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近視手術：福音還是魔咒？

南方周末記者專訪台灣激光近視手術封刀名醫、FDA前審批官員、受害者代理律師，還原激光近視手術神話真相

全球名醫紛紛封刀，審批官員追悔莫及

一項號稱最安全、最成熟的近視治療手術為何會引發全球關注？一位最早從事激光近視手術的台灣名醫為何宣布「封刀」？事實上，在激光近視手術市場急劇膨脹之下，醫院刻意迴避風險、政府監管缺位，這留下了一個個安全隱患。

雖然諸多專家聲稱激光近視手術成功率高達99%，然而，正是這1%的失敗率被很多醫院刻意迴避。 （勾犇/圖）

元老「封刀」

將角膜切開，用準分子激光一打，然後再將角膜復原，只需五到十分鐘，近視就成為往事。這儼然是現代科技神話。

準確、安全、穩定，頭頂這一系列光環，準分子激光近視矯正手術——準分子激光屈光矯正手術，亦簡稱準分子手術、雷射屈光手術，目前最常用的稱LASIK——在過去二十年間風靡全球，令逾三千萬近視患者摘下了眼鏡，輕鬆地看清世界。

然而，這個給近視患者帶來福音的天使果然白璧無瑕嗎？

2012年情人節，台灣媒體報道稱，因患者術後視力明顯下降，最早將激光近視手術引入台灣的台北醫學大學眼科兼任教授蔡瑞芳宣布不再做此類手術。

蔡瑞芳1995年即開始在台灣進行雷射手術臨床試驗，收費一度全島最高。「封刀」之說一出，兩岸眼科界反彈強烈。其中，中國最大規模眼科醫院集團愛爾眼科股價應聲下跌。

2月16日，愛爾眼科發表聲明，稱「準分子手術安全性毋庸置疑」、「台灣某醫師認為準分子手術不安全的說法僅代表他個人見解，而缺乏可靠的證據」。

5天後，台灣眼科學會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稱，學會正在做專業的學術討論，待學術討論有結論後，「會在適當的時間提出報告」。

「事實上，早在半年之前，我就已經不再做此類手術了。」2月20日中午，蔡瑞芳在手術間隙對南方周末記者細陳「封刀」始末。

據蔡瑞芳介紹，雷射手術的過程是先做一個角膜瓣，過去是用板層刀，現在是用飛秒雷射，即所謂的無刀雷射，然後再用準分子雷射激光打出想要的度數，最後再將角膜瓣復原。「過去我們業界認為這個角膜瓣的復原是很牢固的。」

真正改變蔡瑞芳觀點的是近年來他相繼收治的四起角膜瓣移位病人。這些接受過雷射手術的病人的角膜瓣都發生了移位。

「通過小心處理，移位可以復原，但是當我們要去處理的時候卻發現，這個曾被認為牢固癒合的角膜瓣是可以輕易掀開的。」這讓蔡瑞芳相信，角膜瓣是終生不會癒合的，外傷可造成它的移位。

此外，蔡瑞芳還發現，一些做過雷射手術的人四五十歲以後視力開始下降。雖然這個年齡段的人可以通過戴眼鏡把視力矯正到1.0，「但做過雷射手術的人，縱使沒有青光眼或白內障等其他眼疾，也無法達到這一基準，只能矯正到0.5-0.8。」仔細檢查這些病人的眼睛，蔡瑞芳發現他們都出現了過敏性發炎或慢性乾眼症候群，用抗炎葯治療會改善，但停下來又會惡化。

「不是這個手術不好，而是還有未知的風險。」蔡瑞芳說。

蔡瑞芳

並不孤單的受害者

聽聞蔡瑞芳「封刀」後，王木青絲毫高興不起來，這位接受LASIK手術的患者「欣慰這幾年自己告訴別人的是對的」。

「承諾摘掉眼鏡」、「美國海軍用來提高夜間視力的手術」、「美國飛行員接受的手術」，2010 年2 月18日，瀋陽愛爾眼科的這則LASIK 廣告語令650 度近視的王木青怦然心動。

術後的王木青脫離了650 度的近視，然而魔咒卻從此開始。一般人無法想像，即使手機充電器小紅點的光，在他看來也是刺眼的。

這個醫學上稱為眩光的癥狀只是他諸多痛苦之一。除此之外，還有重影，「生活變成了一部摘掉眼鏡的3D 電影，字元在重疊，人影在重疊」。而愈加乾澀的眼睛讓他晚上無法加班，「我覺得我的生活毀掉了」。

其實，王木青並不孤單。

楊明，2005 年10 月在重慶泰恆眼科醫院接受LASIK 手術，術後出現不規則散光；韓予，1999 年在當時的南京紅十字醫院眼科中心（現東南眼科醫院）接受LASIK 手術，十三年過去，眩光、重影、乾澀疼痛的現象從未消失……

名單還可以列得更長，但中國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受害者，官方並無明確統計。

事實上，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已出現多起因LASIK 引發的訴訟。2005 年起從事涉LASIK 醫療訴訟的律師托德·克勞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已經幫助二十餘位因LASIK 手術受害的患者勝訴，其中，一位因LASIK 手術失誤而致失業的華爾街銀行家最終獲得了725 萬美元的賠償。

「我見過的大多數患者在接受LASIK 手術2 到8 年後出現了視力下降。」專司為LASIK 術後不良反應患者提供諮詢治療服務的美國資深眼科醫生愛德華·博什尼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憑多年經驗，至少有30%的術後不良反應患者寧願自己當時沒有做過這樣的手術。」

「我的病人大多沮喪，他們服用許多抗抑鬱藥物。從我所親眼目睹的許多患者情況看，目前，LASIK手術是一個重大的公共健康危機。」2008年，博什尼克在一個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就LASIK召集的聽證會上作證詞時說。

「1%」失敗率的背後

雖已「封刀」，蔡瑞芳仍反覆強調，「雷射近視手術是目前為止最準確、最安全同時也沒有結疤的近視治療手術。」

LASIK手術安全性到底如何？

事實上，自1987年LASIK在美國開始臨床試驗並風靡全球的二十餘年中，蔡瑞芳不是第一個對其說不的圈內人。2010年，日本著名LASIK手術醫生、北里大學眼科學系主任清水公也教授宣布從此不再做LASIK手術。

清水公也曾於1997年在日本操刀了第一例LASIK手術。但其對接受該手術的人群進行長期跟蹤後發現，22例患者在術後6到8年間出現了視力下降，這讓他決心從此「封刀」。

「現在在日本認為LASIK安全的醫生已經為數不多。」清水公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該手術還存在視力減退、眼睛乾澀症候群等術後併發症。

2011年1月6日，曾於1996到2000年間就職於FDA並任LASIK設備審批業務主管的莫里斯·韋克斯勒致函FDA，請求FDA撤銷對所有LASIK手術設備的批准。

「任何手術都有利有弊，但與LASIK帶來短期視力提升的好處相比，一旦出現意外就會導致永久性傷害的代價太大了。」莫里斯·韋克斯勒說，這些傷害包括但不局限於眩光、乾眼、角膜痛癢、角膜擴張甚至角膜移植乃至自殺。

雖然有諸多專家聲稱手術的成功率高達99%，且發生術後併發症的概率極小。然而，隨著接受手術人群的日益龐大，即便是1%的小概率，也足以令這項技術的光環黯淡。

在呈送給FDA的那份援引了大量科研論文和數據的信函中，莫里斯·韋克斯勒寫道：2011年，美國新做LASIK手術的案例將會達到70萬，預計因手術導致角膜變薄和角膜擴張而面臨失明的人數將突破4630人。此外，超過7萬接受此手術的病人會忍受永久性不良反應之苦。

「FDA已經收到了我的申請，說他們還不能做最後的決定，但他們基本上已經忽略了我的提議。」莫里斯·韋克斯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人的眼睛何其珍貴，但LASIK卻扮演了一個破壞者的角色。」這位前業務主管為當年給LASIK發出通行證悔恨不已，「LASIK的醫生們不是施救者，而是製造了諸多痛苦和不必要的風險的『角膜美容師』。」

南方周末記者以近視患者身份致電中國12家大型開展激光近視手術的醫院發現，幾乎所有醫院都會強調風險較小，對於有哪些風險亦語焉不詳，且堅稱從未出現過不良病例。

「我們院長曾多次為『神五』、『神六』科技功臣主刀屈光手術，並作為中國唯一一位眼科專家受邀成為『神六』發射現場的觀摩嘉賓，所以安全你肯定可以放心。」北京某眼科醫院工作人員說。

「二百多顆定時炸彈」

在諸多風險還未釋疑下，激光近視手術開始在中國市場迅速發展。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眼科主任張金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994年激光近視手術正式引入中國後，兩三年的時間，全國就有幾十家醫院陸續開展了激光近視手術。彼時，美國尚將這種手術在九個醫療中心進行試驗，且每個中心每年只有30到50個手術名額，定額觀察，控制很嚴。

衛生部近視眼重點實驗室主任褚仁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我國開展激光近視手術的醫療單位超過1000家，每年手術量超過100萬。

之所以如此眾多醫院願意介入該市場，主要是中國近視治療市場過於龐大。衛生部、教育部聯合調查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四億多近視眼患者，近視發病率達33.33%。

一份來自國金證券研究所2011年7月的報告稱，我國準分子激光手術依然處於發展期，目前我國每年大約開展80萬台準分子激光矯正近視手術，手術開展率為0.18%，僅為美國的七分之一。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國內開展激光近視手術手術費用從2000到15000元不等。愛爾眼科官方資料顯示，其準分子手術的毛利率已從2006年的48.7%增長至目前的逾70%，居所有醫療服務之首。2010年愛爾眼科準分子手術業務收入為2.81億元，占公司總收入的43.9%。

市場急劇膨脹之下，監管並未到位。

據張金嵩稱，1995年國家推出了準分子手術管理規範，後經過幾次改進，2002年又推出《準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術質量控制新標準》，還對從業人員雖有準分子激光治療上崗合格證，但考核不嚴，重視程度也不高。

據褚仁遠介紹，目前國內市場有的八百多台準分子激光近視手術設備中，約二百多台設備屬於超期服役的「二手貨」。「這些老舊手術設備普遍存在能量不穩定問題，手術很可能把患者眼睛『做花』，甚至出現把眼球『打穿』的惡性事故。」

「這是二百多顆定時炸彈！」褚仁遠說，「使用10年以上的設備應該強制報廢，因為這個手術是刀尖上跳舞的手術。」

針對各類混亂宣傳，行業監管不夠，2006年，國內16位頂尖權威專家聯名上書衛生部，呼籲儘快出台相關規範。

「雷射手術可以很好地矯正視力沒有錯，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這個角膜瓣可能對這個病人是創造了一個新的角膜的解剖結構，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病理表徵，未來我們會碰到什麼樣的情況還不知道，所以應該把可能的風險詳細告訴患者。」蔡瑞芳說。

患者王木青直到現在還在討說法。他無數次找醫院、找媒體、找衛生局，最後，愛爾眼科願意與他協調賠償，但王木青沒有接受。「賠償的幾萬塊錢對我沒有用，我要說法，要以前的眼睛。」

（為保護採訪對象隱私，文中王木青、楊明、韓予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