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母戊鼎」名字改錯了？青銅大師為國寶正名，他才是真正國寶

作者：張鵬

在故宮博物院，工作著許多文物專家，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埋首深宮，和文物相伴一生，無人知道他們的寂寥和幸福。日前，隨著《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熱播，「宮裡的生活」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這裡的文物專家也進入大眾視野。

筆者走進故宮，拜訪了在故宮工作了50多年的著名學者，他就是青銅大師杜廼松老師。

進故宮神武門一路向西，進入非遊覽區，沿著紅色的宮牆走不多時，就到了故宮博物院研究室。走進去是一個古樸雅緻的四合院，院子里花木扶疏，果實累累，抬眼望去可以看見不遠處的故宮角樓。站在院中，只覺遠離塵囂，心神俱靜。

院子的一角，有一間辦公室，敲開門，迎出來的是一位滿頭銀髮的老先生，一口京腔兒，精神矍鑠，帶著老北京人特有的周到與熱情。他就是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著名學者、國內首屈一指的青銅器與古文字研究和鑒定大家，已到耄耋之年的杜廼松先生。

屋子四處堆滿書和資料，幾乎沒有更多落腳的地方，這便是老先生工作了多年的研究室。說起《北京晚報》，杜老感情頗深，「我喜歡看晚報，北京人的報紙啊。我還給晚報投過一些稿，其中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做《燕園憶往》，回憶北大生活的，那是很多年前了。」

杜老上世紀五十年代就讀北大歷史系，而選擇考古專業，就是因為「始終被那種神秘感所誘惑」。一入考古深似海，一研究就是一輩子， 無數國寶級文物過手，他憑著一雙「火眼金睛」，探究它們的前塵過往，破譯它們的故事與奧秘。「弄明白了，就不神秘了。」他微笑著說。

杜廼松大學畢業20多歲就分配到故宮工作，大半生幾乎都是在故宮紅牆內度過，「好些次有單位想把我調出去，我都拒絕了，我喜歡守在這裡，研究我喜歡的專業。」牆外風雲變幻，潮起潮落，而牆內雲捲雲舒，寵辱不驚。他每天騎著一輛自行車悠然往返於不遠處的家和故宮之間。「你們知道嗎？自行車是故宮裡最好的交通工具，老『故宮人』幾乎都騎車。」在故宮工作的人習慣自稱為「故宮人」，杜老笑得像個孩子。他對自行車有著特殊的喜愛，從上北大的時候就喜歡騎車滿世界逛，直到半年前他才放下騎了一輩子的自行車。

紅色的宮牆下，那個騎著自行車的風華正茂的青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經過，直到皺紋爬上額頭，青絲變成銀髮。50多年的時光如同白駒過隙，就這樣匆匆逝去。他的心裡，卻裝著上下五千年，他通過青銅器上的銘文和古人對話，滄海桑田不過一念之間。

杜老一生鑒寶無數，最著名的當屬「馬踏飛燕」等國寶級文物。國之重器司母戊鼎幾十年來令他魂牽夢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做了很多精深的研究，直到不久前還撰寫了新的論文《司母戊鼎銘文形音義研究》，對學界爭論已久的「司母戊鼎」還是「後母戊鼎」的問題做出了嚴密的考證。

司母戊大方鼎因為收入了歷史教科書，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可是關於這個古鼎的傳奇故事和它的來歷用途，大多數人卻並不知道。

1939年3月，河南安陽武官村的吳培文的叔伯哥哥吳希增在野地里探寶，探桿探到13米時，碰上了堅硬的東西，挖出來一看，探桿頭上帶著銅銹。他們連挖了三個晚上，抬上來一個銅銹斑斑的龐然大物，這正是震驚後世的青銅器國寶司母戊鼎。

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派兵進村搜寶。將吳家大院翻了個底朝天，無功而返。原來吳培文將大鼎埋到了自家馬棚地下。這之後，機智的吳培文買了一個青銅器，藏在自家炕洞里。不久以後，日本兵和偽軍又進村了，搶走了那個買來的青銅器。而此後，吳培文遠離家鄉避難，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安陽。

（吳文培和司母戊鼎）

1946年6月，吳培文在當地官員的勸說下把大鼎從吳家大院東屋挖了出來，上交政府。1949年國民黨撤往台灣時，原有意將大鼎運往台灣，但由於大鼎過於沉重，最終流落在南京飛機場。後被解放軍發現，轉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司母戊鼎被專門從南京調往北京，成為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當時這個大鼎並沒有名字，當地村民一直叫它『馬槽鼎』，因為形似馬槽；後來又稱為『安陽大鼎』，這是以它的發現地命名的，都是很淳樸的名字」，杜老告訴我。不過，文物專家給古鼎命名通常都是根據鼎內部的銘文，用鼎主人或者做器者的名字來命名。於是，早期郭沫若先生和范文瀾先生都稱大鼎為司母戊鼎，這一名稱一直沿用了數十年。

杜老對司母戊鼎一直有著很深的感情，因為它是中國青銅器的瑰寶，「青銅器，國之大器啊！」他感嘆，雖然曾經考察過無數青銅國寶，但他始終對司母戊鼎念念不忘，並進行過精深的考證研究。

1980年，杜老首次考證出司母戊鼎的年代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為祭祀母親戊製作的青銅器，與當時學術界認為古鼎誕生於殷墟後期的觀點不同，這篇論文震動了國內外的考古學界。

然而，近年來圍繞著司母戊鼎的名字，卻又風波再起。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司」字應作「後」字解。把「司」改為「後」，實際上是否定了從前把「司」理解為「祭祀」的說法。一些專家認為「後母戊」的「後」字其意義相當於「偉大、了不起、受人尊敬」，與「皇天后土」中的「後」同義。改為「後母戊」，意思相當於：將此鼎獻給「敬愛的母親戊」。

2011年3月底，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開館，司母戊鼎亮相時標牌已赫然顯示「後母戊鼎」。央視播出後，隨即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司」「後」之爭也由學界擴展到社會層面，甚至出現了尷尬的情況。中國國家博物館稱「後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國內唯一以文字為主題的國家級博物館——中國文字博物館，它的釋名仍為「司母戊鼎」。

古鼎定名的眾說紛紜讓杜廼松深感不安，本著老學人的那種專註和較真的勁頭，他決心要把這一個字的事情弄清楚。為此，杜老查找翻閱古書典籍，研究祭祀禮俗，對各時代的古文字進行反覆對比，深入考證，終於找到司母戊鼎的「司」字令人信服的證據。杜老的論文今年8月已發表，立即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關注。

杜廼松認為，從科學角度分析，大鼎稱「司母戊鼎」是準確恰當的。他指出，大鼎銘文字「司」字，按許慎《說文解字》雲，其結構「司，從反後」，用通俗語言解釋，即「司」字為「後」字的反寫。對許慎的解釋，如單純從「司」字的字體建構上看，此說法似無差錯。但他在這一名著中，對「司」字的解釋僅僅是從字形結構上予以闡釋，並未提到「司」字有「後」義，說明了「司」字與「後」字，非同義。「兩個字的意義不同，不可以相互為用，不是轉注字；兩個字音不同，不相近，互相不可假借。」

杜廼松進一步指出，《說文解字》將「後」字與「司」字分別列出，分屬「後部」和「司部」。不少資料證明，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後」字的寫法，一般則寫作「毓」， 不寫「後」。「毓」 即「後」字，甲骨文與金文有較多的例證。而且，甲骨文、金文的「毓」作「後」時，其義多指先公先王，並沒有「王后」的意思。較多資料證明，「司」字非「後」字，從金文資料考察來看，「後」字的寫法，要到春秋戰國時才出現，戰國印璽等沿襲了「後」字的寫法。在出土或傳世的文物中，「後」字寫法的出現，離司母戊鼎的時代殷墟前期相差將近千年。

杜廼松認為，安陽大鼎銘文的「司」字不可作「後」解，還可以從使用大鼎的祭祀者和被祭祀者之間的關係來說明。1976 年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婦好墓，在出土的銅器中，兩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銘文，他從甲骨文、金文、考古學、書法藝術等諸多方面考察，證明了「司母戊」鼎之「戊」與「司母辛」鼎之「辛」同為商王武丁王配偶。進一步確立了兩鼎的年代均屬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時期。按此，「母戊」應是商王祖庚和祖甲之母輩。「母戊」稱謂清楚地標明了被祭祀的對象與祭祀人的輩分關係。「母戊」即為祖庚、祖甲之母輩，祭祀者應為祖庚或祖甲。「司母戊」 之「司」與祭祀之「祀」字，聲音相近，「司」字無疑可假借為「祀」字。《爾雅·釋詁》：「祀，祭也」。商周青銅器作為重要禮器，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作為紀念死者的祭器。

（杜老工作的故宮小院）

杜廼松還對古代的祭祀禮儀作了考證。他指出，卜辭有「司室」一辭，「司室」即「祠室」，即宗廟內的祭祀之所宗祠。還指出，對大鼎的「司」字，可以作這樣理解，實際上是「祀」或「祠」的簡化字，從聲韻上看，更貼近於祀字。他認為，大鼎的「司」字，解釋成「祀」字更科學、更合理、更準確。「司」字，在音、義上既與「祀」字相通，「司母戊」三字即可直接解釋和破譯了，即：「祭祀母親戊」。他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如果把『司』字作為『後』字解，試想兒輩怎能將其父武丁王的配偶在祭器上直接稱其為『後』呢？從典籍看，這也完全不合商周時代嚴格有序的禮儀制度。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杜廼松認為，從「司母戊」大鼎形體之碩大、鑄造之精良、裝飾之詭譎、銘文之宏放典雅等特點看，體現了殷商時期高級貴族對祭祀禮儀的重視和隆重程度。他多角度研究考證了大鼎銘文的形音義，大鼎稱「司母戊」鼎是恰當的。

杜老費盡心血，終於完成了對古鼎名稱的考證，符合青銅器定名「名從主人」的原則，杜老終於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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