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人生哲學（七）

第7章 毛澤東的幸福觀

7.1 人民是幸福的主體 --------------------------------------------------------------------------------

幸福是人們在生活中對人生的感受和評價，是美好的象徵。人類對幸福的探討，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外的思想家們對幸福作出過多種的解釋，歸納起來不外乎三種基本回答：一種是把幸福歸結為禁欲主義，鼓吹棄絕塵世，追求「天國幸福」。中國宋明時代的理學家，把「理」與「欲」對立起來，認為人的追求幸福是邪惡的「人慾」，是「天理」——封建等級的倫理秩序不相容的，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一種是把幸福歸結為享樂主義，「把醜惡的物質享受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毀掉了一切精神內容」[1]；還有一種是介於以上兩種對立的幸福觀之間的。應當肯定，歷史上各種形態的幸福觀，從不同側面，不同程度上推進了人類對幸福的認識，正如馬克思在對舊唯物主義幸福觀評價時所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現實的幸福。」[2]但它們畢竟是剝削階級的幸福，都是從唯心史觀出發，離開社會經濟關係、階級關係而抽象地談論人的幸福問題，既無法理解幸福的社會的和階級的內容，不懂得實現幸福的正確途徑和方法，也不能正確地說明幸福的真正意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之後，才真正得出了關於幸福的科學認識。 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總是存在著對自己生活境遇的感受和評價問題。在階級社會裡，由於人們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同，每個人都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上去感受生活，認識生活，去理解和評價生活，謀求幸福，從而形成了對人生目的和追求的不同，對幸福內容的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這就決定了不同的階級，不同的階層和集體，有著不同甚至相反的幸福觀。封建地主階級追求的幸福是維護封建等級特權，榨取農民的血汗，高官厚祿，光宗耀祖，嬌妻美妾等等。資產階級追求的幸福是金錢，正如恩格斯說的，「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3]他們可以不擇一切手段地去榨取工人的血汗，以獲得更大的剩餘價值，去賺更多的錢，在生活上花天酒地，揮金如土，腐朽糜爛；而無產階級則把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消滅剝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當作人生的最大幸福。 在階級社會中，在一般情況下，幸福觀是帶有階級性的。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勞動人民痛苦的基礎上，都是以極端利己主義為核心的。無產階級的幸福觀，則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堅持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的辯證統一。 毛澤東的幸福觀，突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把個人幸福建立在階級、集體幸福基礎上，認為幸福的主體是人民。早在少年時代，他就提出懷疑：為什麼《三國演義》、《水滸傳》中沒有農民的主人公呢?為什麼地主豪紳佔有土地，自己不耕種，卻過著驕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替他們種地的窮人，反而忍飢挨餓?這是對剝削者、統治者把個人幸福建立在勞動人民痛苦之上，這種不合理現象的直觀否定，也是對幸福的主體和社會的主人問題的樸素思考。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在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觀察問題，明確認識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也理應成為幸福的主體。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隊伍，「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4]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為了人民群眾從被剝削、被壓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來，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真正成為幸福主體。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他經常教育共產黨員，要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改造社會，為「人民自由幸福」而戰鬥，要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在社會主義時期，他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進行艱苦奮鬥，為人民創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毛澤東一生為革命，一生為人民，一切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一切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把人民群眾視為幸福主體，把人民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捨己為公，舍家為國，一心為人民，無限地忠誠於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毛澤東的一生，是為民族解放、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無私奮鬥的一生。毛澤東不愧是實踐無產階級幸福觀的典範。 毛澤東的幸福觀以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為基礎，堅持個人幸福與集體幸福的統一。毛澤東強調集體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認為社會生活是相互聯繫的整體，個人離不開社會，個人幸福與社會整體幸福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個人幸福與社會整體幸福，與人民群眾幸福結合起來，個人幸福才是現實的。無產者個人要獲得自身的解放，惟一辦法是通過整個階級的集體奮鬥，徹底摧毀導致自己苦難的階級的、社會的根源，從集體的解放和幸福中求得個人的解放和幸福。馬克思說得好：「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造的條件下並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5]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說過：「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則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6]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指出：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利益也就解決了。可見，社會整體幸福是個人幸福的基礎。社會的、集體的、人民的幸福在本質上包含個人幸福，個人為社會、人民謀福利，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為子孫後代造福，樂就在其中。「歷史認為，那些專門為公共謀福利而自己也高尚起來的人物是偉大的。經驗證明，能使大多數的人謀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7]一個人要是離開社會，就不可能得到幸福。當然，毛澤東的幸福觀決不是否認或忽視個人幸福，相反，它認為個人幸福是社會整體幸福的表現，主張積極關心和維護個人的幸福，並儘力創造條件，使每個人都能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實現個人理想，獲得個人最大的幸福。個人幸福不能離開集體幸福，同樣的，集體幸福也離不開個人幸福。離開了個人幸福，集體幸福便失去存在的意義。所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集體幸福和個人幸福，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相結合，集體幸福高於個人幸福，人民是幸福的主體，這是毛澤東的幸福觀中的實際著眼點。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國家、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集體幸福同個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毛澤東說：「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8]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還說，公和私是對立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麼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後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與私、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幸福與個人幸福，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在實際生活中也常常發生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9]由於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公的國家集體利益內就包含有私的個人利益，集體幸福中包含有個人幸福。沒有這個公的集體，人民群眾的個人利益和幸福就沒有保證，他們的最後解放也無法實現。這是公私利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以及集體幸福和個人幸福基本一致的具體表現。任何個人，為集體利益勞動，就會得到一定的勞動報酬。在這裡，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集體的利益不能不居於首位，私的、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公的、國家、集體的利益，要為公的、國家集體的利益而努力勞動和工作。所以，毛澤東一貫提倡把「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精神，作為對個人，首先是對共產黨員和一切國家機關、軍隊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人員的行動準則，而反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種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或是那種「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言論和行動，「把個人利益放在這種結合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國家集體要真正關心個人，為個人幸福創造條件。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10]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麼社會主義?還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歸勞動者享受的消費資料，一部分是個人財產，一部分是公共財產，文化教育、公費醫療、體育設備，以及如像西湖這樣的遊覽地區。而且這一部分公共財產，會愈來愈多。當然，這一部分也歸勞動者享受。」可見，社會主義的公，最後都是為著人民群眾利益的，是人民群眾利益的集中表現。所以，國家、集體要真正關心個人，造福於人民群眾。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說過：斯大林時代過分強調集體利益，不注意個人所得；過分強調公的，不注意私的。這一批評是很正確的。可惜毛澤東晚年在實踐上，又重犯斯大林時代的錯誤，片面強調集體利益，而忽視個人利益，過分強調集體幸福，而不大注意個人的幸福，也走到自己的反面。這是應引以為戒的。 總之，個人利益和國家、集體利益，集體幸福和個人幸福是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的集體利益是個人利益的集中表現，集體的幸福內包含有個人的幸福。既要強調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強調集體幸福，人民群眾幸福，又要講個人利益，講個人幸福，要使人人為集體，必須集體為人人。列寧說的「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11]的名言，就是這個意思。個人要竭力為社會、集體造福；社會集體也要切實關心個人，使個人生活幸福。

7.2 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辯證統一 --------------------------------------------------------------------------------

幸福的內容豐富多彩，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理解。由於人們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物質生活條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條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誼、愛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實現，應當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的內容。 對幸福的內容，毛澤東著重論述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一。 首先，肯定物質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礎。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一文中寫道：「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實際情況，提出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還提出全邊區的同志必須「用盡全力替農民謀福利，使農民很快富足起來」。他還說：在農村工作的一切共產黨員第一位的工作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為著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並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13]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4]1956年他又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5]毛澤東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中指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澤東這些論述說明，他非常重視人民幸福的物質內容，闡明我們從事階級鬥爭，進行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為了改變國家的貧困、落後面貌，為了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幸福」。我們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就是供全體社會成員享受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 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的幸福與社會生產的發展，增加「人民的物質福利」，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是幸福的基礎，是人們生存、發展和創造、實現人的價值的物質保證，同時，還直接制約和影響精神生活。為人民謀福利，首先是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離開人民的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就是離開唯物主義，只是空談幸福。毛澤東把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福利納入幸福範疇，正是堅持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體現了人民是幸福主體的思想。 幸福離不開物質生活條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質享受劃等號，更不能把幸福歸結為個人物質享受的享樂主義。個人享樂主義是剝削階級的一種享樂觀。一個人如沉溺於物質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勢必感到精神苦悶、空虛、絕望；一個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錢就可能成為培植貪慾，產生偽善的欺騙的土壤，甚至使人墮落，道德敗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物質生活富裕，而社會風氣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現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證。值得警惕的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早已摒棄了的享樂主義腐朽思想，近年來在我國重又有所滋長，在一些人中出現了一味追求個人生活享受的現象。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偷盜、詐騙、受賄、賭博、流氓、吸毒等等違法犯罪，歸根結底都是享樂主義思想的作怪。所以說，享樂主義是導致人們墮落的腐蝕劑，是同無產階級的幸福觀根本對立的。 其次，強調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內容。人們的幸福感不能只來自物質生活的享受，同樣也來自精神生活方面。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許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就說過：「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麼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學家德漠克利特也說過：「幸福不在於佔有畜群，也不在於佔有黃金，它的居住處是在我們的靈魂之中。」[18]英國大劇作家莎士比亞說過：「一個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還算什麼東西?簡單不過是一頭畜生。」[19]這就是說，人不同於一般動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豐富的精神生活的。一個人如果忽視精神生活上的滿足，只把物質享受當做幸福，那麼，這種幸福僅僅是動物水平的幸福。 毛澤東的幸福觀，既重視物質生活的幸福，又重視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實，精神與物質是對立的統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質生活和肉體等方面的追求外，還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託。精神生活的內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摯的友誼，純真的愛情，文化知識素質，健康的文化娛樂和體育等等，這些比之物質生活是更高級、更深層的幸福。現實生活中的很多事實表明，只有物質生活的滿足，沒有精神生活上的滿足，是無真正幸福可言的。一個人有了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獻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質生活條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樂，仍感到生活的意義，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學家錢學森，放棄了國外的優厚的物質條件而回到祖國；又如，革命戰爭年代，物質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卻豐富、飽滿。相反的，一個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虛，情趣低級，靈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質生活條件，也會感到整個生活枯燥乏味，內心空虛，前途渺茫，消極悲觀，暮氣沉沉。這種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 毛澤東強調精神生活對於幸福的意義，認為精神生活的滿足高於物質生活的滿足。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苦。金錢是物質，可是金錢收買不了唯物主義者。他們有最偉大的理想，因此，他們有頑強的戰鬥性。這就是說，戰鬥的唯物主義者比唯心主義者更重視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義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節操，他們不求個人名利，不問個人得失，不圖個人享受，不怕艱苦困難，對於個人的物質生活恰恰最為淡漠，而對於思想意識的修養，則最有嚴格的要求。毛澤東唯物辯證地闡述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關係，他不但重視幸福的物質內容，更強調要用健康的科學的高尚的精神生活來支配自己的物質生活，才會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義。他一直重視對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要掃除文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加強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他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指出：為了創造新的時代，必須解除反動統治階級所加在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戰爭年代如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指出：「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後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鬥」。他還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個人進學校，學文化，學技術，首先是應該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工業化，為了為人民服務，為了集體利益，而不應該是為了得高工資。他在1958年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人活著只搞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一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搞點共產主義，有什麼意思呢?」毛澤東這些論述集中到一點，說明無產階級革命者應當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高尚的節操，他們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為了革命，一切眼前個人利益可以拋棄。偉大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是毛澤東幸福觀的靈魂。 總之，幸福的內容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一。物質生活條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礎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質生活的升華，高於物質生活。我們既要重視幸福的物質生活內容，既要反對單講物質生活不講精神生活，把物質生活看作至高無上的享樂主義；又要反對過分強調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割裂開來，把幸福理解為離開物質享受的禁欲主義。

7.3 「鬥爭就是幸福」 --------------------------------------------------------------------------------

馬克思的女兒曾問馬克思：「對幸福怎樣理解?」他明確而簡單地回答：「鬥爭就是幸福」。還在18歲的時候，馬克思就在一首自敘詩的開頭滿懷鬥爭意志的激情，他寫道：「既然鬥爭的火焰燃燒在我的胸膛，我怎能在悠閑中徜徉?要迎著風暴走，頂著戰鬥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時光……」他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說：「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1]馬克思把自己對幸福的理解，同「鬥爭」這個概念聯繫在一起，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幸福觀和鬥爭觀。 鬥爭，這是馬克思的生命和意志的表露，是他性格的特點，也是他對人生最高法則與幸福的理解。在他進入中年之前的一生第一個25年期間時，就以極其現實的態度向自己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為了什麼而鬥爭?以什麼方式進行鬥爭?在他接受了人類思想界認識自然和社會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真正寶貴的成果，有批判的加以改造並根據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創立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和鬥爭科學，就高舉起鬥爭的旗幟，團結了鬥爭的力量，同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資本家進行不妥協的鬥爭，同工人運動內部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馬克思在回答人們提出為什麼要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原則鬥爭時，指出：「在觀點、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況下，新時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協和虛偽的合作等辦法來達到的，這種幸福只有經過各個黨派的鬥爭才能達到。」[22]馬克思一生「目標始終如一」，畢生「為人類工作」，「為大多數人的幸福」進行頑強的鬥爭，並把「屈服」視為「不幸」。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艱難困苦、貧病交加中度過的。在馬克思看來，生存意味著鬥爭。幸福在於鬥爭，不幸在於屈服。馬克思為自己選擇的是一條極其艱難的人生道路，但他堅信，對於一個戰士來說，這又是一條幸福的道路。 毛澤東的性格喜愛鬥爭，他把幸福理解為鬥爭。還在青年時代，他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23]這表露了他喜愛鬥爭生活的性格特點，也表達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鬥爭生活視為人生的歡樂。當他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更是自覺地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旗幟，自覺地把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鬥爭同幸福聯繫在一起，把個人幸福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鬥爭聯繫在一起。 毛澤東一經踏上了革命的鬥爭道路，不管前進的路上布滿了什麼樣的荊棘，不管情況多麼艱險，即使遭到了失敗，他總能從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歷史的洪流中飄得愈久，就變得愈堅決，愈敢於鬥爭，愈善於鬥爭。正如恩格斯對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鬥爭是他的得心應手的事情。」[24]毛澤東在長期的鬥爭生涯中，為中國共產黨人制訂了進行鬥爭的戰略和策略，不斷的團結革命力量，同國內外敵對力量進行頑強的鬥爭，取得一回又一回的勝利，也同工人階級內部、共產黨內部的錯誤進行了原則的鬥爭，捍衛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目標、原則和榮譽。 毛澤東多次號召要學習魯迅的鬥爭方法。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指出：「魯迅的戰鬥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准談風月，他就出了《准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隋洛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 毛澤東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在他看來，幸福和鬥爭是同一的，離開從對舊世界的批判中找到新世界，離開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鬥爭，就沒有億萬人的幸福，也就沒有他個人的幸福。所以，共產黨人的幸福是同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的鬥爭，同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聯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毛澤東曾經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我們應該怎樣正確理解和把握呢?「鬥爭哲學」，本來是抗戰時期原國民黨軍隊榆林地區總司令鄧寶珊批評中國共產黨的哲學的用語。毛澤東在黨的七大講話中，把它接過來加以肯定，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了鬥爭。還說，「鬥爭的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哲學」出來的比較晚，那是鬥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很顯然，毛澤東所借用的、肯定的「鬥爭哲學」，是從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角度、階級鬥爭和革命鬥爭的政治角度講的，它突出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質。毛澤東所講的「鬥爭」，是對立面的鬥爭，是矛盾的鬥爭，而矛盾的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共產黨人要推動歷史前進，就不能拋棄鬥爭精神，不能拋棄革命精神，就需要戰鬥的風格。我們要改造社會，改造自然，創造人類幸福，就要和大自然作鬥爭，和社會上各種舊勢力、舊殘餘作鬥爭，和敵對勢力作鬥爭，和各種艱難險阻作鬥爭。自然，「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25]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矛盾鬥爭，就沒有革命，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幸福，就沒有一切。可見，只要對「鬥爭」不是作簡單的庸俗的、形而上學的、「左」的理解，「鬥爭哲學」並不是錯誤的東西。近年來，有些人把「鬥爭哲學」歪曲成「斗、斗、斗」的哲學，誣之為「造反哲學」、「打倒一切」的哲學。嘲諷革命鬥爭精神，似乎它是「左」的同義語。他們鼓吹放棄鬥爭的庸人哲學，不承認矛盾鬥爭的普遍性、絕對性，不承認國內外還有階級鬥爭，還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鬥爭，不敢講鬥爭，不敢講革命，閹割、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鬥精神。這是一種十分有害的錯誤思想。 當然，我們對毛澤東在各個時期講的「鬥爭哲學」，也要作具體分析。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重提「鬥爭哲學」，把對彭德懷等同志的錯誤批判視為是一場階級鬥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的繼續，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傷害了好同志，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毛澤東在50年代，批評了斯大林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的錯誤，堅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堅持了從馬克思到列寧所闡述的對立統一規律的原旨，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提出了雙百方針，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但可惜的是，毛澤東晚年卻又違反了初衷，在某種程度上又重犯斯大林的錯誤，片面強調對立面的鬥爭，而忽視了對立面的統一，把對立絕對化。這樣，在實踐中造成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後果。這確是值得我們反思，很好吸取其歷史經驗教訓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3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頁。

[4]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頁。

[6]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24頁。

[7] 馬克思，轉引自《中國青年報》1979年10月23日。

[8]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頁。

[9]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

[10]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頁。

[11] 《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頁。

[12]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

[13]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14]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15]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頁。

[1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頁。

[17] 引自《古希臘羅馬哲學》，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頁。

[18] 引自《古希臘羅馬哲學》，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3頁。

[19] 引自《古今中外名言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頁。

[20] 《毛澤東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頁。

[23] 轉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軍報》。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頁。

[25] 《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