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若水：官本位下豈能產生學術大師

學術界的官員們則當好服務員的本職角色就可以了，起碼讓學者們不再為課題經費疲於奔波，而大可不必勉為其難，附庸學術之風雅。

作者：梁若水

一代科學巨匠錢學森走了，他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故事有兩則：一是，他極為憂慮中國太缺乏具有創新精神、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認為世界級大科學家的他一生不喜歡做官，多次頑強執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這兩個故事能讓人過目不忘，其實是有著它的內在邏輯的。

在錢學森生前最後一次系統談到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時，他回憶自己的母校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那裡有許多決不隨大流，敢於想別人不敢想的，做別人不敢做的這樣的大師、這樣的怪人——大家都說好的東西，在他看來很一般，沒什麼。錢學森感嘆：「沒有這種精神，怎麼會有創新！」「我看，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

另據跟隨錢學森多年的秘書塗元季透露，1984年，中國科協一致推薦錢學森為下一屆主席候選人，但錢本人堅決不同意。他甚至在會上發了火，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決不退讓，直至驚動中央，最終是鄧大姐出面做工作，他才勉強同意做了一屆科協主席。而從10卷本《錢學森書信》中我們還看到，即便是「逢官必副」的錢老仍有許多請辭各種職務和拒不擔任一些職務的信，比如主動要求辭去國防科委副主任，堅決要求辭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還有辭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明獎評審委員會委員、各種學術顧問、名譽會長、榮譽教授等等。就連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力學學會要選他連任名譽理事長，他也寫信拒絕。

一開始，人們在反思「中國現在為什麼出不來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的時候，生出種種困惑：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笨嗎？難道今天的科學家比過去的科學家笨嗎？顯然這種質疑站不住腳。於是，很自然地由錢學森執著「拒官」，大家想到了當下學術界行政化體制的傾向和官本位價值取向的盛行。

時下，在我們的學術界，官學不分似乎只是一個潛規則，但在現實中這個傾向卻愈演愈烈，而且行政權力遠遠大於學術權力；與錢老相反，今天的學者們都很願意當官，因為只有當官才有特權和資源，有自己的項目、經費、場地和人員；甚至大學的地位取決於大學校長的級別，學術帶頭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行政職位。因為大凡科研立項、科研經費常常要由各層級領導部門審批，更大的科研立項要獲得國家級科研經費，行政部門的審批者要看學術帶頭人的名氣，而申請者更要會走「上層路線」……與此同時，沒有學術背景的官員則熱衷掛一個學者身份，那麼多官員在職讀博，那麼多官員喜愛出書不就是證明嗎？一個剛剛考上碩士研究生的同學直白地告訴我：「我可不想當什麼陳景潤，要像我們大學的×××老師一樣，既是學者又是官員更是老闆，善搞關係，會拉課題，百萬科研經費輕鬆搞定。這才是有本事的人呢！否則，你連科研經費都拿不到，你還混什麼……」

不能說所有的學子、學人都那麼崇拜權力，但在行政權力遠遠大於學術權力的氛圍里，在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哪個人能做到不「人云亦云」、不「隨大流」？哪個人敢當「想別人不敢想的，做別人不敢做」的「怪人」？當然，只能出現錢老說的那種「大家見面都是客客氣氣」的人，當然，更不會有大師、頂尖帥才出現了。看來，要想真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一代大師，歸根結底還要有培育產生一代大師的學術氛圍，在制度上更要創造扶持一代大師湧現的創新體制。

筆者以為，所謂在制度上要創造扶持一代大師湧現的創新體制，可改可變的地方也許千頭萬緒，但關鍵的一條也很簡單明了：官學分家。在學術界，官學分家意味著：學術權力應該也可以遠遠大於行政權力，學術的事情真正由學者做主，科研課題只能由科學家決定，不能以行政手段簡單決定科研工作的快慢，不能以官員的意志粗暴代替科研規律。唯有如此，官本位在學術界才能沒有立錐之地，學者才能回歸學術，專心學問，像愛因斯坦所說：以追求真理作為目標，而不僅僅把學術作為謀生手段，更不會把學術當成賺錢的手段。

學術界的官員們則當好服務員的本職角色就可以了，起碼讓學者們不再為課題經費疲於奔波，而大可不必勉為其難，附庸學術之風雅。

(本文來源：中國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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