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國」到「強國」的飛躍，關鍵在於什麼 ——胡偉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

所謂強起來，就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要全部強起來，而不是GDP（國內生產總值）「一俊遮百丑」，也不是單純經濟總量的繼續提升，甚至也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單方面進步。從「大國」到「強國」的提升，根本是從數量向質量的提升、從效率向公平的提升、從硬實力向軟實力的提升、從經濟現代化向全面現代化的提升，是從器物現代化向制度現代化的提升

　　在「器物—制度—文化」的現代化邏輯框架中，制度現代化具有承前啟後、承上啟下的作用，溝通著器物和文化。現在我們非常重視「文化強國」，實際上特定的精神文化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構架中才能起作用，否則就只能成為美麗的辭藻和空洞的說教。與文化的飄忽不定相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加以建設和操作，可以成為現代化軟實力提升的抓手和突破口

　　思想者小傳

　　胡偉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1997年至1998年為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02年為斯坦福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創始院長。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與行政理論、中國政府和政治、政策分析。主持多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上海市軟科學研究基地、國家級精品課程等，著有　《政府過程》《現代化的模式選擇》等。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以及美國公共行政學會會長功勛獎。

　　中國人關注「現代化」還是比較早的。早在20世紀初，一些中國學者就開始對現代化展開研究。五四運動前後，開始比較明確地討論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問題。只是，當時的討論大多在中西文化比較的層次上兜圈子，沒有涉及現代化更廣泛的主題。

　　20世紀30年代，「現代化」一詞經常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1933年7月，《申報月刊》　為創刊周年紀念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現代化」這一概念開始被廣泛運用，成為熱門話題。由於後來日本全面侵華，全民族的注意力轉向抗戰，對現代化的熱衷一時被中斷。

　　此次，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號召。從「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到「兩個十五年」的戰略安排，核心目標是實現從「大國」到「強國」的巨變；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字之差蘊含了深刻的戰略目標轉變。

　　那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底是指什麼？「強起來」究竟強在哪？這些都是需要闡釋清楚的問題。

　　經濟發展具有第一推動力作用，但現代化不等於經濟發展

　　作為人類歷史上一場深刻的運動，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綜合性。現代化的變革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和各個方面，包括工業化、世俗化、法治化、民主化、城市化、信息化等。雖然經濟發展在現代化中具有第一推動力的作用，但現代化絕不等於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是包括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文化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等諸多內容。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從國土面積、人口數量，還是從經濟總量、綜合實力來看，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但是，中國目前仍不夠強。怎樣才算強起來呢？是不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就是現代化強國了？是不是中國在科技和軍事力量上更加強大就是強起來了？從現代化理論來看，這顯然還不夠。

　　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界定，所謂強國，就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國家。這五個要素缺一不可，一個都不能少。所謂強起來，就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要全部強起來，而不是GDP（國內生產總值）「一俊遮百丑」，也不是單純經濟總量的繼續提升，甚至也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單方面進步。概括地說，所謂現代化強國，應當是全面的現代化，不僅硬實力強，而且軟實力也要強。

　　眼下，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關鍵或者說瓶頸，已經越來越多地從硬實力領域轉向軟實力領域。這種軟實力不僅表現為文化力量，而且要體現在制度力量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需要富強，而且需要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不僅需要富裕中國，而且需要建設法治中國、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平安中國；不僅需要實現製造強國、貿易強國、科技強國、體育強國、網路強國、交通強國、航天強國、軍事強國、海洋強國、質量強國，而且需要實現人才強國、教育強國、制度強國、文化強國。

　　從「大國」到「強國」的提升，根本是從數量向質量的提升、從效率向公平的提升、從硬實力向軟實力的提升、從經濟現代化向全面現代化的提升，是從器物現代化向制度現代化的提升。這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現代化，旨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現代化戰略的大思維、大手筆、大邏輯。

　　在此意義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兩個15年」奮鬥目標中，都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其中，第一個15年的願景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　第二個15年的願景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可見，從基本實現現代化到全面實現現代化的轉變，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基本實現到全面實現的過程。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質上是制度的現代化

　　有種觀點認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四個現代化」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實際上，這樣的認識高度還不夠。「四個現代化」說到底就是一個現代化——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質上是制度的現代化，是從量變到質變的大飛躍。

　　要更加深刻地認識這一問題，需要一個歷史的透視。中國的現代化，最早可追溯至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軍只用4000人（最多時增至17000人），從南到北，一路炮火。清軍有88萬人馬，一線禦敵的也有十多萬，卻眾不敵寡、節節敗退，最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以割地賠款而告終。在這場戰爭中，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武器技術的落後。林則徐在兩廣總督任上時，一反統治集團閉關自守、閉目塞聽的陋習，積極搜集情報，編輯西方史地資料《四洲志》等書，開風氣之先。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編成了　《海國圖志》50卷，後增至100卷，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

　　把「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加以貫徹的是洋務派。洋務運動最開始致力於興建軍用工業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採礦、冶煉等工業。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下，他們希望通過軍事技術的革新來挽救清王朝的命運。從1865年江南製造總局設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洋務派設立的軍用工業共21個。後來，洋務派又陸續創辦資本主義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到1894年共創辦民用企業20多個。在興辦軍用工業的同時，洋務派還訓練新式陸軍、建立新式海軍。1875年，清廷任命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軍。

　　然而，「遠東第一水師」在甲午戰爭的慘敗，客觀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自此，又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反思，認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器物更在於制度。於是，康有為、梁啟超開始了維新變法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又推動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直到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但這之後，革命的先行者並沒有看到夢寐以求的民主共和確立，反倒是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混戰和更加嚴重的腐敗。人們開始覺悟到，中國今後關鍵的問題是要改造「國民性」，開民智新民德。否則，就像魯迅所說的，無論是民主共和，還是其他甚麼甚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這樣一來，便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得到什麼啟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仁人志士，都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進行了現代化的艱辛探索，但在認識上經歷了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過程。對於近代中國的這一發展邏輯，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曾概括為中國學習西方的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自鴉片戰爭後到中日甲午戰爭）「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時期（自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時期（自五四運動以後）「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以解決中國的價值重建和精神動力問題。之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們黨果斷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完全正確的。後來又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還必須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否則經濟發展會受到制約。同樣，只有物質文明建設是不行的，還要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等等。

　　從大國邁向強國，關鍵是從器物現代化向制度現代化提升

　　未來30多年，我們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去走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環。這可以說是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後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

　　事實上，我們黨提出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就內含著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新的現代化邏輯。

　　需要看到的是，在「器物—制度—文化」的現代化邏輯框架中，制度現代化具有承前啟後、承上啟下的作用，溝通著器物和文化。

　　現在我們非常重視「文化強國」，實際上特定的精神文化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構架中才能起作用，否則就只能成為美麗的辭藻和空洞的說教。所謂「兩面人」現象，就是這一問題的具體反映。雖然我們不能否認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但具有感召力的精神價值和文化需要具有感召力的制度來規約和呈現。

　　與文化的飄忽不定相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加以建設和操作，可以成為現代化軟實力提升的抓手和突破口。

　　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後，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將其作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是現代化戰略從器物層面向制度層面提升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是新時代具有新意的內涵之一。

　　但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輿論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戰略目標似乎重視得還不夠，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

　　在新時代，實現中國從「大國」到「強國」的跳躍，核心的要素或者說問題不是GDP再增加多少、人均收入再提高多少、經濟增長率再保持多少、科技和軍事實力再增強多少。更為重要的衡量因素是如何解決好治國理政的問題，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成為其中的關鍵。

　　它的目的，是跳出中國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亂興衰周期律，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否則，再好的發展也可能被葬送，再偉大的事業也可能毀於一旦。

　　總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於提升國家軟實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綱領性的作用。這一現代化，涉及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軍隊治理、政黨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各個方面，涵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五大文明」基本框架，也支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四個偉大」總體格局，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這是「強起來」的重點、難點、焦點所在。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任重而道遠。正如現代化的特徵不僅表現為綜合性而且表現為革命性那樣，現代化意味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發生巨大變革。這場變革的規模和深度在人類發展史上絕無僅有，往往會引起現代與傳統、變革與保守的激烈衝突。但是，現代化不可抗拒，趨勢無法逆轉。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從「大國」向「強國」的提升，根本是從器物現代化向制度現代化的提升，關鍵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中，如何更好地治國理政，包括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各項具體制度。實現制度現代化，將是撬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槓桿。

　　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說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是器物現代化的30多年，那未來30年應當是制度現代化的30年。這是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指向。由此，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分別解決的是建國、富國和治國的問題，這是三個時代的主題和特徵。

2017年12月19日 15 ：思想周刊/思想者·連載·廣告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