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鋼 ：長歌當哭——懷念富仁

從富仁的追思會歸來，內心久久不能平靜，信手翻開一本舊著，這本書的序言是富仁寫的。在序言末尾談到我們兩人的交往時，富仁寫道：「六載同學，六載同事，十二年情同手足，相濡以沫」。讀著這些文字，我的眼睛濕潤了。這本書出版於1993年，從那時起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在將近四十年的漫長歲月里，我一直把富仁看做自己最敬重、最摯愛的兄長。

一

我和富仁初識是在1978年春天，無論是在我們個人的生命史上，還是在我們民族的生命史上，那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春天。那年四月我們同時來到古城西安，參加西北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的複試。這是文革十年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參加複試的同學人才濟濟。除我之外，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我內心很忐忑，一點自信也沒有。或許是富仁看出來我的緊張和不安，走過來主動和我打招呼。富仁自稱是山東人，我當時看著面前這位瘦小精幹、面容黧黑的中年人，很難把他與想像中的「山東大漢」聯繫在一起，便追問他是山東什麼地方人。富仁略微遲疑了一下道:「說出來你恐怕也不知道，山東聊城，是魯西南一個比較貧窮的地方。我們那裡出過一個名人，叫傅斯年。」還真的被他說中了，我那時年輕無學，既不知聊城是何地，也不知道傅斯年是何人。富仁又告訴我，他是山東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在聊城一所中學教語文，這次報考的是魯迅研究方向，複試名單中原本沒有他，是因為排在前面的一位同學政審遇到麻煩，臨時補進來的。和富仁的交談，使我當時緊張的情緒緩解了許多。那次複試，我和富仁等幾位外地同學被安排住在一起，多了一些接觸，富仁的坦率、真誠、謙遜和友善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出於這份好感，當我接到研究生入學通知時竟情不自禁地想，要是那位王富仁同學也能錄取就好了，結果當我報到時，才知道富仁已早我兩天入學了。

二

富仁常常自稱是「農村人」。其實他的父親念過書，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如果填寫家庭成份，富仁應該填「革命幹部」才對。他小時候跟隨母親生活在農村，在他身上的確保留著一些農村人的生活習慣。在西北大學讀書時，我們作為研究生享受的一個特權，是在教工食堂就餐。教工食堂面積狹小，通常找不到座位，但富仁對此並不在意，因為他喜歡蹲在地上吃飯。偶爾我們也能佔領一張飯桌，大家高興地圍坐在一起，邊吃邊談，這時富仁反而不大自在了，於是他選擇蹲在一張凳子上，這樣就比眾人高出一頭。只見他一面喝著熱氣騰騰的「雜稀」（他的最愛，就是通常說的玉米碴子粥），一面高談闊論，有一種領袖群倫的氣概。富仁生病不喜歡去醫院，習慣自己「扛著」。在北師大時，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躺在床上，腰疼得站不起來，大家都勸他去醫院，富仁的家與校醫院近在咫尺，但他抵死不從。我聽見他吩咐大嫂去找一塊磚，在爐子上烤燙了，然後用一塊毛巾之類的東西裹起來放在他腰上。富仁還有一個習慣可能也與他幼時在農村生活有關，在使用電腦之前，人們寫作一般都用鋼筆，我們用的是所謂的自來水筆，而富仁用的是那種最原始的蘸水筆。他寫作時先要在墨水瓶中蘸一下，寫一行字，再蘸一下，再寫一行字。他的許多論文都是用這種蘸水筆寫出來的，可能直到改用電腦才放棄。由於採用這種書寫工具，富仁的字一橫一捺都很用力，字跡很清晰，很容易辨認，但並不十分規整，流露出一種倔強不羈的意味。

不過，你如果真的以為富仁就是一個農村人——甚至就連「王富仁」這個土氣的名字都在為我們指示他的農村出身——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無論在思想觀念、價值系統、文化趣味等，哪一個方面，富仁都是典型的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也許正因為從農村走來，對它的認識更加直接和真切。富仁在自己的著作中持續地揭發和批判中國農民身上所具有的保守、封閉、狹隘和冷漠。他是少數幾位從八十年代到今天，一直始終不懈地高舉啟蒙旗幟的中國學人。然而，農村生活在富仁身上留下的難道僅僅是一些無傷大雅的生活習慣嗎？我認為並不盡然，在富仁身上至少保持著一種在中國農民，尤其是北方農民的性格中常常見到的特徵，那就是「執拗」。

富仁說自己「執拗」，開始我並不相信。在日常生活中，富仁是一個很隨和、很好相處的人。富仁生病後，我擔心他在汕頭無人照顧。他說有一個保姆照料他的日常起居，時間長了，相處得很好，這我是相信的，富仁在生活中是很好「侍候」的。但在有些事情上，尤其是一些他認為重要的事情上，富仁的確是「執拗」的。在思想上，富仁從不輕信，但他一旦認準了某種真理，他就不會放棄、不會退縮，會義無反顧地堅持到底，用農村話說「十頭牛都拉不回來」。幾十年來，富仁的思想也會發生一些變化，但像梁啟超那樣動輒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而戰的情形在他身上是不可能發生的。當「執拗」與「保守」「狹隘」這樣一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往往會發生悲劇，但富仁的「執拗」不是「認死理」，而是「擇善固執」。他一生對魯迅的敬仰和熱愛，對魯迅精神的捍衛和實踐，就是這種「擇善固執」的體現。這種「擇善固執」使富仁避免了在知識分子身上常常發生的動搖、軟弱、患得患失。富仁個子不高，但內心很強大。八十年代初「左」風未泯，富仁在魯迅研究中提出的新觀點引起激烈的爭論。有人試圖把正常的學術討論轉化為政治批判，許多朋友都為富仁捏一把汗，富仁此時卻毫無懼色，他對我說「我不怕被人打倒，因為我原本就是躺著的」。

三

富仁說，他的前半生是不幸的，置身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如果一個人把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農村人「執拗」的性格結合在一起，必然是十分危險的。富仁住院期間，在一次閑談中我們說起，五四以後的作家，乃至一般知識青年都喜歡寫日記，這為我們打開了直接通向那個時代心靈的一扇扇窗戶。可惜在經歷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之後，這種寫作傳統就式微了，很可惜。這時富仁很認真地告訴我，他在讀中學的時候就堅持寫日記，由於在裡面寫了一些真實的想法，被同學告發，作為他思想落後的證據，受到集體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富仁的父親成了「走資派」，家庭經濟來源斷絕，戀人離他而去，自己也因不願隨波逐流而受到孤立，在生活和精神上都陷於困境。富仁說，在精神最苦悶的時候，他偶然在街上拾到一毛錢，此後一連幾天他都在大街小巷尋覓，目的其實是轉移注意力，暫時擺脫難以承受的內心痛苦。大學畢業後，富仁去了軍墾農場，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據大嫂說，一年冬天她去農場探親，只見走來的富仁又黑又瘦，穿著一身破衣爛衫，床上蓋的被子已經由白色變成了黑色。大嫂只好將被裡翻過來做被面，湊合著過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為富仁洗被子。回到故鄉以後，富仁做了一個普通的中學語文教師，一教就是八年。這段時間他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兩個兒子先後出生，我從未見富仁干過家務活，家裡的事都由大嫂包攬，但據富仁說，在那一段時間，他也做一些家務，為了讓大嫂能夠騰出手做飯，他的任務是抱孩子，他還吹噓說，他有一手絕技，能一手抱孩子，一手玩撲克。儘管富仁講得很平靜，有時還帶點調侃，我仍然能從他的敘述里感受到一種無可奈何的、深深的悲哀，感受到他當時內心的彷徨、苦悶和掙扎。幸而在這種精神危機之中，富仁遭遇了魯迅。正是魯迅把他從平庸、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來，使他的靈魂不致於被周圍冷酷的現實吞沒和湮滅。借用富仁讀過的一位俄國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文章的題目，正是魯迅使他看到了「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直到去世前，他還對我說「人們只知道我熱愛魯迅，但它們不知道我是在什麼情況下遇到魯迅的」。蕭軍在延安說「魯迅是我的父親，毛澤東是我的大哥」。富仁從未這樣說過，但確實把魯迅視為自己精神上的父親。富仁一生許多重要的精神特徵，如不妥協的反抗和批判精神，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對學院派精英知識分子的警惕和懷疑，內中都有魯迅的「遺傳基因」。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和他的研究對象能夠契合到這樣的程度，正如我們可以通過富仁的研究來接近魯迅，我們也可以通過魯迅的言行來猜度富仁，我曾對朋友說「其實要了解王富仁並不困難，你只消估計魯迅在某種情形下做什麼，王富仁也一定會做什麼」。

四

富仁重新回到學校念書時，已經37歲了，就一般情形而言，求學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閻琦兄在回憶文章中說，富仁學過俄語、日語，還曾跟我「自學英語」，關於後者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事實上，在研究生階段學的日語，我也沒有見他使用過，他能夠嫻熟運用的是他大學時學的俄語。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研究文獻中有一部蘇聯學者萬斯洛夫的《浪漫主義美學》，我的俄語不好，為了幫助我，富仁每天晚上翻譯幾頁，集腋成裘，後來訂成了厚厚的一本。富仁翻譯得很輕鬆，把它當作寫作論文後的一種調劑，我很少見他使用字典。

和富仁年紀相若的一代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史上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一代知識分子。當他們進入思想和學術領域時，他們既有自身明顯的劣勢，也有自身強大的優勢，富仁的聰明之處就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懂得如何儘可能地避免自己的劣勢，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優勢。進校後不久富仁就說，我不可能像年輕人一樣，先把魯、郭、茅、巴、老、曹的書一本本讀完再作研究，我只能一邊讀書，一邊做研究。富仁大學學的是俄文，他在青年時代對俄羅斯文學情有獨鍾，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很可能成為一位優秀的俄羅斯文學專家。他的文學趣味是俄羅斯文學培養的，他的論文那種縱橫捭闔、長篇大論的寫作風格也受到十九世紀俄國批評家別、車、杜的影響，由於具備深厚的俄羅斯文學學養，我記得同學中富仁較早確定了自己論文的題目——《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此後，魯迅與果戈理，魯迅與契訶夫，魯迅與安特列夫，論文一篇接一篇發表出來，最後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專著。富仁這本書是他的碩士論文，就所達到的水平而言，遠遠超過今日許多的博士論文。

富仁之所以能在學術上迅速走向成功，得益於歷史賦予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某種特殊的精神財富。在青年時代，他們被一場空前猛烈的政治風暴從大學連根拔起，拋向社會的底層。以一個普通的工人、農民、教師的身份，長期生活在人民群眾中間。在重新回到學校之前，他們已經在社會這所大學裡學習了很多年，他們不是兩手空空地歸來的，而是帶來了自己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長期深入的觀察和理解，這些知識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而是從自己直接的生活體驗中得來的。富仁的才華就體現在，他善於對這些直接的經驗加以綜合、提煉、概括，將其轉化為一種體系性的理論話語，從而在思想和學術上造成重大的突破。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富仁一批最優秀的論文何以在八十年代帶來那樣強烈和廣泛的思想衝擊，當然，這種成功是有代價的，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富仁並不是孤立的，八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領域湧現出的一批優秀學者，與富仁有著類似的經歷。我想，這或許就是在新時期文學研究中，為什麼首先是在中國現代文學，而不是在古代文學或外國文學研究取得突破。因為正是在這一領域，研究對象與研究者的人生體驗最容易打通，經驗之花最容易結出學術之果。不過在這方面，富仁似乎表現得特別突出一些。八十年代中期，他應約寫一些電影評論，其中一篇叫《立體交叉橋上的立體交叉橋》（題目很有時代氣息，那時北京正在修三環路），評論的是一部當年的獲獎影片《野山》，影片描寫農村改革中家庭關係的變化，一位同學讀了之後對我說「這不是在寫他和大嫂的關係么？」魯迅把作者分為兩類，一類的態度是「隔岸觀火」，一類是「把自己也燒在裡面」，富仁屬於後者。

五

富仁因其專著《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在魯迅研究界嶄露頭角。1982年去北京攻讀博士學位，很快進入了學術噴發的「窗口期」，連續發表了若干篇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論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論<吶喊><彷徨>的思想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1期），另一篇是《在廣泛的世界性聯繫中開闢民族文學發展的新道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1期）。我認為，這兩篇文章堪稱富仁論文中的雙璧。我那時在故鄉的一所大學教書，富仁特地從北京寄來載有這兩篇論文的刊物，並鄭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學者之間通常會贈送自己的著作，但贈送載有自己某篇論文的刊物的事是比較少見的（國內的刊物通常沒有抽印本），足見他自己也很珍視這兩篇論文。至今我仍然記得捧讀這兩篇文章時那種激動的心情，富仁的論文有一種攝人的氣勢，你一旦進入它的思想邏輯，就象被一股強大的氣流所承載、所裹挾、所超度，隨之跌宕起伏，不能自已。使你最終不能不為他的思想結論所折服。他的文章就如清人沈德潛所說「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瀠，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大氣磅礴」確乎是「王氏論文」的鮮明印記，所以他的論文篇幅大多比較長，動輒數萬言。文章寫得長，並不是因為旁徵博引，他的文章注釋一般都不多，一些受英美學院派訓練的學者對此很不理解。九十年代初，陳學超兄在香港籌辦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富仁提交了一篇論文，香港大學一位學者質疑道：「王教授的論文這麼長，怎麼注釋卻這麼少？」很早以前我就發現，富仁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寫作習慣，我們寫文章，寫到中間突然發現某一段寫得不如意，會將當頁撕掉，將這一段重新寫過，而富仁不同，即使已經寫了很多，他也會將已經寫好的全部廢棄，從頭再寫，通常一篇稿成，廢紙簍已經塞滿了。我想，這恐怕就與富仁追求文章的氣勢有關，即所謂「一氣如注」、「一氣呵成」。由於這個緣故，富仁是不適合考試的，當年只能「候補」，也就不足為怪了。

1984年富仁畢業，成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中國文學博士（一說為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名滿天下。次年，我也考入北師大讀博，入學不久，我便去問導師童慶炳教授，究竟什麼樣的博士論文才算合格，童老師取出一部像磚頭一樣厚的著作說「寫成這個樣子就可以畢業了」。我湊近一看，正是富仁新近出版的博士論文《<吶喊><彷徨>綜論》。心裡叫苦不迭，「富仁兄，你寫這麼厚幹什麼呀？」這本書我一直沒有勇氣讀完，在當時卻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記得有一部電視劇，男女主人公都是好學上進的青年，一日女主人公問道「你最近在讀什麼書呀？」男主人公一臉莊嚴地回答，「正在讀王富仁博士的《<吶喊><彷徨>綜論》」。放在今天，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而在當年卻是可以理解的。就在那段時間，我有一次去王府井百貨大樓買衣服，櫃檯裡面好幾個女售貨員顧自嘰嘰喳喳地議論著什麼，根本不搭理我，我仔細一聽，她們討論的是一部諶容的小說《人到中年》。

大約就在這一時期，富仁的名望達到了巔峰，許多外地來京的學者都欲一睹王博士的風采。我有一個朋友在四川大學教書，他的專業和現代文學毫不相干，也央求我帶他去拜訪富仁，富仁照例來者不拒。有一段時間，通往富仁家的小路上求賢問道的人絡繹不絕。一天晚上我因事去找他，見他癱坐在沙發上，說是今天累壞了，前後接待了十三批客人。儘管富仁已經成為名人，卻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驕矜之色，對身邊的朋友、同事和學生，仍然保持著向來的謙遜和低調。那麼富仁內心究竟有沒有變化呢？最近讀到閻琦兄的文章，使我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閻琦兄來京開會，住在富仁家，他記下了當時與富仁的一段對話。閻琦說「富仁啊，你現在差不多是半個思想家了」，富仁說「半個？我已經是整個一個思想家了」。閻琦打趣說，「我可是以嚴復、梁啟超、胡適為思想家標杆的呀！」富仁說「如是，則假以時日，假以時日」。或許，它反映的是富仁當時對自己真實的期許。

六

在生活中，有人長於理性，有人長於感性。富仁長於理性思考，他的學術研究也以「思想」著稱，因此人們往往會忽略他身上感性的一面。在長期的接觸中，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敏感、細膩、有著豐富內心情感的人。我們在西大那幾年，正是以劉心武的《班主任》為代表的傷痕文學流行的時候。富仁在學習之餘寫了幾篇小說，牛刀小試，就頗有斬獲。其中發表出來的有兩篇，一篇叫《集郵者》，發表後即被《小說選刊》轉載，另一篇發表在《上海文學》上，內容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沒有愛情描寫。我那時年輕，對這方面很嚮往，於是稍微有一點失望。不過富仁並不道學，也不拒絕風花雪月。在西大，為了方便學外語，學校給我們配了一台老式的錄音機，不知哪位同學弄來一盤鄧麗君的錄音帶，過去從未聽過這種「靡靡之音」，覺得很新奇，富仁也來聽。寒假前，富仁來要那盤錄音帶，說是原來工作的中學也有一台錄音機，他準備帶回家去聽。這種老式的錄音帶足有盛菜的盤子那樣大，攜帶起來很不方便。那時從西安到聊城交通不便，需要先乘火車，再轉長途汽車，輾轉幾次，但富仁還是把它帶走了。周末我們幾個同學常結伴去看電影，那時正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有幾部日本電影在國內熱映，有一部栗原小卷主演的《生死戀》，我和富仁看過不止一遍。理性與感性兼擅的人有時會因二者的矛盾發生困擾。外國的席勒、中國的王國維都述說過二者相互干擾的情形。這種情形在富仁身上是否發生過呢？80年代初，有一部蘇聯小說《這裡的黎明靜悄悄》被翻譯過來，作者名叫瓦西里耶夫。小說寫的是衛國戰爭時期一群蘇聯女兵的遭遇，很悲壯，也很美，大家讀了都很感動。富仁是學俄羅斯文學出身的，更是極口稱讚。感嘆唏噓之餘，我問富仁，你認為這部小說與魯迅小說比較，水平如何？富仁說，論思想，恐怕還是魯迅深刻一些。我說，我們暫且不說思想，只談二者的藝術吧。富仁大概還沉浸在小說喚起的美感中，於是承認這部小說在藝術上可能比一些魯迅小說更感人，水平更高。我頓時來了精神，「且不說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俄羅斯文豪，即使在蘇聯文學中也還有肖洛霍夫這樣的大家，瓦西里耶夫充其量只是一個二流作家，如果……」話還沒有說完，富仁已經識破我的圈套，轉身不再搭理我，倒也不惱。不知這算不算富仁的感性對他的理性的滋擾呢？

人們樂於和富仁接近，除了他的真誠、善良之外，還因為他是一個風趣和幽默的人，時常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快樂。他的牙一直不好，後來索性換了一口新牙，換牙期間他出門總戴口罩，那時北京還沒有霧霾，戴口罩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於是路上遇見的熟人都會關切地問他是否生病了，富仁一面搖手一面略帶羞澀地回答「沒有，沒有，是我的臉在裝修」。

在生活中，富仁是個很智慧的人。我遇到棘手的事，會首先想到他，第一個向他求教。1995年，我開始招收博士生，那時候博士生招生數量小，一些同學和朋友便熱情地向我推薦考生，這使我感到為難，我問富仁他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富仁說，「我通常這樣答覆，如果你推薦的學生和其他考生考得一樣好，我會優先考慮他，如果其他學生比他考得好，我就沒有辦法了。」於情於理，都無懈可擊。事實上，在博士生考試中，幾乎不可能有兩個人考出同樣的成績。

七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特別值得懷念的歷史時期。那時有一句話時常見諸報紙和廣播，「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在這股歷史大潮的衝擊下，許多一度密布政治暗礁的思想禁區被衝破，許多長期禁錮人們頭腦的思想枷鎖被砸開，一個自由、廣闊的思想天地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與此同時，今天濁浪滾滾的物質至上、拜金主義、消費文化還沒有興起，還沒有扭曲和吞噬人們對真、善、美的自然追求，這就為像富仁這樣的人文知識分子施展才華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與精神上的意氣風發相伴的是物質上的極度貧困。那時候在學校里，除了讀書，一個主要的「娛樂」方式就是聚在一起「侃大山」，當時我單獨住一間宿舍，富仁常在周末的晚上來聊天，時常一些同學也來參加。除了一杯白開水，我拿不出任何東西招待大家，談話很熱烈，常常持續到深夜，但無論多晚，富仁都會獨自走回家去。有一次，富仁來得較早，照例半躺在床上，一面抽煙，一面「神侃」，這時進來一位同學，一進門就嚷餓，在房裡四處搜尋，一無所獲，最後終於找到半袋奶粉，大喜過望，於是沖了一大碗，咕咚咕咚喝下，抹抹嘴，加入談話。這些談話的內容已經記不得了，也無須記憶，因為談話中的許多思想火花，後來都被他們吸收到各自的文章中去了。那一天晚上，這位同學的精神特別好，為了一個什麼問題與富仁「死磕」。我支持不住，顧自睡了。「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第二天紅日臨窗，發現二人都走了，屋裡留下一地煙蒂，這是富仁的成績。再看看我的奶粉袋，已經完全乾癟了，我這才明白，昨夜那位同學精神如此亢奮的原因。

故人已逝，這樣的談話不可復得了。

當然，那時的思想學術也存在自己的問題，如有些淺薄、浮躁等等，但那時的學術界是乾乾淨淨的，沒有今日熏人的銅臭。富仁一直很感念兩位先生對他無私的提攜，一位是樊駿先生，一位是王信先生。我不認識樊駿先生，但我與王信先生有一面之緣。1988年博士論文通過以後，我把其中的兩章貼上郵票分別寄給了《文學評論》和《中國社會科學》。不久就接到王信先生電話，約我去《文學評論》編輯部一談，王信先生很嚴肅，很認真，讓我對稿子做一點技術處理，談話時間很短，沒有一句多餘的話。《中國社會科學》那位編輯年輕一些，也要熱情一些，對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兩篇文章很快都發表了。此後我與他們再無聯繫，時隔三十年，我在富仁的追思會上再次見到王信先生，本想趨前問候，但轉念一想，象我這樣普通的作者，他一生不知接待過多少，一定不記得我了，於是停下了腳步。最近我指導的一位博士生告訴我，他的一篇論文被某學術刊物錄用了，但同時要他交納一萬五千元的贊助費，這位同學家在農村，要拿出這筆錢頗感吃力，恰巧我系一位老師與該刊的編輯相熟，他便托這位老師去說情，希望能適當降低一些，結果遭到嚴詞拒絕，和他相比，我們當年是多麼的幸運呵。

儘管富仁後來在學術上不斷地取得新的成績，還擔任過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會長，但我始終認為，在精神上他是屬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他的思想、力量、成就、影響、乃至於不足都與那個時代緊密相聯，正是在那時，富仁的生命放射出一生中最為燦爛的光華。

八

去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王培元兄的電話，說是富仁罹患惡疾，現在已回北京治療。第二天我匆匆趕到301醫院，推開病房的門，只見富仁的床鋪空著，我以為他被送去治療了，便去護士站問他什麼時候回來，護士很驚訝，說王富仁在病房裡呀！我仔細一看，富仁背向著我，俯身坐在病房裡的一張小桌旁。因為治療，頭髮剃得很短，所以我一下子沒有辨認出來，我走過去一看，他還在讀書，我特地翻了一下，看的是杜威的《論教育》。富仁像往常一樣，平靜、安詳，大概看我的神色有些異樣，還反過來安慰我說「不要緊，魯迅才活了五十幾歲，我今年都七十多了」。

富仁了解自己的病情，但他的臉上並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恐懼和悲傷，化療是十分痛苦的，未曾經歷的人難以想像。據富仁鄰床一位看起來身強力壯的病友說，一個療程之後，人就像被徹底擊倒了，軟得就像一團棉花，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能力。對於富仁來說，每一次化療都是一場痛苦的搏鬥。當筋疲力盡地結束一個療程後，他會回到南方修養一段時間，我一般選擇在他入院之前和出院之後陪他吃兩次飯，開始富仁還表示要回請我，後來便習以為常了。我知道，這兩餐飯慢慢對他具有了某種儀式性的象徵意義，前一次似乎是在為他的出征壯行，後一次則是在慶祝他又一次戰勝病魔，凱旋歸來。後來我去醫院看他，他會略帶幾分誇耀地對病友說「他在等著請我吃飯呢！」

這是一生中，我僅有的幾次請富仁吃飯，我非常珍惜這種機會。在西大讀書時，富仁是同學中發表論文最多，也是稿費收入最高的。每次收到稿費，他先將大部分寄回家裡，再給自己留下買香煙和稿紙的錢——這是為了再生產購買必備的生產資料，餘下的便用來請同學們喝酒。我雖不喝酒，也在受邀之列，富仁交代給我的任務是，酒席終了，把喝醉的同學攙扶回學校，每一次都是盡歡而散。那時物價低，喝一次酒也就十幾、二十塊錢。不過那時的生活費用也很低，這筆錢大概足夠富仁大半月的生活開銷了。

我去北師大時，富仁已把家眷從山東接來。我曾誇口說，「在師大，富仁家是我唯一不打招呼就可以闖去吃飯的」。小兒頑劣，放學時常被老師留下訓話，我也會被捉去一同受訓，訓話完畢，已經過了飯點，食堂關門了，父子二人便相率向富仁家走去。那時富仁家住頂樓，只要聽見樓梯上響起一重一輕的腳步聲，大嫂就會起身說「羅鋼來了」，全家相視而笑，待我們進門時，桌上已擺好了兩副碗筷。富仁家飯菜的種類不多，但分量很充足。

不能說富仁不修邊幅，但他對衣著打扮向來是不在意的，他對飲食也不挑剔，很容易滿足。很久以前，我曾從四川給他帶了一瓶尖庄大麴，富仁讚不絕口。其實那不過是五糧液的等外品。在病中請他吃飯，他只提供兩種選擇，要麼是烤鴨，要麼是烤肉，除此之外，他似乎不知道世上還有許多佳肴美饌。富仁的生活一直是簡單、樸素的，即使是經濟條件好了，也沒有什麼改變。我記得魯迅曾經說過，如果生活太舒適了，工作就為生活所累了。大約富仁就是這樣考慮的吧。

九

在肉體與精神之間，富仁的態度一直是厚此薄彼，極不公正的。他對前者的需要通常是輕視的、忽略的、冷漠的，有時甚至為了後者不惜戕害前者，抽煙就是一例。他何嘗不知道抽煙危害身體健康。有一兩次，在大家的勸說下，他曾嘗試戒煙，但很快就放棄了，因為離開香煙，他就不能聚精會神地閱讀、思考和寫作。結果，在他的晚年，備受歧視和傷害的肉體終於對他施行了一次猝不及防的、最兇狠的報復。

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富仁依然執迷不悟。第一次去探視富仁時，我照例帶了一些營養品和水果，富仁不以為意，還囑咐我下次一定不要再帶了。後來在談話中，我談起近期讀過的一些有意思的書，富仁頓時來了精神，說他在汕頭找不到這些書，問我能否借給他看看。以後去探視時，我就選擇一些書帶給他，每次我進門時，富仁就會站起身來，盯著我的書包，關切地問「這次又給我帶了什麼書呀？」和一般病人不同，富仁在病中需要的，不是鮮花、水果和營養品，仍然是書。在我的經歷中，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一個療程結束，富仁要回汕頭休養，他指著床頭一摞書和我商量：「這些書還沒有看完，我要帶回去看，書這麼沉，難道還要我下次再帶回來嗎？」我知道，這是富仁委婉地希望我把這些書送給他，他讀書有一個習慣，喜歡把自己的心得以眉批、腳註的方式寫在書頁上，所以平時他很少去圖書館借書，而是自己買書。我答應把這些書都送給他，只是其中一套有點捨不得，那一次恰巧張海明和鄒紅夫婦也來探病，於是他們建議我把這套書先讓富仁帶走，以後他們托學生買來給我，當這套書輾轉送到我手中時，富仁已經離去了。

住院期間，除了進行化療最痛苦的幾天外，富仁依舊手不釋卷地讀書，我最後一次在醫院中見到富仁時，他的病床上還攤開著一部厚厚的書，已經讀到了最後幾頁，書上又勾又劃，還寫了許多批註。我讀過這本書，不看封面就知道是蕭軍的《延安日記》。在醫院，富仁很少談自己的病情和治療，而是談讀書、談思想、談文學，談起這些，他總是神采飛揚，興緻勃勃。富仁讀書很多，古今中外都讀，學識很淵博，但他仍然不能滿足。一次他對我說，他唯一的遺憾是有兩部書還沒有來得及讀，一部是中國的二十四史，一部是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病中，富仁的頭腦依舊非常清晰，思維依舊非常活躍，常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見解。例如他說，現代有兩個人最了解中國，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魯迅，兩人的不同之處在於，毛澤東依靠群眾，而魯迅不相信群眾。今年春節前後，他回汕頭休養，我打電話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寫文章，我一聽大驚，急忙勸他不要寫了，有精神的時候看看書就可以了。富仁不以為然，他說其實寫作比看書還要輕鬆一些，看書要跟著別人的思路走，身不由己，很難停得下來，而寫作是由自己掌控的，信馬由韁，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所以不覺得累。我認為他的理由很荒謬，但一時竟不知道怎樣反駁他。

在與他的接觸中，我能感覺他的身體越來越衰弱了，我陪他一起吃飯，他吃得越來越少，我帶給他的書，他也看得越來越慢了。與富仁相交近四十年，我對他一直很敬重，很欽佩，但因為彼此太熟悉了，許多話反而說不出口。這時我意識到，如果不說出來，也許再也沒有表達的機會了。在最後一次見他時，我把埋藏心裡很多年的感受都告訴他了，富仁靜靜地聽著，沒有說話。後來他的兒子小虤告訴我，那天我走後，父親一晚上都很高興。

也是小虤說，在富仁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經不能躺卧，疼痛難忍，呼吸困難，每天只能入睡一、兩個小時，但他仍在讀書，還嘆息說「兩天時間只讀了一頁書」。我想，除了難耐的肉體痛苦之外，這很可能是促使富仁決絕地告別人世的又一個原因。對於富仁而言，肉體不過是精神寄居其中的皮囊，一旦他感覺不能讀書，不能思考，一旦他感覺不再可能從事一生鍾愛的精神工作時，生命就不再值得留戀了。在死亡面前，富仁充分地體現了人性的高貴和尊嚴。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十七世紀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關於人性的一個著名比喻，大意是：人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於死命，然而人縱使遭到毀滅，仍然比致他死命的東西高貴得多，因為他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帕斯卡爾最後說，「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

我沒有去過聊城，我以後一定會去的。富仁熱愛自己的故鄉，在他的描述中，聊城是一座美麗的小城，綠水環繞，夏日開滿荷花，城中央有一座奎星閣。

王富仁先生，著名學者，魯迅文學研究專家。1941年出生，1967年畢業於山東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山東聊城四中任教多年。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77年考取西北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1984年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成為新中國第一位現代文學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晉陞教授，1992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2002年前往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中文系任教，2003年受聘汕頭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 著有《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靈魂的掙扎》《現代作家新論》《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王富仁自選集》等多部。

羅鋼，著名學者，1954年3月生，曾先後就讀於武漢大學，西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1981年獲文藝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文藝學博士學位。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為文學理論、比較詩學、後殖民理論等。著有《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研究》，《歷史匯流中的抉擇--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家與西方文學理論》，《敘事學導論》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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