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銅墨盒

銅墨盒是盛裝墨汁之器，晚清、民國時期盛行，舊時讀書人書桌上大多有此物，成為當時文人墨客的常用文化用品。因為硯台上磨出的墨汁被風吹後容易干，用銅墨盒來儲存墨汁則能保濕不易揮發，隨時使用又可方便攜帶以備書寫之需。清代沒有現成的瓶裝墨汁供應於市，銅墨盒深受文人喜歡。

盛行一時的銅墨盒

銅墨盒最早出現在清嘉慶、道光年間。相傳是一名賢惠的秀才妻子所發明，她將絲棉裝入自己梳妝用的空粉盒，並澆上研好的墨水，讓丈夫帶進了考場，這不僅取代了笨重的硯台，還節省下研墨的時間。後來，這種便捷的文具就在士人間流傳開來，並逐漸從初始的圓形演變為樹葉形、八方形、菱形、古琴形、扇形、桃形等。同治年間，陳寅生始創在盒面上刻字畫，銅墨盒從此正式步入藝術品的殿堂。

與其他收藏品相比，銅墨盒所走過的路並不算長。銅墨盒的真正繁榮期只有90年，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個時期，先是以陳寅生為代表的清同宗時期，時間長達50年；其後為張樾丞同古堂為代表的民國時期，時間約為40年。

清末民初，做工精細的銅墨盒是文人雅士、達官顯貴手中必備的時髦玩意，能擁有一方陳寅生、張樾丞、姚茫父等名家刻制的銅墨盒更是身份的象徵。而普通百姓也喜歡互相贈送以作紀念，銅墨盒盛極一時。但到上世紀40年代，硬筆的出現逐漸取代了毛筆的地位，銅墨盒也就自然退居二線，直到慢慢消亡。幾十年後，才以「古玩」的身份重出江湖。銅墨盒的雕刻多以陰文、陽文、雙鉤線刻為主，銘刻題材多為書法、繪畫、篆刻等，舊時銅墨盒上的文字、圖案集裝飾性、藝術性為一體，有淺刻、線刻、陰雕陽刻結合，書法詩文吉祥佳句、名家繪畫等都可融於銅墨盒的雕刻藝術之上。銅墨盒大多有作坊標記，如同古堂、淳菁閣、榮寶齋、兩明齋、萬豐齋、愚得閣等。銅墨盒雖是小小的文房器物，當你靜靜地欣賞把玩各式舊銅墨盒時，你會感覺到像是在與舊時文人面對面地對話，感受到一種無上妙趣，是舒心悅目的視覺享受！刻銅將字畫移植到銅質器物上的藝術，跟瓷器淺絳彩產生的時代相近，大約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但比瓷器好保存，器形較小，主要是以文房器皿為主。

銅墨盒大多用白銅、黃銅做外殼主體，其內膽則多用紫銅，取其不易腐蝕之性能。銅墨盒光澤柔亮細潤，頗可把玩。當今古玩市場銅墨盒常見劣品有：老盒新刻，將不清晰的圖案磨去，在舊的銅墨盒上刻上拙劣的山水或書法，或在老畫面上添加名家款；新盒新作：新墨盒上以模具壓制，或用電腦工具、化學腐蝕等各種手法做書畫文字名家字款，再刻意做舊弄出假包漿。其實，老盒新刻的東西無金石氣，刀工浮糙，包漿臟膩，刀痕無自然老化跡象；新制墨盒更是火氣十足，銅質色澤與舊盒大不一樣，機器磨製，文字內容荒謬，無使用過的痕迹。（一凡）

銅墨盒的產生

銅墨盒起源於何時，為何人所創，眾說紛紜。集目前收藏界所共識，無外乎幾種說法：

一是明代說。主要依據來源於南京市博物館的《南京明代吳禎墓發掘簡報》，該簡報所列出土文物中即有銅墨盒一件。「銅盒長 10.2厘米，寬9.8厘米，高5厘米，盒中有吸過墨汁的千絲綿」。（《文物》1986年第九期）

二是清初說。持此說的學者的主要依據是收藏家的藏品王士禎刻銅墨盒。該墨盒呈圓形，黃銅質，直徑10.5厘米，精刻閑竹數棵。盒面刻有行書題：「余至武陵，客於丁氏三清軒，識竹溪兄茂之，八月為尊甫伯先生八秩壽，作此奉祝。壬午七月朔望濟南王士禎。」 盒面題款「壬午」年應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

三是乾隆說。依據為李文藻所書《琉璃廠書肆記》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號南澗，山東益都人，乾隆二十六（1761）進士，閑暇時間，以抄書和入琉璃廠書肆書坊為樂。在書中他描述琉璃廠面貌時稱：遇廷試，進場之具，如試筆、捲紙、墨壺、鎮紙、弓綳、疊褥備列焉。」墨壺，在江南一帶，也成為墨盆、墨斗、墨缸。

四是嘉道說。嘉道說源於鄧之誠著《骨董瑣記全編》記載：「墨盒之制，不想始於何時。相傳一士人入試，閨人已攜硯不變，為嘖墨於脂，盛以粉奩，其說特新艷，然無確據。大約始於嘉道之際。阮文達道光丙午，重赴鹿鳴，以旗匾銀制墨盒，其制正圓，為天蓋地式，旁有二柱系環內 」。在此期間又有一得閣創始人謝松岱，他在《論墨絕句》中言：」古用墨，無所謂盒，墨盒者，因硯而變通者也。然求始於何時，創自何人，終無確據」。但他在最後又說到：「此固歷朝所為，獨為我朝創造。」 稍後有《光緒順天府志》載：墨盒始創於道光而盛行於同光年間。

銅墨盒的發展

談銅墨盒的發展，還要先說刻銅工藝，刻銅工藝在清朝的中晚期發展直高峰，以陰文刻、陽文刻、雙鉤線刻為主，在工藝上吸取了平雕、竹刻、篆刻的技法，其銘刻題材多以書法、繪畫、治印形式出現，並主要在文具、煙具上發揮，尤以銅質墨盒上銘刻最為常見。

銅墨盒集質地、做工、造型、刻工、詩文、書法、繪畫、印章、篆刻、裝飾花紋多種藝術表現形式於一體，可謂氣象萬千，玩味無窮。

銅墨盒最初的功用是為在北京參加殿試的士子們提供便捷的攜墨盛器，銅墨盒最主要的生產地是北京。據《北京繁昌記》載，北京刻銅墨盒，南昌象眼竹細工，湖南刺繡並稱為「中國之三大名物」。

銅墨盒的製作，全部手工打磨，頗費時間。質地好的銅墨盒，往往要幾個月以上，甚至一年方能完工。銅墨盒往往是用紫銅做底和內膽，因紫銅含鉛量高，性軟防腐，所浸墨汁不致變質腐臭。盒身、盒蓋在清代主要是黃銅，民國時多為白銅，還有白銅、黃銅、紫銅共用，名「二鑲或三鑲」，但較為少見。盒蓋內嵌端石硯板，作掭筆之用 。盒身內壁上部有一圈薄薄的邊沿，與盒蓋相吻合，嚴實合密。這種設計既簡單實用，又美觀大方，置於案上，穩穩噹噹，玲瓏秀氣。

墨盒底部一般銘有製作作坊或古玩商鋪之名稱，如「萬豐」、「寶源」、「北平」、「大成」、「大源」、「榮祿」、「榮寶」、「寶齋」等。

銅墨盒大小不一，有直徑超過20公分的，也有僅二三公分的，但一般都在10公分左右，有的還有二至三層疊盒。器型以方、圓為主，也有各種奇形怪狀的，如橢圓、三角、六角、八角、菱形、雙錢、書卷、扇形等每一種形狀都是一個立體的結構。，線條或筆直，或圓滑，一般來說，器型越是奇巧，製作難度相對來說就越大。

銅墨盒最受人關注的，便是其鏨刻藝術了。刻銅題材包括繪畫、書法、圖案種種，融雕、鏤、刻，鑲、磨等工藝於一身，匯詩、書、畫、印成一器。藝匠們視銅如紙，以刀代筆，深則入木三分；淺則細如髮絲，有的採用留青竹刻的技法，還有一種是採用照相腐蝕手法，極富變化。刻銅藝術當時使用領域很廣泛，包括手爐、煙具、鎮紙、印規等，但從未像墨盒上那樣百花齊放，精雕細刻。　

從清朝中晚期至20世紀40年代是刻銅藝術品特別是刻銅墨盒盛行的年代，在這期間造就了眾多的名家字型大小和刻銅藝人。齊如山在他的《北京三百六十行》中說：「刻墨盒始於陳寅生」。史學家鄧之誠《骨董瑣記》對此記之更詳：「京師廠肆專業墨盒者， 推萬禮齋為最先；刻字則始詳於陳寅生秀才……時同治初元也。」 《光緒順天府志》記載，陳寅生能在銅墨盒蓋上刻芝麻粒大小的楷書，二三寸見方的盒蓋，能刻一篇《蘭亭序》.由此可知刻銅藝術始於陳寅生，陳寅生，名麟炳，順天（今北京）人。是清同治秀才，能書善畫。清同治元年在北京開設了「萬禮齋」，後又改為「萬豐號」。他的刻銅藝術無論是文字書法，還是花鳥魚蟲，或是山水人物，都自然流暢、生動有趣，具有高超的藝術表現,但陳氏刻銅的最大成就還是書法，楷行草篆諸體俱佳，運刀如行雲流水，一筆不苟，渾然天成。《古玩史話與鑒賞》云：「陳寅生的刻銅作品，成為清代刻銅藝術珍品，亦屬珍貴文物。」《天咫偶聞·卷七》云：「光緒初，京師有陳寅生之刻銅，周氏元之畫鼻煙壺，無法稱絕技。」《中國民間美術藝人志》云：「他（寅生）所刻的墨盒，可以和陳曼生壺並傳。」可見陳寅生刻銅藝術成就之大，價值之高。

繼刻字之後，又有人在墨盒上刻花鳥、山水、人物，這種藝術在光緒年間最為流行，其中張樾臣的作品最為精美和最具代表性。張樾臣，名福蔭。河北人。在民國初年開「同古堂圖章墨盒鋪」。張樾臣的刻銅有兩個特點，一是將竹刻刀法「沙地留青」用於刻銅。變陳寅生的只能刻陰文小楷而為可以刻出陽文花紋，刻出的花卉極為生動典雅，使圖案更趨豐富多姿；他首創在銅墨盒上刻漢印，採用治印中的「雙鉤淺刻」技法刻出漢隸，用筆圓潤有力，結字秀麗，風韻典雅。 二是他曾與當時許多名士文人如陳師曾、齊白石、陳半丁、王雪濤、溥心、丁佛言、壽石工、林琴等合作，由這些藝術家繪稿，供其刻用。他廣結文 化名人，使其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性。胡夔文在《困知齋詩存》中有詩云：「廠甸西頭張樾臣，手拈鐵筆仿周秦，滿腔中有燕邯味，不似尋常市上人。」民國初年，雖然北京經營刻銅墨盒的店鋪很多，但皆視同古堂為龍頭。許多小店常是從同古堂買回刻好的墨盒，拓成拓片，根據拓片翻刻，有的甚至連底款都印上「同古堂」字樣，但其刻工都不及同古堂製作的銅墨盒。同古堂刻制的銅墨盒，底款初為長方形豎寫「同古」印記，後改用圓章，中間豎寫「同古堂」，左右有「北京」二字，右「北」左「京」，這當是識別真偽同古堂的重要標誌。

當時銅墨盒的刻制。除專業刻銅家外，還有文人畫家的參與。如大畫家姚茫父就時常奏刀，自己畫稿自己刻治。茫父做墨盒到畫中有詩。其畫面仿故物臨摹出自金石、古陶、斷簡、瓦當、雕塑、古錢幣、古印璽,還有臨摹域外古物和民間藝術品。他詩、書、畫、印、刻都有高超的藝術。

此外，　晚清民國時期的刻銅名家還有韓子固、竹岩、濮又翎、白玉樓、張壽丞、劉春霖、錢泳等。

最有名的刻銅墨盒作坊號為，清末民初「萬豐號」；民國「同古堂」；還有萬禮齋、義合成、京明齋、古松齋等，他們把銅墨盒打造為刻銅藝術頂峰，使其成為集文字、圖案、紋飾、款識為一體的精美絕倫的藝術品.。

清末民初，墨盒成為文人雅士、達官顯貴把玩摩挲的古玩，當時能把獲得一方精美墨盒視為一種時尚，蔚然成風。因為墨盒製作工藝精湛，刻銅雋永成了慶賀壽誕、喜結良緣、軍旅建功、學有所成、工程峻工、建築落成、重大紀事等之饋贈禮物、紀念品。如「某某清玩」、「某某雅玩」、「某某雅正」、「某某成立紀念」、「某某學校畢業紀念」等等，因此刻銅墨盒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光輝的一頁，它與許多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都有關係。

銅墨盒在三四十年代也曾以紀念品的面目出現過。這些墨盒上往往刻著孫中山的「總理遺囑、朱子家訓、出師表」等。這些不但是有感而發，而且富有現實意義了。如現陳列於梅

園新村的1945年葉劍英、李克農、徐冰三位同志送給董必武的墨盒。銅質。長15.5cm，寬9.5cm,高4cm，盒蓋上鐫刻 有王羲之的「蘭亭序」,盒蓋右上角刻有「必武同志留念」，左下角刻有「李克農、葉劍英、徐冰敬贈」字樣。

又如現陳列於現代文學館的馮玉祥將軍贈吳組緗的墨盒，上銘：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０日的題贈：「祖襄先生，努力革命」。

還有現存放於韶山毛澤東紀念館，主席生前就喜歡的一方清末狀元王壽彭書寫的「朱子家訓」刻銅墨盒，現在是國家二級文物.

銅墨盒在我國的興盛了不足百年，隨著硬筆的興起，自來水筆逐漸成為日常的書寫工具，銅墨盒也經歷了取代硯台又被墨汁取代的歷程。《天咫偶聞》記載：「墨盒盛行，端硯日賤，宋代舊坑，不逾十金，賈人亦絕不識，士夫案頭，墨盒之外，石硯寥寥。」

當它已退出歷史舞台時，又成為了今天的收藏品，誰又能說不是墨盒的再度興起呢？他之所以被一些收藏人青睞，這不僅因為它曾經造就許多刻銅高手，還因為墨盒具有的深厚文化內涵，在那段時間裡，幾乎所有寫字的人都要用它，人因物用，物因人貴。遺留下來的墨盒可發掘出許多故事。人情、友誼、文藝、政治、愛情等等，包涵內容廣泛，非本小文可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