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類比」可以休矣

不久的將來，機器人將為政治家起草發言稿。這不會很難。當最近美國與伊朗談判核協議時，顯而易見國內政治對手會選擇哪種類比：英國在慕尼黑對希特勒(Hitler)的綏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德·克魯茲(Ted Cruz)果然宣布（其演講稿可能已是由機器生成）：「今天達成的協議讓人想起了1938年的慕尼黑。」之前有一次，克魯茲曾把支持接受「奧巴馬醫改」(Obamacare)的國會議員比作「1940年代」（可能是機器故障導致了年代上的筆誤）的綏靖人士。

在歐洲本周舉行二戰勝利70周年紀念之際，應該告別與二戰的種種類比了。二戰的記憶曾經影響我們對一切事情的回應，從越共（Viet Cong，指越南戰爭期間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譯者注）到當今歐洲的聖戰分子。但這種類比幾乎從不恰當，還常常使我們犯下代價高昂的錯誤。

令人欣慰的是，許多關於納粹的類比已經被一笑置之。1990年，在網路論壇的早期，美國律師邁克·戈德溫(Mike Godwin)宣布了後來人們所稱的「戈德溫法則」：「隨著在線討論不斷延展，把對方或其言行與納粹或希特勒類比的概率會趨於1(100%)。」戈德溫後來解釋說：「我希望那些動輒將別人與希特勒或納粹相提並論的人更深入思考一下納粹大屠殺。」的確，任何人如果把當今民主政治中的任何事與納粹做類比，都會因荒謬而被認為輸掉了辯論。就連曾將民主黨封堵稅收漏洞的努力比作希特勒入侵波蘭的美國億萬富翁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最終都承認那是「一個不恰當的類比」。

同樣，現在幾乎沒有人會在捍衛歐元時稱，它可以防止歐洲再次爆發戰爭——儘管歐元創始人之一、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的確是這樣認為的。只有希臘的小報還在今天的德國繼續尋找納粹主義。

然而，「慕尼黑類比」的確仍影響著西方外交政策的辯論。朝鮮戰爭、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兩次伊拉克戰爭，都是在警惕綏靖的呼聲中開戰的。慕尼黑的記憶讓美國和英國在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譯者注）之前更為好戰。

實際上，慕尼黑類比幾乎總是具有誤導性。你盡可以批評與伊朗達成的協議，但不要把它與慕尼黑相提並論。希特勒的問題不僅僅在於他是一名暴君。他是一名擁有龐大軍隊和全球野心的暴君，這與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或當今伊朗領導人不一樣。

此外，慕尼黑類比是有選擇性的。冷戰期間，西方對蘇聯的「遏制」(containment)看起來很像綏靖政策。而且，慕尼黑類比可以便利地把自己塑造成好人：把當今的「國際社會」比作二戰時同盟國的重生。但即使二戰也並非完全是一場好人與壞人之間的衝突。當我問一位芬蘭歷史學家，芬蘭人是否對曾與希特勒並肩作戰感到羞愧時，他問我，英國人是否因與斯大林(Stalin)並肩作戰而感到羞愧。我覺得他言之有理。

美國人尤其喜歡透過二戰的稜鏡來觀察當代歐洲。已逝的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告訴我原因所在：這是唯一在美國仍然廣為人知的一段歐洲歷史。因此，當前威脅歐洲猶太人的聖戰主義常被比作納粹主義。其實，人們需要在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聖戰分子：一個行兇作惡、遭到歐洲國家和幾乎全體歐洲公民反對的少數群體。

……

在猶太人群體中，對納粹大屠殺的類比依然盛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大屠殺的當代意義，有兩種主流的猶太詮釋。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說出了保守主義的詮釋：猶太人總是處於危險之中。自由主義的詮釋則是：脆弱的少數群體總是處於危險之中。

但在西方，與二戰的類比終於漸漸銷聲匿跡。在有關潛在新戰爭的論述中，伊拉克戰爭最近取代了前者，成為主要的歷史參照。

如今，二戰陰影壓倒當下的地方是中國。1945年後的數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對二戰鮮有提及，主要是因為二戰時的中國領導人是他們的敵人——國民黨的蔣介石。上世紀80年代中共轉向民族主義後，才開始公開討論二戰。許多中國老百姓談起了這個話題。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人們常常用「倭寇」這樣的戰時稱呼來指代日本人。

牛津大學中國歷史學家拉納·米特(Rana Mitter)剛剛從雲南省一家名為「抗日愛國戰爭旅店」的青年旅社歸來。這家旅店不接待日本客人。米特表示，共產黨現在宣揚中國的戰時犧牲，是為了主張中國發揮更大區域作用的權利，同時否認日本的權利。米特還提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試圖修憲以擴大日本軍事行動空間之際，中國「有針對性地發布了一系列反映日本戰爭暴行的檔案照片」。

中國人也做了一個錯誤的類比。日本的戰艦不會像上世紀40年代那樣出動，去打造一個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即便如此，隨著中國嘗試重新調整地區秩序，二戰還會繼續派上用場。在一段時期里，中國的「戈德溫法則」還不會到來。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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