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朱大可：30年後，「醜陋的中國人」依然醜陋

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出版已30年。近日，富有爭議的批評家朱大可發文，從此書說開去，認為「中國人依然醜陋」。

在朱大可眼裡，中國「自上而下形成龐大的互害型景觀」，人們「貪婪、無禮、粗鄙、說謊、投機、好賭、哄搶、欺詐、剽竊、冷漠」……不僅如此，自省能力還嚴重匱乏，遠不如魯迅生活的「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國」。

除此之外，朱大可還試圖將中國人的人格障礙程度進行量化，用以佐證自己的觀點。他得出的結論是：只要27個人中有一個患有「文化人格障礙」，就觸發了足以讓人警戒的閾值，文化人格障礙這種高傳染性病毒若任由滋長，就會動搖中國社會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對整個人類文明產生傷害。

按朱大可的計算，中國這個數值已經低於1/27（達到了1/19），我們很可能已經走近「傷害人類文明」的開端了。不過讀者先別著急，更有趣的是朱大可的計算方式：他借用足以引起全國恐慌的SARS為例，把SARS患者的比例1/270000，直接放大了1萬倍。朱大可將這1萬倍稱之為「加權」。至於為什麼要加權1萬倍，而不是10萬倍或10倍，他並沒有給出解釋。

朱大可（資料圖）

以下為鳳凰文化原創欄目《洞見》所載朱大可原文，原標題《朱大可：30年後，「醜陋的中國人」依然醜陋》，至於中國人是否「依然醜陋」，「醜陋」到什麼地步，交由讀者評判。

在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出版30周年之時，不妨來回顧一下這個議題的兩位主要引導者。

首次談論國民醜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魯迅。在小說《阿Q正傳》里，魯迅以黑色喜劇的風格，塑造出一個舊帝國底層的代表性人物，成為當時中國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魯迅是幸運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國時代，所以沒有受到太多非難，反而因這部小說（也許還應加上《狂人日記》等）而成為宗師和不朽者。

但柏楊未能享用到這種文化待遇。他的《醜陋的中國人》，引發20世紀第二次民族國家的自我反省，卻遭到台灣民眾的激烈攻擊，而中國大陸亦從1980年代的傾聽轉向了謾罵。在狹隘民族主義思潮的包圍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會面臨聲勢浩大的敵意。

但無論如何，前有魯迅，後有柏楊，中國人終究為自己留下了幾面自省的鏡子。這是本國的終極精神財富。它不僅是說出真相的勇氣，更是一種洞察惡疾的智慧，並最終成就為偉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說，擁有足夠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國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標尺，也是所謂「國家軟實力」的堅硬核心。

柏楊所使用的「醜陋性」或「丑性」一詞，屬於美學範疇，跟美感和生理反應密切相關；另一種社會學語詞也曾被廣泛使用，叫做「國民性」；我們也可以套用生物學語詞，把它跟「中國病毒」掛鉤，更可以租借心理學術語，將其描述為「中國綜合症」和「負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則更傾向於使用「文化人格障礙」之類的中性語詞。所有這些語詞都從各自角度，向我們描述了病變的基本狀況。

令人難堪的是，柏楊的警告沒有奏效，反而成為難以解決的跨世紀難題。在「中國式病毒」的大肆侵襲下，30年以來，國民人格的集體性崩塌，已經勢不可擋。人們從正直、法治、誠實、信用、勇氣、膽略、獨立、尊嚴、教養、責任、勤勞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轉向貪婪、無禮、粗鄙、說謊、投機、好賭、哄搶、欺詐、剽竊、冷漠、甚至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氣、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龐大的互害型景觀。滿目蒼夷，一地雞毛。這的確是醜陋的奇觀，劇烈地傷害著我們的眼睛和心情。問題在於，對人格障礙的基本覺知，仍然沒有建立起來。而沒有診斷與報警，就沒有改造和療愈的空間。

有一種「理性的聲音」宣稱，感染這種病症的只是極少數人，因而「醜陋的中國人」的描述，毀損了大多數人的形象。這種貌似政治正確「多數論」，始終是探討問題的理論瓶頸。常識告訴我們，出現「集體性人格障礙」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構成一種危機。文化人格障礙是一種高傳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魯迅/柏楊式的警覺而任其滋長，就會動搖中國社會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對整個人類文明產生傷害。

為了更清晰地表述這個觀點，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為例證。當年中國的SARS患者，官方數據是4698例，而中國人口時為13億，這意味著病患者僅佔總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經引發巨大的公共衛生災難和民間恐慌。這種現象就是「SARS效應」。以上述比率為基礎，再放大10000倍作為加權，就構成測試社會感應度的「SARS指標」。它的意義在於，在14億中國人中，只要27人中出現一位人格/倫理障礙者，就足以描繪整個民族國家的不良圖像，並觸發關於集體人格障礙的警報。

但中國的實際情形，遠遠超過了這個指標所描述的範圍。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發生於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本名王悅）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從她身邊經過，全部視若罔聞，最後，小悅悅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陳賢妹所救，但已回天無力，成為道德冷漠的犧牲品。這則新聞對「SARS指標」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繪出文化人格危機的嚴重現狀。在19人中間，只有1個人是正常人，沒有遭到病毒的侵蝕，這就是「小悅悅指標」。它雖然源於單一「樣本」，卻有廣泛的警示意義。這個幼小而脆弱的生靈，對中國人的文化人格障礙，做了嚴厲的控訴。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對此無動於衷。

另一則經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它的意思是，儘管母親又老又丑，忠孝的兒子不應嫌棄。在古老鄉村社會，這種道德勸勉是有意義的，它捍衛了家庭倫理的基本結構，而一旦將其轉換到國家敘事層面，就會出現嚴重的邏輯錯誤。「醜陋」一詞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國」，而是每一位人格破產的個體（「子」）。正是那些作為個體的「無名氏」（路人、顧客和遊客），以其出現在新聞或日常生活里的醜行，拼貼出祖國（「母」）的負面容貌。

據說，鴕鳥在被追急的時候，除了揚沙踢腿，還會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腦袋埋進沙里，以為看不見獵手，獵手就不復存在。這類自作聰明的鴕鳥，在中國很多，而他們營造的「沙窩生活」，無助於難題的解決，只能加劇文化人格病症的惡化。

「人格障礙」的療愈和改造，是一個比覺知更難討論的話題。魯迅和柏楊，未能來得及出示有效的療法。但已經有部分中國人覺察了自身的問題，並試圖接受真理，尋求有意義的生活，由此形成學儒、讀經、禪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儘管這些活動有時還駐留在事物的表層，猶如一場時尚表演，但如果這種時尚能夠變成生命的內在需求，深入骨髓和靈魂，就有望成為自我療愈的良方。

宗教療愈的最大障礙，在於導引者方面出了麻煩。在仁波切、大法師、上師、大師和騙子云集的時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導師，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正在面對各種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儘管事實尚待澄清，但它已經加重世人的疑慮。導師問題成堆，他們所推銷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國早期，蔡元培就發現宗教療愈的諸多「弊端」，試圖以「美育」取而代之。這種集體療愈的策略，就是放棄病入膏肓的成人，轉身從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藝為藥劑，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變得美好起來。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體、美、勞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於美育療法的途徑，除了建築、雕刻、圖畫和音樂與文學外，還應包括「美術館的設置，劇場與影戲院的管理，園林的點綴，公墓的經營，市鄉的布置，個人的談話與容止，社會的組織與演進，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載《現代學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關鍵正是「社會組織的演進」。假如「社會組織」已經腐化，喪失美的結構和體貌，就無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樣，引領民眾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療愈困境相似的問題是，究竟由誰來承擔這神聖的美育使命？眾所周知，中國教育正在陷入「主體性危機」。作為教育主體的美育機構，一旦淪為官僚機構，被各種謊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連人格都充滿陰影，又何以推行正確的美育，將學生帶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種嚴密的代際傳承結構，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壞，取決於上一代人（教師）的品質。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於對當時教育體制、教師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賴，但在21世紀的語境里，這些支撐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楊難題」的解決，暫時還沒有令人信服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