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關問題

研究西方民主,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一定參考和借鑒意義。然而,研究西方民主不能從西方民主理論出發,不能僅僅依據西方思想理論家們有關民主的論述去認識西方民主,而是應當注重運用歷史研究的方法,更多地從西方民主政治發生髮展的歷程與事實中認識西方民主。因此,追溯和研究西方民主的起源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將西方民主的起源追溯至古希臘,是一種相當流行的看法,但卻不是歷史事實。事實上,現代西方民主並非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流變,而是緣起於中世紀英國的議會制度,早期的議會制度是中世紀英國封建制度下國王與貴族政治鬥爭的產物。對於民主制度緣起的不同見解,隱含著對民主的社會實質的認識:溯源於古希臘,包涵著將西方民主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的意識形態隱喻;而溯源於中世紀則意在強調民主是一種政治歷史現象。

一、古希臘城邦民主制及其湮滅

古希臘城邦民主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早期的民主政治形態。流傳至今的西方古代典籍,如希羅多德的《歷史》、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名著記述了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在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也是人們常常將近現代西方的民主追溯於古希臘的一個原因。然而,實際上古希臘民主無論在產生的歷史條件還是具體的制度內容與形式等各個方面,都與近現代西方民主不同,兩者之間沒有源流關係。

在古希臘諸多的城邦國家中,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最為典型的。關於雅典民主的產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指出:「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它使一個具有很高發展形態的國家,民主共和國,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雅典是一個原始氏族民主風氣比較濃厚的城邦國家。公元前8-前7世紀左右,因對外戰爭失利和國王專橫濫權等原因,君主制被逐步廢黜,代之以貴族政治。公元前594年,雅典貴族和平民兩大等級圍繞土地和債務問題發生尖銳鬥爭。梭倫在這一背景下擔任執政官,進行改革。梭倫改革結束了貴族對權力的壟斷,開始了平民參政,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礎。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完成了貴族制向民主制的過渡。到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民主政治發展到了高峰。

伯里克利對於雅典的民主政體的性質和特徵作過經典的闡述:「我們的制度被稱為民主制度,因為政權不是在少數人手裡。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決他們私人糾紛方面都是平等的。」雅典政體中,民主集中體現於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等兩個方面。全體公民大會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機關,同時具有人事、行政、執法、軍事、財政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決定權。這種公民大會具有至高無上、不受監督地位的直接民主形式,是雅典民主與其他民主形態的根本區別,並在後世鮮有實施。民眾法庭是雅典民主的另一突出特徵。民眾法庭由來自各階層的6000公民組成,與公民大會日常出席人數相近,而且常年舉行,構成全民審判的奇觀,竟成了雅典城的象徵。

亞里士多德高度評價民眾法庭,認為:人民因此而成為「政體的主宰」。雅典民主還有一項獨具特色的重要制度是開始於梭倫改革的抽籤遴選,梭倫改革規定上至執政官的絕大多數官職要由初選後按一定比例抽籤決定。這個制度對雅典民主產生了深遠影響。概括起來說,雅典民主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全體公民直接參与城邦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是一種實行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當然,雅典的民主並非多數人當家作主,而是限制於雅典公民範圍之內。當時雅典30萬人口中,擁有公民身份的不足十分之一,婦女、奴隸和外邦人均不在公民之列。

亞里士多德說過:「城邦興,則政論起,城邦滅,則政論息。」在雅典民主政治實踐基礎上,也形成了相應社會政治觀念。人類歷史上這種最早的民主觀念在《歷史》、《理想國》和《政治學》等古希臘歷史典籍中得以留存。然而,民主制度以及相應的民主觀念畢竟是歷史的產物。雅典之所以能夠實行以公民大會、民眾法庭等為主要形式的民主制度,與雅典城邦的社會歷史條件密不可分。雅典的民主首先是與當時的生產方式以及自然地理條件聯繫在一起的。雅典實行奴隸制度,奴隸勞動維繫支撐著雅典社會,貴族和自由民不為日常生計操心,才有了參與政治活動的條件。另一方面,古希臘城邦都是小國寡民,公民基本上生活在可望可及的範圍內。正是由於這樣兩個條件,才有可能出現雅典式的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的直接民主。而一旦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復存在,雅典的民主也就難於再現了。後世的許多學者都曾指出,古希臘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是以面對面的小型共同體為先決條件的,而不能被移植到較為遼闊的土地上。當代英國學者芬利更為明確地指出:古希臘雅典的政治文明早在公元前便結束了,「歐洲文明的制度與社會結構繼赫拉斯(註:希臘文的名稱)結束後的兩千多年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一次而是數次。因此,除了偶然旨在復古的徒勞借口之外,或者,除了更為經常的針對制度及制度變化毫無根據地倚靠古人的權威之外,就『遺產』的全部詞義而言,不存在制度上的遺產。」

歐洲文明發展的歷史也的確如芬利所言,在古希臘文明消亡後,以雅典為代表的民主政治並沒有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被延續下來。公元前四世紀晚期,古希臘被馬其頓吞併,包括雅典在內的各個城邦喪失了獨立地位,成為馬其頓帝國的一部分。在短暫的馬其頓統治後,取而代之的羅馬共和國成為這片土地的新主人。古羅馬創造了不同於雅典民主制的共和制度,建立了疆域遼闊的強大帝國。古羅馬時代的學者波利比阿認為,羅馬之所以建立強大帝國並維繫這種國家形態,是因為羅馬人拋棄了古希臘雅典式的民主政體,而採用了包含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因素在內的混合政體形式,並且成功地加以實施。在羅馬時代,古希臘雅典的城邦制就已經不受關注,我國學者認為:「經過羅馬帝國5個世紀的統治,城邦時代的民主傳統在西歐已經中斷。」而芬利的研究則清楚地表明:「在公元200年之前,(或在古典希臘城邦衰亡後的一個世紀,抑或在羅馬政治制度形成後的很長一段時期),羅馬人對希臘著作家與理論家毫無興趣」,「當我們論及管理機制的結構和政治行為的構架等細節時,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羅馬在這一領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希臘遺產。所有這些疑問隨著奧古斯都帝國的建立已不復存在。因此,迄今為止,希臘政治制度的影響範圍有限,僅僅存在於中世紀末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公社(尤其在義大利)這樣一個較小的範圍之內。但是,這些公社誕生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之下,帶有在各個層面上——或農民的或封建貴族的——都不同於城鄉的關係,以至於不可能在制度上有所借鑒。」

古希臘民主制度首先消失在古羅馬帝國的共和制度之中。然而,古希臘文明更加徹底的湮滅則是在古羅馬滅亡之後。公元476年,蠻族入侵徹底瓦解了西羅馬帝國。西羅馬滅亡,基督教隨之興盛起來,傳遍西歐各地。蠻族入侵和基督教傳播,深刻地摧毀歐洲的古典文明。蠻族進入西羅馬帝國後,對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破壞和劫掠。「在政治上,高度組織化的羅馬帝國行政體系陷入癱瘓。在文化上,基督教壟斷了文化教育的各個部門,其它學問和思想流派都遭到滅頂之災。基督教排斥一切世俗學問,它在摧毀古典文化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基督教神學家們將以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人為代表的古典思想視為『異教』文化。教士們把寫在羊皮紙上的古典著作颳去,抄寫基督教文獻,無數古典著作因此而失傳,古典文化中大量不能納入基督教的成分被拋棄和毀滅了。」公元五世紀時,歐洲進入了被稱為「黑暗年代」的中世紀,包括雅典民主成果在內的古希臘文明灰飛煙滅。等到「文藝復興」使歐洲人再見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光輝時,歷史的車輪已經沉重地走過了近八百年。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並不知古希臘文明為何物,古希臘時代的文化典籍已經蕩然無存。以記述古希臘時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例,19世紀的英國學者阿克頓爵士指出:古羅馬「西塞羅以前的時代從無人提及它。它再次失蹤很多世紀,阿拉伯的注釋者也不知其存在。在西歐第一個發現它的是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政治學》有助於從專制理論中解放政治哲學,並以自由的方式確立之。」《政治學》在古希臘滅亡和西羅馬滅亡後曾兩度消失。一直到1260年前後,穆爾貝克的威廉將《政治學》翻譯為拉丁文。此後,義大利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將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列入大學教程並注釋了《政治學》,古希臘的政治文明才逐步重新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然而,這時距歐洲近代議會制度的奠基之作英國《大憲章》簽署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

應當承認,古希臘城邦民主制是人類文明史上已知最早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至今依然在歷史的深處閃耀著光芒。但是,歷史畢竟不會簡單地重複,決定歷史發展變遷的不是精神與思想,而是在一定物質基礎上的社會實踐。馬克思說過:「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古希臘民主思想及其實踐為後世所了解後,可以給人們以啟示,但是終究不能成為後世政治制度效法的對象,畢竟那種政治制度賴以產生和發展的時代已經永遠地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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