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為什麼中國沒有文化崛起？2

07-13

鄭永年:為什麼中國沒有文化崛起？

（2013-04-23）

　　今天中國的崛起，至少到目前為止，並不像漢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沒有漢那樣的制度創新，也沒有唐朝那樣的開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經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力量的增強。儘管經濟因為全球化而變得相當開放，文化基本上還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在拒絕接受普世價值的同時，又沒有內部的文化創造力。

　　今天中國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複明朝的悲劇，即在國家真正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明朝在體制和思想上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失去了成為一個海洋國家的機會。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紀的開端。當時中國無論從國家還是社會，都比任何國家都具備成為海洋國家的能力。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能力的象徵，而在東南沿海「異常猖獗」的「海盜」，則是民間海洋能力的象徵。但沒有思想的創新和制度創新，王權庇護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殺了中國通往海洋國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對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遠遠被低估。漢唐的崛起在於文化，其最終衰落也在於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對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嚴重的制約。從內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會有制度上的創新，最終必然導致封閉和衰落。從外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價值觀。如果光有經濟上的崛起和與之相關的軍事化，就會被視為是「霸道」和「威脅」，從而惡化國際關係環境。

　　文化沒有隨著經濟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聯。儘管人們可以觀察到經濟和文化同時崛起的案例（漢唐），但也可以觀察到經濟崛起沒有導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經濟崛起和文化崛起並不存在必然關聯，兩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沒有經濟上的崛起，同樣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很多偉大的思想和文化創造，都是在極其貧困狀況下進行的。

文化崛起三個非經濟因素

　　文化創造和政府分權、文化開放、文化人獨立這三個非經濟因素更為相關。三個因素中存在其中一個，可以決定文化創造的出現。分權和開放導致文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歷史上，每次分權狀態出現，尤其是皇權衰落的時候，文化倒是呈現出復興的情景。今天的人們並不希望通過國家政權衰落來獲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們大多希望國家政權的強大。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支撐。但分權和文化崛起之間的關係，的確說明了國家政權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的問題。

　　中央集權和文化衰落也沒有必然的聯繫。明朝的集權模式導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權模式則走向了文化崛起。為什麼？一是不同的集權模式，二是開放。明朝政權深入文化領域，國家政權掌控了文化，同時明朝又實行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唐朝國家政權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領域，唐朝的文化領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會」。同時，唐朝是一個開放的帝國，在文化全面向外開放的同時，能夠把外來的文化整合進自身的主體文化。

　　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獨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獨立的，沒有什麼因素，包括專制和貧窮，可以阻止文化的創造。俄國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沙皇還是共產主義專制，都沒有阻止俄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俄國知識分子在專制下創造出輝煌的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化人沒能在專制下進行文化創造，與文化人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稱之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把思維創造作為終生職業的社會群體。

　　很顯然，要實現中國文化崛起，關鍵在於調整政治和文化的關係。政府從來就不是文化創造的主體。要政府來創造文化純屬烏托邦。這並不是說政府和文化創造沒有任何關係。恰恰相反。在中國的環境中，政府決定了文化創造的成敗：

　　第一是政府權力的邊界。唐朝的政府邊界沒有對文化創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則扼殺了文化創造。今天中國的政府邊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權力涉足到文化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多年來，這些部門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淪落成為一種簡單的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文化領域的全覆蓋，也導致了文化領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創新基因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