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真的來了

07-13

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真的來了耐克、阿迪達斯相繼將在中國的自有生產工廠「外遷」越南或緬甸，星巴克、佳頓、福特汽車將全部或部分產能「回巢」美國本土，進入2012年以來，類似的製造業「逃離」中國的消息不絕於耳。這預示著中國外貿加工型企業的好日子已漸漸遠去，同時也表明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顯現的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真的來臨了。

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範圍內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生了三次：第一次在50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德國等地區轉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德國向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轉移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第三次在80年代，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技術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特別向中國內地轉移。自90年代以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快速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逐漸成為第三次全球產業轉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1992－2007年，中國連續成為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累計利用外資超過8200億美元，也正由此中國逐漸成為了「世界工廠」。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開始啟動。只是在這次產業轉移中，中國製造業成了受衝擊最大的行業。據Wind統計數據，以製造業為主的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012年上半年凈利潤同比下降近15%。中國企業聯合會的研究報告也表明，中國製造業正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空心化」困局。這種「空心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低端製造企業為尋求生存空間被迫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導致本土的就業機會減少和製造業發展速度放慢；二是製造業產業自身缺乏核心技術，形成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其後果是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技術上受制於人，導致盈利空間難以提升，產業升級也困難重重。與前三次相比，第四次產業轉移有兩點顯著不同：一是轉移的動力不同。前三次轉移主要是受經濟全球化下生產分工細化的影響，企業出於追逐利潤最大化的需要而將對人力和技術要求不高的低端製造業轉移到新興的發展國家，以利用該地區的廉價資源並搶佔市場。所以，產業轉移的企業除了上一次產業轉移時遷入的外資企業，還包括本土成長起來的製造業。從這個意義上講，前三次產業轉移是一種企業的主動戰略轉移。而目前進行的第四次產業轉移主要是在中國迅速飆升的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土地等資源成本的擠壓下，企業利潤空間嚴重壓縮，是一種被迫的尋求生存性轉移；二是轉移的方向不同。前三次的產業轉移都是單方向的由上往下的轉移，即由經濟發達國家向新興發展國家轉移，而這次轉移出現了雙向的轉移。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為主的中小製造企業由中國向越南、緬甸、印度、印尼等勞動力和資源等更低廉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或者由中國沿海地區向中國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同時也有一部分高端製造業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引導下迴流。對於造成第四次產業轉移的原因雖然眾說紛紜，但綜合來看，更多的是短期世界經濟波動和中國經濟發展長期趨勢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短期因素包括美國虛擬經濟泡沫破滅、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的世界需求持續萎縮，以及巴西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增長乏力。而長期和內在因素方面，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土地等自然要素成本攀升，中國生產要素變化造成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成本上升需求又不足是製造業利潤空間急劇收窄的直接原因。加上長期以來外資企業對核心技術的控制，中國製造業不僅在國際分工中的獲益微薄，還從根本上削弱了本土製造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主動權。因此，在當前持續低迷的宏觀經濟環境下，我們面臨既失去低端製造業又失去高端製造業的雙重危險，壓力自然不小。如何應對這種雙重風險呢？有一種觀點認為新一次的產業轉移是大勢所趨，不要過多干預，即該走的就讓他走，「騰龍換鳥」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潛心下來進行產業升級。這種觀點帶來普遍性，也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們繼續與越南緬甸等國家拼成本，控制工資增長或犧牲環境，那我們的經濟轉型何時能實現呢？但這種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的時代即將終結，必將逐步走向「適度增長」。關鍵的問題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從「超高速增長」走向「適度增長」的轉型之路會非常艱難，這兩種增長模式之間的切換需要一個自然的漸進的過渡路徑，而製造業能否成功轉型是關鍵中的關鍵。歷史上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台灣都經歷過經濟增長速度驟降的時期，日本在1973年、韓國和台灣在1997年，而且驟降之後增速再也沒能反彈回來。試想一下，中國能逃脫這個規律嗎？第四次產業轉移會不會是中國經濟增速驟降的外部導火索呢？如果中國經濟增速出現驟降，中國的就業怎麼辦？中國還有近2-3億的農民需要進城怎麼辦？中國剛剛過50%的城市化持續推進怎麼辦？要回答這些問題，筆者以為，對於第四次全球產業轉移，我們絕對不能袖手旁觀，而是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嘗試：第一，充分利用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合理引導低端製造業向我國的中西部地區遷移；第二，適度削減大手筆投資資金，用以支持東部地區製造業企業的設備改造和產業升級；第三，要從出口退稅、削減稅費、簡化行政審批等各方面為製造業(包括低端製造業)優化企業生存環境，只有先活下來才能談產業升級；第四，加快推進經濟制度改革，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漸退後，制度紅利應該還值得期待。可以作個形象比喻，第四次全球產業轉移好比一場洪水，處於低洼地帶的中國製造業需要趕緊往上爬，但爬也要一個過程。我們既要想辦法延緩洪水流入速度，也要盡量拉扯企業一把。否則，企業都瞬間淹死了，哪來的今後產業升級和中國製造業未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