嘩眾的哲學與探索的哲學
被人們稱作哲學的有三種:一種是賞玩型哲學,如海德格爾的哲學、後現代主義哲學。第二種是實用型哲學,如人生哲學。以上兩種都是嘩眾的哲學。第三種是認知型哲學(探知型哲學),它是求真的哲學,是理性的哲學。
十九世紀末,經典物理學和生物進化論已經建立,傳統自然哲學的存在論問題、實在論問題、人和生命的問題都交給了自然科學去解決。社會存在論問題也被認為應該由社會科學進行解決,於是自然哲學家拋開自然哲學轉向了邏輯實證主義哲學、語言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社會哲學家轉向了哲學史和社會科學,神學家和詩人則聯合起來搞起了神化且詩化的存在論,把「傳統的實在的絕對的本體論轉換為個體感性生命的本體論」。這就是說,那些理性的也就是從事理智信息研究的人在自以為大功告成之後離開了存在論的領域,而感性的人也就是喜愛玩弄情感信息和美感信息的人則乘虛佔領了存在論領域。由於存在論是全部哲學的核心和基礎,很自然地,這就導致了哲學的扭曲,導致了哲學與科學的背離,導致了哲學在二十世紀發展道路上的反動傾向,導致了非理性哲學的泛濫。非理性的思想是隨性臆斷的,非理性的哲學是不講理的,因而這種哲學是獨斷的、霸道的、強加於讀者的。
美國物理學家J·羅伯特·奧本海默說過:「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詩人、歷史學家和職員都十分驕傲,因為他們甚至都不需要去學習任何科學,科學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個長長的煙囪的另一端,任何智者都不會將腦袋伸入這個煙囪的中心。」我想,這些「十分驕傲」的「智者」還應該包括二十世紀以來大多數的哲學家。
1 玄學化的哲學
哲學是最古老的、也是目前最薄弱的一門學科。哲學的薄弱並不是它在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發展得不好,而是它的最好、最成熟的成果都成為獨立的學科從哲學中分離出去了,現在留下來的部分又與那些獨立出去的、發展得好的、比較成熟的學科嚴重脫節,結果就造成了近現代哲學的緩慢、停滯甚至倒退。這些哲學家、哲學流派不是為「哲學新衣」去努力研製新的「制衣材料」、新的「紡紗織布技術」、新的「服裝款式、色彩、和製作工藝」,而是用空洞的概念、謊言去編造哲學的「皇帝新衣」。
不少人感到一些現代哲學家的著作難以理解。難以理解的東西(著作)有四種情況:一是抽象,二是複雜,三是錯誤,四是表述不符合語言規則。抽象的東西有兩種:一是從具體的事物中抽出的共性的東西;二是不能直接感覺的、但通過因果關係憑藉思維可以推導出的東西。複雜是指涉及的元素及關係眾多且交錯,對局部和整體性質都不易把握。錯誤就是跟事實不符。對於抽象的和複雜的東西,我們可以稱其深奧、深刻,而對於錯誤的東西和不合語言規則的東西不應稱其為深奧、深刻。但是有時人們由於不理解,不知道某論述的錯誤或沒有意識到它只是不合語言規則,也會誤以為其深奧、深刻。
越是一般的原理往往就越簡單,越少一些深奧。但是,在一些不愛動腦筋、習慣於盲從的人們的眼裡,模糊、不合正常語言規範、不合常用概念,就等於深奧。某些人抓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把他們的哲學打造得給人以深奧、晦澀之感,其實那不過是皇帝的新衣。對於這樣的哲學你甚至可以把隨便想出來的不著邊的辭彙放到里去,這時可能有人看了會說你加工過的文本比那哲學家的原著更深奧。這就像你的隨意塗鴉可以拿到藝術展上說是抽象畫作一樣。所以對於抽象藝術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對於晦澀哲學每個人也會有不同的理解。你的理解跟作者要表達的不同,那是不足為奇的,這個責任絕不該由你來承擔。如果你的理解跟作者要表達的一致,那才是真正奇怪的。當然,在晦澀哲學中,哲學家也會適當地寫上一些可以表達正常思維的常規語言,這樣可以讓讀者感到似懂非懂、若有所悟,以免對作者心生疑慮以至於徹底打消繼續讀下去慾望。
還有一些人把人和動物從進化中得來的特有屬性,如意志、自由等,強加給所有的物體,這是想像力並不豐富的臆想哲學家們慣用的手法。所以,當你發現一種哲學晦澀難懂的時候,當你看到一些概念被哲學家安插得莫名其妙的時候,你一定要對它有所懷疑,因為哲學探索的是最一般、最基本的規律和原理,應該追求理論的直觀和簡潔。越是晦澀的哲學著作,其可靠性越差。讓我們記住法國啟蒙思想家霍爾巴赫的這段話:「真理是簡單的。謬誤是複雜的。謬誤的道路無限曲折迴旋。自然的聲音任何人都能了解。謊言的聲音則模稜兩可、撲朔迷離和神秘莫測。真理的道路平坦筆直。謊言的道路昏暗彎曲。每個人都必須記住的這些原理是任何一個思想健全的人都不能懷疑的。」(霍爾巴赫:《健全的思想》第19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
在近代哲學史上,一方面,自經院哲學以來的傳統的脫離現實的形而上學哲學家陶醉於概念遊戲,通過概念遊戲來虛構他們的形而上學體系;另一方面,後起的浪漫哲學家又拋開關於真實世界的經驗和理性思維而用情感、審美直觀和隱喻的手法來創作他們詩化的哲學。
亞里士多德在專業性的著作中,由於面對的讀者對象已習慣於哲學思考,他用的是嚴格論述;在針對大眾的對話體的著作中,則是用隱喻來說話,他用隱喻的目的是為了讓缺乏哲學修養、不懂專業術語的人能夠理解他的思想觀點。而現代的哲學家則完全相反,在專業著作中使用特別隱晦的隱喻,使得其著作既失去了論述的嚴格性,又失去了可理解性。
亞里士多德的語言樸實、直白、易懂,會被一些人認為淺顯,海德格爾的語言晦澀、曲繞、難懂,會被人認為深奧。但真正對人類文明有巨大貢獻的是亞里士多德,而不是海德格爾。亞里士多德是在努力使問題、使我們的認識對象明晰化,他努力地對這些認識對象做著分門別類、分清層次、找出原因、理清關係的工作。這種工作,既需要在細節上探索,又需要在整體上把握。海德格爾等人則是故意使敘述不清晰。其實亞里士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已經揭穿了海德格爾這類哲學家的伎倆:「正是由於不清楚,才不具備遭反駁之點,而且,也正是由於不知曉這種不清楚是否根源於使用了隱喻,才不具備被反駁之處。」而海德格爾正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免遭反駁,來掩蓋其論述的空洞、無價值。某些哲學著作中被人們奉為「隱喻」的東西,只不過是作者說不清楚、說不上來、也沒有思考明白的東西。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22章對於在寫作中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辭彙、言語有一些精闢的論述,讓我們重溫這些論述,對於詩人、作家、哲學家的寫作,特別是對於廣大的讀者,是極其有益的。這裡我只摘錄其中的一點片斷:「言語的美在於明晰而不至流於平庸。用普通片語成的言語最明晰,但卻顯得平淡無奇。……使用奇異詞可使言語顯得華麗並擺脫生活用語的一般化。所謂奇異詞,指外來詞、隱喻詞、延伸詞以及任何不同於普通用語的詞。但是,假如有人完全用這些辭彙寫作,他寫出來的不是迷語(註:迷語是古希臘的一種迷惑人的文學體裁。),便是粗劣難懂的歪詩。」,亞里士多德認為詩人可以擁有使用奇異詞的「特權」,而詩人都不能完全用奇異詞來寫作,以研究和闡述真理為己任的哲學家就更要少用奇異詞來寫作了。
比喻的可行性源自世界中的同息性(參見「愛智不難讀」系列第二部《終極規律論》第三章「同息異息律」)。比喻雖然是可行的語言手法,但它只是適用於文學語言、生活語言。基於同息性,探索真理的學科常使用歸納方法、有時也用類推方法,一般不用比喻。數學、物理學、生物學這些學科中都不使用比喻。哲學以探索、發現、講解真理為使命,也應當盡量少用比喻。比喻雖然有時有肋於理解,但難以說清你要說明的事物的本質。當哲學的講解中確實需要運用比喻的時候,也應該運用恰當的、容易理解的比喻,莫名其妙的所謂「隱喻」對於哲學只能是禍害。特別是,一些人試圖用比喻來論證他所認為的正確的道理,但他的比喻或類推的兩端並不具有同息性,只是他自己認為道理是一樣的。這種用比喻進行的論證是不成立的,即使不做論證,只做說明或解釋也不合適。
哲學不是藝術,哲學應避免隱喻,不能把哲學搞得跟抽象畫、朦朧詩一樣。哲學是認知性的,不是審美性的,哲學應該屬於探知文化,不是屬於賞玩文化。科學的那種清晰性是哲學追求的目標之一。當哲學中的某些內容、某個問題的探討達到了科學的那種清晰性,這些內容也就成熟起來而加入科學領域。
在內容上,賞玩型的哲學家講的大都是個人的一些生存體驗。這種體驗因為是個人的、朦朧的、模糊的,本來就不容易清晰地表述,而哲學家又故意把表述的語言搞得更加晦澀,其真實的緣由是哲學家不敢把話說清楚講明白,說清楚了就會暴露他思想的膚淺、思維的混亂。海德格爾的哲學就是一個存在和存在者的泥潭,海德格爾自己陷在這個泥潭裡不能自拔。他的哲學通篇就是在幾個概念裡面繞來繞去:存在、此在、存在者、無蔽、遮蔽、思、觀念、神。
現象學是從現象出發,也就是從能夠經驗現象、認識現象的認識者出發來認識世界的,它在本質上是迴避了本體問題,拋開了對世界的客觀性的追索,拋開了對事物本質、對事物內部和外部關係及性質的探求,陷入了唯心論的膚淺和空洞。多數的宗教不是引導人們愛智的,而是引導人們愛「昧」和愛「魅」的(「昧」是昏暗不明;「魅」是外貌討人喜歡的鬼,是魅力、是鬼魅),引導人們追求蒙昧,追求神秘的魅力。存在主義的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所謂哲學也是愛「昧」和愛「魅」的。海德格爾出身於現象學派,又深受神學的影響,這就註定了他的哲學的空洞性以及與真理探索的正確道路(經驗加理性,包括歸納、分析、邏輯方法)的背離,註定了他的學說思想自然會帶有一些宗教性。有的學者把海德格爾吹捧為千年一人,各個宗教的傳道者也把各自宗教的創始人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這些鼓吹者們一方面是為信仰所控制,另一方面是受利益所驅使。
生命哲學家決心用詩人的方式來追問和探尋生命之謎,他們混淆了情感、美感與認知的功能,生命之謎是自然現象,屬於認知的領域,只能靠科學和自然哲學的方法來探索,詩人的那種方式只能感受生命,連感悟都做不到,更談不上解開生命之謎了。個體感性生命只是一般存在中的特殊形態,是宇宙中極其罕見的高級複雜的關聯群系統,即使真正的生命哲學也不能夠取代一般的存在論哲學。
晦澀是德國和法國的理論家愛玩的把戲,它跟這兩個民族的非理性主義情感支配型傾向有關。德國的非理性主義表現得深沉一些,而法國的非理性主義表現得外露一些。二十世紀神秘主義充斥學術界,把哲學界搞得烏煙瘴氣,充滿了精神病的氣息,極大地損害了哲學的名聲。斯特龍伯格在《西方現代思想史》中寫道:「多少讓人感到費解,這是成為宏大理論的必要條件。法國高級知識文化中似乎有一條不成文規定,越是晦澀難懂,就越有聲望。要想讓人望而生畏,著作家就必須像有人所描述的朱利亞·克里斯蒂瓦那樣,『故意玩些讓人看不懂的花活兒』。」(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第567-56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玩弄這些把戲的人是極其自私的,他們沒有實質性的新思想,當然也就毫無思想家所應有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只想得到眾人的膜拜,名利雙收,並不想對人類的認識、人類的文化產生實質性的貢獻。
晦澀難懂的東西不叫哲學,叫玄學。哲學是通過現象發現本質,從不同的事物找到共同點,從紛亂中找出條理,用簡約的方式說明繁雜的事物,目的是讓人們用最少的時間掌握最全面最本質的知識和道理,讓人明曉事理而不墜入迷霧。故弄玄虛去浪費人們時間的哲學家不僅背離了「真」的標準,而且違背了「善」的標準。如果是有意為之,他的做法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是無意為之,只是因能力所限才講出一堆廢話或昏話,則不應公之於眾,而是要扔進壁爐里去。「發現普遍真理」是哲學家的責任,「把自己發現的真理講明白」也是哲學家的責任,這兩個責任一個也不能少。少了第一個只是等於什麼也沒有做;少了第二個則等於做了一件壞事:把人們引到迷宮裡面去,浪費了人們的生命。
哲學是教人聰明的學問,哲學是要告訴人們物質世界、人的認識以及人類社會中最一般的真理。越是適用性廣的一般真理,其蘊含的道理就越是簡單,其中的困難在於對它的發現,而不是描述它的語言。揭示這種道理的哲學語言應當像道理本身一樣的簡潔明晰。牛頓提出過哲學中的四條推理規則,其中的第一條就是:「尋求事物的自然原因,不得超出真實和足以解釋其現象者。」(《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第447頁,陝西人民出版社,武漢出版社,2001年)他進一步說:「自然不做徒勞的事,解釋白費口舌,言簡意賅才見真諦;因為自然喜歡簡單性,不會響應於多餘原因的侈談。」(同上)但是許多所謂的哲學家洋洋洒洒幾百萬字,還不涉及具體的事物,怎麼可能見到「真諦」呢?在這些著作中,長篇大論總是晦澀難懂,而所舉事例卻極其簡單,如此大的反差,只讓人猜測那些長篇大論不過是一堆夢囈罷了。
對於那些喜歡臆想的哲學家,熱衷於哲學思考的科學大家是持反感態度的。雅斯貝爾斯是二十世紀德國的一位著名哲學家,二戰時期雅斯貝爾斯跟他的妻子格魯特魯德(猶太人)要去美國避難。格魯特魯德的表兄格特沙爾克在美國跟愛因斯坦等人接觸,希望他們能在普林斯頓學院為雅斯貝爾斯謀求一個位置。愛因斯坦倒是寫了幾封信,但並不想推薦雅氏,因為在他看來,雅氏的哲學跟黑格爾的哲學一樣,是「醉漢的胡言亂語」。推薦這樣的人做教授,那就是誤人子弟。
哲學一旦搞玄虛的東西,就走樣了,就脫離客觀實在了,就要開始坑蒙拐騙了。在這樣的一些所謂的哲學家那裡,哲學不再是智慧之學,而成了愚蠢之學、忽悠之學。這樣的哲學還很有市場。愚蠢之學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人性有許多的缺點:懶惰、跟風、貪財。懶惰是不願動腦子,坐享其成。跟風是人為了保護自己而去站在強勢力量的一邊。貪財即自私,這是人的本性,它不僅是人的本性也是所有生物的本性。在跟哲學有關的社會活動中,懶惰者、跟風者是大多數的讀者,這些人不願動腦子,人云亦云,不用付出多大的努力就使自己成為智慧一族,使自己成為文化上的強勢群體中的一員。這樣做,事半功倍,是多麼划算的一件事啊!貪財者則是那些愚蠢之學的販賣者,他們通過宣講、評述這愚蠢之學而獲得大量物質利益,同時也獲得了名氣和地位。他們拚命地吹捧愚蠢之學,實際上也是在拚命維護自己的利益。
庫恩說:「科學家從不抽象地學習概念、定律和理論,也不從它們自身中學習。……它與應用一起出現並通過應用得以展示出來。……如果學習牛頓動力學的學生的確發現了像『力』、『量』、『空間』和『時間』這些詞的意義,那麼,他並非是從教科書里雖然有時有幫助但並不完整的定義中學到的,而是通過觀察和參與這些概念應用於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到的。」(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43-4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但是我發現哲學家和他的學生們總是能夠不通過應用就直接從思維訓練中學到那些比物理中的概念、原理更為抽象的概念和原理,這不是一件萬分奇怪的事嗎?當然,還有比這更更為奇怪的事情:在大哲學家的親傳弟子興緻勃勃地向大眾宣揚和解說其導師的高深理論之後,導師卻說「你們完全誤解了我的思想。」不過弟子們絲毫也沒有覺得尷尬,這也並沒有妨礙弟子們繼續傳授導師的哲學。
思維訓練被學院派哲學家稱為研究哲學的必經之路。「訓練」的目的是讓人掌握一種離開主觀意識的、機械性的技能,例如騎車、游泳都是這樣的技能。思維訓練所能達到的目的則是掌握離開主觀意識的、模式化的思維技能。顯然這樣的思維技能在具有高效性的同時也具有了機械性,因而也就更加缺少創造性、思辨性。所以經過思維訓練而掌握了思維技能的學生在研究和傳播前人的哲學的工作中具有優勢,而在探索新哲學、批判舊哲學的工作中只有劣勢。
從康德、黑格爾哲學的思維訓練中學到那些思維方法、思維習慣,並沒有幫助人們做出新的發現,沒有幫助人們在對於自然、社會的研究中取得成果,也沒有幫助人們在生活中派上用場,相反卻使人們的思維產生了混亂。所以德國哲學的這些思維只是流行於學院的講堂里,在講堂之外除了間接地引導一些非理性的理想主義者做出荒唐的舉動外,就沒有再產生什麼價值。
沒有康德、沒有黑格爾、沒有海德格爾、沒有維特根斯坦,近現代科學絲毫都不受影響,近現代社會的文明進程也不會受大的影響,但是沒有亞里士多德的從現實出發的理性哲學體系,就不會有近現代科學,不會有現代的文明社會。凡是對亞里士多德的體系有貢獻的人,都對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凡是對亞里士多德體系沒有貢獻的人,都沒有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中世紀後期對亞里士多德體系的重新發現和推介對後來的文藝復興和近現代科學起著基礎的作用,弗·培根加強和改進了亞里士多德的歸納法,伽利略激活了亞里士多德的體系,牛頓重新走上了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阿基米德的理性、科學的道路,從此人類認識和發明的文明之旅走上了坦途大道,到現在,各國家、各民族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文化教育基本上全部採用亞里士多德的體系。在學術上,只有佔據霸權地位的一些玄奧派哲學家拋開亞里士多德的體系,而這些人都是不成器的。
一些哲學家認為大師們的高深的哲學理論、聖人們宣揚的宗教理論都是可以論證的,可以進行嚴謹地證明的,而事實上這一類的所謂論證都充斥著千奇百怪的謬誤。當代哲學圈子裡更多的是爭論不休的、最終又不了了之的細微末節的牛角尖問題。斯特龍伯格說:「對於這一切,一般讀者,或者說職業哲學家小圈子外的幾乎每一個人,都不太了解,這反倒是他們的福氣。」(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第60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這真是對玄學化的哲學界的一句絕妙的諷刺。
玄學的鼻祖是古代的東方神秘主義。亞里士多德說:「一切都無分別,真假混在一起,落在這樣境界的人實際不能說出也不會說出任何可以令人明了的事物;因為他同時說『是』與『不是』,對於一切事物不作判斷,只是混混沌沌的,若有所思,若無所思,這樣的人與草木何異?」(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70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東方神秘主義哲學家就是亞里士多德所批評的這種人。亞里士多德當然不知道東方神秘主義的學說,但他也確有所指,那就是古希臘的詭辯學派。中國也有跟詭辯學派類似的一個學派,就是名家。與詭辯學派和名家不同的是,東方神秘主義哲學在語言的模糊上、內容的神秘上、形式的渲染上下足了功夫,於是引得了眾人的膜拜。詭辯學派很快就被真正的哲學家批倒批臭了,名家呢,也沒有多少人把他們當真,而我們至今還把同樣是混混沌沌的草木哲學的道家學說當成高深莫測的大智慧。
2 詩化的哲學
德國古典哲學興起之後的各種哲學流派缺少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增添了藝術的氣質和宗教特點:每一種哲學都是哲學家像塑造一件藝術作品或虛構一個創世故事那樣把它構造出來,所以這些哲學都先天具有藝術的身世或者宗教的身世;構造好的哲學一旦被一些評論家、教授認同和吹捧,就會引起一眾青年的跟風、信奉和盲從,所以它在現實世界的傳播與流行充盈著藝術之氣、宗教之風。
一直以來,學術研究工作的任務是「發現」,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尤其是在後現代主義者那裡,學術研究工作不再是「發現」,而變成了「發明」;社會科學不再是科學研究,而變成了藝術創作。
詩人瘋癲之後自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明白的人,自以為自己是真正的哲學家,就像醉漢們總是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一樣。他們的詩化的、神話的所謂哲學,以及情感式的和審美式的「徹悟」,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自從人類部落有了原始的神話、原始的詩歌、原始的卜筮以來,這種假哲學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儘管它從來也沒有正確過。因此這其實是一種極其庸俗的文化形態。作為一種庸俗的文化形態,它當然從來都不缺少跟風和追捧者,因為自古以來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庸俗者總是大有人在。
詩化哲學因迎合和滿足了一大批人的虛榮心而得以流行。當人們對這些晦澀、空洞的哲學厭倦了的時候,他們還是要回到現實的哲學軌道上來。本來這些追隨者是想從所謂的人學、精神哲學中找回「精神的家園」,但是晦澀、空洞的哲學非但沒能使人們從現實生活中的煩惱中解脫,反而又增添了精神上的炫惑與不安。人類的精神家園坐落在現實和理性當中,只有讓精神重新返回到現實與理性中,精神才會得到安頓和充實,才有可能去努力實現精神與現實的和諧,也才有可能追求到精神與現實生活的真正幸福。
隱喻是詩化哲學的慣用伎倆。情感性和美感性文化可以運用一定的隱喻,認知性文化中應當儘可能地避免隱喻。哲學是認知性文化的總首領,哲學中當然要儘可能地避免隱喻。哲學是越清晰越好,越能夠讓別人明白越好,否則的話就不需要搞哲學了,就不需要對事物進行表述了。當然,事物在某些層次上是不可能表述得清晰的,這時候人們就應該在另一個層次上、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或一個更深的層次上去認識事物、去把握事物、去表述事物。總之,哲學是屬於理智信息範疇的,它必須努力去做到清晰。而隱喻是屬於詩的東西,詩雖然常常要說明某種道理,但它更是要表現某種美的意境,引起別人的美的共鳴和感情的共鳴。
哲學、科學是探索真理的文化形態;藝術,包括文學,是發現、創造和表現美以及表達情感的文化形態。把詩和哲學混為一談,這就是德國人式的錯誤。不僅如此,德國人還把詩的幻想跟政治也攪和在一起,給二十世紀的人類帶來劫難。德國人的詩化哲學實際上是試圖把古希臘人開啟的、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接續的認識澄明化之路復歸到人類原始文明的認識蒙昧化之路。如果把古人對世界的蒙昧認識也稱為哲學的話,那麼,德國人的詩化哲學就是一種新型的蒙昧哲學。
文藝復興和近代科學革命是人類在古希臘文明的影響下走向理性的階段,而近代自德國興起的詩化哲學運動則是對人類理性文明的反撲。由於科學家對於本體論哲學的遠離,給熱衷於情感思維的詩人、浪漫哲學家以可乘之機,他們肆無忌憚地乘虛入侵了本不屬於他們的本體論哲學領域。這是人類文明發展路線上的正常波動,它不能改變科學進步的路線,不能改變人類理性文明的發展路線,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在文化界掀起了洶湧的波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任何一種現實世界都不可能讓詩人和詩哲們滿意,他們總是極力誇大現實社會和科學的機械、無情、冷漠、無趣,極力貶低理性,抬高情感與審美,他們的精神歸宿永遠是處在脫離現實的虛擬的感性精神世界,也就是他們的「詩意地棲居」的世界。他們的詩意世界跟兒童的童話世界屬於同一個類型,二者沒有本質的區別。每一個踏入成人社會的人,在謀生之餘都或多或少地懷念起青年時讀詩的浪漫時代,也或多或少地懷念起幼年時的童話世界。正常的人,無論怎麼懷念過去的虛擬精神世界,他們都還能回到理性的現實社會中來,只有一些神經質的詩人和詩哲一生都會沉浸在那個虛擬的精神世界,而另外一些假裝神經質的詩人和詩哲只不過是以其裝模作樣的「沉浸」和其對這種精神世界的頌揚作為謀取現實利益的手段罷了。
在人類進入理性文明時代,人類童年時代的神話破滅之後,浪漫哲學家心有不甘,還想重建新的神話,找回失去的夢幻,從夢幻中體味世界的意義。但是,此時絕大數人都已被理性喚醒,再要把人們都帶回舊日的夢境,已是不可能了。世界的意義只能在現實世界中去重新發現。詩和神話在現實世界仍然可供人們賞玩,但已不能再被當作世界本體了。
浪漫詩人和浪漫詩哲們感到科學和技術正在毀掉人生存的根基、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據,人們成了流落異鄉、無家可歸的浪子,人類成了精神上虛無的、邏輯的和技術的動物。而實際上真正精神上虛無的人恰恰是神經質般地追求浪漫精神生活的那些人,技術時代不乏這樣的人,在這些人所嚮往的古代社會同樣不乏這樣的人。他不僅厭倦今天的現實社會,把他放在古代的現實社會中去他也同樣會厭倦得死去活來。這種人不是為現實而降生的,而是為夢幻而降生的。回顧歷史,似乎只有在把人們的思想緊緊禁錮住的專制社會或宗教社會才缺少這樣的人,而這種社會顯然也不是浪漫詩人和浪漫哲人們所嚮往的現實社會,只不過在這種社會裡人們被刷了腦或被噤了聲罷了。被刷了腦的人都生活在同一種亢奮的夢幻之中;被噤了聲的人,他無法表達他個人真正的嚮往。
源自古希臘的傳統哲學和科學是以簡單事物來解釋複雜事物,而詩化哲學則是以複雜事物來解釋簡單事物,如生命力、意志、情感、審美等都是高級複雜的存在體──人的功能或性質,浪漫詩哲們用這些來解釋作為簡單事物的物質運動、宇宙本體。這些人的思維不是哲學的思維,而是泰勒斯之前的前哲學思維。他們不是倒退到了前牛頓時代,不是倒退到了前亞里士多德時代,也不是倒退到了前蘇格拉底時代,而是倒退到了前泰勒斯時代。他們把人類真正的哲學都給取消了。有一些衷情於藝術、衷情於神秘感的哲學家和藝術家總是對近現代的科學、對人類所取得的理性認識的成就大加貶斥,他們認為對美的事物進行科學的分析或數學分析就會破壞我們的美感。難道在我們學過一段小提琴曲的聲波的數學表達式以後就會毀掉我們欣賞這段音樂時的心境和快感?這顯然是極其荒唐的。科學並沒有像詩哲們說的那樣毀掉了審美,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也有希臘化時代的影響;近代輝煌的古典音樂是誕生在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誕生在物理學、數學、化學、理性哲學以及近代工業取得了重大進步之後。科學給近現代藝術增添了新的動力,理性給人類的審美賦予了新的內容。
從存在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這一系列的思潮不過是取代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烏托邦思潮的知識分子的瘋癲,兩者的區別只不過在於,過去的是政治的瘋癲、暴力的瘋癲,後來的替代品是文化的瘋癲、和平的瘋癲。它們都反映了社會中的人的不安分的本性。後現代主義瘋癲跟過去的瘋癲一樣,其結局必然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埋葬自己。然後,一定會有新的瘋癲形式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這種不安分的瘋癲跟人的極端思維是聯繫在一起的,極端思維是頭腦中的意識狀態,瘋癲是這類人的外在表現。這種不安分的瘋癲在社會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表現:在烏托邦思潮中表現為理想主義,而在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自我毀滅之後,則表現為躁動不安。在這前後兩種思潮當中,都有人施展了宗教的騙術,來挑動和控制那些容易躁動的人們的神經。
存在主義可以看做是前後兩種瘋癲的一個過渡。海德格爾跟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有剪不斷的瓜葛(這位「聖人」至死都不為這段聯繫而道歉),而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特則至少是多半個烏托邦主義者。存在主義在兩種瘋癲之間完成了從政治上的瘋癲向文化上的瘋癲的轉向。
人類的瘋癲並不是在最近幾百年才出現。在烏托邦思潮之前,這種瘋癲的形式是一神教,一神教之前是圖騰崇拜。當然一神教在當今的社會中仍然存在,不過它只在某些局部的非主流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
3 庸俗的人生哲學
近現代的哲學在兩個方向(領域)上走向衰敗和墮落:一個是經院哲學的空虛化、玄學化、殭屍化,另一個是人生哲學的庸俗化。
很多人熱衷於談論人生哲學,把從今往後的哲學都歸結為這一類。但是我認為這種哲學較為膚淺,因為它不教人認識自然和社會的本質,不教人反思我們的認識本身和我們的知識結構的優劣的問題,不教人認識人與世界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係,不教人思考對人類整體的發展有益的東西,而只是教人怎樣處理人際關係。但是這種哲學特別有市場,因為它運用比喻手法、運用煽情手法,擺弄種種文字遊戲去講人生的經驗,與眾人引起共鳴,並且又易於理解,所以它被人看重,成為流行哲學。這些人生哲學對個人是否有用,則因情況而異,對人類的認識、對人類整體的發展肯定是沒有明顯作用。而高層次的、探索事物本質聯繫的哲學雖然不易流行,卻對人類的認識、對人類整體的發展有重要意義。所以,人生哲學教人玩的是「零和遊戲」,而探索事物本質聯繫的哲學教人玩的是「正和遊戲」。一個只會玩「零和遊戲」的社會註定是不會進步的,只能原地踏步或往複輪迴;只有玩「正和遊戲」的社會才能進步、發展。有的人生哲學有一些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成分,但不能對社會進步產生根本性的推動;也有一些人生哲學教人投機鑽營、玩弄權術、損人利己、禍害社會,這種人生哲學玩的就是「負和遊戲」了。
人生哲學探討的是怎樣使個人的利益和價值最大化,在讓人付出的同時也告訴這個人會有回報。當然也有一種騙人的人生哲學是只讓人付出而不要求回報,從而使統治者得到利益。社會哲學除了發現社會現象的本質和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外,還要研究社會群系統的規則,研究怎樣使社會整體的利益最大化,使每一個人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社會哲學是高於人生哲學的。社會哲學是從社會的層面研究利益的最大化,人生哲學是從個人的層面研究利益的最大化。
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二百多年前就對兩種不同的哲學做過分析。休謨是針對精神哲學來說這番話的。他認為精神哲學可以由兩種途徑來研究:「一種研究方法把人看作在大體上是生而來行動的,……人們既然認為德性是一切對象中最有價值的一種,所以這一派哲學家就把德性描寫得最和藹可親。……他們只要能使我們的心來愛好誠實的行事和真正的光榮,那他們就以為他們已經充分達到他們著書立說的目的了。」
「至於另一派哲學家,則把人當作一個有理性的東西來加以考察。而不著眼於其為活動的東西,……他們以為,只要自己能發現出一些隱藏著的真理,使後人得到教益,那他們畢生的辛苦也就得到充分的補償了。」
「很確實的,前一種輕鬆而明顯的哲學,比後一種精確而深奧的哲學,常會得到一般人的較大的愛好;而且許多人之推薦前一種,不只因為它比後一種較為可意,而且也因為它比後一種較為有用。」(休謨:《人類理解研究》,第9-10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
這兩種哲學對人類都是需要的,但是後一種哲學在哲學領域是居於先鋒的位置。人類思維桂冠上的明珠是要靠這一類的哲學家來摘取的。當然,在這些哲學先鋒中間,有不少人誤入了歧途。但是,如果沒有人做先鋒的工作,人類的哲學一步也前進不了。
一些被眾人追捧的人生哲學家,他們那一套東西也就是普通的人生經驗而已。年輕人可以回家跟你的姥姥聊一聊,你可能會驚奇地發現她老人家的人生感悟不見得輸給大哲學家叔本華和尼採的人生哲學。叔本華的處事方式可能遠遠不及你的姥姥,尼采就更不用說了,才四十多歲精神就崩潰了。所以我們不要以為人生哲學有多麼高深,也不要迷信人生哲學對人和人類的發展一定會有多大的啟迪。人生哲學領域沒有什麼高人。哲學的高地在於探索世界萬物的本質,在於探索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基本元素、基本結構、普遍聯繫和共同的規律。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這些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家的一些哲學思想是心智(理性思維能力)發育不健全的人的主觀臆想、個人的主觀感受,他們自以為自己的思想就是哲學了,其實未必。
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在於它對人生哲學的關注,而是在於對探索事物本質的理性哲學的關注。很多文化落後的民族、部落都有其可供炫耀的人生哲學,都有幫人處世、發財、陞官的名言、警句。但這樣的哲學從來就沒有幫助過哪一個民族擺脫落後。
在中國,智慧被解讀為生存、生活的技巧,而在古希臘很少這樣來理解,亞里士多德說:「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3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從這裡,我們就明白了古希臘人所研究的哲學──愛智慧──是怎樣的一種意思。而我們一些中國人經常掛在嘴邊上的所謂「大智慧」不過是貽誤民族前途的一些糊塗觀念罷了。
古希臘哲學家探求世界的本原,實際上就是探求不斷變化著的萬物中的不變的東西。亞里士多德說:「初期哲學家大都認為萬物唯一的原理就在物質本性。萬物始所從來,與終所從入者,其屬性變化不已,而本體常如,他們因而稱之為元素,並以元素為萬物原理。」(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7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把探求世界的本原作為哲學的追求、作為社會的追求,是古希臘成為能夠進化的世界主流文明之源的根本原因。
4實用型哲學、賞玩型哲學與認知型哲學的關係
有人把實用型哲學,也就是關於人應該如何去做事情、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相處的哲學,跟認知的哲學,也就是關於世界、生命、人的真相和本質的哲學割裂開來,這是不對的。如果你不了解世界、生命、人、社會的本質和真相,那麼你的那一套實踐的理論就完全是憑空臆想出來的、沒有價值的或者是錯誤的。
賞玩型哲學跟認知型哲學確實是割裂著的,因為賞玩文化不需要知道本質、真相,只要滿足賞玩者的身心需要即可,審美和情感佔據了賞玩者的幾乎全部主體空間。賞玩文化不給理智信息留下立足之地,是為了避免真理、真相對其賞玩的主體意境帶來干擾。
神秘主義哲學基本上就歸入賞玩哲學,當然它對於認知型哲學有一些啟發性、有激發聯想思維的作用,但是不可把神秘主義哲學的結論當作真理本身,只可以當作我們探索真理的過程中有助於我們思維的或者說激發我們思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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