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視野看民國》連載五十：抗戰條件下的國共消長（7）下

07-13

作者：亦言

七、定性王明「路線」

1943年3月，重慶出版了蔣介石的著作《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和國民黨乘國際解散之機，調集大軍圍迫陝甘寧邊區，以及國際解散，為公開批判王明錯誤，並將其上綱到「路線」高度提供了契機。

7月1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抗戰以來，我黨內部有部分同志沒有階級立場，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對我進攻，對我大後方黨員的屠殺等沒有表示義憤，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國民黨打共、捉共、殺共、罵共、鑽共，我們不表示堅決反抗，還不是投降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他曾認為中央路線是錯誤的，認為對國民黨要團結不要鬥爭，認為他是馬列主義，實際上王明是假馬列主義。毛澤東進而提出：誰對誰錯現在已經很清楚了，而我們黨內現在還有人堅持錯誤觀點，還有人搞不清過去的歷史，我們今天必須把這些搞消楚，過去黨中央的兩條路線也必須弄清楚，把黨內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弄清楚，對黨外也要把革命與反革命弄清楚。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如張國燾。

9月7日起，中共接連召開政治局會議，再度討論歷史問題。毛澤東第一次坦率說出了他多年來對王明不滿的兩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確意見長期被壓抑，黨的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的巨大損失；第二是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處篡黨奪權。即使在六中全會以後，延安實際上仍是諸侯割據，一國三公的局面。時至今日，王明一面養病，一面還做破壞活動，黨仍存在發生破裂的可能。因為王明宗派長期控制了中央碼頭，打著「國際」旗號，用馬列招牌，招搖欺騙十多年。要清算他們的罪惡，需要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毛澤東表示，即使在內戰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張聞天是執行者和發揮者。自然，毛澤東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國際。

可以想見，毛澤東的意見得到黨內一邊倒的支持（除王明外）。如博古明確表態贊同關於抗戰初期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一條是毛主席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一條是王明為首的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並斷言，這條錯誤路線經過長江局統治了東南局，形晌了華北和邊區，是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完全是叛變無產階級革命。等等。

在斷斷續續兩個多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是主要檢討者。周恩來發言最長，11月27日、28日，12月l日、2日、3日，斷續講了5天。

在政治局會議已經基本上就王明錯誤的性質達成了一致意見後，11月29日，李富春找仍在休養中的王明談話，要求他主動檢討自己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以供會議討論。大勢已去，王明只好讓妻子孟慶樹代筆，明確表示「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他聲稱：「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至此，整風實質上已經結束。在當時中共文件中，對王明問題定性最重的，是這樣一段話：「王明的投降主義，實質上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是幫助國民黨，瓦解共產黨的腐蝕劑。」

八、中共「七大」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為總結歷史經驗階段。

隨著運動深入開展，從1943年冬起，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幹部重新學習中共的歷史問題，分別召開了許多總結歷史經驗的座談會，使幹部從切身實踐經驗中，更好地認識中共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報告，對在整風學習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分析和解答。

從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康生、彭德懷、張聞天、鄧發、陳雲、博古、李富春、吳玉章、楊尚昆、陳郁、李維漢、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彭真、高崗、賀龍、林彪、葉劍英、陳毅、劉伯承、聶榮臻、朱瑞、徐向前、譚政、陳伯達等12人。會期長達11個月，期間召開全體會議8次。

1944年5月21日，全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報告，提出關於處理黨的歷史問題的六條原則和指導性意見，通過了「七大」的議程及各報告負責人，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及修改黨章報告——劉少奇，軍事報告——朱德，黨的歷史問題報告——任弼時，統一戰線及公開演講——周恩來。

6月5日，全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確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彭真為主任。11月9日，舉行第三次會議，討論毛澤東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赫爾利談判的問題。12月7日，舉行第四次會議，周恩來報告與國民黨談判成立聯合政府的問題。12月9日，舉行第五次會議，討論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的問題。

1945年2月18日，全會舉行第六次會議，聽取周恩來關於同國民黨談判情況的報告。3月31日，舉行第七次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和黨章草案。4月20日，舉行第八次會議，任弼時代表全會主席團講話，指出歷史決議主要是說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的問題；解決歷史問題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分析錯誤內容與根源，而不著重個人責任。這次會議討論和基本通過朱德準備向「七大」作的軍事報告，原則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來於1945年8月9日，由中共七屆一中第二次會議再通過修改後的《歷史決議》）。延安整風運動結束。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要成果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會開始時，即成立由任弼時主持，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參加的中共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以毛澤東1942年《歷史問題草案》為藍本，起草工作歷時一年，數易其稿。後來由毛澤東直接主持並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嘔心瀝血。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秘書和中央政治局秘書，參與了決議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在全會期間，許多高級幹部參加修改討論。還提交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團討論。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由毛澤東主持編寫的中共黨史（截至長徵結束）「簡明教程」。《決議》以蘇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毛澤東為主線，（附帶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劉少奇），配以從陳獨秀到張國燾、主角是王明的「錯誤路線」代表，各依其思想上的階級屬性，相生相剋，一路鬥爭而來，現在則是「正確路線」終於取得勝利。

由於避談莫斯科責任，所以談不上實事求是。

《決議》最大特色是對各種「錯誤」貼上階級標籤。無產階級包攬「正確」和「先進」，其它階級則承擔全部「錯誤」「落後」乃至「反動」。舉二例如下：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

這說的是瞿秋白。為什麼一定得「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而不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

如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一樣，「左」傾路線則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

為什麼「左」傾路線不是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落後分子的思想。

一些分析與史事敘述，與實際情況有不少距離。

《決議》從「大革命」開始，不提建黨，這就避開了陳獨秀。可即使是「大革命」，它也是敗筆。前已提及，《決議》對這段歷史是這樣說的：

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陳獨秀被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帽子，這與叛徒只是一步之隔了。

說前期「偉大的勝利」是因為有「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那時候有沒有陳獨秀！說後期「革命終於失敗」是由於「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那時候有沒有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

遵義會議是繞不過去的史實，前文也有提及。當時的情況是：會議由博古召集主持，張聞天當選為總書記，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處理軍事問題。可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張聞天的名字作為「正確」一面出現在《決議》里，而且還「壓」在他頭上。於是，《決議》說法就變成「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失真而又含混不清，諒張聞天也不敢怎樣。

唯心思維最「方便」之處是它可以隨時根據「需要」去裁剪、扭曲事實，使之符合「理論」。單從《決議》文字上看，它理論性強，邏輯論證嚴密，觀點鮮明，極富說服力。加以已渡過困難時期，中共各方面形勢大好。反觀國民黨的沉淪腐敗，《決議》使廣大中共黨員深信，只要有毛澤東的領導，他們一定能取得最後勝利。

這裡面有蘇共的影響。

列寧去世後，蘇共內部爆發嚴重鬥爭，斯大林取得最後勝利。後來斯大林總結經驗，並上升到理論高度，編成《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一度是世界共運的最高行動指南。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關於黨內鬥爭部分，其最大特點是把黨內分歧「階級鬥爭」化。斯大林一人自始至終絕對正確，是無產階級。其他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等人，只為對斯大林的政策策略提出反對意見，被宣布為敵人，最常用的標籤就是資產階級。

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中共有深刻影響。掌權的領袖人物，依異己程度，給黨內對手貼上各色階級標籤，再「代表」無產階級對其進行批判鬥爭。當初王明靠他起家。後來成為毛澤東的專用武器。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指責大躍進「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終被迫害致死。

儘管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基本上是一種唯心主義思想方法，《決議》卻被當時中共黨內一致接受。它幾乎就是中共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當時對於中共的作用，應該與「燃素」說歷史上的作用相彷佛。對中共往後的發展和勝利，產生巨大影響。

中共建國後，這個唯心思維在巨大的權力與威望頂托下繼續發育，演變到「在階級社會裡，人們的一切言行都具有階級性」，終於導致「文革」浩劫，毛澤東由高峰跌落低谷！

《決議》通過後，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召開。出席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全國121萬名黨員。

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開幕詞。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們的任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

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並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於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於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在大會討論過程中，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講話。由華北、華中、西北等幾個有代表性地區的代表作了工作報告。大會完成了三個歷史性的任務：決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線，通過了新黨章，選舉了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是大會中心議題。報告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顯示面對即將到來的抗戰勝利，中共將以自身的政治軍事實力，聯合其他政治勢力，與國民黨共組聯合政府，把中國引向一個不同於蔣介石所定的方向、命運。

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對中共及中國的爾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後，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很快被中共全黨接受。

大會通過了劉少奇修改黨章的報告及新黨章。新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這無疑是整風的成果。顯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不再從屬於莫斯科。

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案》、《關於軍事報告的決議案》及《關於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的決議》，選舉產生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13名中央政治局成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5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

九、從國共相爭格局看延安整風

八年抗戰，中共崛起為中國一支重要軍事政治力量，軍力增強與地域擴張固為要因，而延安整風，尤為關鍵。

整風實現了兩個互有聯繫的結果。

首先就是對莫斯科的決議、指示，不可盡聽。國際一些指示其實只為蘇聯著想。智若毛澤東，豈會不知！即使真替中共打算，也往往不合實際情況，照此辦理，吃虧多多。江西蘇區失敗，臨時中央到江西後，包括那個李德的所作所為，始終令毛澤東憤懣不已。他不能公開主張對抗莫斯科，但希望通過總結江西經驗，使他的戰友們了解、理解這一點，破除對國際指示和馬列語句的迷信盲從。這是整風的主要緣起與成果。

除了基層審干外，在中共高層，整風基本上是以會議形式進行，討論或辯論，大致可說和風細雨。因為事實清楚，說理也不難。難的是定性。是不是機會主義，是不是路線錯誤，爭拗一番。

說毛澤東爭權，不假。因為只有爭到了權，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張。美國4年一選總統，何嘗不是爭權。

說毛澤東拉攏這一個，拉攏那一個，也不假。毛澤東要爭到權，必須取得政治局委員的支持。他不能封官許願，也沒有金錢賞賜，只能以解釋說明，爭取別人的認同支持。

破除對國際指示和馬列語句的迷信，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可謂順理成章。憑什麼，憑井岡山的風風雨雨，憑從遵義會議到「七大」所走過的路，更憑當前的大好形勢，中共終於有了立於不敗之地的初步條件。

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共實現了思想、組織、紀律上的全面統一。這是整風的又一成果。自民國建號以來，還沒有哪一個政治勢力有中共此時那樣的堅強與自信。毛澤東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雖然他還不知道往後的路會是怎麼樣。

中共「七大」期間，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全」大會。把兩個大會比較一下，歷史的天平開始傾向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