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大赦

　　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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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赦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了主席特赦令，根據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四類服刑罪犯實行特赦。這是時隔40年中國再次實行特赦。

　　大赦與特赦，古今中外都有先例。在我國古代，出於濟法律之窮、啟發社會善性、協調上下關係等目的，每逢太平盛世大慶時，君王都會大赦天下。

　　司刺三宥赦

　　赦驪山之徒赦免制興盛

　　有記載的「赦」可以上溯到周朝。《周禮》中記載「司刺」這官職的功能時，提到「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所謂「三宥」就是對於「不識」（無辨別能力）、「過失」（疏忽大意）、「遺忘」這三種情況的犯罪，按照「三宥」原則實行寬大處理。所謂「三赦」，就是「赦幼弱，赦老旄，赦蠢愚」，就是對小孩子、70歲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犯罪，予以赦免，不進行處罰。

　　雖然這和後代的赦免還不太一樣，但已有了雛形。

　　赦驪山之徒

　　先秦在戰國晚期會不時赦免罪犯，比如昭襄王曾經四度赦免罪人，孝文王以及庄襄王在即位時也都赦免過罪人。可是這種做法在奉行嚴刑酷法治天下的秦始皇即位後，發生了極大轉變，30多年從不一赦。

　　但凡事都有例外，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後，派兵數十萬逼近首都咸陽。秦二世胡亥只好接受了大臣們的建議，宣布大赦天下，命章邯率被赦免的20萬驪山刑徒討伐叛軍。

　　章邯認為，天下有不可用之將，而兵則皆可用。治軍有道，懦夫可成為精兵。他從咸陽的兵器庫中調集各種精良兵器，又從太僕屬下徵集大批軍馬，對獲赦的20萬驪山之徒進行編排集訓，一支剽悍的大軍迅速建立起來。

　　赦免制興盛

　　漢朝的統治者們認為，秦的滅亡是因為其統治暴戾，於是赦免的應用空前「興盛」。其赦免制度分為大赦、特赦、減贖三大類。

　　漢高祖劉邦為了鞏固不太穩定的政權，在位期間就共實施過9次赦免。漢武帝曾赦免多達18次。到了西漢末期，漢昭帝登基之初就大赦天下，在位的13年間也赦免了7次，而漢元帝和漢哀帝赦免也有10次和4次。東漢時光武帝赦免次數竟然達到了19次；東漢末年時，時局動蕩，赦令幾乎是一年一次。桓、靈、獻三帝，幾乎無年不赦，甚至一年數赦，其意在實行赦免以求穩定，但結果赦免越多，國家越是混亂，最終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於是「天下潰敗決裂，不可挽回」。

　　漢朝的特赦制度也曾收到良好的效果。漢宣帝派龔遂為「盜賊並起」勃海郡（今河北滄州一帶）的太守，皇帝問龔如何打擊這些罪犯，龔遂回答說，渤海邊遠，得不到朝廷好處與教化，老百姓迫於饑寒，官吏又只知道打壓，所以皇帝的赤子才盜用了皇帝的兵器舞弄起來。漢宣帝於是要求宰相暫時不要按照現行的法律條文處理渤海郡事情，許可龔遂暫時可以便宜行事。龔遂到任之後，實行大赦政策，既往不咎，開倉放糧，資助貧困。果然，百姓積極響應，放下武器，賣劍買牛。從此渤海的老百姓過上安定生活，龔遂也成為循吏的典型。

　　大規模赦免

　　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社會動蕩不安，皇權常常受到威脅，為了維護統治，赦免制度就被推出來，甚至到了泛濫的地步。

　　司馬炎在位26年間，前後大小赦免就有14次；而「八王之亂」時，晉惠帝短短17年間，進行了大小赦免28次，最多一年頒布了7次赦令。東晉皇帝一共頒布了83次赦令。南北朝諸國大多立國時間短，戰亂時間多，一年多赦屢見不鮮。

　　「十惡」不赦

　　隋朝，國家的政治局面逐漸穩定下來，君王施行赦免的次數逐漸減少，大多數統治者對於赦免對象也開始審慎起來。隋文帝楊堅將「重罪十條」（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和內亂）定為「十惡」，不予赦免。

　　不赦貪官

　　在唐朝，赦免制度日趨成熟，《唐律疏議》對此有細緻的規定，如對責任年齡及能力問題、不得赦免問題、不得因赦免而免除的法律責任等問題，都有細緻的法律條文。

　　對責任年齡及能力問題，《唐律疏議》規定：16歲以上未滿70歲的人對一切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70歲以上未滿80歲、11歲以上未滿16歲的人，以及白痴、啞巴、侏儒、一手或一腿折、盲一目的殘疾者，僅在犯死罪及幾類重要的犯罪時處以刑罰，其他收贖（出錢頂罪）；80歲以上未滿90歲，8歲以上未滿11歲，以及雙目盲、兩肢廢、癲狂等篤疾者，犯謀反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上請皇帝減輕處罰，犯強盜或竊盜以及殺人罪可以收贖，其他罪不承擔刑事責任；90歲以上及未滿8歲的人，不論犯何罪，都不承擔刑事責任。

　　關於「不得赦免」，《唐律疏議》規定：必須予以嚴厲打擊的重大犯罪行為，即使有大赦，仍然要處死或流放。如赦書還未頒布，私自打聽得知，而故意犯罪的，因為其存在僥倖心理，為了避免助長罪惡，不論罪行大小，一概不赦免。惡逆、部屬奴婢毆打、謀殺、強姦主人的，一律不予減免。犯有造畜蠱毒（害人巫術）、殺害尊長親屬，或者反對皇權的謀反、謀大逆的，因為其社會危害性極大，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能免除其刑罰，仍然要流放。

　　對於「不得因赦免而被免除的法律責任」，《唐律疏議》中規定，「同姓為婚」、「娶逃亡婦女」、「奴娶良人為妻」等行為都是違法行為，由此所締結的婚姻關係不受法律保護，即使遇到赦免，也要強制判離婚。因為赦免只能起到免除刑罰的作用，而不能改變婚姻關係的性質。赦免後應離婚而不離婚的，必須從重處罰，「杖八十」；如果官府判決離婚而拒不離婚的，就要依照強姦或通姦的法律規定給予處罰。

　　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在貞觀四年、貞觀九年兩次下詔大赦天下，赦令中都特別申明：官吏枉法受財者不在赦免之列。之後唐宋諸朝歷代赦令，亦都強調這一規定。

　　大赦施行多

　　到了開明的宋朝，天下大赦的頻率相當之高，大概平均18個月，皇帝就要來一次大赦天下。所以，宋朝的徒刑，規定最高只有3年。

　　《水滸傳》里的那些梁山好漢，一有了人命案，往往是選擇出去避風頭，然後老老實實地等天下大赦。實在不行，他們也會選擇去吃官司，反正也坐不了幾年牢。宋江殺了閻婆惜，後來要被刺配江州，父親宋太公對他說，你現在到江州去，不要去做強盜，一年半載等到皇恩大赦下來，依舊回來父子團聚。

　　據《宋刑統》記載，宋朝的大赦雖多，但每一次都是鄭重其事，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並夾雜有雜技表演，以吸引觀看，讓全國百姓都知道實行大赦了。儀式之後，各地駐首都辦事處的官員都在等候取旨。辦事處「各有遞鋪(驛站)腰鈴黃旗者數人，俟宣赦訖，即先發太平州、萬州、壽春府，取『太平萬壽』之語。以次俱發鈴聲，滿道都人競觀」。這樣，大赦信息很快就傳遍全國，囚徒在天亮之前則全部離開監獄。

　　濫赦致亡國

　　元朝受儒家和佛教影響，其赦免十分頻繁，平均兩三年一次，赦免的理由也很多：或者是因為新帝登基，或者因為要舉行重大典禮，或者因為出現了災異，或者為了懷柔和招安，還有因舉行宗教儀式而施行赦免的情況。不過元朝在立國之初是沒有赦免制度的。

　　1229年，乘窩闊台即汗位之機，耶律楚材勸他實行赦免，得其同意，這是蒙古汗國施行赦免的開端。

　　元代經常因為辦佛教儀式而釋放重囚。元成宗時(1295年-1307年)，僧人借佛事為名，請求皇帝釋放罪人，以此作為祈福的方式，稱之為「禿魯麻」。從此以後，僧侶舉行宗教活動過後，肯定要釋放重刑犯，於是奸惡之徒紛紛通過賄賂僧侶來求得赦免。「赦宥」在元代一度成了姑息養奸的同義詞。

　　赦免泛濫的弊端很快就顯露出來。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中書省提出：自元貞年間(1295年-1297年)以來，因為辦佛事的緣故而釋放有罪的人，條件掌握得過於寬鬆，所以有關部門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成宗以後，僧徒貪求不義之財，以辦佛事為名庇佑罪犯已成為家常便飯。後來竟然出現「早上遇赦，晚上又犯罪被抓；上午出獄，晚上殺人；再三再四地犯罪，卻沒有一次被依法處理過」的現象。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有人包庇。

　　元代濫赦的直接後果是法度廢弛，政府對於百姓的控制力極度下降，官府的腐敗也日益滋生，最後元朝只存在了不到90年就滅亡了。

　　重典治亂世

　　明朝推行「重典治亂世」的原則，對於官民的犯罪行為，特別是危害封建統治的犯罪行為都予以嚴厲打擊。因此明代的皇帝很少實行赦免，大約是平均5年多才來一次大赦。

　　「重典治亂世」的法制原則是朱元璋定下來的。為什麼他選擇用重典治國呢？一方面，他在總結元朝滅亡的教訓時認識到，由於統治者的「寬縱」導致綱紀廢弛、「不修法度」，這是元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明初的社會內外交困。蒙古殘餘勢力在北方騷擾，倭寇在南方沿海作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不時發生，為了爭權奪利，統治階級內部派系鬥爭激烈，同時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動也非常多，甚至達到了「前仆後繼」的地步，正如朱元璋所言，「棄市之人的屍體還沒挪走呢，要被殺頭的人又來了」。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朱元璋決心重典治亂世。

　　朱元璋出身於社會底層，對官吏貪贓枉法、欺壓平民十分痛恨，他也擔心功臣宿將們在自己死後欺負孤兒寡母，奪走朱家江山，為此，其重典多用來對付官吏和權貴。但空前的高壓和極權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相反會招致人們的反對，所以明朝也保留了赦免制度。據《明史》載，因郭桓案遭牽連而被處死的達到數萬人，民間稍微有點資財的人家都因此而破敗了。一時間民怨沸騰，不得已，朱元璋於同年八月下詔大赦天下。其後的胡惟庸、藍玉兩案也輾轉牽連了不少人，朱元璋又特地下詔大赦。

　　赦免四特徵

　　到了清朝，大赦越來越少，平均14年多才會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採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給予普遍的減刑，清朝赦免制度有四個特徵：

　　其一，赦免的有關條例更加完備。《清史稿》載：清代「歷朝登極、升袝(將前一位皇帝和皇后的牌位擺進太廟)、冊立皇后、皇上五旬以上萬壽(五十歲以上生日)、皇太后六旬以上萬壽(六十歲以上生日)及武功克捷之類」，照例都會有大赦。

　　其二，赦免的末世特徵更強。從形式上看，嘉慶、道光年間的赦宥制度似乎寬減、釋免的範圍愈來愈廣，實際執行的刑罰愈來愈輕，但如果結合清政府頒布的限制條款進行綜合考察，就會看清嘉道時期赦宥制度的真面目。因嘉慶時期階級反抗、民族反抗異常激烈，道光時期內外交困，矛盾重重，兩朝都須集中力量對付危害君主專制的政治犯罪，故不能不通過赦宥一般刑事犯罪，來掩飾法律鎮壓。

　　其三，赦免名目有所減少。由於清朝恰好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並不十分穩定，所以清朝的赦免相對較少，赦免的種類和名目也相對較少。

　　其四，赦免因循守舊。地主階級在掌握政權數千年之後，早已腐朽不堪。清朝的統治集團在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極其保守，就連清朝的赦免也表現出奇特的因循守舊的特性。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廷下詔施行赦免，而赦免的理由竟然是：乾隆十一年、嘉慶十一年、咸豐十一年、同治十一年都曾經施行過赦免，所以現在「謹循成憲」(恭敬地遵循已有的法令)而施行赦免。這未免有些可笑。赦免，在清末已經失去其原有的意義，成為例行公事的走過場、搞形式了。

　　總之，綜觀我國古代赦免制度的源流和發展，呈現幾個特點：王朝強盛時赦免少而且赦例嚴格，國政混亂時赦免多而過於寬和；赦免條件隨意，儘管法律、詔令等對赦免的種類、程序、方法等都有詳盡的規定，但實踐中總有損益、刪減，並不是嚴格按照律令執行；赦免形式複雜多樣；赦免程序莊重複雜；罕有赦免貪官。

　　周

　　清

　　晉

　　秦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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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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