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實踐與精神

《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吳相湘著，嶽麓書社2001年12月，28.00元□鄢烈山對下層民眾的尊重與信任，使晏陽初所從事的平民教育與社會改造事業，既超越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止於政治策略層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以憐憫為基礎的「救世主」情感，而升華到依靠人民達成民主目標的現代性境界旅美華人、歷史學者吳相湘所著的這本《晏陽初傳》，副題是「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作者以翔實的材料、嚴謹的史筆，著重勾畫了自1920年代初到成書的1981年（晏逝世於1990年），晏陽初60年間致力於平民教育特別是鄉村改造的偉大實踐。與那些家長里短、兒女恩怨的傳記不同，這本書只寫傳主畢生追求的事業，即為鄉村建設如何擘畫、實驗、推廣，採取了哪些舉措，有什麼成效與缺憾。因此它既是一個偉大心靈的人生紀錄，也可以當作一本鄉村建設和社會改造的教科書。「除文盲，作新民」的實幹家晏陽初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一說1890年）出生於四川省巴中縣。幼習四書五經，稍長入教會學堂，1918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旋即束裝赴歐洲戰場，成為北美基督教青年會主持的為法、英軍隊中的華工服務的志願者。他的職責是代寫書信，卻生出教苦力識字的心愿，由此發現平民的潛力而矢志畢生獻身於開發民智以達成民有、民治、民享救世目標的事業。1920年秋歸國，經過一番籌備，於1922年在全國發起「除文盲，作（培育）新民」的識字運動；以長沙、煙台、嘉興三地為試點，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平民教育熱潮。1923年秋，得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等文化名人特別是曾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的夫人朱其慧大力支持，在古都北平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簡稱「平教總會」），晏陽初任總幹事。晏陽初與同道認定在中國「農民是平民教育主要對象」，設立鄉村教育部。作了兩年多嚴謹的採用科學方法的實地調查，經過試驗與比較，晏陽初主持的平教總會於1926年選擇河北定縣作實驗研究中心。他逐漸摸索出了一套綜合的農村改造方案。這就是推行「四大教育」。他根據在農村從事教育的經驗，深感中國人有「愚、窮、弱、私」四大缺點。因此，要通過掃盲，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後，以「文藝」（包括識字，通過演說、演新劇等方式開掘「腦礦」）教育救愚，生計教育救窮，衛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1940年代晏陽初對四大連環教育理念，有更動情的表述：「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卻最苦：流汗生產是農民，流血抗戰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征』，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但是他們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的血有流盡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們負擔不了而倒下來的時候，試問：還有什麼國家？還有什麼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養民力、充實民力的鄉村建設工作。」晏陽初從事「除文盲，作新民」的目標，顯然受了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梁是思想家，晏是實幹家——以創造性的實踐來回答怎麼辦。到日寇進逼華北，平教總會被迫於1936年南遷湖南止，十年間，晏陽初及其同仁在定縣興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堪稱平民教育與社會改造壯舉的大實驗。不說掃盲、改良農作物與畜牧品種、興建劇場與廣播電台、興辦產銷合作社和實驗銀行，不說創辦《農民報》、組織同學會與「公民服務團」等等，單講衛生保健方面，平教總會為中國農村建立公共衛生體系進行的嘗試，就極富教益。建立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嘗試《晏陽初傳》第六章《定縣實驗的實際工作》之第八節《鄉村保健衛生制度的實驗成功》，粗略地介紹了這方面的努力，但讀起來仍像一本操作性很強的農村衛生工作手冊。社會調查的結果，全縣無一家合格醫院，220村無任何醫藥，250村只有當地中醫自製自售的土產藥材，每家每年醫藥費平均一元五角，一村所能負擔的衛生基本組織費用一年不過五十元。從這樣的基礎條件出發，平教總會確定了推行農村衛生計劃的三項基本原則，以最經濟的組織，推行最簡單的事業，但須注意透徹實行。先是組織學員到各村展覽、演講、放電影，作預防與診療示範，通過衛生宣傳引起農民的注意與興趣。實行「預防重於治療」的方針，比如針對當地腸胃病與傳染病流行的主因，指導居民改善飲用水質，增加井蓋與圍圈，適時消毒滅菌，以減少病源。從平民學校畢業生中選出男女各一人經過訓練後分別擔任各村診所的護士與公共衛生護士。訓練公立師範學生與平民學校學生，為同學與村民種痘。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訓練舊式產婆洗潔手、剪短指甲，改善婦嬰衛生。建立各區保健所，培訓合格醫生。當時建立的保健員制度作為農村衛生組織的基礎，其作用類似於1970年代中國的「赤腳醫生」，覆蓋面廣，適應當時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尤為難得的是，那時平教總會就在鄉村推廣節制生育運動，走訪家庭勸告節育。1940年代末晏陽初促成並作為擔綱人之一的「中國農村復興中美聯合委員會」，在四川推行的加強農村衛生機構計劃，在台灣省進行的建立自來水源與防治瘧疾、血吸蟲病，訓練縣鄉兩級公共衛生人員等工作，都是定縣實驗的延續和推廣。晏陽初實際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覆蓋全國城鄉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辦法。平教總會南遷之後，在湖南（衡山為實驗縣）、江西和四川等繼續其開發民智與民力的事業，並在湖南訓練民眾與地方行政幹部，在四川協助實施改革地方行政的新縣制，創立全國性的鄉村建設學院加緊培訓人才。「全球現代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晏陽初與同仁在鄉村改造中取得的豐碩成果，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而強烈的反響。1943年，哥白尼誕生400周年之際，美國百餘所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代表，評選晏陽初為「全球現代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他是惟一獲此殊榮得以與愛因斯坦、杜威等人比肩的亞洲人。晏陽初的壯舉與義舉感動了全世界。曾到中國考察平教總會實驗的韋爾伯博士，後來出任美國聯邦政府內政部長，取法晏陽初，在美國鼓動國會通過了掃除文盲的法案。他說：「晏陽初和他的同志在中國動亂及窮困時，都勇敢地做這一工作；美國富庶安定、學校發達，為什麼不決心去做！」（本傳第101頁）194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巴黎舉行首次會議，平教總會的骨幹瞿世英是中國代表之一。該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計劃，明顯地受到了賽珍珠女士對晏陽初的訪談錄《告語人民》一書的影響。教科文組織秘書長赫胥黎多次懇請晏陽初擔任該組織基本教育計劃主任，主持該項工作，晏最終同意擔任特別顧問。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的援華法案，特列所謂晏陽初條款（實為農村建設條款，以其內文提及晏陽初之名故有此說；指四億二千萬對華經援總額中須撥付不少於百分之五、不多於百分之十的額度，用於中國農村的建設與復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為通過這一法案向美國務院說項時，指出：「農村建設條款特別使我滿意，因為這似乎是步向問題的核心。我以為這曾經特別參考晏陽初博士的各種活動。我個人希望這一計劃集中於訓練公民的權利與義務，使其組織起來以對抗壓迫與苛政；同時也應有農業技術、公共衛生、交通等課程。我認定許多參加工作的學生一定會將這些帶到全國各地農村，學生們有這一份具建設性又愛國的工作和活動，自是一有益的副產品。」（見本傳第421頁）1950年之後，晏陽初以菲律賓為基地，為亞洲的泰國、日本、印度、印尼，非洲的迦納，拉丁美洲的哥倫比亞等國的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晏陽初上世紀前半期在中國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可謂生不逢時。從1920年代初的軍閥混戰到1940年代末，內外交迫兵連禍結，中國並未真正統一，人民生活動蕩困窘，要推行長治久安的建設何等艱難！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的思想與情感是來自於「三C」的有機融合。他汲取了儒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揚棄了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傲慢與偏見，而汲取了西方和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民主精神，不僅以基督之悲憫之心看待「苦力」之苦痛，而且以真誠的平等意識致力於開發「苦力」之潛力。正是這種對下層民眾的尊重與信任，使他所從事的平民教育與社會改造事業，既超越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止於政治策略層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的以憐憫為基礎的「救世主」情感，而升華到依靠人民達成民主目標的現代性境界。晏陽初為平教總會擬定的工作方針，用英語表述為「Reliefisnottheanswer，butRelease」。Relief意為救濟，Release意為釋放、解除束縛，直譯全句為「答案不是救濟，而是釋放（其能量）」，本傳譯為「不要救濟，讓他發揚」。這種超越悲憫的扶助，不僅比扶貧濟困更有效，而且對平民真摯的尊重甚至在兄弟情誼之上。努力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共存共榮晏陽初的思想與實踐至今仍有顯著啟迪價值的，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是要真誠地信賴平民，致力於開發民智與民力的基本建設。在一向信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中國，要自覺做到這一點十分不易。晏陽初多次講起他獻身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事業的緣起：他在法國戰場為參戰華工代寫家信，嘗試著不做消極工夫，而積極地教他們識字讀書。常有華工做了十幾小時的工，先趕著上完課再去吃飯的。晏說他因此認識了真正的中國人，他們過著牛馬般的生活，卻勤學向上，並且表現出了他們的能力。他說中國民眾具有偉大的力量，他們不是不可教，而是無教。基於這樣的信念，他才為平民教育確立了「基本哲學：信任平民的卓越品質與一切可能性」。才為平教總會制定了前述工作方針。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他四處遊說勸募，呼籲各界人士不要「忘本」，才能情辭並茂打動人心；他自己才能不懼戰亂，「在艱苦之中，冒著漫天烽火，站在人民當中，含著眼淚，咬定牙關，做一點算一點，做一滴算一滴」（《開發民力建設鄉村》）。如果說晏陽初這樣做還有基督徒佈道救世的精神底子，那麼，與晏陽初一道獻身於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事業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比如放棄大學教授、校長等優越地位，攜眷到定縣主持實驗工作的留學歐美歸來的博士熊佛西、瞿世英、馮銳、劉拓等人，沒有這種對民眾的信心，像今天一些知識精英那樣懷著鄙視下層百姓的優越感，是斷無可能做到的。二是退一步講，從政治技術層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實現國家的安定與繁榮。晏陽初反覆對政界人士闡述這一觀點。1948年內戰方酣之時，他在《大公報》發表文章疾呼：「中國老百姓的失教、貧困、散漫、病弱一日不解決，中國的社會就一日還要動蕩混亂！人民就一日不能不繼續做奴隸」，「今日中國要求安定，要求繁榮，要真正實行民主，都必須從這為人民謀福利的基礎上著手。」更早一些，1933年12月17日，美國記者斯諾在報道定縣實驗觀感的文章中就指出：「晏陽初領導的運動一旦成為革命的強大命運，勢必超過中國軍人多年來打來打去的放蕩行為。」二戰之後，晏陽初在遊說美國政府撥款支持中國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時，於備忘錄中提出：「今天要贏得中國，不能依靠機關槍，也不能依賴外交的運用，只能靠對人民的服務。」（本傳第401頁）1950年，晏陽初批評美國政府不惜支付500億美元用于軍事戰線卻只預算用3500萬元援助落後地區人民。令人遺憾的是，晏陽初的這一非戰非攻培育國本的思想很難為那些迷信「機關槍」的短視的「政治家」所接受。包含所謂晏陽初條款的援華法案，總額是5.7億美元，其中單列軍事援助1.5億美元，遠遠高過用於晏陽初等主持的中國農村建設與復興計劃的4200萬美元之內的額度。至於老蔣更是相信憑他有數百萬軍隊的「實力」就可以「勘亂建國」。歷史給這些迷信武力的統治者以無情的嘲諷。三是精英階層與強勢集團要有遠見，捨得拋棄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共存共榮。晏陽初開發民智與民力，以達成民主目標的社會實踐，直接代表的是生活在中國下層的廣大民眾的訴求，必然要觸動地主鄉紳階層的權勢。正如學者蔣廷黻所說：「改革的方案總要使一部分人士不滿意，因為利害的關係和人們守舊根性」。這是他針對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燕樹棠對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惡意攻擊所發表的評論。燕樹棠是定縣劣紳燕冠卿的侄子。1938年晏陽初在四川省新都縣開展鄉村改造與地方自治實驗，觸及了哥老會首及當地土豪劣紳的特權。哥老會首竟鼓動附近八縣鄉民、團丁數千人圍攻縣城。晏陽初又何嘗不明白中國農村問題的關鍵是土地制度改革？1937年，晏陽初撰寫《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指陳：「農村經濟問題中最嚴重的，莫如土地問題。」「這樁根本工作，似應由政府出來毅力解決。」1948年晏陽初參與其事的中國「農復會」，中美兩國政府簽訂的經援協議第（三）款（乙）條申明：「與中國政府咨商：關於逐步實施土地改革措施之途徑及方法」。無奈國民黨蔣政權的官僚將領與經濟文化精英，大多出身於地主豪門，根本不願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中國的不少「精英」就像柳宗元《蝜蝂傳》中的那個小爬蟲，寧肯被既得利益壓死，也不願放棄它輕裝前進，「亦足哀夫！」今日審視晏陽初的實踐，相信可為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有益的借鑒。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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