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基田檔案資料

康基田與《晉乘菟略》衛廣來 提要本文簡要評斷了清代山西史學家康基田的生平及其史著《晉乘寇略》，認為此書是封建編年史上的第三塊里程碑，康基田是清代山西學術史第二階段上的代表人物之一．《晉乘搜略》三十二卷，是清代康基田修成的一部大型編年體山西通史長編，上起唐堯，下迄明亡，記載了四千年的山西歷史。康基田字仲耕，雅號茂園，太原府興縣人。生於雍正六年(1728)三月初八，死於嘉慶十八年(1813)臘月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中進士，做官五十年，前二十年在江蘇、廣東、河南任知縣、知府。後三十年是他政治生涯的主要階段，中間乾隆朝做過江蘇按察使、江南河道總督、安徽巡撫等官，嘉慶朝歷官江蘇巡撫、河東河道總督，以及廣東、江西、江寧布政使。這三十年他長期兼任和主管河務，對舊黃河治理有卓越貢獻，所著《河防籌略》與《河渠紀聞》，為中國水利科學重要遺產。康基田的著作還有《合河紀聞》、《合河方言》和他的《霞蔭堂詩集》與文集。 中國文化發展到明清時候，史界興起編修方誌的熱潮，尤其清朝鋪天蓋地，修出各類志書六千五百多種，這是封建社會晚期特殊的一個文化現象，康基田的《晉乘搜略》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明清所修山西地方志，現存四百多種，《晉乘搜略》是唯一的一部編年體作品，全國地方志中也不多見。封建時代的編年體史書，大致孔子《春秋》立教化，司馬光《通鑒》述國政，《晉乘搜略》敘地方，它們代表了編年史演變的三段主要歷程，構成一個有系統的發展序列。孔子絕筆後兩年死去，司馬光成書後兩年死去，康基田也是在他死前的二年寫定刊行《晉乘搜略》。 《孟子·離婁篇》提到古晉國史書晉乘，其書久湮不聞，後人誰也不曾見過。康基田借用了這一名稱，變國史為地方史，「搜集舊聞，參稽列史，旁采百家，薈萃成冊」。他寫書的目的，概括起來就是「備一方之古今，通其意於天下」，使人們看到今勝於昔，擁護當代政府。 全書一百多萬字，二倍於<史記》，語言奧博質樸，端莊嚴肅。體制方面，熔《左傳》、《通鑒》於一爐而出之，編次條目以正綱領，詳盡本末以敘史實，有感加按以評得失，隨手作注以訓文字，遇疑考證以辨真偽，並且各朝卷首都列政區沿革，全書最後附當代行政區劃，形式渾然集大成。內容方面，包括了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凡他認為有關於國計民生，有關於治道風尚，或者認為不可埋沒的文物掌故、佚聞逸事，都為其立言，敘明來歷原委，尤其邊防水利和明朝歷史敘述十分詳細，明朝一代佔全書五分之一還多。史論方面，有的借前人成說，有的自己做出評斷，象卷二九論葉淇改折漕糧，評說「葉臣之誤國，甚於諛臣之蔽聰也」，卷三十下論翁萬達議復河套，評說「天下之事因乎勢，天下之勢從乎時」，有許多這樣洞若觀火的精彩論斷．史料方面，全書以十三經、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御批通鑒輯覽》以及《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雍正山西通志》為支撐，引書二百餘種。書中保存歷代許多野史、碑刻、遊記、章奏、詩文及藝術資料，有的原件已經失傳；實地調查來的材料，象卷二九關於金狀元劉海的故居，卷三二下關於明周遇吉的籍貫，都不見於以往的文獻。這些都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作者主要在五十歲以後業餘從事修撰，集中寫作則在八十四歲退職以後的兩年中突擊進行，全書整體上比較粗糙。年代、地名、人物等基本史實都常出現錯誤，如卷二八將洪武七年正月遣將屯田西北事誤繫於永樂七年正月，卷二九把直隸西陽和當作山西的陽和來敘述，卷二八正統十四年秋條把郭登事迹掛在郭英名下等。史論方面也有偏差，大都也由史實含糊引起。如卷二八評論明成祖，「迨至晚年，周王獲騶虞獻之」，這件事發生在永樂二年九月，「晚年」云云顯然失實。又如卷三二上卷崇禎七年春正月條，論責陳奇瑜車箱峽招安誤國，評說：「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過半，唯李自成、羅汝才、張獻忠三賊獨存。汝才與自成合，獻忠兵敗投自成。而自成復忌汝才不下己，晨起，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存者唯自成與獻忠耳，而竟縱之。」事實上，張獻忠兵敗投奔李自成在崇禎十四年，李自成殺羅汝才在崇禎十六年，而陳奇瑜車箱峽縱自成逸去，事在崇禎七年六月，這些事與陳奇瑜招安並不相干。技術上的粗糙也是很明顯的。編年序列上，崇禎紀中列有正德十一年的條目，宣德紀中列有景泰舉人衛英的條目，嘉靖時楊守禮巡撫寧夏前卷已有條目，後卷又重立條目。材料錘鍊上，對於少數民族稱謂的不同譯名，使用時不作加工統一，如卷十八所見瓦剌與衛拉特、兀良哈與烏梁海、屈裂兒河與啟拉兒河、本雅失里與布尼雅錫哩、也先與額森，卷二九所見毛里孩與瑪拉噶、百L加思蘭與伽嘉色凌、孛羅忽與博勒呼、火篩與和碩等，前者取自《明史》，後者取自《通鑒輯覽》，書中時此時彼，未能一致。材料剪裁上，往往不顧原書的年月編排，跳過若干句段經抄「明年」、「是時」、某月、某日等文字。如卷二八永樂十九年詔北征條，節錄於《明史·成祖紀》，文中「四月」明紀為永樂二十年四月，作者不錄改元文字而經抄，「四月」，使人誤認為十九年四月。四月下面有甲午、庚午、甲戌幾個日序，按明紀甲午為六月甲午，庚午、甲戌都是七月的日序，作者不錄敘月文字而徑抄敘日的原文。類似的斷章取義，造成歷史年代上的極大混亂。刻版方面，有方言造成的很多錯誤。如卷二八黃福誤刻為王福，紫荊關誤刻為紫金關。卷二九附籍刻為戶籍，程萬里刻為陳萬里。卷三十上卷劉原真刻成劉原貞，陵川刻成臨川。卷三十下卷把擾邊刻成擾兵，七鎮刻成七政。卷三二上卷將少林刻成少陵，汪宗友刻成汪從友。晉中呂梁一帶的方言，將聲母「f」讀為"h」，將韻母「in」讀為「ing」，「en」讀為「eng」，其它許多讀音也不標準，很容易產生這些誤刻。康基田是一個講實際的史學家．但不是一流的史學家。《晉乘搜略》是一部史學巨著，但不是一流的精品。就他本人來說，史識勝於史學，有融會的才華，少貫通的實力。就這部書來說，材料徵集豐富有餘，剪裁錘鍊不足，體制周而不純，敘事詳而不密。如果說太原傅山是與清初黃宗羲的浙東學派、顧炎武的浙西學派遙相呼應，都以反清復明為己任，反宋學提倡經世致用為學術宗旨，把他們當作南北學術的代表人物，那麼太原的閻若璩和太原府的康基田則是清朝乾嘉時候與南方吳、皖兩大考據學派對峙的北學晉派代表人物。當然閻若璩的時代略早於吳、皖時代，他的學術活動主要在康熙朝，但是江藩《漢學師承記》推他為清代漢學家第一，而事實上清初經世致用的學術轉變為乾嘉泯滅經世致用和民族主義精神的考據學術，閻若璩實是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他的承先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開啟了後來的學術界考據學風，吳、皖兩派也不過是步他的後塵。同時從山西自己來看，政治上傅山不做清朝的官，閻、康二人都依附清朝或做大官；學術上傅山為一代文宗，閻、康則分治經史。因此把閻若璩和康基田作為清代山西學術史第二階段上的代表人物，是比較切實際的劃分。清初漢族知識分子痛恨理學空談亡國，極力反對宋學，倡導經世致用。經世致用的學問，不外經學和史學，浙西學派著重於經學，浙東學派著重於史學。太原的傅山雖然熟通經史，但他一方面腳踏實地的奔走抗清，另一方面他的反宋學不再在經史圈子內打轉轉，而是完全撇開宋學，用詩文醫畫書來表現他的理想與經世實踐。他的詩文飄逸瀟洒，帶有強烈的進步追求和民族氣節，繼承了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風骨。他主張詩文都應該「生於氣節」，他本人也至死不仕清朝，顧炎武后來躋身清朝的明史館，與傅山相比就大大遜色了。傅山的五大學問，大致詩勝於文，畫勝於詩，書勝於畫，而醫又勝於書。他在醫學上有高尚的醫德和巨大成就，名著《傅氏女科》在民間和學術界影響很大，對民族自強有實在的貢獻。這個階段上，北學與南學確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康雍乾三朝，由於清政府統治政策的成功，民心已定，「反清復明」其勢已不可能。尤其是威逼利誘政策的成功，威逼如文字獄，利誘如「博學鴻詞科」，一般知識分子逐漸轉向埋頭故紙堆，從事經史考證，過淡泊安靜、與世無爭的學究生活，形成古文經學領域的乾嘉考據學。南方的吳、皖二派都由顧炎武派生出來，惠棟為領袖的吳派講信古不講義理，戴震為領袖的皖派講「無徵不信」，並批判宋儒以個人意見作為理，結果上以理責下，下之人死於理，比死於法還冤枉，兩派同是古文經學系統，學術方法和宗旨卻很不相同。繼起的吳派人物錢大昕，學識淵博，兼治經史，代表著統一顧、黃的南學學術趨向。而這時北學的閻若璩專攻經，康基田專治史，走了經史分離的學術道路。閻若璩用三十年時間寫成震爍中外的《古文尚書疏證》，從八個方面證明古文二十五篇是東晉梅賾偽作，真正動搖了宋學的根基。不過這書當時實在是對清朝統治有利，宋學無論怎樣空洞無用，究竟還是漢族文化，否定祖宗經典，滿清朝廷是很歡迎的，難怪雍正皇帝做王子時就對閻若璩十分地禮遇。閻若璩童年十分笨拙，十五歲以前讀書數十遍不能誦。康基田卻是天資穎悟的才子，十五歲時同鄉人湖廣總督孫嘉淦就贊他日後必成大器，中舉時文章轟動省城，後來會試中第十九名進士。乾嘉時吳皖學派都已喪失經世致用的精神，康基田的《晉乘搜略》卻是竭誠效力桑梓的經世之作，也直言不諱地為清朝政府服務。這個階段上，北學與南學也確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清史稿 康基田傳康基田，字茂園，山西興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授江蘇新陽知縣，調昭文。為令幾十年，遷廣東潮州通判。以獲盜功，晉秩同知。累遷河南河北道，調江南淮徐道，治河有聲。五十二年，擢江蘇按察使。命每年大汛赴淮、徐襄河務。六月，河南睢州河溢，基田奉檄馳往堵築。次年，遷江寧布政使，兼河務如故。五十四年，署江南河道總督，尋回任。六月，基田防汛睢南，值周家樓河溢，上游魏家莊大埽翻陷，基田壓焉，援救得生。詔嘉其奮勉，特加恩賚。五十五年，護理安徽巡撫。以高郵糧胥偽造印串，巡撫閔鶚元被嚴譴，褫基田頂戴。復以陳奏不實，革職逮問，遣戍伊犁。尋許贖罪，以南河同知用。五十六年，仍授淮徐道。五十九年，力守豐汛曲家莊堤，特詔褒獎。擢江蘇按察使，調山東，仍兼黃、運兩河事。　　嘉慶元年，南河豐汛河溢，基田赴工襄治，遷布政使。命回山東，疏消漫水，撫恤災民，基田遂往來其間。次年春，豐工竣，賜花翎。擢江蘇巡撫。秋，河溢碭山楊家壩，命馳視。山東曹縣河亦溢，復命往襄同堵築。授河東河道總督，尋調南河。三年，曹工合而復蟄，部議革職，詔寬免。疏言：「口門深逾十丈，擬就二壩前河勢灣處開引河，別築一壩，即以舊西壩改作挑水壩，俟秋後興工。」詔責其延玩，褫翎頂。尋命專任下游挑河事。九月，河南睢州河復溢，水入渦、濉諸河，正河斷流。大工旋合。次年春，睢工亦竣，河歸故道，引河通暢，復翎頂。時有條奏治海口及復舊制混江龍者，基田疏言：「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自曹工漫溢，溜或旁趨，遂致正河淤墊。因上決而下淤，非先淤而後決。今睢工、曹工既竣，連年黃水漫衍，所在停沙，比至清江會淮，已成清水。海口刷滌寬三百數十丈，毋庸疏濬。混江龍助水之力甚微，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仁宗嘉納之。　　秋，河溢邵家壩。十二月，堵合未旬日，壩復蟄，滲水，責基田賠帑。五年正月，壩工失火，積料盡焚，革職，留工效力。基田馭下素嚴，督率將卒守堤，動以軍法從事，稽延者杖枷不貸，人多怨之。又官吏積弊懼揭，陰縱火以掩其跡。帝亦知基田性剛守潔，惟責其苛細，仍命隨辦要工，欲復用之。及邵家壩工竣，以知州用，補江蘇太倉直隸州。逾年，擢廣東布政使，調江西，又調江寧。十一年，因貴州鉛船遲滯，降調，授戶部郎中。　　十三年，從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察視南河，基田請修復天然閘迤東十八里屯二石閘，靳輔所建也，足以減黃濟運，且山石夾峙，無奪溜衝決之患，據以入告。帝嘉其留心河務，加道銜，賜花翎。尋予太僕寺少卿職銜，稽核南河要工錢糧。十六年，以年逾八旬，乞休，允之，命來京就養，以示優恤。後議改建山盱五壩，特命與議。基田疏陳：「舊制盡善，不宜輕改。今仁、義、禮三壩石底損壞，跌成深塘，不得已為變通之計。請將仁、義二壩先改其一，俟大汛果見順利，再議添所建。擬禮壩先築草壩，非湖水大漲，不可輕放。」奏入，報聞。十八年，鄉舉重逢，賜三品卿銜，與鹿鳴宴。尋卒。　　吳璥，字式如，浙江錢塘人，吏部侍郎嗣爵子。乾隆四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侍講學士，典陝西鄉試。五十四年，督安徽學政。召見，高宗因其父曾為總河，詢以河務，所對稱旨，即日授河南開歸陳許道。累遷布政使。五十九年，巡撫出視賑，璥充鄉試監臨，聞河水暴漲，即出闈馳防，帝嘉之。六十年，署巡撫。　　嘉慶二年，楚匪齊王氏犯河南，擊走之，復剿息縣匪，賜花翎。母憂留任。四年，署河東河道總督，尋實授。請增河工料價，歸地糧攤徵，詔斥其病民，革職留任。五年，調南河，堵合邵家壩漫口，加太子少保。八年秋，河決衡家樓，命豫籌來年漕運，請疏邳州、宿遷諸閘，於宿遷、桃源交界築束水草壩，濬淤淺，依議行。又言徐州一帶河水寬深而未消落，乃海口壅塞所致，詔相度治之。尋疏陳：「雲梯關海口暗灘，尚非全被阻遏。請於黃泥嘴開引河，並挑吉家浦、於家港、倪家灘、宋家尖諸灘。」允之。九年秋，洪湖水漲未消，請緩築仁、智兩壩，以保堰、盱堤工。時東河衡工甫合，清江浦河口水淺阻糧船，上謂清水力弱，由啟放仁、智等壩所致，命侍郎姜晟往會籌蓄黃濟運。璥與合疏請堵二壩及惠濟閘之鉗口壩，使湖水全力東注，刷通河口，並啟李工口門，減掣黃水，從之。上終以璥多病，治河不力，雖宥其罪，命解職。十年，授兵部侍郎，調倉場侍郎。　　十一年，復授河東河道總督。因料物例價不敷，請依南河按時價折銷，允之。復請歲料幫價歸地糧攤徵，被嚴斥，革職留任。尋又以堤堰工需併入衡工善後題銷，上切責之。十三年，召回京，授刑部尚書。命偕侍郎托津赴江蘇鞫獄，並勘議海口改道，請仍復故道，接築雲梯關外大堤，從之。復授江南河道總督。十四年，疏陳：「海口應濬，而大堤不堅，旁泄必淤；蓄清為要，而堤壩不復，遇漲必潰。今閘壩無減黃之路，五壩無節宣之方，皆宜急為救治。」詔韙之，令盡心經理。是冬，以海口挑復正河，費用浩繁，不及於次年桃汛前舉工，請權宜仍濬北潮河以通去路。十五年春，偕兩江總督松筠合疏請修復正河，詔允行；而斥璥無定見，前後矛盾，責其認真督治，不得以事由松筠主持為推諉之地。尋因病乞假，詔解職，俟病痊以六部尚書用。　　璥既去任，松筠疏論河工積弊，謂璥與徐端治理失宜，用人不當，墊款九十餘萬，恐有冒捏。又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劾揚河通判繆元淳浮冒工款，稱：「璥路過揚州，與言員營弁不肖者多，往往虛報工程，且有無工借支。前在任六七年，用帑一千餘萬，今此數年，竟至三四千萬。」詔斥璥知而不奏，命尚書托津等往南河按之，劾璥失察誤工；又濬淮北鹽河，未經奏陳，濬後復淤，詔切責，降四級調用，與徐端分賠鹽河工款，命璥赴南河襄辦王營減壩及李家樓漫口。十七年，補光祿寺卿，累遷吏部侍郎。　　十八年，睢州河溢，命赴南河察勘湖河。十九年，授河東河道總督，督治睢工。次年，遷兵部尚書，工竣回京，歷刑部、吏部，協辦大學士。上以璥練習河務，無歲不奉使出勘河。二十一年，協防東河秋汛。二十二年，勘睢工及山東運河，南河蕭南民堰，清江浦御黃、束清諸壩。二十三年，築沁河漫口。二十四年，築河南蘭陽、儀封及武涉馬營壩決口。二十五年，勘南河束清、御黃諸壩及泄水事宜。其間再署河南巡撫，一署河東河道總督。道光元年，以病免。二年，因侍郎那彥寶治河不職降黜，追論璥與同罪，雖已致仕家居，褫其翎頂。尋卒。　　徐端，字肇之，浙江德清人。父振甲，官江蘇清河知縣。端少隨任，習於河事。入貲為通判。乾隆中，河決青龍岡。振甲知涉縣，分挑引河，端佐役，大學士阿桂督工，見而器之，留東河任用，授蘭儀通判。尋升缺為同知，調睢寧，又調開封下南河。　　嘉慶三年，署山東沂曹道。睢州河決，端預築曹州堤，得無害。四年，擢江西饒州知府，未之任，調江蘇淮安。七年，擢淮徐道，丁父憂，與假治喪，仍回任。九年，加三品頂戴，護理東河河道總督。時衡家樓甫塞決，詔以前官王秉韜惜費，嵇承志年衰，修防多疏，責端通籌全河為未雨綢繆之計。端疏陳臨河埽工固緊要，無工之地尤須慎防，仁宗韙之。冬，清口水淺阻漕船，端偕尚書姜晟等往視，請展引河，啟祥符五瑞壩，分河水入洪湖助清敵黃，清口乃通。尋授江南河道總督。十年，請疏治雲梯關沙淤，培築桃源以下堤工；又請移建河口束清壩於迤南湖水匯出之處，以資節制；挑清壩外築束清東壩，對岸張家莊增筑西壩，留口門二十丈，視湖水大小為束展：詔允行。秋，築義壩。時命侍郎戴均元會籌蓄黃濟運，端與合疏請濬王營減壩以下鹽河，遇盛漲，相機啟放，庶黃減淮強，湖水暢出，堰工亦免著重，從之。　　十一年，洪湖異漲，高堰賴新築子堰抵禦，不為害。俄黃水並漲，決鹽河民堰，運河東岸荷花塘亦決。以功過相抵，免議。舊制，南河設正副總河，後裁其副；至是授戴均元為河道總督，端副之。秋，河決周家樓，上游郭家房堤蟄，命端專治郭家房堵口，四閱月工竣。時黃水由減壩六塘河入海，正河斷流，群議改道，上頒示御制黃河改道記，命端視察海口。尋以六塘河下游水勢散漫，難施工作，復頒示御制治舊河記，命端專駐減壩督工。十二年春，工竣，河循故道，加太子少保。秋，海潮上漾，河由陳家浦旁溢入射陽湖歸海，請於黃泥嘴建壩，擇要疏淤，俾仍故道。　　十三年，署正總河。先是端屢言河淤由於海口流緩，宜接築雲梯關外長堤，束水攻沙，未及舉。至是兩江總督鐵保疏申前議，並請培高堰土坡，修補智、禮二壩，以備湖漲；復毛城鋪石堤、王營減壩，以節宣黃水：端贊其議。命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察視，惟輟毛城鋪壩工，改建徐州十八里屯雙閘，餘依原議行。夏，湖水漲，端啟智、信二壩，不敷宣洩，壞磚工百餘丈，褫翎頂，降三級留任。尋堵合，復之。時黃水由馬港口分流，經灌河口歸海，命尚書吳璥、侍郎托津會勘，以荷花塘壩工垂成復蟄，降端為副總河。十五年，復授河道總督，裁副總河。端始終主復舊海口堵馬港，命尚書馬慧裕會同督治。兩江總督松筠劾端於河流逢灣取直，以致停淤，上不直其奏，端疏辨，詔松筠無預河務，責端與慧裕速施工，勿游移。尋以洪湖風汛，壞高堰、山盱兩工甚鉅，革職留任。松筠復密陳端祗知工程，不曉機宜，糜帑千萬，迄無成功，且恐有浮冒之弊。詔斥端不勝河督之任，革職留工，專任堵築義壩。十六年，命以通判用，復命治李家樓引河。十七年，工甫竣，病卒。　　端治南河七年，熟諳工作。葦柳積堤，一過測其多少。與夫役同勞苦，廉不妄取。河工積弊，端知之，憚於輕發，欲入覲面陳而終不得，以至於敗。繼之者為陳鳳翔，河事遂益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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