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運動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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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08 13: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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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國民運動思想

陳子明

一、梁啟超的變與不變

對於梁啟超，時人多以「善變」、「屢變」視之。梁本人也自認「流質易變」，「太無成見」。正是討論「變」的正當性的系列文章——《變法通議》，使其「暴得大名」，因此梁啟超儘管對思想的「流質」常有所檢討，但也不覺得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

梁啟超的朋友孫寶瑄在1907年的日記（《忘山廬日記》）中曾對兩種「反覆「做過辨析：「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為君子。蓋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為反覆者不同。」在他的心目中，梁啟超自然是「反覆之君子」。

梁啟超的弟子鄭振鐸在懷念其師的文章《梁任公先生》中說：「然而我們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凡有利於國的事，凡有益於國民的事，他便不惜『屢變』，而躬自為之，躬自倡導之。」

李任夫曾和同學楚中元當面聆聽梁啟超解釋他的變與不變。「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機而靡的投機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主張，沒有什麼個人打算。……回想我和蔡松坡發動討袁時，我們約定，事如不濟，以死殉國；事如成功，決不做官。我開始擁袁，是為了國家，以後反袁，也是為了國家。我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即說我是國家至上主義者，我也承認。顧亭林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假如國之不存，還談什麼主義、主張呢！還談什麼國體、政體呢！總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批評，我梁啟超就是這麼一個人而已。」（《回憶梁啟超先生》）應當說，無須等待後世，即使在當時的政敵一方，也有像陳少白這樣知之較深者，看出「救國才是他的宗旨」。（《興中會革命史要》）

梁啟超的「屢變」，可以說縱貫他的一生，橫跨他的事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

徐彬說：「綜梁氏一生，以純舊之學者起（科舉），以較新學者終，中間之政、報兩界則迭為循環，互相間雜」。「夫梁氏始於學，終於學，（以其晚年之著作雖新，仍以新法整理國故為多，故曰較新，別於純新派也。）可雲無憾。然梁氏之名及所建樹，仍以報為最著」。（《梁啟超》。以上鄭振鐸、鄭振鐸、徐彬文章，均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

梁啟超的政治生涯，始於政論；戊戌變法期間，隨其師康有為跨入政壇；流亡期間重新將主要精力用於政論；民國二年至六年，走上政壇前沿，兩次入閣任部長，兩次「再造共和」（章太嚴語，指其發動反袁稱帝的護國戰爭和「馬廠誓師」粉碎清室復辟）；此後主動退隱，政治參與限於發表政論或「政譚」。

再看梁啟超的政治路線和敵友關係。鄭振鐸說：「我們看他，在政治上則初而保皇，繼而與袁世凱合作，繼而又反對袁氏，為擁護共和整體而戰，繼而又反抗張勳，反抗清室的復辟；由保皇而至於反對復辟，恰恰是一個敵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間，主張卻已不同至此。這難道便是如許多人所詬病於他的『反覆無常』么？」（《梁任公先生》）梁啟超自己也說：「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長時間裡，還是他得力的助手，這是大家知道的。後來我又反對他和他分手，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孫中山，中間曾有過一段合作，但以後又分道揚鑣，互相論戰，這也是盡人皆知的。至於袁世凱，一個時候，我確是寄以期望的，後來我堅決反對他，要打倒他，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李任夫：《回憶梁啟超先生》）

在政治思想和學術方面，梁啟超也是「屢變」的，現以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關係為例。梁啟超最早追隨康有為，是被其師《大同書》中所洋溢的世界主義所感動。後來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檢討說：「梁啟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偏狹的國家主義，慚其死友矣。」他主要受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主義學說的影響，批評康有為「去國而世界合一之體」的「世界主義」，認為民族國家才是「最上之團體」，民族主義乃「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的觀念。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答客難》中寫道：「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到歐戰結束，國家主義的楷模德國戰敗後，梁啟超對國家主義有了新的看法。他說：「國家主義之苗，常利用人類交相妒惡之感情以藻溉之，而日趨蕃碩。故愈發達，而現代社會杌隉不安之象乃愈著」。「自今以往，凡疇昔當陽稱尊之說，皆竺一一鞫訊之後而新賦予以評價，此千年間潦倒沉淪之超國家主義——即平天下主義、世界主義，非向外妒惡對抗主義——在全人類文化中應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他重新看好傳統中國「平天下主義」的政治理念：中國「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組成『天下』之一階段。」（《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論》）經過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兩個思想階段，晚年梁啟超轉向了二者之間的平衡點：「世界主義的國家」——「國是要愛的，不能拿頑固偏狹的舊思想，當是愛國，因為今世國家，不是這樣能夠發達出來。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梁啟超對於政治參與的認知，有一個逐漸擴大的趨勢：先是宮廷運動，再是黨派運動，最後是國民運動。他在《歐遊心影錄》中說：從前有兩派愛國人士，各走了一條錯路。甲派（指梁自己的一派）想靠國中固有的勢力，在較有秩序的現狀之下，漸行改革。誰想這主意完全錯了，結局不過被人利用，何嘗看見什麼改革來。乙派（指孫中山一派）要打破固有的勢力，拿什麼來打呢？卻是拿和他同性質的勢力，說道：「你不行，等我來。」誰想這主意也完全錯了，說是打軍閥，打軍閥的還不是個軍閥嗎？說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還不是個官僚嗎？一個強盜不惟沒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許多羽翼。同時又在別方面添出許多強盜來。你看這幾年軍閥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謝這兩派直接間接或推或挽來造成嗎？兩派本心都是愛國，愛國何故發生禍國的結果呢？原來兩派有個共同謬見，都是受了舊社會思想的錮蔽，像杜工部詩說的：「二三豪傑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哪裡知道民主主義的國家，徹頭徹尾都是靠大多數國民，不是靠幾個豪傑。從前的立憲黨，是立他自己的憲，干國民什麼事？革命黨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國民什麼事？好比開一瓶皮酒，白泡子在面上亂噴，像是熱烘烘的，氣候一過，連泡子也沒有了，依然是滿瓶冰冷。這是和民主主義運動的原則根本背馳，20年來種種失敗，都是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認這個錯處，便著實懺悔一番，甲派拋棄那利用軍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拋棄那運動軍人、運動土匪的卑劣手段，個人拿自己所信，設法注射在多數市民腦子裡頭，才是一條蕩蕩平平的大路。質而言之，從國民全體上下工夫，不從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愛國，才是救國的不二法門。他的結論是：「政治軌道是要把政治建設在國民意識之上。想引他上軌道，除了市民的群眾運動外沒有別條路。」五四運動就是這種「市民的群眾運動」的一個典範。

二、國民運動的定義與條件

梁啟超在《外交歟內政歟》中高度評價了「作為外交的國民運動」的五四運動。他說：「『五四』運動，有效果沒有呢，有。歐美一般人腦裡頭，本來沒有什麼中國問題，如今卻漸漸的都有了，提起中國問題，便緊緊跟著聯想到山東問題，提起日本問題，便人人都說『日本人欺負中國』。簡單說，這回運動算是把中日關係問題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這便是第一種效果。」「這回太平洋會議，這問題雖然沒有滿意的解決，但日本人已漸漸覺得中國國民氣和世界輿論可怕，不能不稍為讓步，這也算第二種效果。」「因為這種運動，引起多數青年的自覺心，因此全國思想界忽呈活氣，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第三種效果。」「因這回運動，表示中國人『國民運動的可能性』，將來也許引起別種國民運動，這是我希望的第四種效果。」所謂「別種國民運動」，就是內政的國民運動。

在總結以往的政治運動時，梁啟超指出：「對外問題易發動，對內問題難發動。……自公車上書至五四運動，凡壯烈之舉，以對外為動機者十之八九。」（《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緣故有兩種：一、外交問題較簡單，容易把多數人的感情燒起來。內政問題較複雜，要轉幾個彎才能了解，多數人看得不痛切，不著急。二、外交問題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什麼直接觸犯，危險程度較少，多數人樂得附和。內政問題，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盜國殃民炙手可熱的人短兵相接，危險程度甚大，稍微計較一下，瞻顧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沒有跟著「向內的」運動的「純外交的」人民運動，不是「無結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製的「運動人民」。「內政上局面不轉變，爭外交決無結果。外交主張，是要政府去辦的，國民不能努力建設一個象樣的政府，而拿許多話嘵嘵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梁啟超認為：「『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論理，這種運動應該有擴大的可能，應該跟著就把方向移到內政方面。」「以後我們若不打算做國民運動便罷，若還打算做，決然應該把方向轉變，從外交方面轉向內政方面。」（《外交歟內政歟》）

五四運動爆發時，梁啟超還在歐洲。他歸國後發起的第一個內政的國民運動是「國民制憲運動」，即「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權之人民若干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國民自衛之第一義》）他認為，「就令此動議終不能以付國民公決，就令此動議不為將來制憲機關所採納，然對於國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響焉：一、能使國民知無憲法不足以為國；二、能使國民知國家立法事業人人皆須參與，而參與並非無其途；三、能使國民知共和國根本精神在某幾點，必如何乃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國民對於憲法內容經一番討論別擇，了解其意義；五、能使國民講求憲法之實際運用，不至純任少數人操作；六、能使國民知良憲法之不易得，益加愛惜珍護。質而言之，則國民動議制憲法，無異聯合多數人公開一次『憲法大講習會』，無異公擬一部『共和國民須知』向大眾宣傳，此實在國民教育上含有絕大意味。」（《主張國民動議制憲之理由》）

接著，梁啟超又積極推動了「國民廢兵運動」。1921年「雙十節」，在北京召開了國民裁軍運動大會，梁啟超贊之為「民國成立以來『破題兒第一遭』」。他指出，「這回運動，算是『五四』以後第一次壯舉，而且比『五四』像是更進步。因為（一）『五四』性質，純屬對外的；此次卻是對內的，所以精神越發鞭辟近里。（二）『五四』全以學生為主體，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濃厚。」（《對於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的感想》）梁啟超說，「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簡單的，莫如裁兵或廢兵這個大問題，我們應該齊集在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國民運動。」他呼籲成立一個「國民廢兵運動大同盟」，協同動作，探究、宣傳廢兵運動的原因和結果，舉行「一次或數次公開的聯合的大運動」，即「示威運動」，以達到逐步消除無槍階級與有槍階級之分野的目的。（《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

在五四運動期間，梁啟超還是很有號召力的，但僅僅兩三年之後，他的政治影響力就急劇地下降了。這裡面既有他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變化的原因。梁啟超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說：「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什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麼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研究系一部分同人鼓勵梁啟超辦學講學，原是為了培植人才和結交知己，為組建政黨做準備工作；而當他講學講出了興趣，便日益與學術接近，鑽進學術中不能自拔，忘掉了他的組黨本義。當新的一代越來越熱衷於政治，孫中山受五四運動激勵重建國民黨時，梁啟超卻越來越疏遠了政治，不僅脫離了政壇而且逐漸脫離了「政譚」，變成了徐彬所謂的純學者。與此同時，中國的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一個大的變化。1922年2月6日，在美國發起的華盛頓會議上籤訂了「九國公約」（全稱為《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受公約的約束，英、美、法等列強減少了對中國內政的干預，曇花一現地掌握了日本政權的政黨內閣實行「協調主義」外交，同意將膠州灣租借地交換中國，並停止了對張作霖的援助。未被邀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蘇俄此時趁虛而入，與同樣被排斥在華盛頓會議之外的孫中山的廣州政府聯起手來。1923年1月26日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後，孫中山決心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依靠蘇俄的盧布、武器、軍事顧問來建立黨軍，用武力統一中國，實行以黨治國。以1925年五卅運動為標誌，一種披著世界主義外衣的新民族主義，即建立在列寧、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論」基礎上的反帝主義，以激烈排外的面目出現，壓倒了五四時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市民的群眾運動」，和平主義的國民運動，便隨著黨軍的推進而喪失了生存的空間。梁啟超的國民運動實踐雖然沒有留下多少具體的成果，但他的國民運動思想至今仍能給我們許多啟迪。

在《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一文中，梁啟超給出了國民政治運動之定義。「政治運動者，國民中一部分，為保存國家及發展國家起見，懷抱一種理想，對於政治現象或全體或局部的感覺不滿足，乃用公開的形式，聯合多數人繼續協同動作，從事於宣傳與實行，以求貫徹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種手段也。」

依此定義，下列各項均非國民政治運動。「一、凡以個人權利之觀念為動機，如現在官僚所謂運動者，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與國家公共目的無關故。二、運動土匪運動軍隊為無意識之騷動者，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並無何等理想故。三、向當局要人上條陳或為參謀議者，無論其動機是否忠於國家，皆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非與多數人協同動作故。四、黨派間之縱橫捭闔，此迎彼拒，無論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稱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不公開故。五，一時感情的衝動旋起旋滅者，雖其動機關於政治，仍不得遂稱為政治運動。何以故？以其無繼續性故，不求貫徹故。」梁啟超提出真政治運動的七項特徵是：「第一，運動主體，必為一般市民。第二，運動範圍，必普及於全國。第三，運動之標幟，必為全體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項。第四，運動之動機，為對於現在政治感不滿足。第五，運動所對待者，為外界襲來的或內部積久養成的各種不正當之壓力。第六，運動之方法，為散布印刷品，為公開演說，而聚眾示威。第七，運動之結果，為將所要求之事項在憲法上或法律上（對外則條約上）發生效力。」

在《外交歟內政歟》中。梁啟超提出了內政的國民運動的十項條件：

第一，要積極的不要消極的。消極的運動，是主張「不要做某件事」。積極的運動，是主張「必要做某件事」。例如消極的說：「當政府的人不許賣國。」這句話誰能說他錯呢？但須要進一步說：「要做某件事某件事才算不賣國。」如其不然，那不賣國的主張，恐怕成了一句空泛的廢話。

第二，要對事的不要對人的。「國民運動是表示我們國民要要求那幾樁事，當局的人，能辦這幾件事的便要他，不能的便攆他。他是張三還是李四，我們卻沒有閑工夫來管。」

第三，要公開不要秘密。在專制淫威之下，國民運動帶些秘密性質，或亦為事理所不能免，「但我以為秘密總是罪惡，雖以極光明的人，多做幾回秘密行動，也會漸漸變壞。……所以我主張萬事要公開，始終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赤裸裸的把社會黑暗方面，都盡情暴露出來，連我們自己的缺點也暴露了，一切暴露之後，自然會有辦法。」

第四，要在內地不在租界。在租界里當志士，發幾封「快郵代電」，唱的調子比天還高，那本意是否取巧出風頭，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已是隔著一層。在租界大喊大叫，總貫徹不到內地人的耳朵，而且冒險犧牲的精神減少，說話的效力也減少了。所以真正的國民運動，非離去租界到內地不可。

第五，問題要大要普遍。國民運動的問題，要為「全民的」，然後能得多數人同情，增大他的效力。學校經費為什麼無著，因為不能履行預算。為什麼不能履行預算，因為學校預算都被別的人吃去了。「既是拼著犧牲學校里幾個月光陰，為什麼不把題目放大，鼓運起國民監督財政運動或其他運動？像學樣罷課這類事情，我是最不贊成的，我希望他從此不再發現；但若到不得已而發現的時候，我望他總要把問題放大些才好。」

第六，問題要簡單明了。凡要拐幾個彎的問題，斷不能做國民運動的主題。排滿革命運動為什麼有力，說一聲「滿洲人搶掉了我祖宗的江山」，個個都了解了。五四運動為什麼有力，說一聲「日本人欺負中國」，個個都了解了。能夠唱得起的國民運動，總是要這一類的問題。等到將來多數人政治知識漸充，政治興味漸濃，那麼，稍為複雜的問題，也說得進了。

第七，要分段落。政治問題甚多，不能同時並舉。既拿一個問題做主題，就專從這個問題下全力，好像攻要塞一般，攻破這個炮台再攻那個炮台，總要在某一個定期內，將某一個問題向國民耳朵邊聒噪不休，叫人人心目中都認識這問題的價值。把一個問題鬧出個段落，再鬧第二個。

第八，運動主體要多方面。運動專以學生為主體，只是學生運動不能算是國民運動；運動專以商界或勞工界為主體，只是商界或勞工界運動，不能算是國民運動。國民運動縱然不能辦到「全民的」，總須設法令他近於「全民的」。運動要由知識階級發起，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但若專靠知識階級做主體，卻反於國民運動的精神了。

第九，運動不妨斷續，但要繼續。「我並不是勸許多人拋棄了他本來職業去做個『國民運動家』，只要隔些時便大家鼓起精神去做他一下。有人罵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熱度』，這句話我就不甘服，人類感情熱烈的高潮，原只有五分鐘，難道外國人又會過五分鐘以外嗎？只要你隔些時又來他五分鐘，再隔些時又來他五分鐘，那麼幾十幾百個五分鐘，力量卻再大不過了。」

第十，不要問目前的成敗。天下事本要帶著「知不可而為」和「為而不有」的精神去做，個人生活如此，何況國家大事；若件件打過算盤千妥萬當本利還元才去做，那麼，只好一事不做了。諸葛孔明說的「成敗利純非所逆睹」，真是人類生活安心立命的不二法門。試看歐美人近一百多年國民運動事業，哪一件不是經幾十年幾十次的失敗才能做成。「所以我們當著手運動之先，便要先把『失敗』兩個字批在自己預算冊上頭，只認為應該做的，便大踏步做去。」

三、國民運動的意義與價值

凡是反對中國民主化的人，總是說中國人缺乏國民資格、政治素質，所以不能實行民主。然而，國民資格是怎麼來的呢？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娘胎裡帶來的？都不是。國民資格是靠自己運動爭取來的，政治素質是在運動實踐中逐漸提高的。

梁啟超說：「凡國民政治運動總是成功──雖失敗也算成功，為什麼呢，因為靠他才能養成做共和國民資格，成固然養資格，敗也是養資格。資格養成，什麼事幹不了，所以國民運動只有成功，沒有失敗。」他又說：「國民運動的價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國民教育上是無可限量的。一個政治問題的運動，雖有成敗之可言，從政治教育的意味看來，無成敗之可言。」（《外交歟內政歟》）政治運動本身還是要論成敗的，成功的國民運動是要能夠爭得某種「應得而未得的權利」或處分「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將所要求之事項在憲法上或法律上（對外則條約上）發生效力」，切切實實地拓展公民社會的公共空間。只是在國民教育的意義上才是「無成敗之可言」。

梁啟超在《對於雙十節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所感》中寫道：「政治之好壞，本來和我們身家性命直接間接有莫大關係。但是因為政治意識麻木的結果，令我們不大感覺出來，常要給他些刺激，才能把熟睡的意識喚起。喚起國民意識的方法雖然很多，內中最猛烈而最普遍者，莫過於市民的群眾運動。」然後他解釋了國民運動在政治教育方面如何發揮作用的機制。「政治上各種問題都要經過專門研究，才能判斷它的是非得失。一般老百姓哪裡有許多閑工夫逐件去研究呢？他們的判斷力，自然不容易發生，既已不會判斷，只好不管便了。市民的群眾運動，是把專門家對於某種問題研究之結果——該問題過去現在之狀況如何，將來發生的利害關係如何，應該革除或建設之辦法如何，用種種方法向一般沒有研究的人說明。總而言之，就是把專門知識成為通俗化。例如英國從前多年競爭的政治問題，所謂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得失，這類事本來非專門研究經濟的人不會懂；然而像英國式的政治，非得多數人民贊成他的政策，不能組織政府，所以他們用群眾運動的方法把那些繁難深奧的道理，弄成淺白的演說詞或小冊子，叫多數人都了解。於是一般國民對於政治上的判斷力日日增高，會選擇他們認為適當的政策令它實現。所以市民的群眾運動是學校以外的一種政治教育。」

梁啟超接著說：「凡一種好主義好政策初發生的時候大概多數人對於它的得失利害沒有什麼感覺，置之不理；同時卻有少數人和它利害衝突，極力反對它，而這類少數人，卻是現時最有勢力者。好主義的群眾運動，第一層，要令不注意的人注意；第二層，要令不同情的人同情；第三層，要令不敢主張的人敢主張。你想這種效果，豈是一時可以立刻發現。然而終究要成功是什麼緣故呢？就是我前兩段所說，多數人麻木過去的意識，並不是刺激不起來；多數人缺乏的判斷力，供給些材料自然會開發。所以只要有些人對於他所信的主義肯積極去干，用這種群眾運動方法，自然會惹起注意，引起同情，連膽也壯起來。起初贊成的人自然是極少數，漸漸成為相對的少數，漸漸地成為多數成為絕對的多數。凡各國的革新事業，沒有不是走這一條路慢慢發展出來的。所以群眾運動，他的成功不在現在而在將來。現在是當然沒有效果的，然而現在的失敗，就是將來的成功之母。」

國民運動在人類政治生活上有什麼意義呢？梁啟超在《外交歟內政歟》中從智、意、情三方面作了分析：第一，使多數人懂得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懂得什麼叫做政治問題。一般人的通患，莫過於腦筋里沒有問題。運動的最大作用，是把各種問題大鑼大鼓的抬出來放在公眾面前，聒噪得大家耳根不得清凈。初時那些渾渾沌沌什麼事都回答個「不成問題」的人，你向他聒噪得幾次，他腦筋里也漸漸成了問題了。第二，使多數人認識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進可能性」。每一個時代的舊政治，總是被治階級呻吟於統治階級之下，統治階級總是強者，被統治階級總是弱者，弱者因為力量來不及，只好聽天由命，只好盼望強者發慈悲赦免。國民運動，是由少數弱者的自覺，喚起多數的自覺；由少數弱者的努力，攏成多數的努力；自覺努力的結果，強者階級必然降服，弱者階級定然得解放。你不試過不肯信，試得一兩回便信了，信得過這種種事業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帶活氣。第三，使多數人養成協同動作之觀念及技能。國民運動雖然也需有指導的人，但他的性質，純是多數共動，不是一人獨動。要養成互助協作的習慣和技能，斷不是靠口頭提倡所能辦到，總須找些機會，常常作實地練習。國民運動，是拿很松很寬很暫的團聚試行協同動作，做過一次，那習慣興味技能便長進一次，所以緻密堅強之民治組織，非經過多次運動而且常常繼續運動不能成功。

成功的國民運動應能增進國民的自信，並導致民治組織的生成與發展。單純強調對民眾啟蒙的意義，是一種片面的「唯智論」，是知識階層骨子裡的精英意識不自覺的流露。事實上，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民眾在意志和信心方面的進步，常常比認知方面的提高更加重要。民主是千百萬人的一種實踐活動，而不是書本上的一種乾巴巴的教條。如果在運動過後，人們反而喪失了對政治生活之「改進可能性」的信任，公共空間更加萎縮，政治生命更加死氣沉沉，那麼，運動的指導者就應該進行深刻的反省。

梁啟超當年說：「現在稍為關心政治一點的人，大概都嘆息痛恨說道：『民國十年以來，政治沒有上軌道。』」八十多年過去了，關心政治的國人還是在抱怨「政治沒有上軌道」。「但是問什麼是政治軌道，怎樣才能上軌道？恐怕許多人也回答不出來。依我說，政治軌道，是要把政治建設在國民意識之上，想引它上軌道，除了市民群眾運動外沒有別條路。……總而言之，政治權力的來源，完全是秘密的不是公開的，怎麼會上軌道？我們要想得著軌道上的公開政治嗎？老實說，請從市民的群眾運動做起。」（《對於雙十節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所感》）

市民的群眾運動又從那裡做起呢？「歐美的國民運動，大概可分兩種：（一）法定的，（二）特別的。法定的是選舉運動，每到了這時候，全國人都像熱鍋上螞蟻，動得個『不亦樂乎』。全國人民除非閉著眼，眼一張，看見的便是政治問題；除非塞著耳，耳一開，聽見的便是政治問題。他們每隔一兩年，便做一趟這種法定的運動。特別的國民運動，大抵拿來要求某種應得而未得的權利，來處分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由一特殊階級或團體舉行種種方式的運動，把他們所要求所主張抬出來，喚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對者之警省。運動來運動去，從前的空想，漸漸的都變成事實了。國家的發展，全人類的進化，都是從這一個根子來的。倘若國民不願意、不能夠或是不會管政治，中國的共和政治萬萬不會發生和維持，憑你把國體政體的名目換幾十趟招牌，結果還是一樣。怎麼才算願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表示這意志；怎麼才能夠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爭得這權利；怎麼才會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練習這技能。簡單說一句話，國民運動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沒有運動，便沒有生命了。」（《外交歟內政歟》）在還沒有條件進行「法定的」國民運動的時候，當然要從「特別的」國民運動入手。而本著國民運動「問題要大要普遍」的原則，「特別的」國民運動應當把要求兌現「法定的」國民運動的政治權利作為一個突破口。

歐洲種種有主義的政治都是從這種國民運動製造出來。「最近兩世紀間，歐美之政治史，更以此為唯一之主潮。最著者若被征服民族之建國運動，若殖民地對母國之獨立運動，若平民對貴族之革命立憲運動，若多數人對少數人之普通選舉運動，若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之種種社會主義運動。其借局部問題以發端者，若英國之谷稅運動，若美國之禁奴運動。其純限於局部問題者，大之如各國之婦女參政運動，小之如美國之禁酒運動。雖其事業之大小輕重不同，其成就之難易不同，然其必由運動而成則一也。」（《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由於中國政治現代化還遠遠地落後於發達國家，由於中國國民運動比歐美人還欠著「幾十年幾十次的失敗」，所以，梁啟超有關國民運動的精闢論述至今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