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炳嘯:何謂理性?——論現代性之靈魂———愛思想: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07-13
華炳嘯:何謂理性?——論現代性之靈魂 進入專題: 理性 ● 華炳嘯 理性是現代性的靈魂。如果沒有理性,也就沒有了現代性。那麼,什麼是理性呢? 一、中國傳統的理性觀 在漢字中,理字從「王」(玉部)。《說文解字》云:「理,治玉也,從玉里聲。」在古人看來,玉有天然紋理,而「治玉」要求首先必須把握玉的紋理,然後順應玉的固有紋理並按照人的需要進行人工加工,這就是「理」。此後,理也作為名詞使用,指紋理。再後來,「理」被引申為一切事物的條貫紋理,如肌理、脈理、地理、物理、心理、事理、名理、義理、文理、條理等。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有多少哲學流派就有多少對「理」的不同解釋。一般而言,主要的解釋有以下幾種:(1)「理」是客觀規律。認為「理」是自然理性或科學理性,即「理」是自然萬物的法則或規律,但自然理性強調自然至高無上,人要順應自然萬物的法則或規律,與自然同一而無為;科學理性卻強調依靠科學理性改造和征服自然,主張人要通過發現和掌握自然萬物的法則或規律來達到「人定勝天」的目的,積極有為。(2)「理」是社會規範。認為「理」是社會倫理理性、人文理性或制度理性,即「理」是一種道德倫理原則、社會規範、行為準則或法理原則與法律規範,但社會倫理理性強調「禮」,推崇禮治下的人倫秩序(統治者通過親緣倫序綱常和禮樂的儀式教化來實行孝道,禮別異、樂和同,從而建構一種基於親緣倫序服從的良好等級秩序);人文理性則強調「仁」(「仁者,人也」),突出人內在的道德主體價值,推崇仁治下的人道秩序(統治者通過道德示範和人文教化來實行人道、教化人心,從而建構一種基於內在道德服從的良好秩序);制度理性卻強調「法」,突出法理的普遍價值,推崇法治下的人工秩序(統治者通過創設法律和制度來人工建構一種基於法律服從的良好秩序)。(3)「理」是邏輯理性。(4)「理」是主體理性,即人的理智的思維方式、認知結構和能力。(5)「理」是本體理性,即宇宙本體和萬物製造者,是一切存在的根據(以朱熹理學為代表)。總之,在中國文化中,所謂理性,就是遵照事物固有的規律(包括「天道」、「天理」等,即客觀的「本體理性」、自然理性、科學理性等)或具有普遍性的邏輯、道理、規範(包括邏輯之「邏理」、人道之「心理」、社會之「倫理」與「事理」、主體之理智能力等,即邏輯理性、人文理性、社會倫理理性、主體理性等)來判斷和行為,從而把「物理」內化為人的行為能力,把「倫理」內化為人的行為規範。有學者指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理性的運用不是表現為某種抽象的純形式或邏輯一般,因為它與具體的生命存在沒有分離。理性既是生命的內在本質,也是生命自我實現的理想狀態。」[1]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看來,理性生命與感性生命應當是同一的,理性必須轉化、點化感性生命,以尋求理與欲、真理與價值、知與行的內在統一。儘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對於理性和感性生命具體實現內在統一的方式與途徑不盡相同甚至分歧嚴重,但尋求一元性的理性的統一(包括理性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理性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理性的歷史性、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統一等)卻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共識。相對於西方社會,自周秦以來,中國基本上算得上是一個理性主義傳統綿延不絕的古老大國,以儒家為代表的人文理性和以法家為代表的制度理性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主流,而人文理性與制度理性都是以社會為本位,關注作為社會規範意義上的理性價值,同時,以民為本的開明道統和以君為本的專制君統則成為中國傳統治理理性的兩極。此外,以自然為本位的道家的自然理性和以「理」為本位的朱熹理學的本體理性以及以「心」為本位的陽明心學的主體理性,在中國歷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跡。這些理性精神使得在中國始終無法孕育出強大的宗教力量,同時,也抑制著邏輯理性、民主理性、科學理性與技術理性的發展。 在中國主流文化精神中,天人是合一的,但基本著眼點卻是人;自然與社會、對象性與主體性、客觀與主觀是辯證統一的,但統一的重心仍在人倫社會關係;甚至本質與現象也是統一的,但統一的方式卻是中國人所倡導的本質直觀思維方式。這些都與西方文化傳統迥然不同。 二、西方理性觀的思想演進 在西方,自然與社會、對象性與主體性、客觀與主觀、本質與現象都是二分的,顯現出二元對立的哲學傳統。中國人傾向於從和合命題出發講合二為一、辯證統一,而西方人卻傾向於從悖論命題出發講一分為二、辯證矛盾。相對而言,在西方啟蒙運動以前,神學壓倒了人學,神性壓倒了人性。儘管西方非理性的宗教力量蓬勃發展,乃至在社會領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成熟的宗教理性和信仰理性,使得上帝至少作為一種絕對的客觀理性或道德理性的化身而獲得了長期存在的依據,但在邏輯與自然領域,西方的邏輯理性與科學理性並沒有湮沒在神性的光輝之下,而是獲得了頑強的發育,並最終取得了統治地位。 到目前為止,理性(Rationality)在西方主要經歷了六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古希臘的客觀理性哲學時期。 理性概念最初源於古希臘的「邏各斯」(Logos)和「奴斯」(Nous)兩個概念。「邏各斯」在希臘文中寫作λ?γο?,具有語言、說明、比例、尺度等多方面含義。赫拉克利特最早用這個概念來說明萬物的生滅變化都具有一定的尺度和法則,雖然它看上去變幻無常,隱藏於事物之中,為感性所不能揭示和把握,但畢竟具有規律性,能夠為人們的「思想」所認識和把握。黑格爾很重視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邏各斯」的這個概念,把它主要解釋為理性。實際上,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這種「理性」就是一種具有可確定性的客觀尺度和法則,以及把握這些客觀尺度和法則的「思想」能力。最早明確提出理性概念的是阿拉克薩哥拉(約前500—前428年),他賦予Nous以理性的含義。Nous的本意是心靈,而在阿拉克薩哥拉看來則是推動「種子」(指構成世界萬物的最初元素和始基)結合與分離從而演化萬物的力量,它獨立存在,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能認知一切事物,是萬物的最後動因,也是一切運動的源泉,並始終安排和維護著宇宙的秩序。這種「奴斯」被蘇格拉底、柏拉圖和黑格爾認為是一種客觀精神實體。亞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學、邏輯學和物理學與數學一起合稱為「理論」的知識,而「理論」在古希臘語里的本義是凝視,他認為理論的知識是一種不為其它實用目的而只為知識本身的知識,是最高貴的靜觀知識。 古希臘時期的理性是一種與神的理性相聯繫的客觀理性。最早提出「邏各斯」的赫拉克利特認為,人的行為沒有智慧,上帝的行為則是智慧的,上帝是宇宙正義的體現。主張以理性為真理標準的巴門尼德(前6世紀)認為感官是騙人的,變動不居的感性世界(意見世界)屬於非存在,而唯一真實的存在就是不變動的、無限的、不可分的、永恆不滅的、可以被思維的「一」,這種存在的世界就是理性世界(真理世界),它建立在基於邏輯的形而上學之上,但最終還是來自於神的啟示。蘇格拉底認為神使宇宙服從「善」的原則,所以神就代表著最高的理性。柏拉圖認為知識分為四個等次,即理性、理智、信念和想像,而理性是最高的知識。他進一步使理念世界和感覺世界對立起來,並提出了「宇宙理性」的概念,認為理性是宇宙的本質,是世界存在的根據,也正是宇宙理性使人和萬物具有了理性、生命和秩序,但同時,為了溝通理念世界和感覺世界,他又提出了「創造者」的理論,認為宇宙萬物是由創造者以理念為模式創造出來的,從而成為基督教早期教父哲學的一個理論來源。亞里士多德最早構建了系統的廣義知識論體系,認為一般性的知識分為理論科學(包括物理學、神學、形而上學和邏輯學)、實踐科學(包括倫理學、理財學和政治學)和創作科學(包括文學、藝術和美學),並推崇理性,認為人之所以高貴是因為人除了有營養和感覺的功能之外還有理性,而理性的德性正是最高的德性,但他認為理性是一種外來的神聖的東西,並將宇宙運動追溯到其第一推動者——神,認為塵世的理性起源於神的理性並最終統一於神的理性。不過,在古希臘時期,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和信仰格局,使得政權和神權還不足以強大到窒息人性的程度,人的理性在自由的縫隙中獲得了生長。 第二階段是非理性信仰的形式理性化時期。 在中世紀歐洲,基督教的崛起以及神權與君權的結盟,改變了古希臘多神教時期的信仰多元化狀態,上帝被定於一尊,代表上帝統治世俗之城的教會權力至高無上。教會建立了森嚴的教階等級制和龐大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權力體系,宗教信仰已經不是個人的非理性自主選擇問題,而成為了基於集體信仰和政教合一國家的強制力的一種「信仰基因」忠誠問題。宗教哲學思想家奧古斯丁就曾探討了理性與信仰的關係問題,認為人的意志比人的理智更為根本,而意志的力量只能來自於信仰,因此,理性必須服從信仰和意志,信仰是一,高於一切。在這種背景下,哲學成為了神學的婢女,淪為宗教統治的理論工具。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正是以基督教神學的非理性教義為思想內容,以古希臘羅馬哲學的理性邏輯為思想形式,把證明信仰的合理性問題作為自己的使命。托馬斯·阿奎那就以理性邏輯論證的方式有理有據地論證了基督教神學的合理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具有理性形式的理論體系。他認為,信仰與理性、神學與哲學是可以並存的,啟示神學來自於上帝的啟示,而自然哲學則來自於理性的論證,啟示神學不是反理性的,而是超越理性的,它能夠使理性更加完善,同時,理性也有助於信仰。但必須指出的是,受到宗教權威保留和承認的理性並不是主體理性,而僅僅只是作為工具存在的形式邏輯理性。在這種理性的輔助下,非理性獲得了空前的勝利,造就了中世紀歐洲的深沉黑暗。不過,正如何穎所評論:「在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中,表面上看非理性贏得了勝利,但實質上非理性內部也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作為外在的非理性的信仰得到了高揚,高到了高於一切的地步;另一方面,作為內在的非理性的情感、慾望的『人性』卻受盡了屈辱和蹂躪。正是這種矛盾推動著歷史的發展。在中世紀後期,理性擺脫了非理性信仰的束縛,為文藝復興以『人性』反抗『神性』,為上帝的『理性』演變為人的理性鋪平了道路。」[2] 第三階段是人性解放和主體理性時期。 薄伽丘認為:「自然把人創造得又美麗又勻稱,不是用木頭和金剛鑽造的人,而是用血和肉造出來的,所以人應當是全面發展的人。」[3]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所推動的人性解放運動,首先就是重新確立人的地位,全面把握人的本質。人作為有靈魂的血肉之軀,一方面具有物質和精神的自然欲求,具有作為非理性存在的人的情緒表達、慾望滿足等本能需求,另一方面,人同時也具有主體理性,具有認識甚至駕馭自我以及社會界和自然界的理性能力。人是物質性與精神性、自然性與社會性、非理性與理性的統一。主體理性既然要提高人的地位和尊嚴,張揚人的理性和價值,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個性發展,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就必須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內對人的現實存在的非理性慾求和能力予以認可和包容。凌駕於人之上的客觀理性驟然崩潰,主體理性如旭日東升噴薄而出,人性之花燦爛綻放,從而顯現出一幅在主體理性陽光之下人性自由的和諧圖景。只是這種圖景沒多久就如同晨曦般散去。 在「上帝理性」衰落而主體理性(包括人文理性)崛起的過程中,科學理性發揮了非常微妙的關鍵作用。哥白尼的日心說等科學發現不僅顛覆了神學殿堂,而且也使人在一個祛魅的廣袤宇宙面前感到了自己的渺小。面對著一個沒有上帝的未知的宇宙世界,帕斯卡爾不禁感慨道:「這無限宇宙的永恆沉默使我感到驚恐。」不過他仍然相信:「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葦草。」在他看來,人脆弱如葦草,但人卻因為有思想而能囊括整個宇宙。那麼,人能夠替代上帝主宰宇宙或者為我們提供一套確定性的宇宙法則嗎?對此,蒙田卻質疑道:「這個不僅不能掌握自己,而且遭受萬物的擺弄的可憐而渺小的尤物自稱是宇宙的主人和至尊,難道能想像出比這個更可笑的事嗎?其實,人連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認識,更談不上指揮和控制宇宙了。」[4]那是一個懷疑一切的時代,但懷疑一切的目的卻是尋求某種確定性。準確地觀察和精確的數學推理因此而得到推崇。由於只有科學才能夠提供人們所探求的確定性,所以最終替代「上帝理性」的並不是主體理性(包括人文理性)而是科學理性。 主體的理性能力應當建立在怎樣的可靠基礎之上?面對這一提問,出現了經驗論與唯理論的分歧。經驗論與唯理論都把人的理性視為是認識世界、獲得知識和發現真理的主體能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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