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中國化轉化

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中國化轉化

陳錫喜 溫美平　

【摘要】馬克思主義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係中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這決定了其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實現話語體系轉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其可能性體現在對世俗社會的人文關注,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以及對溝通世俗和理想的實踐的重視。毛澤東通過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優秀元素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民俗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吸收融合，對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話語素材的加工提煉,創立了具有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這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寶貴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進程中話語體系相應的轉化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毛澤東又是如何實現這一轉化的，其經驗教訓何在，這都有助於深刻認識並切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提出與話語體系轉化的必要性馬克思曾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滿足需要」包含著兩個問題：是否能夠滿足需要？如何才能滿足需要？這兩個問題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只有逐步解決如何滿足需要的問題，才能表明這一理論是能夠滿足需要的。毛澤東也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之所以能夠開啟，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有了這種需要，而且也準備好了適應這種需要的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提出成了歷史的必然。教條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則成為對此具有自覺意識的催化劑。1937年毛澤東撰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強調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這兩個重要思想，成為揭露教條主義錯誤的有力武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了理論論證。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並由此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能夠中國化的原因，在於它作為一個科學的理論，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係中體現出了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這決定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在形態上實現話語體系的轉化是必要的。這是因為，只有實現話語體系的轉化，才能解決「如何滿足」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問題，從而證明它是「能夠滿足」中國革命實踐「需要」的。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普遍性的揭示來源於特殊性。他對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論證，既不是對所謂「物質運動」的概念作抽象演繹的產物，也不是對世界不同民族發展歷程作經驗歸納的結果，而是對歐洲資本主義的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批判的結果。由於歐洲資本主義對「世界市場」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以及歐洲工人運動走在了世界發展的前列，因而馬克思從歐洲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這一特殊性中，提煉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從而賦予其普遍意義。但是，各民族的發展都有區別於歐洲資本主義的特殊性，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因而沒有關於「共產主義的千年王國」的具體藍圖，以及「真正社會主義的秘密學說和萬應藥方」。「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徵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也正如列寧所說，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含「個別」的某些方面的內容。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就必須結合具有特殊性的歷史條件和民族條件。同歐洲相比，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狀況，一是沒有資本主義的完整發展，二是以農民為主要群眾。於是，毛澤東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始終強調抓住兩大問題：其一，什麼是中國革命？即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裡，它的革命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有什麼聯繫、又有怎樣的區別？其二，根據這一聯繫和區別，應該怎樣進行這樣的革命？要解決好這兩大問題，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的話語，顯然是不夠用了，而需要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毛澤東曾經對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只是「引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和話語的教條主義，提出過嚴厲的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以西方文明積澱下來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為基礎進行創新的成果，其批判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和資產階級的理論。由於東西方在思維習慣、慣用的話語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它會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解釋力產生制約，並從而影響其運用和傳播。這樣，馬克思主義在內容上的中國化，必然涉及其話語形式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內容和話語形式，統一在揭示中國社會矛盾的根源及其解決矛盾的出路中。毛澤東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開篇所提出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便是這一「統一」的範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區分「敵、我、友」，無論在革命內容上，還是話語形式上，都極具中國特色。在馬克思的話語中，革命的主客體表達為「階級」的話語，即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並無「階級」的概念，而是使用「敵、我、友」的話語來表達利益衝突。毛澤東從「敵、我、友」概念切入，但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及分析方法，他說：「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在馬克思那裡，資本主義已使階級關係簡單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中間階層則被打人兩端，成為「暫時」的階級而不能主導社會矛盾。而在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並沒有成為社會力量的主力，兩者的矛盾也沒有構成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樣，簡單照搬馬克思的分析話語，就遠遠不能涵蓋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層狀況，更不足以確定中國革命力量的布局。毛澤東將「敵、我、友」的話語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相結合，分析出了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半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帝國主義及買辦階級和大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而小資產階級等是革命的「朋友」；至於在馬克思那裡作為敵人的中等資產階級，則是「動搖不定」的可能分化的力量，其右翼可能是「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朋友」。這一分析，其話語形式是中國化的，其內容則奠定了中國特色的革命路線和道路的國情基礎。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過程中實現話語轉化的可能性正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是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所以在中國化的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實現話語體系的轉化具有了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沒有離開人類文明的大道，它是對人類文明特別是歐洲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超越。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長期沉澱，在五千年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不少跨越民族性而具有人類文明普遍性的內容，因而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文化的內容中找到結合點，在話語中找到相通性。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對世俗社會的人文關注馬克思的一生有著強烈的人文情懷。當然，他超越於一般的人道主義，因為他不是僅僅停留在自身的道德完善上，而是在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過程中認識到，要實現人的解放，需要批判現實世界，揭示世俗苦難的根源。馬克思還強調人的社會價值，指出了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雖然，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並不具有對現實進行批判，特別是將理論批判與實踐批判結合起來的傳統，這同馬克思主義有本質的區別。但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同樣關注世俗生活的人，如儒家強調「仁者人也」，主張人要把自己跟物體和動物區別開來，把人當作「人」來看待和對待，還提出「仁者愛人」，強調「民貴君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統治者要實行「仁政」、「聽政於民」等思想。因此，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並注意突出人的群體價值。（二）對理想社會的追求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了新世界。他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未來社會中，不僅生產力高度發達，而且因為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消滅了階級和等級差別，消滅了人的異化和社會異化的現象，從而實現「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完成」。中國古代進步思想家在關注世俗社會的同時，大都要對理想社會作一些構想，其主要特徵是「大同」和「小康」，雖然有很大的空想性，但卻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礎。（三）對溝通世俗和理想的實踐作用的重視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是認識和改造社會的基礎，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將人的實踐活動確定為人類歷史的起點，從而以實踐為邏輯起點，構建了超越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的話語體系。正如馬克思所說：「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這便使其打通了現實到理想的通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並沒有馬克思所強調的改造客觀世界的「感性活動」的思想，但有重視習行踐履的傳統，孔子提出「學以致用」的思想後，歷代進步思想家大都主張「經世致用，以學易道」，強調「知」和「行」的統一。儘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踐履」、「致用」和「行」，基本上局限於人們的道德行為，但它要求每個人應把所學知識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外化為自己的行為，並通過這種行為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重視習行踐履的傳統，可以在話語上實現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相通。三、毛澤東創立具有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毛澤東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他農村出身的背景以及深入農村對農民運動的考察經驗，又使他非常熟悉底層農民的思維習慣和話語方式。他通過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優秀元素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民俗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吸收融合，以及對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話語素材的加工提煉，創立了具有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中國化。（一）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優秀元素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毛澤東以這一原則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進行話語整理和改造，對基於歐洲思維傳統的、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網的「扭結」的哲學範疇，實現了中國化的話語轉換。毛澤東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基礎的，但是，實踐同理論的關係，是西方長期爭議的哲學命題，畢竟比較抽象。毛澤東為了爭取黨內絕大多數文化程度比較低而不可能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志對反對教條主義的認同，並提高全黨的思想水平，便使用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實事求是」這一話語。在中國文化的傳統意義上．「實事求是」指的是講求實用、不說空話的治學態度。毛澤東從學生時期開始就深受這一學風熏陶，不喜空談、提倡力行的湖湘文化，更給毛澤東以直接的影響。當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就不僅把「實事求是」當作治學態度，而且還把它提升為思想方法，強調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而且把它同尊重群眾的實踐創造這一群眾路線結合起來。這是他後來能夠賦予「實事求是」以馬克思主義涵義並把它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原因。中國歷代哲人都圍繞知和行問題展開過長期爭論，如「知行先後」、「知行難易」、「知行合一」等。為了說明「實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中重視習行踐履的傳統作了提煉，改造了「知行」範疇，用以說明馬克思主義關於認識和實踐的關係。毛澤東在1937年寫作的《實踐論》一文，其標題就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以「知行」關係切人，論述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還以「改變外界，同時又改變自己」的話語，來闡發馬克思主義關於「在實踐中實現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的統一」的思想。這些都不僅賦予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以中華民族的話語形式，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辯證思維傳統的民族，其中矛盾學說是中國樸素辯證法思想的精華，而矛盾學說的基本觀點又表現在陰陽學說與和諧統一的思想之中。毛澤東學生時期就對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有著深厚的興趣，並作過一番研究，這使他能在學習並掌握馬克思主義之後，對體現這一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的話語，進行了提煉和改造。在斯大林那裡，辯證法只是方法論，而唯物主義才是世界觀，正如斯大林在1938年所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所界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以叫做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了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在1937所寫的《矛盾論》，並沒有受斯大林這一機械論的影響，而明確把辯證法視為一種「宇宙觀」，即對宇宙「發展法則」的見解，而並非僅僅是認識世界的方法論。正如毛澤東所說：「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他接著就引用了列寧關於辯證法的論斷，即「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深刻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建構了一個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為基礎的辯證法話語體系，其精髓又是批判地借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一分為二」的話語。1957年，他在《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中明確指出：「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用以說明一切事物和過程都可分為兩個互相對立和統一的部分，並把它作為觀察世界的根本方法，也作為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毛澤東一生都沒有對自然科學從事過特別專門的研究，然而，就是對「一分為二」宇宙觀的堅信，使他晚年對作為物理學尖端理論的基本粒子理論，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研讀了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有關「坂田模型」的著作，多次作了批註和談話，強化了宇宙是不斷「一分為二」的思想。毛澤東將「一分為二」提升到「宇宙觀」的高度，這決定了他一生的方法論甚至價值觀以及由此所推動的實踐。借著「一分為二」這一話語，對立統一思想和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廣大幹部群眾之心。（二）對中國民俗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吸收融合民俗文化和社會心理是一個民族的地理環境、文化氣質、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發展等因素交互作用在本民族心理上的積澱，反映一定時期普通民眾典型的精神狀態。要使馬克思主義真正融人中國文化，還須在中國民俗文化和社會習俗體現出來的社會心理中吸取合理因素。進入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機的加重，救亡圖存和反抗意識，成為中國各階層群眾普遍存在的願望和心理。毛澤東對此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挖掘了中國世代農民的企盼，且把它們同整個中國當時的社會變革大趨勢聯繫了起來。他說：「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裡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裡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於是，一方面，毛澤東充分肯定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並用「打土豪，分土地」、「工農武裝割據」等話語，來動員群眾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而非用「共產主義」這一對農民來說還遠離其現實利益的口號來「武裝」群眾。另一方面，毛澤東總結了中國歷史上農民反抗最終失敗的教訓，強調要提高工農紅軍的思想水平，使大家認識到「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及時提出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襲擊的危險，要求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後，「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糖衣炮彈」和「兩個務必」的話語，是對廣大群眾對新政權的企盼心理進行提煉的結果。在中國民俗文化中，「義利之辯」話語一直都佔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重義輕利」話語對民眾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積極作用是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精神的話語元素，但歷代統治階級「重義輕利」的道德教化，又往往具有很大的虛偽性。毛澤東批判地對「重義輕利」的話語進行提煉和改造。一方面，他依據馬克思主義，肯定了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同時，又對把「利」的概念上升到革命功利主義的高度，指出：「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肯定「重義輕利」話語的價值取向，強調「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話語所表達的均平思想，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反映了農民小生產者的平等要求。毛澤東對中國廣大農民的均平要求有著深刻的了解，並對此進行了話語的提煉和改造。一方面，他承認平均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合理性，強調「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鬥爭環境所需要的」，贊成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敏銳地覺察到這種均平思想的負面作用，提出了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話語，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三）對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話語素材的加工提煉毛澤東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的主體是工人、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其主力則是基本沒有經歷文化教育的農民。為此，他喜歡用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所熟悉的話語素材，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轉換，使馬克思主義為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毛澤東把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關係比作「矢」和「的」的關係，強調要「有的放矢」。他用「吃一塹長一智」來說明親身參加實踐對於形成正確認識的作用，用「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來論述理性認識的形成過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來論述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用「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等成語，以及《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的典故，來闡述研究問題不能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道理。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是連續性和階段性統一的思想，毛澤東用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這一中國人典型的話語方式。馬克思認為，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方式，但「暴力革命」的表述不大適合一般工農民眾的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於是，毛澤東用了「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話語，以後逐步形成「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明確表述。他還使用「武裝鬥爭」這一工農民眾所熟悉和慣用的話語，來闡述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借用了《水滸傳》中景陽岡武松打虎的典故，指出：「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以此闡述了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總之，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了「什麼是中國革命、怎樣進行這樣的革命」的、以革命話語為核心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當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在不同階段，它會因時空條件的變遷和歷史使命的轉換構成不同的話語體系，這些話語體系除了含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外，在內容與形式上皆有自己時代的特色。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們的理論價值的實現，必須「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而毛澤東對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成功經驗，依然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寶貴財富。（《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92期，摘自2010年第8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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