃心甘情願老生常談的「下野地」世界，漸漸變得毫無魅力可言，人性不再憑藉奇異的力量從他的內心世界駛向閱讀世界了。他不再是那種令人捉摸不定的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了。他的想像力，曾像一隻衝出禁區的沙漠之舟，現在榮耀中停泊下來，無奈地停在好看的通俗故事中。但他覺得留駐就對了，一個作家一生中有一部好作品就足夠了，但他沒有滿足於這一生中的一部好書，有的是重複著編造好看的故事的激情。相反，在作家強調人性、苦難和希望等多元價值觀時，充盈著一種書寫焦慮和言說困惑的話，應該按自己的敘述智慧和虛構才能，去解讀、梳理、書寫、編碼甚至重造另一種「好看的故事」，不應該被通俗刊物置換成一道毫無藝術元素的文化風景。　　　　面對新的困惑，劉亮程是個聰明絕頂的文化獵手，他成功地嘗試由詩歌到散文的轉場寫作之後，在一片讚美聲中確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普通讀者的視野里，所有按照人類的真正理性標準，能寫出幾篇散文的人都不是頭腦空空的人，他們都說著充滿智慧的雙關語，發表自相矛盾的具有反諷意味的餐桌言論。在劉亮程不可救藥的散文里，人與畜的瘋傻痴呆應有盡有。記錄這些人畜瘋態不僅有趣，而且具有審美意義，這是探索真正智慧的一項必要工作。在他的村莊里，每一種瘋態都找到了自己適當的表演位置，自己的特殊標記和自己的保護神。天人合一的象徵是一個丟驢的浪子，他在人性的注視下多麼的閒情逸緻。壓制的象徵是鄉間那些被情慾沖昏頭腦的帶黑把子的驢，其保護神是丘比特，而劉亮程本人就是異化的狗和驢的主宰者。接著排下來的是「新感覺派酒鬼」、「失語的自然之子」、「慾望的植物」、「輕佻呆傻的鄰居」。這個無序可視的世界，條理清晰地體現在《一個人的村莊》。在這種「人畜共居的村莊」里，植物的自然慾望，畜類的超然自由，取代了對人的禁閉。　　　　然而，當劉亮程眼中出現幾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在寫散文時，又滋長了向小說界獻媚的好玩之心，用五年時間寫成的長篇小說《虛土》，不誇張地成了散文風格、形式、內容的小說實驗地。事實上，這部小說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人的村莊》的延伸、翻版和摹仿。這一處境決定了他將在小說界處於挪用散文話語，最終難以越超的尷尬地位。他在困境與突破的夾縫中，儘管在轉場寫作中注意傾聽民間語言，突出鄉村經典的幽默話語，淡化情節和歷史背景，試圖進一步擴大闡釋空間，促進哲學意義的增殖，但是在這個虛擬村莊的路口，仍沒有解決意義滑動和錯位的困境。也許有一天，《一個人的村莊》的劉亮程村長對新聞記者抱怨說：「日他哥，咋回事撒？咋這麼多想寫散文的寄生蟲，成群結夥地出現在俺的村莊里，騷擾公共秩序，襲擊丟失的黑驢，跟俺鄰居的老婆偷情，並在俺家門前大喊大叫，要求文化施捨。」　　　　缺乏持續的精神撞擊　　　　作家是社會畫面上一個司空見慣的身影。從節日、聚會和言談中，人們從文學作品中領略到一種新鮮活潑的愉悅。在整個西部地區，更為人知的名字是陳忠實，人們習慣稱他是中國的「馬爾克斯」。這是每個後於陳忠實的作家們所爭奪的頭銜。但在文化圈子內外，陳忠實的擁護者和反對者，曾有過相當長時間的激烈交鋒，出現過各種審美見解，那是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　　　　從任何意義上看，這個世界在抒情時代之後對西部作家是特別友善的。西部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是任何一個局外人無法取代的文化符號，它是未來大寫時代現實和幻想突發之間的標誌，使巨大的悲劇性轉換成為偉大記憶的實驗地。西部是一種被騷擾多於騷擾的地方，經常產生一種荒誕的文化騷動，這是「文化入侵」理性的流動。然而，新的審美要求正在產生，半個世紀以來，在西部產生了大量好作家的同時，西部之外的出版機構和評論權威，對西部作家的作品百般挑剔，一種文化制度的專橫手段和出版政策，埋沒了很多優秀的西部作家。除路遙、陳忠實、張賢亮、賈平凹、周濤和昌耀之外，包括王剛、董立勃、劉亮程和紅柯在內，在這半世紀中有多少筆耕不輟的西部作家受制於這種心理排斥，他們被囚入西部各城市的文聯大樓或孤獨的書房裡，或會被混雜在電影院或敬老院的人群中。　　　　這種現象在中國西部具有普遍性。絕對地理優勢的形成和反文化身份優勢的強烈復興，在西部各地區的一些青年作家中，產生了一種十分尷尬的無名狀態，他們與主流意識保持一種自傲的距離，既不參與主流的創作實踐，也難以被主流意識形態直接編碼，一種自娛自樂的清高狀態，使他們很狂妄地自成一種小社會，喝酒瘋玩講黃段子，滿腔怒火地臭罵已獲得成功的人，比流氓更流氓。他們不應該忘記，西部文學以其特有的藝術魅力，曾推動過創建「民族-國家」宏大的現代性敘述的力量，也因此獲得過個人的巨大成就和輝煌。如果說《白鹿原》的成功探索，乃是西部地區宏大的歷史語境給予其以無窮的審美意義，那麼，新一代西部作家作為一種創生的歷史力量，則就是當代現實直接給予他們生存的依據。在西部，有一大批敏感而具有藝術潛力的青年作家，他們天然具有書寫巨著的文學能力與成功傾向，不必去向誰獻媚，但他們需要持續的精神撞擊。（傅查新昌）　　　　編輯：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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